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9章 交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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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9章 交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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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歡一句話：“戰爭與友誼分別是構建與摧毀的原因。”
劃分敵友是政治的標準。對於“政治”，大部分人都懂，但是大部分人又不懂。政治是人際游戲中的娼/婦，每個人都聲稱自己曾見過它的本質，但是卻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見過它的本質。
它的標準實際上也如娼/婦與金錢一樣簡單——那就是“劃分敵友”。
與貼近我們生活的其他各種組合相比，尤其是與道德、審美相比較，甚至具有的是獨特的由自身為中心所展現出的特定標準。因此，政治必須以自身的最終來劃定基礎。
這樣類似的劃分在道德層面上是善與惡，在審美中是美與醜，在進不到“美學”中大抵也是對稱與否，而在經濟學家眼中則是獲利與風險。
每當我們談論起“政治”，這種過於簡單分明的界定使它本身變得不再神秘，甚至更貼近幼童的游戲。這種清晰的自明性玷汙了所有玩弄這種游戲的人本身所認為的高貴性質，因而，他們將政治的本質不斷隱藏，同樣，也在自身布置的種種迷霧中迷失方向。
等到我們回歸本源，提問道：所有政治活動的動機是什麽的時候，我們自發的便會回應：朋友與敵人。
這就是政治的定義了。
因為“朋友與敵人”與道德、審美等諸多對立相似，它們都具有獨立性。此外，這種獨立並非指一種截然不同的領域，而是指它既無法建立在其他任何一個對立面或不同的對立面的組合上，也無法訴諸其他對立面。
即是指：如果人們不會將簡單的善與惡的對立等同於美與醜、利與害的對立，或者將這種對立歸咎於其他對立，那麽，人們則更不易於將朋友與敵人的對立混淆於其他對立。
朋友與敵人的劃分是一種高強度的統一與分化、聯合與分裂。它由我們的自身出發，在理論與實踐中獨立存在，而無需同時借助於道德、審美、經濟或其他方面。
政治的敵人不一定在道德方面是邪惡的，或者審美上是醜陋的，進步中是非對稱的；他甚至不會以經濟上的競爭者身份出現。然而，政治的敵人畢竟是外人。
從我們自身的情感上來說，敵人容易被當成邪惡醜陋的一方來對待，因為我們的每種劃分均利用其他各種劃分來支持己身，政治的劃分也是如此。
在道德上邪惡、審美上醜陋，經濟上有害，不一定會是敵人；那些道德上善良。審美上美麗，經濟上有利可圖的，不一定會是朋友。
很遺憾，鄧布利多之於福吉部長，是後者。
報紙上不斷為審判造勢，即使犯人缺席，這場審判也如山頂滾落的巨石，以一種勢不可擋的姿態在時間與世界的道路上前行。
真是遺憾吶。
我坐在福吉部長的位置上，盯著他那張充滿敲擊痕跡的辦公桌出神。當部長走進來的時候，他的眉毛滑稽地在眼睛上方抽搐，嘴角下撇地盯著我。
“別這樣看著我，部長先生。”我說，“至少，這不是對待一位忠誠的‘友人’的態度。”
福吉面色陰沈地坐在沙發上：“友人嗎？這位女士，您應該知道這些天我見過多少人。”
“我從不在乎您見過多少人，就像我不需要在乎站在這裏的是誰。”我對他說，“當然，最好的選擇總是雙向的，如果無法達成我們的目的，我不介意換一個合作對象——特別是當朋友之間連姓名都無法記住的時候。”
“如果您認為這是‘朋友’。”
“如果你想投誠，女士，僅僅坐在我的座位上還不夠。”部長狡猾地說：“或許，您得準備一些‘誠意’。”
“誠意！”我撐著嘴角的皮，笑了一下，“您希望的誠意又是什麽？殺死鄧布利多嗎？先生，這可是一個危險的舉措。”
福吉沒有說話，但是他的臉上卻滿是暗示意味。我明白他的想法。像這種無論結局如何總是會率先提出自己要求的談判手法，在桌上十分常見。
