“虞，我不知道你能否收到這封信，這是我第一次和這麽遙遠的地方聯絡。想到在一個我從未到過的地方，有人會讀到我在這個世界留下的最後的東西，我感到十分幸福。是的，我快要死了，現在我要把1934年秋天以來，我們分開以後發生的事全部告訴你。

“為什麽我的信會寫給你？過去我曾有很多朋友，在俱樂部，任何人都可以一塊喝酒、扔飛鏢，在發潮的木頭樓梯下面接吻擁抱。那時你剛剛到柏林，連菜單都看不懂，只能叫我們幫你。當然，我不否認有幾個人對你不夠友好。但現在我也不知道他們都在哪，也許有些已經死了，另一些和我一樣，在集中營等待死亡的降臨。

“你回到中國以後過得怎麽樣？送你上船那天，警察查封了我們的俱樂部。全柏林，不，全德國的我們的朋友，不得不像犯了罪一樣東躲西藏。很快，我們就真的變成了罪犯。在你走後的第二年，175條被重新拿出來約束公民，任何不符合道德準則的身體接觸都足以把我們送進監獄。可是我不能理解，為什麽兩個人的隱私會變成犯罪。退一萬步講，即便我們的存在真的不符合別人的道德準則，我們就應該去死嗎？

“是鄰居舉報的我，就是住在走廊最盡頭的那個維克托，我想大概是有人早上離開我的公寓被他看見了。我被警察帶走，維克托就躲在門後偷偷看著我，我也看著他，心想，回來的時候一定要買桶油漆全潑在他門口。我以為最多在監獄裏呆上兩個禮拜就能出來了，你知道，柏林過去有多自由，治安就有多糟糕，我從來沒覺得我們的危害比殺人和搶劫還大，否則法律是要懲罰什麽呢？

“虞，我現在是在集中營寫信給你。沒有審訊，沒有宣判，他們直接把我丟上了火車。我被分配的第一個隔離區離柏林大約兩個小時，沒有枕頭，沒有被子，床和商店裏放啤酒的木箱沒什麽兩樣，上下三層，我們幾十個人就像光禿禿的啤酒瓶。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樣什麽都沒有，這裏鋪天蓋地都是猶太人，他們帶著十幾公斤重的行李，搬家似的從城區遷移到這兒。他們當中大多數一輩子都沒做過什麽壞事，頂多是讀書的時候向老師的茶杯裏丟粉筆頭，而現在我們都睡在籠子一樣的方格裏，每天靠不蘸鹽的土豆維持呼吸，禁止購買黃油、牛奶或蔬菜，但需要做十五個小時強制勞動。隔離區的邊界有很長很長的鐵絲網，上面嵌著鐵蒺藜。

“在鐵絲網裏，每個人都是三角形——黃色是猶太人，紅色是政治犯，粉紅色是同性戀，你得把這個標志時時刻刻戴在醒目的地方。其實我並不覺得舉目無親，我說過，家裏早就和我斷絕關系，所以就連這封信我也不打算寫給他們。反倒是在這兒，虞，我一眼就能認出同類，假如仔細觀察，我們的眼神都是相似的，和猶太人對彼此的善意不一樣，我認為我們還沒有做好準備站到大家面前去。

“住在集中營的兩年裏，我只跟人發生過一次關系。不是屈服於納粹黨的法律，而是當一個人每天被迫勞動十五個小時以上，一切欲望都會被埋葬進阿爾卑斯山的積雪。可是那不代表欲望會死去。夜晚，在那個木頭格子裏，我每天都必須依靠幻想才能入睡。虞，你也是那些幻想中的一部分，在我曾經交往過的朋友裏，你是很特別的一個人。終於有一天，我被這些幻想給弄出病來了！我開始發高燒，昏昏沈沈，他們都說我這個樣子多半是要死了。但我是多麽堅強啊，虞，我發誓自己必須要活到被釋放的那一天！我必須理直氣壯地踏過鐵蒺藜，用兩只腳走回柏林去！

“我帶著僅有的一塊面包和一把豆角去找醫生，在那之前我從沒見過那個波蘭人，他住在一間極其破舊的土坯房子裏。虞，人真是一種低劣的動物，我們一看見對方就明白彼此的意圖。

“‘隔離區的藥不便宜。’波蘭人對我說。

“虞，我為一片阿司匹林做了娼妓。但不得不承認，這個男人治好了我所有的病。我不太記得他長什麽樣了，除了眼睛，他的眼睛很亮，圓圓的，像萊茵河一樣深邃的藍色。然而當第二個禮拜我再以覆診的名義去找他，他已經不在那兒了。別人告訴我，兩個正直的警察在他腿中間澆上汽油，點著了他，就在農貿市場中心的十字路口。集中營裏每天都有一些人消失：前一天還去上學校的孩子，街口修鞋的皮匠，替人縫衣服養活全家的主婦……他們可能是你的鄰居，也可能就是你自己。一切都是隨機的，沒有人知道誰什麽時候會死。但可悲的是，人類求生的本能是那麽的，那麽的強烈。

