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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的一檔節目是否“爆了”有許多種標準，而能引起足夠網絡熱議的，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然還是那句話，當我們熱議“STAND+”，我們真正要討論的是什麽？
公眾女性主義學者曹陽用“矛盾性別偏見”理論總結概括了《STAND+》引發大眾需要正視的倫理，她指出，帶著善意性的性別歧視也是歧視，因其目的是讓女性依附在男性羽翼下，成為一定意義上的金絲雀。
媒體們雖然見不到鐘邵和譽承，還是從譚曄和渺渺口中套出了些信息，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STAND+》項目是在C市公共性別暴力事件發生後緊急建立的，由鐘邵和譽承以及AFN自掏腰包，拍攝該項目的初衷只是出於鐘邵和譽承對C市暴力事件的憤怒。
該消息一經曝光，兩人被奉為“男性天花板”。
而關於“鐘邵和譽承為什麽會倡議一件有關女性友好的事情”的問題，在第二集播出之後，更延伸到了值得探討的社會學角度 —— 當男性支持女性主義，它代表了什麽？
在這個問題上，曹陽率先公開做出應答，她表示，“首先，公眾要明白一點，全球在女性主義發展方面取得的進展正在倒退。一味地抨擊男性不是女權主義，兩者本質上是共生關系。我們追求女權主義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性別平等。男性不是天生的強者，而女性也不是天生的弱者。如果不能突破社會對男性的濾鏡和對女性的刻板印象，那麽性別不平等會不斷阻礙婦女獲得醫療服務、教育、經濟機會和領導地位等。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性別平等是通往社會公平的重要途徑”。當男性參與進性別平等的進步裏，他——作為社會既得利益者——挑戰了性別定型觀念，包括但不限於意識到性別偏見，支持性別平等教育，支持女性權利等，不僅為實現性別平等邁出重要的一步，也為男性提供更廣泛的角色以及采納更積極的行為規範的可能性。”
與此同時，鐘邵和譽承均收到了各自作品入圍大華國際電影電視節的消息，以及紅毯邀約。
作為國內首個、也是至今唯一的競賽型國際電影節。大華國際電影電視節在改革開放初年宣告問世，三十餘年的光輝歲月，其堅持專業性、國際性和惠民性的辦節主旨，不斷創新、提升，已成長為亞洲地區最重要的國際電視交流平臺之一，大華國際電影電視節也以更佳包容萬千的姿態，聚焦、呈現、扶持海內外優秀電影和亞洲電視劇作品。
“這次紅毯，你去嗎？”譽承問鐘邵。
鐘邵不喜歡紅毯過度展現自我搏版面的噱頭，在有了底氣和選擇權後，他就很少走紅毯了。
後來，“鐘邵不愛走紅毯”在圈子裏就不是什麽秘密。
“去啊。”鐘邵回得理所當然，反而讓鐘邵怔了一下。
“大華國際電影電視節和其他亂七八糟的頒獎典禮不一樣。”鐘邵一頓，嗓音低沈由蠱惑，“我們難得能一起走回紅毯。”
除了電影《同異》入圍了最佳改編、最佳攝影外，鐘邵和譽承分別有其他影視作品入圍。
譚曄拍了拍桌子，對鐘邵如今動不動就孔雀開屏的行為不忍直視！
自從兩個人對他們公開後，倆人的個人工作室幾乎都快要整合成“鯽魚CP”工作室了，他譚曄成了他們倆的經紀人，渺渺則退位到了執行經濟的位置。
