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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第二集的副標題為“被忽視的女性醫療數據”。
審核這一集結束後，鐘邵和譽承的心情千回百轉，難以言表。
他們都不是擅長把愛掛在嘴邊的人，可此刻，他們想說出來，闡述他們的後知後覺，傳達他們的感謝。
互聯網科技的極速疊代發展，“新中產”的概念應運而生，區別於傳統中產的三標準[1]，“新中產”有其四特點：以80和90後為主力軍，接受過高等教育，高物質生活和消費，以及理財投資情況不佳[2]。同時，生育政策在不斷革新後，社會出現短暫的生育激增後回落至底端。宏觀層面上，我們看到的是當下青年群體的恐婚恐育與已婚已育家庭中的追生。可在生育政策下的微觀層面，我們的主體 —— 女性，主要是中產母職的女性，如何進行她們應有的、健康的身份重構？
無論是傳統中產還是新中產，在家庭中，女性仍處於被辜負的那一方。通常情況下，女性仍承擔著為家庭犧牲事業的角色。母職數量的增加，女性社會有償勞動參與率的持續下降和傳統性別觀念的回歸，無不昭示著我國的性別平等化進程正面臨止步不前，甚至倒退的困境。
當時間撥回一對新人結婚那一刻，人們對新婚夫妻贈與祝福通常說得都是“早生貴子”，幾乎沒有人意識到在生育前後，女性要經歷和克服的是怎樣一段歷程。
“你後悔結婚嗎？”
“你後悔成為一個母親嗎？”
“你後悔成為一個全職媽媽嗎？”
十位典型中產（母職）女性，都被問了這三個問題中的一個、兩個或者全部。
她們的答案中，有“後悔”或“後悔過”，更多的是沈默。
成為母親這件事，即使過程艱辛，他們亦未曾悔，她們懊悔的是成為一名全職母親。
“這十位女性最年長的一位是(19)75年的，年紀最小的一位是(20)01年的。她們的生活，基本容納了中/國當下典型中產（曾）已婚女性模型。
除卻（曾是）母職外，她們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她們身上多少都帶有婦科或生育相關病癥，從這些病癥裏，我們發現 —— ”
“我們的現代醫療體系正在辜負女性。”董奕借艾莉森·麥格雷戈（Alyson McGregor）在《性別攸關》中的話，扯下了帶有悲劇性的真相。
“我曾經是一名育兒博主。”榮甜回想起抓住互聯網風口前的日子，“我們有第一個孩子的時候，就對即將到來的三個人的家庭做出了妥協，因為他賺得比較多，所以我們回歸了一個很傳統的家庭模式 —— 男主外，女主內。在孩子出生之前，我都認為我能將‘內’這個角色扮演得很好，但事實卻相反，我對自己的女性和母親身份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質疑。我的生活變成了只有孩子，我甚至不知道我還有什麽價值，經濟上的不獨立讓我對物質開始錙銖必較；孩子的哭鬧、生產後生理機能上的修覆和重建都讓我整個人很奔潰。可是沒人告訴我一個產後母親應該怎麽辦。”
“會做一名育兒主播，是因為我想有一件跟工作相當的事情可，而這件事情與我照顧孩子不矛盾。從有第一個關註者到現在在全平臺上粉絲超過800萬人，我在不斷分享多元混合的育兒日常，也在不斷學習和精進關於更加科學的育兒模式。我的生活和新事業也融合在了一起。”
榮甜家的客廳被造成了她的工作室，一個助理，一個攝影師和一個後期作為榮甜團隊的所有人員，日常在她家辦公。
“做育兒博主讓你覺得快樂嗎？”
榮甜坐在沙發上，兒子坐在一旁，聽到這個問題，她明顯一滯，她楞楞地搖了搖頭，“不快樂。”
說出答案，榮甜心裏松了一口氣，像是耿了很久的石頭終於落了地，“我從來沒想過能做到今天的規模，但這份工作後期，給我的生理和心理都帶來了巨大的困擾，我覺得我被掏空了。育兒博主開始有起色的時候，我們之間就有了爭吵，他覺得我不應該把孩子，把我們的生活渲染成一種假象，成為一種大眾娛樂。隨著賬號擁有了越來越多的專註和流量，我需要花費非常多的時間和精力在這個虛擬空間中，同時兼顧母親和妻子的角色，實現多重身份的轉換。”
