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章 附錄-雜論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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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章 附錄-雜論兩篇
（寫作過程中一些雜談，後續若還有，也更新在這裏）
一【論父母與母父】
二【論加冠與及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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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父母與母父
有朋友在評論區給我回覆，說既然是女尊母權的小說，那麽應該改父母為母父。我也在微博和晉江看到過這樣的觀點。
但我認為，詞匯的用法應與文章的背景相關，若這篇文從古至今就是母權社會，那麽母父的說法自然沒有問題，因為在這個社會背景中父前母後反而沒有生長的溫床。但這又延伸出另一個問題，父母改母父好改，但官名和爵位呢？公侯伯子男又要改成什麽呢？一些成語是不是也要改？改了讀者能理解嗎？想想就有點麻煩。
而若是如本文設定的這種從父權社會轉向男女平權的類型，不論是自然轉變還是強制變革，都很難一下打破幾千年的語言體系。語言文字的改變應是自下而上的，就好比現今關於“的地得”的用法變更，官方的這一變更的源頭在於有很多的人已經在如此用了（此處不論此事的好壞），而若是沒有龐大的人群在使用而由官方自上而下的宣布改動，那麽就會引來無數反對，學界自不必說，連沒什麽文化的人也要說官方多事。同樣的道理，當所有的人都接受母高於父，世系傳承皆依賴母系而非父系之時，母自然就在父前了，此時不必改革，文字語言自然依時而變，到了那時應也會有許多基於母系的爵位官位俗語詩句。這是自然演變的邏輯。
當然還有另一種強制革命的演變，這就是帶著極強的目的性，甚至說目的不在於真正地改變語言，而在於一種自上而下威懾和宣告，是上位者在告知世人不惜任何代價也要實現這一事情，連帶著背後的利益和階級都要跟著一起變。這就有些類似清朝入關時的留發不留頭，頭發真的那麽重要嗎，不是的，重要的是那背後代表的漢人江山和文化傳承、以及漢人各階層的利益，清朝用什麽來保證這樣的宣告威力呢？是軍隊，是嘉定三屠。
文字和語言是表象，深層的東西是利益。上位者若是要去做文字和語言的改革，等於是把利益戰爭從裏層拖到了表層，是撕破臉的戰爭宣告。但這並不劃算，能憑著喜好殺得人頭滾滾的帝王到底還是少數，更合理的邏輯是小心翼翼地端著鍋，一根一根去慢慢抽掉底下的柴，失了柴薪火也就燃不了多久，而非揚湯止沸。
另外還有一點是，改革是覆雜的，這裏頭包裹的利益是多重的，男女是一重，央地是一重，世家與寒門是一重，文武是一重，君權與相權是一重，剝削與被剝削又是一重，而這裏面的每一重又都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交織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一個人他不能簡單地被劃為男或女，從而讓他們對立，他作為一個男性的同時他可能也是貧民是被壓迫者是弱勢者，而另一個她是女性的同時她又可能是君是世家是剝削階級是上位者，這樣的兩個人的對立是男女問題嗎？是也不是。那麽如何去定位關系？應是抓主要矛盾，且這一主要矛盾是變化的，當爭鬥的雙方主要矛盾在於男女利益的時候，那是男女問題，若主要矛盾是上位者與被統治者的沖突，那這時的男女便不是主要問題。
我認為寫女性變革的小說，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於如何實現，我看的最多的是暴力革命，這確實很爽，一把犁個幹凈，在新的土地上重新耕耘，這也合理。但還有一條路徑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利益糾葛裏找到可以利用的地方，挑動主要矛盾的同時，去爭取某一方的利益，這是權謀的路子。這很難寫，但還是很有意思的，因為利益是變動的，矛盾是變動的，而在變中抓住那個核心的眼，這種能寫好是真的會很酷，我大約還做不到。