拍完電影《同異》後，兩個人手上本子攏都攏不過來，但沒定下一個來，兩個人各自入圍的作品也都是在電影《同異》之前拍攝的。
譚曄按了下手中的控制器，屏幕中以倆人名字打頭，分別羅列出十幾個優質班底的劇本邀約。
這些都是已經過幾輪篩選後，最後遞到兩個人手裏，且他們各自都看過劇本的。
“你們倆有決議了沒？”
“有。”回答的是譽承，他拿過電控筆，劃了幾下，在屏幕上圈出兩部作品。
鐘邵一部電影，譽承一部電視劇。
譚曄的眼神在兩個人身上打轉，“你倆商量好的？”，這不是商量好的他都不信。
“沒，”鐘邵說，“是默契。”
譚曄：“……”這活沒法幹了。
最後，譚曄沒管這倆人以怎樣的默契，選擇了同一個IP的電影和電視劇。
還是無性戀。
日子一天一天過，轉眼就是《STAND+》正片的最後一集。
與前兩集扼要點出論點不同，第三集的副標題直抒胸臆，“君子女，女性本來的樣子”。
胡姑的娭毑，胡仙老人的老同叫胡芳，是姊妹村裏另一位女書自然傳承人。
胡仙和胡芳出生於五/四運動前後的富農家庭。
彼時的富農與後來1950年的富農不同，這時的“富農”僅指擁有較多農業資產如土地和農具的中等規模農場主。
雖是相似家庭，她們的處境也有不同。胡仙頭上只有一個哥哥，而胡芳除了哥哥，底下還有兩個弟弟。
她們10歲時結為老同後，一起吃飯睡覺，學習吟唱、相互扶持、無話不談，形影不離的兩個少女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紐帶。
姊妹村因遠離城郊，交通不便，“世外”消息滯緩，因此也躲過了不少劫難。
當上海女工大罷工取得勝利，廣大普通女性走上歷史舞臺，成為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開始書寫不向命運屈服的抗爭史時，姊妹村還舊守“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的信條。
胡芳自幼時就展現出過人的靈巧聰慧和倔強脾氣，可在姊妹村裏，女子最多只能念完小學，後面的日子便是在家織衣做工，寒耕暑耘，等著嫁人為婦。
她不願放棄念書，跟家裏鬧得厲害，在了胡仙家紮了根。
自成為老同後，胡仙就知曉胡芳想要繼續念書，去看更大世界的野心。
一次，胡芳挨了打，手臂後背都有傷，胡仙幫著上藥，問：“阿芳，你要是真得能繼續上學，會不會把我忘了？”
“怎麽會！”一激動帶到了傷口，胡芳“嘶”了聲，“等我繼續上學，我每天晚上都跟你講我白天在學堂裏學的新知識，總有一天，我要帶你一起走出姊妹村，去外頭看看。”
後來，胡芳如願回到學堂繼續上學，代價學費自己想辦法。
胡芳母親實不忍心，拿出一部分私房錢偷偷給了胡芳，胡仙也將從小存的零花錢一股腦兒的塞給了胡芳。
胡芳起先不願意拿胡仙給的錢，但捱不住她不收胡仙就不理人，才點頭收下。
她把這一段時光以女書縫進了肚兜內裏。
彼時，全國教育廢止綜合中學制度，將普通中學、師範學校、職業學校分別設立，高中不分設文理科等，其中，師範教育在辦學體制上脫離普通教育，自成獨立的學校系統。
胡芳白日去城裏上學，胡仙就去歌堂，那是女書的學堂；下了學，胡芳幫其他家掃田刮地賺點零頭，入了夜就回胡仙家，她寫課業，胡仙就在一旁看著；吹了燈，倆姑娘就躺下交換彼此的一日。
這樣的日子，過了四年。
四年裏，胡芳最愛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吾輩愛自由，勉勵自由一杯酒”。
她也比家裏的兄弟都出息，不僅如期完成了中等師範教育，還考上了華東高等師範學院。