“直到有一天洗澡，我發現左側□□有一個蠶豆大小的腫塊，因為不痛不癢，我也就沒在意。後來一段時間，我的□□開始感到疼痛，疼痛隨著時間的延長而愈發劇烈。”深呼吸了口氣，她繼續說，“裏面有一個12x20mm大小的硬塊，醫生診斷是‘乳腺癌III期’。我聽取醫生建議，進行了新輔助全身治療以縮小腫瘤，提高手術清除腫瘤的成功率。可是，我的情況並沒有得到好轉和控制，□□四周的皮膚變紅，並形成膿腫。那時候，我第一次對醫生的診斷產生了質疑，後面我接連跑了國內多家頂尖醫院，經過專家的聯合會診，最後確診為肉芽腫性乳腺炎。”
根據目前的研究，引起肉芽腫性乳腺炎的確切病因尚不明確。目前的觀點可以歸納為與自身免疫因素、泌乳因素、感染因素(尤其是 kroppenstetii 棒狀桿菌感染)這三個因素密切相關[3]。
“誤診對病情和生活的影響是怎麽樣的？”
“與其說這個病讓我的生活出現變化，不如說我的生活讓這一遭成為我的必經之路。乳汁淤積，熬夜、壓力、情緒不穩定導致免疫力下降，長期服用抗抑郁和焦慮藥物都是導致肉芽腫性乳腺炎形成的原因。可這就是我的生活，我能怎麽辦呢？”榮甜把眼淚逼了回去，“成為一個全職媽媽後，我才明白一個女人需要犧牲整一自己才能夠承擔在這份無償職業中可能發生和遭遇的所有事情。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拋掉我的獨立和自主，做不到把自己丟了。孩子只有三個月的時候，我出現了產後抑郁的癥狀，孩子的任何舉動，都會讓我感到煩躁和焦慮，他哭的時候，我一度想要掐死他。僅剩的理性促使我去看了心理醫生，並開始服用精神藥物。”
“在我們無數次的吵架中，有很多次都因為吃藥的問題。我錯判了研究生學歷對心理疾病上的偏見。他在對我病情沒有做任何了解的情況下，先入為主，將我所有的負面情緒等同於矯情和沒事找事，全然沒有想過我是如何成為一個全職母親的。誤診的這段時間，疾病帶來的疼痛將我的負面情緒不斷放大化，我也暫時停掉了更新。而在我得知因為誤診錯過了非手術治療時期，我陷入了一種非常糟糕的狀態——沒有生的念頭。”
目前臨床上對肉芽腫性乳腺炎患者主要有兩種治療方式，其一是以類固醇激素和免疫抑制療法為主，將腫物縮小到一定程度後進行病竈切除；其二是進行“單純性□□切除手術”。前者雖然能在最大程度保持□□形態和美觀，可通常情況下，臨床會采取第二種手段，不僅因為這是□□疾病的根除最直接、風險最少的方式，也因為該手術已列入醫保報銷範圍。但顯然忽視了由此對患者造成或加重她的精神痛苦[4]。
幾經輾轉醫院後，榮甜終於得到了醫生的“保乳”手術方案，而她所需要承擔的風險是手術治療後的覆發和對激素治療的高度敏感。
面對鏡頭，婦科醫學主任對醫生誤診給出這樣一個回答。
“作為一名女性婦科醫生，我從業二十六年，但我很慚愧。肉芽腫性乳腺炎由 Kessler 等在 1972 年最先報道，該病在臨床並不多見，近年來發病率有所上升。目前對於肉芽乳腺小葉性乳腺炎（IGM）的研究尚不夠深入，其發病機制、病情發展及轉歸等問題都有待進一步探索。IGM在影像學和臨床表現上與乳腺癌極其相似, 通常以乳腺局部腫塊伴疼痛、膿腫、瘺等癥狀出現; 乳腺超聲、鉬靶攝片及磁共振等影像學檢查不具有特異性, 最終確診依賴組織病理學, 以乳腺小葉為中心的非幹酪樣壞死性肉芽腫為特征[5]。該病病程漫長，治療不當會造成病情反覆，對患者的身心均易造成較大傷害，而目前無最佳治療方案。”
“通常相關科室的醫生對該疾病沒有足夠的重視和認知，缺乏警惕性，致使其不能在第一時間作出正確診治，以致在治療時出現失誤乃至發生醫療事故。可在我看來，它已不再屬於某個單一科室的疾病, 無論是疾病的早期診斷、早期發現病因, 還是及時進行有效地治療, 都需要多學科協作診療模式的合理應用。作為已經通報了50年的一種女性疾病，為什麽我們仍然沒有找出清晰明確、具有詳實科學依據的病因和發病機制？