再一個，父權、母權與女權都不是一回事，此處講的所謂以母為主導的權力體系實際上是父權的變體，而非通用學術意義上的母權。母權社會與父權社會的特點和變遷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與國家》中論述得十分清楚，此處不做贅述，但至少母權不是簡單的把男性的地位全部置換成女性。而父權也不僅僅是在講男人和父親，而是一個龐大的權力體系，本文設定下不過是將這個體系裏的男性角色換成了女性，而本質的剝削壓迫關系是沒有變化的，爽歸爽，但其實也是批判對象。我覺得君臣父子是對這個權力體系特別好的一個概括，改父為母，大概就是君臣母女，但即便如此這四個字裏依然包含著天然的階級秩序。這是社會生產力也就是經濟基礎決定的，這套階級秩序才會與封建社會的底層邏輯配套。
回到開頭，我認為是否要改用詞取決於文章的背景和基調，改詞簡單，但背後的邏輯不是簡單地改了詞就能跟著改的。比起實際的利益所得，語言文字真的就只是小節了，若上至朝堂下至貧民之家都是女性絕對權威，那一個表述誰前誰後又有什麽好在意的呢。只要底層利益撬動了，社會結構的基石打好了，一切的話語表述自然而然也就會轉變側重，新的總會替換舊的，在時間的長河中該變的自然會變。
另外，本文設定不是母權女尊，女君女爵女官不是天然存在的。設定是永初帝靠一己之力收拾山河，是傳統暴力革命的路數，而她手下的人是有男有女的，她要把女人的權利扶起來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合理性，但又要去平衡手下的男女之間的利益平衡，所以必不可能直接變成母權或者女尊社會，因為這樣她坐不穩江山，原本支持她的男人也會反對她。
但只要她犁過的地方，如鶴州，女人的地位是和男人平等的，性別的對立是小的，而其他利益的對立是依然存在的。而沒犁到的地方，如沁州，便沒有走出破而後立的一步，就較大程度保留著原有生態變成了一個遺留問題。永初帝、衛杞的母親和衛杞，作為統治者，考慮的永遠是自己的皇權君權，她們扶女權也是因為這個，而不是因為真的要把天地乾坤翻過來。這是階級的局限性，也是典型的屁股決定腦袋。
我嘗試去寫這個覆雜的社會、多元的矛盾，去構建一些我自己覺得有趣的議題，試著埋了一些深層的線，裏面確實有很多細節可以討論，諸如女性力量的崛起對封建王朝的多元矛盾的影響之類，男女問題不過是其中小小的一個點。若大家願意挖掘也可以與我探討。若是沒有看出來，那也不是什麽大事，應是我筆力不足，尚不能把控到位，那諸位便當爽文來看即可，能給大家帶來一些歡樂，就已很好了。
*此前關於母權的論述與用詞有不當之處，或有歧義，已有更正。202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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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加冠與及笄
看見有人問為什麽采用原是用於男子的弱冠，這裏略作解釋。
簡單來說，我就是不願意用女子十五及笄，一是十五歲太小，二是冠與笄意義截然不同，我選用更有政治意義的那一個。
雖然加冠及笄都是成年禮，但二者的意義截然不同，並不僅僅是男女形態上的區分。
《儀禮》用了一整篇《士冠禮》來講加冠的流程和禮儀，《禮記》也有一節專講《冠義》，“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說人的根本就是禮義，禮義就要從儀態服飾舉止開始做，冠禮是一切禮的開始，所以很重要。
冠禮三次加冠，一次比一次尊貴。是要啟發其立志向上，加冠之後代表這個小孩成為了成年人，代表著這個人擁有了成年人的權利和義務，他也擁有了政治和軍事上的權利，順便也能成婚生子組成自己的小家庭。天子諸侯就算年紀小也會提早讓他們行冠禮，以讓他們盡早執掌國政，就是因為冠禮有著這樣政治意義上的宣告。冠是對這種身份、權利的一種具象體現，所謂“君子死而冠不免”，不是迂腐地執著於服飾，而是說冠是君子的氣節和尊嚴的體現，所以冠是與君子綁定在一起的，背後是一整套儒家的邏輯。