盡管道阻，日/本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的消息仍傳進了村子裏。
此時，胡芳已離開姊妹村三月有餘。
無人知她是何境況，胡仙日夜為胡芳祈禱，用女書寫下她的祈願。
第五個月，胡仙前往縣城裏的郵電局取信。
一年後，胡仙18歲，被家裏嫁給了村長的小兒子胡德。
據說，胡仙一歲時，兩家就定了娃娃親。
胡德比胡仙大上5歲，村裏誰都知道胡德上頭的兩個哥哥管著家業，他整天逗貓遛狗。
胡仙不願，以絕食並試圖以要跳河自殺來抗爭這段包辦婚姻，可父親要“打死”她，胡德家也揚言胡仙若是不嫁，便告她。
她求哥哥幫幫她，哥哥說胡德家給的聘禮實在容不得人拒絕，聘禮是給了大哥一個出去闖蕩的機遇。
利益之上，妹妹算不得什麽，女兒也自然是用來賣的，女人只需要好好聽男人的話。
最後，胡仙還是嫁給了胡德，也擔了不知羞恥的辱罵。
婚前的三嫁堂裏沒有胡芳的身影，胡仙已給她去過信，說了自己要結婚的事，關於期間發生的事，只字未提。
她給自己寫了《三朝書》，上頭只有她和胡芳的情誼以及她的思念，沒有任何的新婚祝福。
這段婚姻並未因締結而暫停了鬥爭和抗爭。胡仙有雙很厲害的公婆，婆婆對自己的小兒子溺愛的緊，因而無論胡仙做什麽她都不甚滿意，胡德只視而不見，胡仙經歷著辱罵的痛苦折磨，也不停止與婆婆的吵鬧。
她第一次知道，原來自己還有那麽大的勇氣，去抗爭。
婚姻的不自主，女性往往被忽視了情感供給。胡仙公公對胡仙除結婚外的唯一一次關註，是在得知胡仙有孕後，他第一次在兒媳面前敞開笑顏，“好好給我們胡家生個大胖小子”。
傳宗接代，成為了婚姻的唯一目的。
婚後，胡仙總夢見和胡芳如同新生兒般坦誠相擁，也經常默念胡芳曾最愛的“吾輩愛自由，勉勵自由一杯酒”。
在蹉跎和壓抑中，她逐漸開始懂了。
懷孕期間，她以孩子為利器，與婆婆開始新一輪爭鬥。
十個月後，胡仙生了大大胖小子。
可一切都還沒過去。
胡仙對孩子並不親近，因為前半生生活在父權制的陰影和壓制下，她如今對男人有一種由內而外的排斥。
孩子2歲時，胡仙公公對她實施了□□。
喪魂落魄、支離破碎後，胡仙觸底反彈，罔所顧忌，有了胡芳當年誓死要繼續念書的孤勇。
她要離婚。
此後，吵架和打架更是家常便飯。
欲望的實施，成功了第一次，就會想有第二次和無數次。
欲念在此之後再沒有得逞，胡仙被公公戴上不孝的罵名，有時利用自己的官職之便，夥同其他孩子一起汙蔑胡仙。
胡仙一邊收集證據，一邊接觸外界的消息、了解外面發生的事情。
隨著收集到的證據和消息越來越多，她也得到了有關胡芳的一絲消息。
胡芳還活著。
1942年秋天，胡仙偷偷前往縣城，將難言啟齒公之於眾。
公公接受了調查，但仍辯駁是胡仙沒有約束好女子四德，先行勾引。
可因為戰爭，這一年大量的村莊和農田被損毀，社會大面積發生了不同程度上的饑荒。
也因此，胡仙得以和胡德以夫妻二人自願離婚形式離婚。
時代或許註定了她們命運的悲劇性，但無法阻擋她們“成為自己”的不渝之至。
此後，胡仙獨自一人生活在縣城。
第二年春天，她在縣城重新見到了胡芳。
胡芳把半年的糧都囤下給她，胡仙渾身顫抖地說不出一聲話。
胡芳沒回姊妹村，只在縣城停留了一周。
胡仙跟著胡芳一同離開了。
戰爭的這幾年，學校內遷到西南調整重組，與其他幾所高校組成聯合大學，在戰後方繼續“實行抗戰教育政策，使教育為長期戰爭服務”的主張。
在胡芳的牽引下，胡仙在戰後方接受成人教育。
兩個姑娘就在最艱難的這幾年，扶持走過，期間胡芳也得知了胡仙在姊妹村的錚錚不息。