“因為在當今以男性為主導的醫療系統內，醫學界對女性醫療數據的忽視和女性醫學數據的缺乏！”
那麽，以男性為主的醫療體系，如何影響女性健康？
高主任繼續給出答案，“世界衛生組織(WHO)數據顯示，中國女性一生中婦科疾病患病率高達90%以上[6]。所以，不止是我們今天談的這一病例，在所有誤診病例分析中，即便很多情況下醫生並非有意, 但也不能否認一個事實——絕大部分病例都是女性疾病，其中內分泌疾病相關性卵巢囊腫誤診漏診率高，臨床中多按“卵巢囊腫”行囊腫剔除術及異常子宮出血治療 [7]。而即使是在男女共發疾病中，女性被誤診的概率也遠遠要大於男性。就拿心血管疾病來說，如果你是女性，從心臟病發作的第一時間起，被誤診的機會要比男性高出50%以上[8]。因為男女診斷心臟病的方法就不一樣。近年來的研究認為精神因素與心血管疾病密切相關，心理應激性心肌缺血(MSIMI)的機制存在性別差異，與男性相比，女性的發病率更高，因為女性通常要受到更高的社會心理壓力[9]。我可以非常明確的說，醫學對女性的忽視無處不在，而其中最大也最具缺陷的假設是，如果一件事在男性身上是有道理的，那麽它在女性身上一定也是有道理的。”
所以，女性應有的、健康的身份重構與現代醫療體系之間存在什麽關系？
——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竭盡全力除人類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為祖國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和人類身心健康奮鬥終生。
—— …… 我將首先考慮病人的健康和幸福；我將尊重病人的自主權和尊嚴；我要保持對人類生命的最大尊重；我不會考慮病人的年齡、疾病或殘疾、信條、民族起源、性別、國籍、政治信仰、種族、性取向、社會地位或任何其他因素…… 我不會用我的醫學知識去違反人權和公民自由，即使受到威脅;我莊嚴地、自主地、光榮地做出這些承諾。
“我當時要是再多看一眼《醫學生誓言》或者《希波克拉底誓言》，做出的選擇大概就不一樣了。最近這幾年，女性性別視角普及，越來越多的女性對自己的身份認知有了覺醒。這個社會有無數孩子的成長軌跡和我一樣，出生在一個普通又傳統的家庭中，一路都接受應試教育，父母給你的成長畫了無數的條條框框，甚至為你選擇了職業和婚姻，你的身份是子女、好/壞學生、未成年人等等，但卻從來不是你自己。我第一次意識到‘我是誰’是在大學，我們的專業老師說‘生殖不是一個人或者一個家庭的事情，是與整一個社會乃至人類都息息相關的事。在決定成為一名生殖科醫生前，你對自己的身份認知是如何的？你怎樣看待這個世界，看待臨床學科，你就會以怎樣的責任將一個孩子帶領到世界上’，所以到現在，我仍認為應有的、健康的身份認知是你被賦予了任何角色之前，你是否對人生和社會充滿淋漓盡致的好奇，是否形成獨立的認知和知識譜系。在面對現實時，是否能夠真正理解發生了什麽。”
“以男性為中心的醫療體系，缺乏真實有效的醫療數據，無不增加了有效辯診和治療女性疾病的難度。當任何一位曾在事業上熠熠星光的女性因為生育或者其他婦科疾病而回歸家庭，當她戰勝後，她就以女性之力已經站在了‘她’身份重構的路上，她的堅強和堅韌不是傳統的代名詞，她也惶恐和疲憊，但也熱切執著，因為她已經清晰認知一點：生命的完整和責任，從來都無關結婚生子與否，而是關註自我本身，從關愛女性健康開始，由內而外。
走向遍地開花的世界總要穿越凜冬，但那不是必須。因為你可以讓任何人失望，但除了你自己。
—— 女性科技能否轉變女性的醫療保健狀況？
這是本集中最後一個問題，鐘邵和譽承決定刪除女性科技的研究人員和學者對這個問題的解答和探討，他們想把這個問題留給大眾。
原因很多，但歸結起來，只有一句話：我們的整個社會，仍對女性的力量，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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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第二集的副標題為“被忽視的女性醫療數據”。