但是，我為什麽要滿足他呢？第一輪的報價往往是最不可信的，它預示著：我們還能再談談。報價者叫囂著，“與我再談談吧，我能接受你的壓價”，承接者也在大喊，“別做夢了，你可不值這個價錢。”
不過，我們的生命是迂回的。貫穿到細小處，談判也是一樣。
我對他說：“您讀過《麥克白》嗎？”
“從未。”
“好吧，先生，我不介意將你我帶入可憐的麥克白與夫人的角色。先生，麥克白是一位被欲望吞噬玩/弄的罪人，他輕信女巫的話語，至於他的夫人，則同樣是一位野心家。”我趴在桌子上，晃著部長的茶壺。褐色的茶水在倒騰中泛起白色的氣泡。正如同作家寫的“水上有泡沫，土地上也有泡沫”。
“要是憑著暗殺的手段，可以攫取美滿的結果，又可以排除一切後患，那麽，在這人世上，便沒有什麽能夠阻攔我們。可是，在這種事情上，我們的行為往往逃不過現實的審判。先生，我們樹立一個壞榜樣，教人殺人，結果往往是自己被人所殺；把毒藥投進酒杯，結果自己也會飲鴆而死，這就是報應。”
“你想對我說的是什麽？”他問。
“鄧布利多是一個仁慈的好人，他在道德上從未有過缺陷，甚至創造過可貴的功績。如果將他殺了，或者進行一場不公的審判，那麽他的美德，就會想小號頌唱讚美詩一樣，發出清澈的聲音，向世人宣告你我的罪責。”
“你倒是令我覺得可笑，女士，你與你背後的那位教唆我的部下極力促成這樣的結果。今日，你倒是自己上門，將原本的意圖收回。你覺得魔法部是什麽娃娃屋裏的過家家游戲嗎？”
我盯著他變得不安的臉，覺得十分有趣。福吉在此向我發出詰問，顯然早已將我背後的裏德爾當成他的靠山。因此，他才有底氣與鄧布利多一站。
當然，這種底氣也源於他對自身地位的自信。他對我發問，顯然是將我擺在一個至少是平等的位置。不過，按照我的估計，他應當認為自己的地位要高於我。
福吉之所以還能在我面前收斂他的傲慢，不過是還未掌握與裏德爾直接對話的權力。我可以相信，只要他能夠做到與裏德爾面對面，這個小人絕對會想盡辦法將我踩在腳底下。
這一點他們都是一樣的——與烏姆裏奇一樣。
福吉與魔法部就是一個四處留情的娼/婦，只要出得起價錢，誰都可以帶著它走進交際圈。
他像是抓到我的把柄，狡猾地笑起來：“這是你的想法，還是那位的想法？”
“我即是他。”我說。
“如果您執意從道德出發，審判一位完美無缺之人。那麽十分遺憾，我將會站在陪審席上，為您投出反對的一票。”
“你可以試試。”部長先生說。
“當然，我們可以試試。”
“就為了你的‘聖人’？”
“為了我們的未來。”
他嗤笑一聲。
這怎麽不是為了我們的未來呢？魔法部與鄧布利多，我與福吉，任何人際關系中總要有一個主宰者，即使是寄生蟲也是一樣。
宿主的大腦始終掌控身體，寄生蟲只能做一個無法決定自己命運的去向的可憐之人，那豈不是太可悲了。為什麽不侵入他的大腦，狠狠教訓一下，讓那個家夥明白誰才是真正決定這具身軀的“主人”？
說來也是充滿遺憾，但是生活就是這樣。我們與外部的敵人鬥爭，因此內部彼此成為朋友。當我們內部開始鬥爭的時候，只有我們自身才是朋友。
生活是游戲，政治也是游戲，生活是一場縮小的政治活動。我們只能從己身出發，在絕對利己中，衡量我們一切友誼。
“為了鄧布利多。”我說。
“為了那位。”他說。
部長這只蜜蜂挺起他大大的肚子，急切地向我表態。在這一刻，我們即是朋友，也是敵人。但是，也是同樣的時刻，我們兩個都在妄想著，將鄧布利多推進巨石滾落的道路中。
這時，我們便輕而易舉地想起耶穌，他待在十字架上大聲說出的話語：
“諸位，原諒他，因為他知道自己做了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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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章卡了兩天，只能說寫到這裏，大綱裏的權力交織和站隊問題已經亂到頂峰了。
這裏，實際上的結盟是不存在的，因為團體與團體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都有利益沖突。我這裏的設想是最悲觀的，也就是每個個體都是利己的。所以，敵人是存在的，朋友也是存在的，甚至敵人與朋友這兩個身份可以在同一個人身上共同存在。