她們同戰後方的其他女同胞，成立了募捐隊、慰勞隊、救護隊、運輸隊、洗衣隊、縫紉隊等戰時服務組織，保障著部隊的後方和後勤，以不同的方式貢獻著自己的力量，從家庭勞動和父權制下的附屬品角色中解放和掙脫出來，書寫女性在民族危亡中的壯麗篇章。
胡仙和胡芳亦是是用女書記錄下了她們的所見所聞，裝訂成冊，而關於她們之間的蜜語，悉數妥帖存放。
如胡仙夢中那般，她和胡芳坦誠相擁了。
但也只有坦誠相擁而已。
戰爭結束的次年，《婚姻法》頒布，廢除了包辦強迫、男尊女卑等封建主義的婚檢制度，實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
而主持制定該《婚姻法》的是Chinese feminist movement先驅史良先生。
至此，女性在愛情和婚姻終於擁有了真正的平等和自由。
也是該年，胡芳和胡仙返回姊妹村。兩家父親均已過世，胡仙哥哥對妹妹避而不見，胡芳家只剩下一哥一弟。
她們在姊妹村重啟學堂和歌堂，並設女子學堂和成人教育。
大多時候，她們都仍住在胡仙家，與小時候別無二致，始終腹背相親，形影不離；每逢周末，她們都會到縣城住上兩天，聽戲看文，好不樂趣。
胡芳和胡仙的一生，不僅將女書文化良好保護和傳承下來，錦繡文章達萬千，修書傳誦到如今；也將姊妹村裏的近百個女孩送出村落，讓她們得以看到更廣闊的天地。
在“老同”的故事裏，有珠淚雙流把筆提，寫出愁言傳四邊；亦有女兒本事大無邊，女子能頂半邊天，
結語中，鐘邵說：“在她們的故事裏，他們連虛構的形象和戲份都不必有；她們會擲地有聲地告訴你，你如何虛構女性，女性就會告訴你她們本來的樣子。”
三集，三種完全不同的故事，串聯起不同時代、不同階級的女性的一生。
所以，女性力量是什麽？
是一半的人類智慧，每一個不被定義，是女性在各行各業都能夠坦率說出她們的隱形需求，是女性的聲音真正的被傾聽、被重視，是用女性自己的方式讓價值落地生根，是每一個女性身後都站立著無數女性，是溫潤如水的百煉成鋼，打破腐朽和成見。
因此，我們的社會，不能辜負和欺負任何一位以行動爭取平等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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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還是那句話，當我們熱議“STAND+”，我們真正要討論的是什麽？
公眾女性主義學者曹陽用“矛盾性別偏見”理論總結概括了《STAND+》引發大眾需要正視的倫理，她指出，帶著善意性的性別歧視也是歧視，因其目的是讓女性依附在男性羽翼下，成為一定意義上的金絲雀。
媒體們雖然見不到鐘邵和譽承，還是從譚曄和渺渺口中套出了些信息，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STAND+》項目是在C市公共性別暴力事件發生後緊急建立的，由鐘邵和譽承以及AFN自掏腰包，拍攝該項目的初衷只是出於鐘邵和譽承對C市暴力事件的憤怒。
該消息一經曝光，兩人被奉為“男性天花板”。
而關於“鐘邵和譽承為什麽會倡議一件有關女性友好的事情”的問題，在第二集播出之後，更延伸到了值得探討的社會學角度 —— 當男性支持女性主義，它代表了什麽？