審核這一集結束後，鐘邵和譽承的心情千回百轉，難以言表。
他們都不是擅長把愛掛在嘴邊的人，可此刻，他們想說出來，闡述他們的後知後覺，傳達他們的感謝。
互聯網科技的極速疊代發展，“新中產”的概念應運而生，區別於傳統中產的三標準[1]，“新中產”有其四特點：以80和90後為主力軍，接受過高等教育，高物質生活和消費，以及理財投資情況不佳[2]。同時，生育政策在不斷革新後，社會出現短暫的生育激增後回落至底端。宏觀層面上，我們看到的是當下青年群體的恐婚恐育與已婚已育家庭中的追生。可在生育政策下的微觀層面，我們的主體 —— 女性，主要是中產母職的女性，如何進行她們應有的、健康的身份重構？
無論是傳統中產還是新中產，在家庭中，女性仍處於被辜負的那一方。通常情況下，女性仍承擔著為家庭犧牲事業的角色。母職數量的增加，女性社會有償勞動參與率的持續下降和傳統性別觀念的回歸，無不昭示著我國的性別平等化進程正面臨止步不前，甚至倒退的困境。
當時間撥回一對新人結婚那一刻，人們對新婚夫妻贈與祝福通常說得都是“早生貴子”，幾乎沒有人意識到在生育前後，女性要經歷和克服的是怎樣一段歷程。
“你後悔結婚嗎？”
“你後悔成為一個母親嗎？”
“你後悔成為一個全職媽媽嗎？”
十位典型中產（母職）女性，都被問了這三個問題中的一個、兩個或者全部。
她們的答案中，有“後悔”或“後悔過”，更多的是沈默。
成為母親這件事，即使過程艱辛，他們亦未曾悔，她們懊悔的是成為一名全職母親。
“這十位女性最年長的一位是(19)75年的，年紀最小的一位是(20)01年的。她們的生活，基本容納了中/國當下典型中產（曾）已婚女性模型。
除卻（曾是）母職外，她們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她們身上多少都帶有婦科或生育相關病癥，從這些病癥裏，我們發現 —— ”
“我們的現代醫療體系正在辜負女性。”董奕借艾莉森·麥格雷戈（Alyson McGregor）在《性別攸關》中的話，扯下了帶有悲劇性的真相。
“我曾經是一名育兒博主。”榮甜回想起抓住互聯網風口前的日子，“我們有第一個孩子的時候，就對即將到來的三個人的家庭做出了妥協，因為他賺得比較多，所以我們回歸了一個很傳統的家庭模式 —— 男主外，女主內。在孩子出生之前，我都認為我能將‘內’這個角色扮演得很好，但事實卻相反，我對自己的女性和母親身份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質疑。我的生活變成了只有孩子，我甚至不知道我還有什麽價值，經濟上的不獨立讓我對物質開始錙銖必較；孩子的哭鬧、生產後生理機能上的修覆和重建都讓我整個人很奔潰。可是沒人告訴我一個產後母親應該怎麽辦。”
“會做一名育兒主播，是因為我想有一件跟工作相當的事情可，而這件事情與我照顧孩子不矛盾。從有第一個關註者到現在在全平臺上粉絲超過800萬人，我在不斷分享多元混合的育兒日常，也在不斷學習和精進關於更加科學的育兒模式。我的生活和新事業也融合在了一起。”
榮甜家的客廳被造成了她的工作室，一個助理，一個攝影師和一個後期作為榮甜團隊的所有人員，日常在她家辦公。
“做育兒博主讓你覺得快樂嗎？”
榮甜坐在沙發上，兒子坐在一旁，聽到這個問題，她明顯一滯，她楞楞地搖了搖頭，“不快樂。”
說出答案，榮甜心裏松了一口氣，像是耿了很久的石頭終於落了地，“我從來沒想過能做到今天的規模，但這份工作後期，給我的生理和心理都帶來了巨大的困擾，我覺得我被掏空了。育兒博主開始有起色的時候，我們之間就有了爭吵，他覺得我不應該把孩子，把我們的生活渲染成一種假象，成為一種大眾娛樂。隨著賬號擁有了越來越多的專註和流量，我需要花費非常多的時間和精力在這個虛擬空間中，同時兼顧母親和妻子的角色，實現多重身份的轉換。”