福吉並沒有投裏德爾，他只是習慣地出賣自己。汲汲經營之徒都擅長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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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歡一句話：“戰爭與友誼分別是構建與摧毀的原因。”
劃分敵友是政治的標準。對於“政治”，大部分人都懂，但是大部分人又不懂。政治是人際游戲中的娼/婦，每個人都聲稱自己曾見過它的本質，但是卻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見過它的本質。
它的標準實際上也如娼/婦與金錢一樣簡單——那就是“劃分敵友”。
與貼近我們生活的其他各種組合相比，尤其是與道德、審美相比較，甚至具有的是獨特的由自身為中心所展現出的特定標準。因此，政治必須以自身的最終來劃定基礎。
這樣類似的劃分在道德層面上是善與惡，在審美中是美與醜，在進不到“美學”中大抵也是對稱與否，而在經濟學家眼中則是獲利與風險。
每當我們談論起“政治”，這種過於簡單分明的界定使它本身變得不再神秘，甚至更貼近幼童的游戲。這種清晰的自明性玷汙了所有玩弄這種游戲的人本身所認為的高貴性質，因而，他們將政治的本質不斷隱藏，同樣，也在自身布置的種種迷霧中迷失方向。
等到我們回歸本源，提問道：所有政治活動的動機是什麽的時候，我們自發的便會回應：朋友與敵人。
這就是政治的定義了。
因為“朋友與敵人”與道德、審美等諸多對立相似，它們都具有獨立性。此外，這種獨立並非指一種截然不同的領域，而是指它既無法建立在其他任何一個對立面或不同的對立面的組合上，也無法訴諸其他對立面。
即是指：如果人們不會將簡單的善與惡的對立等同於美與醜、利與害的對立，或者將這種對立歸咎於其他對立，那麽，人們則更不易於將朋友與敵人的對立混淆於其他對立。
朋友與敵人的劃分是一種高強度的統一與分化、聯合與分裂。它由我們的自身出發，在理論與實踐中獨立存在，而無需同時借助於道德、審美、經濟或其他方面。
政治的敵人不一定在道德方面是邪惡的，或者審美上是醜陋的，進步中是非對稱的；他甚至不會以經濟上的競爭者身份出現。然而，政治的敵人畢竟是外人。
從我們自身的情感上來說，敵人容易被當成邪惡醜陋的一方來對待，因為我們的每種劃分均利用其他各種劃分來支持己身，政治的劃分也是如此。
在道德上邪惡、審美上醜陋，經濟上有害，不一定會是敵人；那些道德上善良。審美上美麗，經濟上有利可圖的，不一定會是朋友。
很遺憾，鄧布利多之於福吉部長，是後者。
報紙上不斷為審判造勢，即使犯人缺席，這場審判也如山頂滾落的巨石，以一種勢不可擋的姿態在時間與世界的道路上前行。
真是遺憾吶。
我坐在福吉部長的位置上，盯著他那張充滿敲擊痕跡的辦公桌出神。當部長走進來的時候，他的眉毛滑稽地在眼睛上方抽搐，嘴角下撇地盯著我。
“別這樣看著我，部長先生。”我說，“至少，這不是對待一位忠誠的‘友人’的態度。”
福吉面色陰沈地坐在沙發上：“友人嗎？這位女士，您應該知道這些天我見過多少人。”
“我從不在乎您見過多少人，就像我不需要在乎站在這裏的是誰。”我對他說，“當然，最好的選擇總是雙向的，如果無法達成我們的目的，我不介意換一個合作對象——特別是當朋友之間連姓名都無法記住的時候。”
“如果您認為這是‘朋友’。”
“如果你想投誠，女士，僅僅坐在我的座位上還不夠。”部長狡猾地說：“或許，您得準備一些‘誠意’。”
“誠意！”我撐著嘴角的皮，笑了一下，“您希望的誠意又是什麽？殺死鄧布利多嗎？先生，這可是一個危險的舉措。”
福吉沒有說話，但是他的臉上卻滿是暗示意味。我明白他的想法。像這種無論結局如何總是會率先提出自己要求的談判手法，在桌上十分常見。
但是，我為什麽要滿足他呢？第一輪的報價往往是最不可信的，它預示著：我們還能再談談。報價者叫囂著，“與我再談談吧，我能接受你的壓價”，承接者也在大喊，“別做夢了，你可不值這個價錢。”
不過，我們的生命是迂回的。貫穿到細小處，談判也是一樣。
我對他說：“您讀過《麥克白》嗎？”