而對及笄的記載是什麽，“女子許嫁，笄而字”（禮記·曲禮），“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禮記·內則）。禮記講教育孩子，十歲之後，男孩居宿於外，學書計，十三學樂，二十而冠學禮，三十有家室，四十出仕。對女孩呢，十歲就不出門了，教她們婉娩聽從，學女事，十五笄二十嫁。
可見，加冠是與政治、與志向、與所有宏大高遠的東西綁定的，而及笄是與結婚綁定的，孰輕孰重不言而喻。對於男性，要求他們有高遠的志向，成為一個堅毅的、成熟的、有責任感的人，娶妻成家只是他的人生中的一個部分。而對於女性，出嫁成婚是她人生的全部。男女本無高下差別，從這裏開始就有了。所以我從個人感情上也不是很喜歡及笄。
雖然滿篇的男尊女卑，但古典文學裏面的一切都帶有時代的印記和缺憾，對其的態度應當是去粗取精，比如男尊女卑自不可取，但講一個人在成年之後需要承擔義務，要扛起家庭和國家的責任，得要求自己做一個智信仁勇嚴的人，這有錯嗎？當然沒有，這與現代的公民價值觀同樣是吻合的。所以憑什麽這些好的宏大的高遠的有價值的東西就必須打上“男”的標簽？
同樣的還有君子和士，古代的君子和士是男性，但現在的女性就不能用君子之道要求自己嗎？就好比古希臘講的公民只有成年男性，而現在呢？君子和士是中式美學和中式哲學的頂點，是中式思維繞不開的名詞，如果將之與“男”綁定，而舍棄之，那所有中式的故事都沒法寫，我們腳下的根基同樣蕩然無存。但如果把君子的範圍延伸到人，如何做一個好的人，邏輯不就通順了嗎？這個“人”本就該沒有性別色彩。
類似這樣的矛盾在我寫作的時候遇到很多，比如形容詞上，俊、帥、器宇軒昂、玉樹臨風……通常可能多用於男性，但為什麽不能用於女性？女性不能英俊嗎？女性不能帥氣嗎？女性不能豐神俊朗器宇軒昂？就非得用沈魚落雁閉月羞花？我選用的詞匯不一定合理，但諸君搜索形容男性的成語和形容女性的成語，便能明顯感知到我說的這種區別，這同樣是中式傳統對男女定位的不同導致的。
我寫朝堂上的女人刻意回避了那些自帶一些柔弱屬性的所謂女性形容詞，可能會有些人覺得為什麽有些男性化。因為我認為，如果沒有刻意營造的男尊女卑，這個世界對男女的要求應該是一樣的，是堅毅、擔當、勇敢、正直、聰慧、博雅、坦蕩、大氣，他們的美是健康的向上的美，是生機，是活力，是紮根的樹，是浩蕩的風，是做一個更好的人，而不是一個更好的女人或男人。
我們為什麽要回避那些帶著男性標簽的東西？這個東西打著“男”的標簽，所以排斥它、它不該出現在女性的世界裏，用了就是輕視女性，是在寫男……諸如此類論調，最近也有看到一些，對此我只想問，為什麽？如果因為傳統的東西都帶男所以都要舍棄，那還剩下什麽呢？怕不是只剩下女卑的那些部分了，難道要去迎合女卑的傳統嗎？為什麽不可以把那些本帶著“男”的有價值的東西泛化，把它的標簽從“男”變成“人”？
在這篇文裏還有很多這種東西，比如禮儀、官制、官服，這些我大體都采用了傳統中“男”的部分，這是因為我希望我的角色成為男性嗎？並不是。一是因為歷史之中沒有純女性的東西給我參考；二是同加冠及笄一樣，男性的那一套帶有了更強的政治意義，我選擇更有重量的那一套；三是，不是我用了這些形制所以我的角色像男，而是因為女性也能用這些東西，也能享有這些東西背後的權力，所以這些東西不會再與男綁定。與現在的褲子、短發一個道理。她們可以穿襦裙帶釵簪，也可以穿大氅穿直裰穿道袍，不過是一身衣服，憑什麽不能？
女性特質不在表象，而在內在。而什麽是女性特質，我說不清楚，我也仍在探索，甚至我寫的過程中我有時候也在想我的角色區別與其他男性角色的點在哪裏呢，講不清楚，但我認同一個道理：女性之中也是什麽樣都有的，好的壞的，善良的惡毒的，這都很正常，不應用簡單的“像男”來做切分，用一些形容來限定女性同樣是一種對女性的限制。
回到加冠和及笄的問題，也有些作者選用了女子及笄的典儀而剔除了與婚嫁的綁定，並賦予了及笄與加冠同樣的重量，這種處理當然也沒有問題，其背後意義是一樣的，選用哪種只是個人偏好，言之有理即可。形式只是表象，何必追究細節？只要內核是積極向上的，那麽就是一個好的女性故事了。
我們的修行，不是如何做一個更好的女人，也不是如何避免成為一個男人，而是如何去做一個更好的人。
