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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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佐藤把東京的女朋友帶來了。
盧文秋聽說，他舍友準備畢業論文，跑蘇門答臘采風去了。於是宿舍空出一個位子。正好充當佐藤的豹房。
“女朋友嗎……”盧文秋念叨著，驀地想起了那把傘。半個多月以來，他不曾用過。下次上京是何時呢？取決於他什麽時候真正有空，一有空就去，絕對的，一刻都不會遲延。
為什麽？
他有個可怕的猜想。他想起以前讀過的《西廂記》，如果說那女生是崔鶯鶯，恐怕他自己已經墮落成張生。又想起在報刊上翻到的《逃亡》——雖然後者只是寂寂無名的言情小說——也有差不多的劇情。講的是面包店的小師傅去送面包時，見了修道院一修女，便念念不忘。
唉，真是可怕。明明記不起她的樣子了，心中那一縷暧昧感卻如同線香一般，熏著雙眼，不願散去。
野原平時打羽毛球，偶爾拉上盧文秋。他倆有點棋逢對手的意思，比分總是難分伯仲，但盧文秋只覺後生可畏。吃飯的時候，盧文秋問他：
“你打羽毛球怎麽這麽厲害？”
“我高中進了體育部，練了好長時間。”
“體育部？”盧文秋不解。
“就是一個社團。和悅文社差不多。”
他們高中就有社團了。盧文秋心下暗嘆。在他還是五點半起床，四十五分早操，六點鐘早讀的時候，人家已經玩起社團來了。
盧文秋在樓梯間洗茶杯的當口，聽見佐藤和女朋友吵架，眼瞧著那女生給了他一耳光，看得盧文秋心上一懸，杯子也險些摔到地上。
佐藤後退兩步，那女的反而一頭栽進他懷裏，鬧哪出？
周末在咖啡店打工，當收銀員。服務員中有個叫濱邊麻衣的女生，長了一張大嘴，笑起來很大聲，說話也很大聲。她和同事聊天，正好叫盧文秋聽見了。她們說起了周末的七夕晚會。
“我脫單了。我不去了。”其中一個女同事說。
“咦——怎麽這樣！”眾人嗔道。
“誒！大夥不都是這樣的嗎？”
“騎驢找馬嘛。”另一人笑道。
“別這樣，我還怪喜歡他的。”那女同事聲音小了下去。
“春心動嘍——”眾人起哄道。
7/2 月曜日晴
我對慶典一向不留心。這不必說。而且日本將慶典稱作“祭”，雖然是古時中國傳入的說法，但聽著總感覺膈應。大抵是我太囿於固有的看法了。不過，七夕在七月七號過，還大肆慶祝，這在中國是絕不會發生的。中國人的我，也不得不含著幾分愧疚。
不過我那天有空，還是去看看吧。小時候經常逛廟會，也就是古時候的“墟”，倒不知日本人會怎樣慶祝。聽中田說，年輕人都喜歡參加慶典，這樣看，我們有點反其道而行之了：每每說起什麽傳統，就斷定是只有老人家喜歡。仿佛這兩個字，多看半秒，自己的思想都會長出黴菌似的。
所以我還是挺好奇的。反正文化總和歷史之類脫不了幹系，也算找到理由，去冒天下之大不韙地觀望一次。而且假設能隨便認識一兩個女生，也能不再總想著那人了。
盧文秋問張卓文，你去嗎。張卓文說，你真想在七月七號慶祝？
“又不是我慶祝。我就冷靜地在一邊看著。”
“別被那氛圍帶跑了，哥們。”
“不用你說，我一直記著呢。”盧文秋拍拍胸脯。
張卓文是不是有點刻板了呢。盧文秋寫道。
搞不懂，終究是一切都搞不懂。濱邊仍是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期待著慶典的到來；中田和野原，同樣緊鑼密鼓地趕著任務，就準備在那天好好耍一番。他們和我們，又有什麽區別呢？難道只是因為出生的地點不同，就背負了無法抹除的原罪了嗎？明明錯的不是我們，為什麽我們不能慶祝呢？