“從未。”
“好吧，先生，我不介意將你我帶入可憐的麥克白與夫人的角色。先生，麥克白是一位被欲望吞噬玩/弄的罪人，他輕信女巫的話語，至於他的夫人，則同樣是一位野心家。”我趴在桌子上，晃著部長的茶壺。褐色的茶水在倒騰中泛起白色的氣泡。正如同作家寫的“水上有泡沫，土地上也有泡沫”。
“要是憑著暗殺的手段，可以攫取美滿的結果，又可以排除一切後患，那麽，在這人世上，便沒有什麽能夠阻攔我們。可是，在這種事情上，我們的行為往往逃不過現實的審判。先生，我們樹立一個壞榜樣，教人殺人，結果往往是自己被人所殺；把毒藥投進酒杯，結果自己也會飲鴆而死，這就是報應。”
“你想對我說的是什麽？”他問。
“鄧布利多是一個仁慈的好人，他在道德上從未有過缺陷，甚至創造過可貴的功績。如果將他殺了，或者進行一場不公的審判，那麽他的美德，就會想小號頌唱讚美詩一樣，發出清澈的聲音，向世人宣告你我的罪責。”
“你倒是令我覺得可笑，女士，你與你背後的那位教唆我的部下極力促成這樣的結果。今日，你倒是自己上門，將原本的意圖收回。你覺得魔法部是什麽娃娃屋裏的過家家游戲嗎？”
我盯著他變得不安的臉，覺得十分有趣。福吉在此向我發出詰問，顯然早已將我背後的裏德爾當成他的靠山。因此，他才有底氣與鄧布利多一站。
當然，這種底氣也源於他對自身地位的自信。他對我發問，顯然是將我擺在一個至少是平等的位置。不過，按照我的估計，他應當認為自己的地位要高於我。
福吉之所以還能在我面前收斂他的傲慢，不過是還未掌握與裏德爾直接對話的權力。我可以相信，只要他能夠做到與裏德爾面對面，這個小人絕對會想盡辦法將我踩在腳底下。
這一點他們都是一樣的——與烏姆裏奇一樣。
福吉與魔法部就是一個四處留情的娼/婦，只要出得起價錢，誰都可以帶著它走進交際圈。
他像是抓到我的把柄，狡猾地笑起來：“這是你的想法，還是那位的想法？”
“我即是他。”我說。
“如果您執意從道德出發，審判一位完美無缺之人。那麽十分遺憾，我將會站在陪審席上，為您投出反對的一票。”
“你可以試試。”部長先生說。
“當然，我們可以試試。”
“就為了你的‘聖人’？”
“為了我們的未來。”
他嗤笑一聲。
這怎麽不是為了我們的未來呢？魔法部與鄧布利多，我與福吉，任何人際關系中總要有一個主宰者，即使是寄生蟲也是一樣。
宿主的大腦始終掌控身體，寄生蟲只能做一個無法決定自己命運的去向的可憐之人，那豈不是太可悲了。為什麽不侵入他的大腦，狠狠教訓一下，讓那個家夥明白誰才是真正決定這具身軀的“主人”？
說來也是充滿遺憾，但是生活就是這樣。我們與外部的敵人鬥爭，因此內部彼此成為朋友。當我們內部開始鬥爭的時候，只有我們自身才是朋友。
生活是游戲，政治也是游戲，生活是一場縮小的政治活動。我們只能從己身出發，在絕對利己中，衡量我們一切友誼。
“為了鄧布利多。”我說。
“為了那位。”他說。
部長這只蜜蜂挺起他大大的肚子，急切地向我表態。在這一刻，我們即是朋友，也是敵人。但是，也是同樣的時刻，我們兩個都在妄想著，將鄧布利多推進巨石滾落的道路中。
這時，我們便輕而易舉地想起耶穌，他待在十字架上大聲說出的話語：
“諸位，原諒他，因為他知道自己做了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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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章卡了兩天，只能說寫到這裏，大綱裏的權力交織和站隊問題已經亂到頂峰了。
這裏，實際上的結盟是不存在的，因為團體與團體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都有利益沖突。我這裏的設想是最悲觀的，也就是每個個體都是利己的。所以，敵人是存在的，朋友也是存在的，甚至敵人與朋友這兩個身份可以在同一個人身上共同存在。
福吉並沒有投裏德爾，他只是習慣地出賣自己。汲汲經營之徒都擅長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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