一些淺見，與諸君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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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加冠與及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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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父母與母父
有朋友在評論區給我回覆，說既然是女尊母權的小說，那麽應該改父母為母父。我也在微博和晉江看到過這樣的觀點。
但我認為，詞匯的用法應與文章的背景相關，若這篇文從古至今就是母權社會，那麽母父的說法自然沒有問題，因為在這個社會背景中父前母後反而沒有生長的溫床。但這又延伸出另一個問題，父母改母父好改，但官名和爵位呢？公侯伯子男又要改成什麽呢？一些成語是不是也要改？改了讀者能理解嗎？想想就有點麻煩。
而若是如本文設定的這種從父權社會轉向男女平權的類型，不論是自然轉變還是強制變革，都很難一下打破幾千年的語言體系。語言文字的改變應是自下而上的，就好比現今關於“的地得”的用法變更，官方的這一變更的源頭在於有很多的人已經在如此用了（此處不論此事的好壞），而若是沒有龐大的人群在使用而由官方自上而下的宣布改動，那麽就會引來無數反對，學界自不必說，連沒什麽文化的人也要說官方多事。同樣的道理，當所有的人都接受母高於父，世系傳承皆依賴母系而非父系之時，母自然就在父前了，此時不必改革，文字語言自然依時而變，到了那時應也會有許多基於母系的爵位官位俗語詩句。這是自然演變的邏輯。
當然還有另一種強制革命的演變，這就是帶著極強的目的性，甚至說目的不在於真正地改變語言，而在於一種自上而下威懾和宣告，是上位者在告知世人不惜任何代價也要實現這一事情，連帶著背後的利益和階級都要跟著一起變。這就有些類似清朝入關時的留發不留頭，頭發真的那麽重要嗎，不是的，重要的是那背後代表的漢人江山和文化傳承、以及漢人各階層的利益，清朝用什麽來保證這樣的宣告威力呢？是軍隊，是嘉定三屠。
文字和語言是表象，深層的東西是利益。上位者若是要去做文字和語言的改革，等於是把利益戰爭從裏層拖到了表層，是撕破臉的戰爭宣告。但這並不劃算，能憑著喜好殺得人頭滾滾的帝王到底還是少數，更合理的邏輯是小心翼翼地端著鍋，一根一根去慢慢抽掉底下的柴，失了柴薪火也就燃不了多久，而非揚湯止沸。
另外還有一點是，改革是覆雜的，這裏頭包裹的利益是多重的，男女是一重，央地是一重，世家與寒門是一重，文武是一重，君權與相權是一重，剝削與被剝削又是一重，而這裏面的每一重又都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交織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一個人他不能簡單地被劃為男或女，從而讓他們對立，他作為一個男性的同時他可能也是貧民是被壓迫者是弱勢者，而另一個她是女性的同時她又可能是君是世家是剝削階級是上位者，這樣的兩個人的對立是男女問題嗎？是也不是。那麽如何去定位關系？應是抓主要矛盾，且這一主要矛盾是變化的，當爭鬥的雙方主要矛盾在於男女利益的時候，那是男女問題，若主要矛盾是上位者與被統治者的沖突，那這時的男女便不是主要問題。
我認為寫女性變革的小說，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於如何實現，我看的最多的是暴力革命，這確實很爽，一把犁個幹凈，在新的土地上重新耕耘，這也合理。但還有一條路徑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利益糾葛裏找到可以利用的地方，挑動主要矛盾的同時，去爭取某一方的利益，這是權謀的路子。這很難寫，但還是很有意思的，因為利益是變動的，矛盾是變動的，而在變中抓住那個核心的眼，這種能寫好是真的會很酷，我大約還做不到。