他就在這種愁腸百結的焦灼之中，蹉跎了一天又一天。回過神來，自己什麽都沒做。他才明白，又被那種迥異於他人的感覺占據了，像剛剛來到這邊的時候一樣。那仿佛是一匹斑馬穿行於人群中，無論何時都倍顯突兀的情景，即使他人從來不看一眼，自己也無時無刻不在響著警報。說什麽他人不會用有色眼鏡看我，連自己都不可能信。
只有無人的夜晚，才可真正獲得片刻安寧。一直以來怪物一般的自畫像，他想狠狠甩開一邊，但該怎麽做呢？他不想像馮助教那樣，拼命把自己變成日本人；但倘若區分開，又難免落入孤寂與排斥的海之中。人群的沈默是排斥，人群的說話也是排斥；人群友好地打招呼是排斥，人群道聲再見，也是排斥。或許他這時候應該瘋掉了，但他仍然可惡地清醒著。每當這種格格不入的時候，他比平時更清醒了。
張卓文在陽臺抽煙。他上次罵馮助教的話語，是不是有點過頭了？他在日本讀書，以後倘若不回臺灣，理應只有融入日本社會一途。他歧視大陸來的學生，這肯定不厚道；但罵他什麽“喪家之犬”“三姓家奴”“寡廉鮮恥”之類，又大抵確實有些過分了。
他喜歡安靜的夜晚，多於吵鬧的。吵鬧的夜，好比撒了辣子的豆腐。他家離漢中遠，離四川和重慶更遠了，因此對辣味稱不上特別熱衷，只是因為他爹是四川人，而懂一些川菜而已。反而一想起過兩天那七夕慶典，就生出幾分蟲噬一般的不安來。雖然看了幾篇宣傳介紹，說京都某處的廟會是這麽回事，該怎麽辦，他還是對未知的情況不抱信心。
他忽然就不想去了。但是——不去的話，豈不是錯過一次大好的游歷？不管怎樣，既然已經確定好，而自己內心中是想去做的，那就大膽地去做吧。
他聽說同事中那姓近藤的，來自北方，是稚內人，在某個烹飪專門學校上學。近藤暗戀濱邊，而濱邊之所以想去廟會，多半是因為近藤要去。盧文秋沒和他說過話，聽說他家裏是海自，但一切都是店裏的傳言。
即使計劃好了路線，說好了明天幾點鐘上車。到了十二點的晚上，他還是意料之中地失眠了。張卓文已經打起了鼾。他躺在床上，睜眼也不是，閉眼也不是。眼睛是累了，閉上眼卻心煩意亂，頭腦也異常地清醒。他開始起來寫日記。小心翼翼地寫。
他回憶起舊日的生活片段。開頭的自白，這個時候寫了一段。而且比起哪天偶然的想念，此時寫得很是詳細。寫完那麽一截，接著講述起他高三的前女友，蘭。
蘭也是一個話很多的女孩子，年紀比盧文秋大些，懂的東西也比他多。總是蹦蹦跳跳的，有點像濱邊，但長得比濱邊漂亮一些。她討厭說喪氣話，談到高興的事情，就笑得花枝亂顫。她陪了他一段時間，現在想來，只可惜這樣性格的女生，當朋友正好，當戀人差了些。可不是說他喜歡文靜溫婉的，而是他喜歡人微笑的神情，多於歡笑的樣子；喜歡沈默的儀態，而厭煩一股氣言語的表現。然而他自己，往往也是話匣子一開關不上。所以他也有點討厭自己，慢慢地學習沈默。
也許所有人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討厭著內心或外在的自我。他寫道。
抱著這樣的憂慮，他打開了窗，望向天邊的新月。日語管這叫“三日月”，似乎有些神秘的浪漫，又惹人喜愛。其實不過是“第三天的月亮”之意吧。
“侘寂”“物哀”“一期一會”“一生懸命”，好像是近十年來才流行的舶來詞。在編者所處的現今，大抵已成為心照不宣的概念。“物哀”成為解釋日文學的萬能語，“一期一會”則替代了“一寸光陰一寸金”“時間就是金錢”等等的庸俗，成為“大雅久不作”的替代品了。當然，“替代品”現在也稱作“代餐”。只是在盧文秋所處的那時，一切還並沒有那麽豐富的詮釋，還像是只有唯一解的時代。
編者每每結束轉錄工作合上書頁，就不禁陷入遐想。盧文秋，假設他在日記中寫的是事實，這全部也已經是近二十年前發生之事了。不論是盧文秋還是張卓文，還有佐藤他們，倘若仍在人世，也應該度過了自己的不惑之年，成為了一把胡子半壁光頭的，可惡又可憐的中年人了。可是這本日記，又到底是為何藏匿在那跳蚤市場之中呢。