“直到有一天洗澡，我發現左側□□有一個蠶豆大小的腫塊，因為不痛不癢，我也就沒在意。後來一段時間，我的□□開始感到疼痛，疼痛隨著時間的延長而愈發劇烈。”深呼吸了口氣，她繼續說，“裏面有一個12x20mm大小的硬塊，醫生診斷是‘乳腺癌III期’。我聽取醫生建議，進行了新輔助全身治療以縮小腫瘤，提高手術清除腫瘤的成功率。可是，我的情況並沒有得到好轉和控制，□□四周的皮膚變紅，並形成膿腫。那時候，我第一次對醫生的診斷產生了質疑，後面我接連跑了國內多家頂尖醫院，經過專家的聯合會診，最後確診為肉芽腫性乳腺炎。”
根據目前的研究，引起肉芽腫性乳腺炎的確切病因尚不明確。目前的觀點可以歸納為與自身免疫因素、泌乳因素、感染因素(尤其是 kroppenstetii 棒狀桿菌感染)這三個因素密切相關[3]。
“誤診對病情和生活的影響是怎麽樣的？”
“與其說這個病讓我的生活出現變化，不如說我的生活讓這一遭成為我的必經之路。乳汁淤積，熬夜、壓力、情緒不穩定導致免疫力下降，長期服用抗抑郁和焦慮藥物都是導致肉芽腫性乳腺炎形成的原因。可這就是我的生活，我能怎麽辦呢？”榮甜把眼淚逼了回去，“成為一個全職媽媽後，我才明白一個女人需要犧牲整一自己才能夠承擔在這份無償職業中可能發生和遭遇的所有事情。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拋掉我的獨立和自主，做不到把自己丟了。孩子只有三個月的時候，我出現了產後抑郁的癥狀，孩子的任何舉動，都會讓我感到煩躁和焦慮，他哭的時候，我一度想要掐死他。僅剩的理性促使我去看了心理醫生，並開始服用精神藥物。”
“在我們無數次的吵架中，有很多次都因為吃藥的問題。我錯判了研究生學歷對心理疾病上的偏見。他在對我病情沒有做任何了解的情況下，先入為主，將我所有的負面情緒等同於矯情和沒事找事，全然沒有想過我是如何成為一個全職母親的。誤診的這段時間，疾病帶來的疼痛將我的負面情緒不斷放大化，我也暫時停掉了更新。而在我得知因為誤診錯過了非手術治療時期，我陷入了一種非常糟糕的狀態——沒有生的念頭。”
目前臨床上對肉芽腫性乳腺炎患者主要有兩種治療方式，其一是以類固醇激素和免疫抑制療法為主，將腫物縮小到一定程度後進行病竈切除；其二是進行“單純性□□切除手術”。前者雖然能在最大程度保持□□形態和美觀，可通常情況下，臨床會采取第二種手段，不僅因為這是□□疾病的根除最直接、風險最少的方式，也因為該手術已列入醫保報銷範圍。但顯然忽視了由此對患者造成或加重她的精神痛苦[4]。
幾經輾轉醫院後，榮甜終於得到了醫生的“保乳”手術方案，而她所需要承擔的風險是手術治療後的覆發和對激素治療的高度敏感。
面對鏡頭，婦科醫學主任對醫生誤診給出這樣一個回答。
“作為一名女性婦科醫生，我從業二十六年，但我很慚愧。肉芽腫性乳腺炎由 Kessler 等在 1972 年最先報道，該病在臨床並不多見，近年來發病率有所上升。目前對於肉芽乳腺小葉性乳腺炎（IGM）的研究尚不夠深入，其發病機制、病情發展及轉歸等問題都有待進一步探索。IGM在影像學和臨床表現上與乳腺癌極其相似, 通常以乳腺局部腫塊伴疼痛、膿腫、瘺等癥狀出現; 乳腺超聲、鉬靶攝片及磁共振等影像學檢查不具有特異性, 最終確診依賴組織病理學, 以乳腺小葉為中心的非幹酪樣壞死性肉芽腫為特征[5]。該病病程漫長，治療不當會造成病情反覆，對患者的身心均易造成較大傷害，而目前無最佳治療方案。”
“通常相關科室的醫生對該疾病沒有足夠的重視和認知，缺乏警惕性，致使其不能在第一時間作出正確診治，以致在治療時出現失誤乃至發生醫療事故。可在我看來，它已不再屬於某個單一科室的疾病, 無論是疾病的早期診斷、早期發現病因, 還是及時進行有效地治療, 都需要多學科協作診療模式的合理應用。作為已經通報了50年的一種女性疾病，為什麽我們仍然沒有找出清晰明確、具有詳實科學依據的病因和發病機制？
“因為在當今以男性為主導的醫療系統內，醫學界對女性醫療數據的忽視和女性醫學數據的缺乏！”