在這個問題上，曹陽率先公開做出應答，她表示，“首先，公眾要明白一點，全球在女性主義發展方面取得的進展正在倒退。一味地抨擊男性不是女權主義，兩者本質上是共生關系。我們追求女權主義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性別平等。男性不是天生的強者，而女性也不是天生的弱者。如果不能突破社會對男性的濾鏡和對女性的刻板印象，那麽性別不平等會不斷阻礙婦女獲得醫療服務、教育、經濟機會和領導地位等。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性別平等是通往社會公平的重要途徑”。當男性參與進性別平等的進步裏，他——作為社會既得利益者——挑戰了性別定型觀念，包括但不限於意識到性別偏見，支持性別平等教育，支持女性權利等，不僅為實現性別平等邁出重要的一步，也為男性提供更廣泛的角色以及采納更積極的行為規範的可能性。”
與此同時，鐘邵和譽承均收到了各自作品入圍大華國際電影電視節的消息，以及紅毯邀約。
作為國內首個、也是至今唯一的競賽型國際電影節。大華國際電影電視節在改革開放初年宣告問世，三十餘年的光輝歲月，其堅持專業性、國際性和惠民性的辦節主旨，不斷創新、提升，已成長為亞洲地區最重要的國際電視交流平臺之一，大華國際電影電視節也以更佳包容萬千的姿態，聚焦、呈現、扶持海內外優秀電影和亞洲電視劇作品。
“這次紅毯，你去嗎？”譽承問鐘邵。
鐘邵不喜歡紅毯過度展現自我搏版面的噱頭，在有了底氣和選擇權後，他就很少走紅毯了。
後來，“鐘邵不愛走紅毯”在圈子裏就不是什麽秘密。
“去啊。”鐘邵回得理所當然，反而讓鐘邵怔了一下。
“大華國際電影電視節和其他亂七八糟的頒獎典禮不一樣。”鐘邵一頓，嗓音低沈由蠱惑，“我們難得能一起走回紅毯。”
除了電影《同異》入圍了最佳改編、最佳攝影外，鐘邵和譽承分別有其他影視作品入圍。
譚曄拍了拍桌子，對鐘邵如今動不動就孔雀開屏的行為不忍直視！
自從兩個人對他們公開後，倆人的個人工作室幾乎都快要整合成“鯽魚CP”工作室了，他譚曄成了他們倆的經紀人，渺渺則退位到了執行經濟的位置。
拍完電影《同異》後，兩個人手上本子攏都攏不過來，但沒定下一個來，兩個人各自入圍的作品也都是在電影《同異》之前拍攝的。
譚曄按了下手中的控制器，屏幕中以倆人名字打頭，分別羅列出十幾個優質班底的劇本邀約。
這些都是已經過幾輪篩選後，最後遞到兩個人手裏，且他們各自都看過劇本的。
“你們倆有決議了沒？”
“有。”回答的是譽承，他拿過電控筆，劃了幾下，在屏幕上圈出兩部作品。
鐘邵一部電影，譽承一部電視劇。
譚曄的眼神在兩個人身上打轉，“你倆商量好的？”，這不是商量好的他都不信。
“沒，”鐘邵說，“是默契。”
譚曄：“……”這活沒法幹了。
最後，譚曄沒管這倆人以怎樣的默契，選擇了同一個IP的電影和電視劇。
還是無性戀。
日子一天一天過，轉眼就是《STAND+》正片的最後一集。
與前兩集扼要點出論點不同，第三集的副標題直抒胸臆，“君子女，女性本來的樣子”。
胡姑的娭毑，胡仙老人的老同叫胡芳，是姊妹村裏另一位女書自然傳承人。
胡仙和胡芳出生於五/四運動前後的富農家庭。
彼時的富農與後來1950年的富農不同，這時的“富農”僅指擁有較多農業資產如土地和農具的中等規模農場主。
雖是相似家庭，她們的處境也有不同。胡仙頭上只有一個哥哥，而胡芳除了哥哥，底下還有兩個弟弟。
她們10歲時結為老同後，一起吃飯睡覺，學習吟唱、相互扶持、無話不談，形影不離的兩個少女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紐帶。