這本“覆活”，編者已由頭到尾翻閱過四五遍，沒有一次不曾百感交集，又自覺慶幸的。倘若沒有買下這個本子，如今幾萬字的手稿，也不知從何談起了；就這個本子來說，除了我，又有誰能有翻看的心思呢？不知在我可盡數的人生中，還有幾次從開篇讀到最後的機會，說不準，哪天就無心丟卻了，也有可能。因此在那天到來之前盡量轉錄完，將這些過去的文字保留下來，現在已成為我為數不多的工作之一。
所謂“轉錄”，又為什麽要轉錄呢？為什麽不一板一眼地刻下呢？為什麽轉錄到一半，又要開始無聊的謄抄，將他人大幾百頁的文稿，像吃雞翅吐骨頭一樣據為己有呢？有何居心？作何打算？因何企圖？各種各樣的問題，各種各樣。
首先，盧文秋的手稿其實很多不堪卒讀，有大半只是帶著三兩句的對話，與其將這些零零碎碎的統統記下，倒不如擷英采華地收錄總結。說我懶散懈怠，我認了。
其次，先前已經提及，其中還有課堂筆記或者作業手稿，也有各式的中文稿件或者日文稿件的抄錄。這個可能涉及到一些規章問題，編者不可能錄下。而且現在看來他是當成練筆，或是為了背誦、加深理解之類的手段，錄下也沒有意義，況且其中一部分編者也看不懂。說我學藝不精有辱斯文，我也認了。
最後，編者是中文系的大學生，將轉錄作為練習文筆的手段，完全無償甚至自費地工作，不過是出於不可理喻的一腔熱血，或者說閑得蛋疼，讀者諸君也不必苛求了。說不準某天一覺醒來，編者對完成的一切都自覺怨恨，於是將這些無聊的文稿全數刪去，本子也撕了，U盤也清了，落得片白茫茫大地真幹凈，未知讀者諸君那時會滿意否？
不過，聽說當駐外記者待遇不錯，編者的條件也湊合，只是競爭激烈入職困難罷了。總之，未來編者或許以此去日本駐紮一陣，到時探一探盧文秋曾經目睹的風景，也不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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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把東京的女朋友帶來了。
盧文秋聽說，他舍友準備畢業論文，跑蘇門答臘采風去了。於是宿舍空出一個位子。正好充當佐藤的豹房。
“女朋友嗎……”盧文秋念叨著，驀地想起了那把傘。半個多月以來，他不曾用過。下次上京是何時呢？取決於他什麽時候真正有空，一有空就去，絕對的，一刻都不會遲延。
為什麽？
他有個可怕的猜想。他想起以前讀過的《西廂記》，如果說那女生是崔鶯鶯，恐怕他自己已經墮落成張生。又想起在報刊上翻到的《逃亡》——雖然後者只是寂寂無名的言情小說——也有差不多的劇情。講的是面包店的小師傅去送面包時，見了修道院一修女，便念念不忘。
唉，真是可怕。明明記不起她的樣子了，心中那一縷暧昧感卻如同線香一般，熏著雙眼，不願散去。
野原平時打羽毛球，偶爾拉上盧文秋。他倆有點棋逢對手的意思，比分總是難分伯仲，但盧文秋只覺後生可畏。吃飯的時候，盧文秋問他：
“你打羽毛球怎麽這麽厲害？”
“我高中進了體育部，練了好長時間。”
“體育部？”盧文秋不解。
“就是一個社團。和悅文社差不多。”
他們高中就有社團了。盧文秋心下暗嘆。在他還是五點半起床，四十五分早操，六點鐘早讀的時候，人家已經玩起社團來了。
盧文秋在樓梯間洗茶杯的當口，聽見佐藤和女朋友吵架，眼瞧著那女生給了他一耳光，看得盧文秋心上一懸，杯子也險些摔到地上。
佐藤後退兩步，那女的反而一頭栽進他懷裏，鬧哪出？
周末在咖啡店打工，當收銀員。服務員中有個叫濱邊麻衣的女生，長了一張大嘴，笑起來很大聲，說話也很大聲。她和同事聊天，正好叫盧文秋聽見了。她們說起了周末的七夕晚會。
“我脫單了。我不去了。”其中一個女同事說。