“所以你現在可以明白，為什麽我選擇把最後一封信寄給你。不僅因為我在德國已經找不到能接收它的人，更因為你離我足夠遠，這讓我感到安全。虞，坦率地說，我很害怕。如果他們要先清除對社會沒有貢獻的人，我又能憑借什麽活下來呢？

“兩個月以前，我們不再挖土豆了。他們在隔離區以外半小時車程的地方建起了新的集中營，男人們不得不從清晨到深夜都釘著上下三層的木頭格子。警察把我們帶到空蕩蕩的荒野裏，道路兩側有許多猶太人合葬的墳——我說的不是有墓碑、鮮花和親人留言的那種墳，當然，我說的挖土豆，有時也不是真的土豆。新隔離區的鐵絲網一立起來，我們當中的一部分，包括我在內，就被塞進一輛卡車，像拉牲口一樣轉運過去，沒想到，我們這些天是在親手掘著自己的墓！

“虞，今天我寫了太多字，手臂很疼。自從接受電擊治療以來，我就有了痙攣的毛病，但願你看得懂我的德文。但說真的，我現在也看不太懂他們那些新名詞，把毒氣稱作實驗，把虐待稱作治療，把監獄稱作醫院，我想我是要重新讀一讀書了。

“負責管理我們的醫生叫韋斯特，他這樣宣稱：

“‘只有精妙的現代醫學才能治愈你們這些人的疾病。’

“一個十九歲的男孩住在我隔壁，個子不高，舉止溫柔。韋斯特告訴他：‘你想從這兒出去，就不能像個小姑娘，你得做個真正的男人。’我的天，他們用負重行軍那一套對付他，強迫他每天打著赤腳跑25英裏，身後追著一群從來沒吃飽過的惡犬——集中營裏誰都缺吃的，不是嗎？

“還不到一個禮拜，這可憐的男孩就死於心臟破裂。

“虞，現在可以說說我的事了。韋斯特有層出不窮的新奇手段，不知道哪天大家就得被帶去做外科手術，不少人都被在身體裏植入了睪酮——我猜你看不懂這個單詞，那就把它看成一種藥——韋斯特堅信它會讓我們改邪歸正，告別對男人勃起的陋習。但也有些人的治療方向完全相反……有一天韋斯特突然找到我，他說：‘弗林斯先生，我們充分尊重您的意願，並願意提供一種能夠被國家所接納的解決方案，就是幫助你真正地變成女孩！’

“虞，此刻我躺在醫院裏，渾身紮滿了繃帶，聽說和我一同接受手術的還有三個人，其中兩個分別死於上周和昨天，他們的傷口都發生了嚴重的感染。相比於手術的疼痛，更令我痛苦的是未來，盡管在集中營裏聊這個詞有那麽點荒謬，可是我才二十四歲，我不能不去想以後的日子：我要怎樣在這樣的軀殼下生存？我也想說句俏皮話，譬如‘可惜我晚生了兩百年，否則西斯廷教堂的歌手裏應當有我一個席位’……可是我什麽都說不出來！虞，他們毀掉了我，而且他們得逞了！如果現在我出現在你面前，你一定認不出這個可憐又醜陋的怪物。現在我已經一點都不想走出集中營了，我永遠都回不了柏林！就讓我在這兒腐爛吧！！

“我的病房在二樓，窗口沒有鐵絲網，但我敢保證從那裏摔下去只會斷一條腿，況且體力也沒法支撐我走到那兒，眼下我是個虛弱的‘女孩’。總有其它辦法的，別擔心。

“這封信快要寫完了，虞，我會請人把它帶到鐵絲網的另一邊，不知道它送達你手中的概率有多大，但我寧可相信你能收到，這樣我的死亡才有那麽點意義。在昏迷的幾天裏我常常想起你，想我們過去一起度過的窮困但快樂的日子，想你剛來到德國時，我們都那麽年輕，柏林充滿著自由主義的空氣……虞，我至今不能理解我們所遭受的迫害，如果一個國家會因為兩個男人做愛而崩塌，那麽就讓它崩塌吧！！可是我仍然幻想著，幻想我的朋友們能夠像我曾發誓的那樣，活著走出去，堂堂正正地走到德國的每一條街上，撕下胸前的粉紅三角形，對所有人吶喊：‘我們是無罪的！’如果真的有那麽一天，虞，請你在遙遠的東方為我祈禱，我知道你會。那麽，是時候同你說再見了。吻你，吻你的嘴唇，吻你的腳趾，吻你的身體。我的朋友，永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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