那麽，以男性為主的醫療體系，如何影響女性健康？
高主任繼續給出答案，“世界衛生組織(WHO)數據顯示，中國女性一生中婦科疾病患病率高達90%以上[6]。所以，不止是我們今天談的這一病例，在所有誤診病例分析中，即便很多情況下醫生並非有意, 但也不能否認一個事實——絕大部分病例都是女性疾病，其中內分泌疾病相關性卵巢囊腫誤診漏診率高，臨床中多按“卵巢囊腫”行囊腫剔除術及異常子宮出血治療 [7]。而即使是在男女共發疾病中，女性被誤診的概率也遠遠要大於男性。就拿心血管疾病來說，如果你是女性，從心臟病發作的第一時間起，被誤診的機會要比男性高出50%以上[8]。因為男女診斷心臟病的方法就不一樣。近年來的研究認為精神因素與心血管疾病密切相關，心理應激性心肌缺血(MSIMI)的機制存在性別差異，與男性相比，女性的發病率更高，因為女性通常要受到更高的社會心理壓力[9]。我可以非常明確的說，醫學對女性的忽視無處不在，而其中最大也最具缺陷的假設是，如果一件事在男性身上是有道理的，那麽它在女性身上一定也是有道理的。”
所以，女性應有的、健康的身份重構與現代醫療體系之間存在什麽關系？
——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竭盡全力除人類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為祖國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和人類身心健康奮鬥終生。
—— …… 我將首先考慮病人的健康和幸福；我將尊重病人的自主權和尊嚴；我要保持對人類生命的最大尊重；我不會考慮病人的年齡、疾病或殘疾、信條、民族起源、性別、國籍、政治信仰、種族、性取向、社會地位或任何其他因素…… 我不會用我的醫學知識去違反人權和公民自由，即使受到威脅;我莊嚴地、自主地、光榮地做出這些承諾。
“我當時要是再多看一眼《醫學生誓言》或者《希波克拉底誓言》，做出的選擇大概就不一樣了。最近這幾年，女性性別視角普及，越來越多的女性對自己的身份認知有了覺醒。這個社會有無數孩子的成長軌跡和我一樣，出生在一個普通又傳統的家庭中，一路都接受應試教育，父母給你的成長畫了無數的條條框框，甚至為你選擇了職業和婚姻，你的身份是子女、好/壞學生、未成年人等等，但卻從來不是你自己。我第一次意識到‘我是誰’是在大學，我們的專業老師說‘生殖不是一個人或者一個家庭的事情，是與整一個社會乃至人類都息息相關的事。在決定成為一名生殖科醫生前，你對自己的身份認知是如何的？你怎樣看待這個世界，看待臨床學科，你就會以怎樣的責任將一個孩子帶領到世界上’，所以到現在，我仍認為應有的、健康的身份認知是你被賦予了任何角色之前，你是否對人生和社會充滿淋漓盡致的好奇，是否形成獨立的認知和知識譜系。在面對現實時，是否能夠真正理解發生了什麽。”
“以男性為中心的醫療體系，缺乏真實有效的醫療數據，無不增加了有效辯診和治療女性疾病的難度。當任何一位曾在事業上熠熠星光的女性因為生育或者其他婦科疾病而回歸家庭，當她戰勝後，她就以女性之力已經站在了‘她’身份重構的路上，她的堅強和堅韌不是傳統的代名詞，她也惶恐和疲憊，但也熱切執著，因為她已經清晰認知一點：生命的完整和責任，從來都無關結婚生子與否，而是關註自我本身，從關愛女性健康開始，由內而外。
走向遍地開花的世界總要穿越凜冬，但那不是必須。因為你可以讓任何人失望，但除了你自己。
—— 女性科技能否轉變女性的醫療保健狀況？
這是本集中最後一個問題，鐘邵和譽承決定刪除女性科技的研究人員和學者對這個問題的解答和探討，他們想把這個問題留給大眾。
原因很多，但歸結起來，只有一句話：我們的整個社會，仍對女性的力量，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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