“咦——怎麽這樣！”眾人嗔道。
“誒！大夥不都是這樣的嗎？”
“騎驢找馬嘛。”另一人笑道。
“別這樣，我還怪喜歡他的。”那女同事聲音小了下去。
“春心動嘍——”眾人起哄道。
7/2 月曜日晴
我對慶典一向不留心。這不必說。而且日本將慶典稱作“祭”，雖然是古時中國傳入的說法，但聽著總感覺膈應。大抵是我太囿於固有的看法了。不過，七夕在七月七號過，還大肆慶祝，這在中國是絕不會發生的。中國人的我，也不得不含著幾分愧疚。
不過我那天有空，還是去看看吧。小時候經常逛廟會，也就是古時候的“墟”，倒不知日本人會怎樣慶祝。聽中田說，年輕人都喜歡參加慶典，這樣看，我們有點反其道而行之了：每每說起什麽傳統，就斷定是只有老人家喜歡。仿佛這兩個字，多看半秒，自己的思想都會長出黴菌似的。
所以我還是挺好奇的。反正文化總和歷史之類脫不了幹系，也算找到理由，去冒天下之大不韙地觀望一次。而且假設能隨便認識一兩個女生，也能不再總想著那人了。
盧文秋問張卓文，你去嗎。張卓文說，你真想在七月七號慶祝？
“又不是我慶祝。我就冷靜地在一邊看著。”
“別被那氛圍帶跑了，哥們。”
“不用你說，我一直記著呢。”盧文秋拍拍胸脯。
張卓文是不是有點刻板了呢。盧文秋寫道。
搞不懂，終究是一切都搞不懂。濱邊仍是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期待著慶典的到來；中田和野原，同樣緊鑼密鼓地趕著任務，就準備在那天好好耍一番。他們和我們，又有什麽區別呢？難道只是因為出生的地點不同，就背負了無法抹除的原罪了嗎？明明錯的不是我們，為什麽我們不能慶祝呢？
他就在這種愁腸百結的焦灼之中，蹉跎了一天又一天。回過神來，自己什麽都沒做。他才明白，又被那種迥異於他人的感覺占據了，像剛剛來到這邊的時候一樣。那仿佛是一匹斑馬穿行於人群中，無論何時都倍顯突兀的情景，即使他人從來不看一眼，自己也無時無刻不在響著警報。說什麽他人不會用有色眼鏡看我，連自己都不可能信。
只有無人的夜晚，才可真正獲得片刻安寧。一直以來怪物一般的自畫像，他想狠狠甩開一邊，但該怎麽做呢？他不想像馮助教那樣，拼命把自己變成日本人；但倘若區分開，又難免落入孤寂與排斥的海之中。人群的沈默是排斥，人群的說話也是排斥；人群友好地打招呼是排斥，人群道聲再見，也是排斥。或許他這時候應該瘋掉了，但他仍然可惡地清醒著。每當這種格格不入的時候，他比平時更清醒了。
張卓文在陽臺抽煙。他上次罵馮助教的話語，是不是有點過頭了？他在日本讀書，以後倘若不回臺灣，理應只有融入日本社會一途。他歧視大陸來的學生，這肯定不厚道；但罵他什麽“喪家之犬”“三姓家奴”“寡廉鮮恥”之類，又大抵確實有些過分了。
他喜歡安靜的夜晚，多於吵鬧的。吵鬧的夜，好比撒了辣子的豆腐。他家離漢中遠，離四川和重慶更遠了，因此對辣味稱不上特別熱衷，只是因為他爹是四川人，而懂一些川菜而已。反而一想起過兩天那七夕慶典，就生出幾分蟲噬一般的不安來。雖然看了幾篇宣傳介紹，說京都某處的廟會是這麽回事，該怎麽辦，他還是對未知的情況不抱信心。
他忽然就不想去了。但是——不去的話，豈不是錯過一次大好的游歷？不管怎樣，既然已經確定好，而自己內心中是想去做的，那就大膽地去做吧。
他聽說同事中那姓近藤的，來自北方，是稚內人，在某個烹飪專門學校上學。近藤暗戀濱邊，而濱邊之所以想去廟會，多半是因為近藤要去。盧文秋沒和他說過話，聽說他家裏是海自，但一切都是店裏的傳言。
即使計劃好了路線，說好了明天幾點鐘上車。到了十二點的晚上，他還是意料之中地失眠了。張卓文已經打起了鼾。他躺在床上，睜眼也不是，閉眼也不是。眼睛是累了，閉上眼卻心煩意亂，頭腦也異常地清醒。他開始起來寫日記。小心翼翼地寫。