再一個，父權、母權與女權都不是一回事，此處講的所謂以母為主導的權力體系實際上是父權的變體，而非通用學術意義上的母權。母權社會與父權社會的特點和變遷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與國家》中論述得十分清楚，此處不做贅述，但至少母權不是簡單的把男性的地位全部置換成女性。而父權也不僅僅是在講男人和父親，而是一個龐大的權力體系，本文設定下不過是將這個體系裏的男性角色換成了女性，而本質的剝削壓迫關系是沒有變化的，爽歸爽，但其實也是批判對象。我覺得君臣父子是對這個權力體系特別好的一個概括，改父為母，大概就是君臣母女，但即便如此這四個字裏依然包含著天然的階級秩序。這是社會生產力也就是經濟基礎決定的，這套階級秩序才會與封建社會的底層邏輯配套。
回到開頭，我認為是否要改用詞取決於文章的背景和基調，改詞簡單，但背後的邏輯不是簡單地改了詞就能跟著改的。比起實際的利益所得，語言文字真的就只是小節了，若上至朝堂下至貧民之家都是女性絕對權威，那一個表述誰前誰後又有什麽好在意的呢。只要底層利益撬動了，社會結構的基石打好了，一切的話語表述自然而然也就會轉變側重，新的總會替換舊的，在時間的長河中該變的自然會變。
另外，本文設定不是母權女尊，女君女爵女官不是天然存在的。設定是永初帝靠一己之力收拾山河，是傳統暴力革命的路數，而她手下的人是有男有女的，她要把女人的權利扶起來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合理性，但又要去平衡手下的男女之間的利益平衡，所以必不可能直接變成母權或者女尊社會，因為這樣她坐不穩江山，原本支持她的男人也會反對她。
但只要她犁過的地方，如鶴州，女人的地位是和男人平等的，性別的對立是小的，而其他利益的對立是依然存在的。而沒犁到的地方，如沁州，便沒有走出破而後立的一步，就較大程度保留著原有生態變成了一個遺留問題。永初帝、衛杞的母親和衛杞，作為統治者，考慮的永遠是自己的皇權君權，她們扶女權也是因為這個，而不是因為真的要把天地乾坤翻過來。這是階級的局限性，也是典型的屁股決定腦袋。
我嘗試去寫這個覆雜的社會、多元的矛盾，去構建一些我自己覺得有趣的議題，試著埋了一些深層的線，裏面確實有很多細節可以討論，諸如女性力量的崛起對封建王朝的多元矛盾的影響之類，男女問題不過是其中小小的一個點。若大家願意挖掘也可以與我探討。若是沒有看出來，那也不是什麽大事，應是我筆力不足，尚不能把控到位，那諸位便當爽文來看即可，能給大家帶來一些歡樂，就已很好了。
*此前關於母權的論述與用詞有不當之處，或有歧義，已有更正。202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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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加冠與及笄
看見有人問為什麽采用原是用於男子的弱冠，這裏略作解釋。
簡單來說，我就是不願意用女子十五及笄，一是十五歲太小，二是冠與笄意義截然不同，我選用更有政治意義的那一個。
雖然加冠及笄都是成年禮，但二者的意義截然不同，並不僅僅是男女形態上的區分。
《儀禮》用了一整篇《士冠禮》來講加冠的流程和禮儀，《禮記》也有一節專講《冠義》，“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說人的根本就是禮義，禮義就要從儀態服飾舉止開始做，冠禮是一切禮的開始，所以很重要。
冠禮三次加冠，一次比一次尊貴。是要啟發其立志向上，加冠之後代表這個小孩成為了成年人，代表著這個人擁有了成年人的權利和義務，他也擁有了政治和軍事上的權利，順便也能成婚生子組成自己的小家庭。天子諸侯就算年紀小也會提早讓他們行冠禮，以讓他們盡早執掌國政，就是因為冠禮有著這樣政治意義上的宣告。冠是對這種身份、權利的一種具象體現，所謂“君子死而冠不免”，不是迂腐地執著於服飾，而是說冠是君子的氣節和尊嚴的體現，所以冠是與君子綁定在一起的，背後是一整套儒家的邏輯。