他回憶起舊日的生活片段。開頭的自白，這個時候寫了一段。而且比起哪天偶然的想念，此時寫得很是詳細。寫完那麽一截，接著講述起他高三的前女友，蘭。
蘭也是一個話很多的女孩子，年紀比盧文秋大些，懂的東西也比他多。總是蹦蹦跳跳的，有點像濱邊，但長得比濱邊漂亮一些。她討厭說喪氣話，談到高興的事情，就笑得花枝亂顫。她陪了他一段時間，現在想來，只可惜這樣性格的女生，當朋友正好，當戀人差了些。可不是說他喜歡文靜溫婉的，而是他喜歡人微笑的神情，多於歡笑的樣子；喜歡沈默的儀態，而厭煩一股氣言語的表現。然而他自己，往往也是話匣子一開關不上。所以他也有點討厭自己，慢慢地學習沈默。
也許所有人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討厭著內心或外在的自我。他寫道。
抱著這樣的憂慮，他打開了窗，望向天邊的新月。日語管這叫“三日月”，似乎有些神秘的浪漫，又惹人喜愛。其實不過是“第三天的月亮”之意吧。
“侘寂”“物哀”“一期一會”“一生懸命”，好像是近十年來才流行的舶來詞。在編者所處的現今，大抵已成為心照不宣的概念。“物哀”成為解釋日文學的萬能語，“一期一會”則替代了“一寸光陰一寸金”“時間就是金錢”等等的庸俗，成為“大雅久不作”的替代品了。當然，“替代品”現在也稱作“代餐”。只是在盧文秋所處的那時，一切還並沒有那麽豐富的詮釋，還像是只有唯一解的時代。
編者每每結束轉錄工作合上書頁，就不禁陷入遐想。盧文秋，假設他在日記中寫的是事實，這全部也已經是近二十年前發生之事了。不論是盧文秋還是張卓文，還有佐藤他們，倘若仍在人世，也應該度過了自己的不惑之年，成為了一把胡子半壁光頭的，可惡又可憐的中年人了。可是這本日記，又到底是為何藏匿在那跳蚤市場之中呢。
這本“覆活”，編者已由頭到尾翻閱過四五遍，沒有一次不曾百感交集，又自覺慶幸的。倘若沒有買下這個本子，如今幾萬字的手稿，也不知從何談起了；就這個本子來說，除了我，又有誰能有翻看的心思呢？不知在我可盡數的人生中，還有幾次從開篇讀到最後的機會，說不準，哪天就無心丟卻了，也有可能。因此在那天到來之前盡量轉錄完，將這些過去的文字保留下來，現在已成為我為數不多的工作之一。
所謂“轉錄”，又為什麽要轉錄呢？為什麽不一板一眼地刻下呢？為什麽轉錄到一半，又要開始無聊的謄抄，將他人大幾百頁的文稿，像吃雞翅吐骨頭一樣據為己有呢？有何居心？作何打算？因何企圖？各種各樣的問題，各種各樣。
首先，盧文秋的手稿其實很多不堪卒讀，有大半只是帶著三兩句的對話，與其將這些零零碎碎的統統記下，倒不如擷英采華地收錄總結。說我懶散懈怠，我認了。
其次，先前已經提及，其中還有課堂筆記或者作業手稿，也有各式的中文稿件或者日文稿件的抄錄。這個可能涉及到一些規章問題，編者不可能錄下。而且現在看來他是當成練筆，或是為了背誦、加深理解之類的手段，錄下也沒有意義，況且其中一部分編者也看不懂。說我學藝不精有辱斯文，我也認了。
最後，編者是中文系的大學生，將轉錄作為練習文筆的手段，完全無償甚至自費地工作，不過是出於不可理喻的一腔熱血，或者說閑得蛋疼，讀者諸君也不必苛求了。說不準某天一覺醒來，編者對完成的一切都自覺怨恨，於是將這些無聊的文稿全數刪去，本子也撕了，U盤也清了，落得片白茫茫大地真幹凈，未知讀者諸君那時會滿意否？
不過，聽說當駐外記者待遇不錯，編者的條件也湊合，只是競爭激烈入職困難罷了。總之，未來編者或許以此去日本駐紮一陣，到時探一探盧文秋曾經目睹的風景，也不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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