而對及笄的記載是什麽，“女子許嫁，笄而字”（禮記·曲禮），“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禮記·內則）。禮記講教育孩子，十歲之後，男孩居宿於外，學書計，十三學樂，二十而冠學禮，三十有家室，四十出仕。對女孩呢，十歲就不出門了，教她們婉娩聽從，學女事，十五笄二十嫁。
可見，加冠是與政治、與志向、與所有宏大高遠的東西綁定的，而及笄是與結婚綁定的，孰輕孰重不言而喻。對於男性，要求他們有高遠的志向，成為一個堅毅的、成熟的、有責任感的人，娶妻成家只是他的人生中的一個部分。而對於女性，出嫁成婚是她人生的全部。男女本無高下差別，從這裏開始就有了。所以我從個人感情上也不是很喜歡及笄。
雖然滿篇的男尊女卑，但古典文學裏面的一切都帶有時代的印記和缺憾，對其的態度應當是去粗取精，比如男尊女卑自不可取，但講一個人在成年之後需要承擔義務，要扛起家庭和國家的責任，得要求自己做一個智信仁勇嚴的人，這有錯嗎？當然沒有，這與現代的公民價值觀同樣是吻合的。所以憑什麽這些好的宏大的高遠的有價值的東西就必須打上“男”的標簽？
同樣的還有君子和士，古代的君子和士是男性，但現在的女性就不能用君子之道要求自己嗎？就好比古希臘講的公民只有成年男性，而現在呢？君子和士是中式美學和中式哲學的頂點，是中式思維繞不開的名詞，如果將之與“男”綁定，而舍棄之，那所有中式的故事都沒法寫，我們腳下的根基同樣蕩然無存。但如果把君子的範圍延伸到人，如何做一個好的人，邏輯不就通順了嗎？這個“人”本就該沒有性別色彩。
類似這樣的矛盾在我寫作的時候遇到很多，比如形容詞上，俊、帥、器宇軒昂、玉樹臨風……通常可能多用於男性，但為什麽不能用於女性？女性不能英俊嗎？女性不能帥氣嗎？女性不能豐神俊朗器宇軒昂？就非得用沈魚落雁閉月羞花？我選用的詞匯不一定合理，但諸君搜索形容男性的成語和形容女性的成語，便能明顯感知到我說的這種區別，這同樣是中式傳統對男女定位的不同導致的。
我寫朝堂上的女人刻意回避了那些自帶一些柔弱屬性的所謂女性形容詞，可能會有些人覺得為什麽有些男性化。因為我認為，如果沒有刻意營造的男尊女卑，這個世界對男女的要求應該是一樣的，是堅毅、擔當、勇敢、正直、聰慧、博雅、坦蕩、大氣，他們的美是健康的向上的美，是生機，是活力，是紮根的樹，是浩蕩的風，是做一個更好的人，而不是一個更好的女人或男人。
我們為什麽要回避那些帶著男性標簽的東西？這個東西打著“男”的標簽，所以排斥它、它不該出現在女性的世界裏，用了就是輕視女性，是在寫男……諸如此類論調，最近也有看到一些，對此我只想問，為什麽？如果因為傳統的東西都帶男所以都要舍棄，那還剩下什麽呢？怕不是只剩下女卑的那些部分了，難道要去迎合女卑的傳統嗎？為什麽不可以把那些本帶著“男”的有價值的東西泛化，把它的標簽從“男”變成“人”？
在這篇文裏還有很多這種東西，比如禮儀、官制、官服，這些我大體都采用了傳統中“男”的部分，這是因為我希望我的角色成為男性嗎？並不是。一是因為歷史之中沒有純女性的東西給我參考；二是同加冠及笄一樣，男性的那一套帶有了更強的政治意義，我選擇更有重量的那一套；三是，不是我用了這些形制所以我的角色像男，而是因為女性也能用這些東西，也能享有這些東西背後的權力，所以這些東西不會再與男綁定。與現在的褲子、短發一個道理。她們可以穿襦裙帶釵簪，也可以穿大氅穿直裰穿道袍，不過是一身衣服，憑什麽不能？
女性特質不在表象，而在內在。而什麽是女性特質，我說不清楚，我也仍在探索，甚至我寫的過程中我有時候也在想我的角色區別與其他男性角色的點在哪裏呢，講不清楚，但我認同一個道理：女性之中也是什麽樣都有的，好的壞的，善良的惡毒的，這都很正常，不應用簡單的“像男”來做切分，用一些形容來限定女性同樣是一種對女性的限制。
回到加冠和及笄的問題，也有些作者選用了女子及笄的典儀而剔除了與婚嫁的綁定，並賦予了及笄與加冠同樣的重量，這種處理當然也沒有問題，其背後意義是一樣的，選用哪種只是個人偏好，言之有理即可。形式只是表象，何必追究細節？只要內核是積極向上的，那麽就是一個好的女性故事了。
我們的修行，不是如何做一個更好的女人，也不是如何避免成為一個男人，而是如何去做一個更好的人。
一些淺見，與諸君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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