姊妹村因遠離城郊，交通不便，“世外”消息滯緩，因此也躲過了不少劫難。
當上海女工大罷工取得勝利，廣大普通女性走上歷史舞臺，成為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開始書寫不向命運屈服的抗爭史時，姊妹村還舊守“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的信條。
胡芳自幼時就展現出過人的靈巧聰慧和倔強脾氣，可在姊妹村裏，女子最多只能念完小學，後面的日子便是在家織衣做工，寒耕暑耘，等著嫁人為婦。
她不願放棄念書，跟家裏鬧得厲害，在了胡仙家紮了根。
自成為老同後，胡仙就知曉胡芳想要繼續念書，去看更大世界的野心。
一次，胡芳挨了打，手臂後背都有傷，胡仙幫著上藥，問：“阿芳，你要是真得能繼續上學，會不會把我忘了？”
“怎麽會！”一激動帶到了傷口，胡芳“嘶”了聲，“等我繼續上學，我每天晚上都跟你講我白天在學堂裏學的新知識，總有一天，我要帶你一起走出姊妹村，去外頭看看。”
後來，胡芳如願回到學堂繼續上學，代價學費自己想辦法。
胡芳母親實不忍心，拿出一部分私房錢偷偷給了胡芳，胡仙也將從小存的零花錢一股腦兒的塞給了胡芳。
胡芳起先不願意拿胡仙給的錢，但捱不住她不收胡仙就不理人，才點頭收下。
她把這一段時光以女書縫進了肚兜內裏。
彼時，全國教育廢止綜合中學制度，將普通中學、師範學校、職業學校分別設立，高中不分設文理科等，其中，師範教育在辦學體制上脫離普通教育，自成獨立的學校系統。
胡芳白日去城裏上學，胡仙就去歌堂，那是女書的學堂；下了學，胡芳幫其他家掃田刮地賺點零頭，入了夜就回胡仙家，她寫課業，胡仙就在一旁看著；吹了燈，倆姑娘就躺下交換彼此的一日。
這樣的日子，過了四年。
四年裏，胡芳最愛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吾輩愛自由，勉勵自由一杯酒”。
她也比家裏的兄弟都出息，不僅如期完成了中等師範教育，還考上了華東高等師範學院。
盡管道阻，日/本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的消息仍傳進了村子裏。
此時，胡芳已離開姊妹村三月有餘。
無人知她是何境況，胡仙日夜為胡芳祈禱，用女書寫下她的祈願。
第五個月，胡仙前往縣城裏的郵電局取信。
一年後，胡仙18歲，被家裏嫁給了村長的小兒子胡德。
據說，胡仙一歲時，兩家就定了娃娃親。
胡德比胡仙大上5歲，村裏誰都知道胡德上頭的兩個哥哥管著家業，他整天逗貓遛狗。
胡仙不願，以絕食並試圖以要跳河自殺來抗爭這段包辦婚姻，可父親要“打死”她，胡德家也揚言胡仙若是不嫁，便告她。
她求哥哥幫幫她，哥哥說胡德家給的聘禮實在容不得人拒絕，聘禮是給了大哥一個出去闖蕩的機遇。
利益之上，妹妹算不得什麽，女兒也自然是用來賣的，女人只需要好好聽男人的話。
最後，胡仙還是嫁給了胡德，也擔了不知羞恥的辱罵。
婚前的三嫁堂裏沒有胡芳的身影，胡仙已給她去過信，說了自己要結婚的事，關於期間發生的事，只字未提。
她給自己寫了《三朝書》，上頭只有她和胡芳的情誼以及她的思念，沒有任何的新婚祝福。
這段婚姻並未因締結而暫停了鬥爭和抗爭。胡仙有雙很厲害的公婆，婆婆對自己的小兒子溺愛的緊，因而無論胡仙做什麽她都不甚滿意，胡德只視而不見，胡仙經歷著辱罵的痛苦折磨，也不停止與婆婆的吵鬧。
她第一次知道，原來自己還有那麽大的勇氣，去抗爭。
婚姻的不自主，女性往往被忽視了情感供給。胡仙公公對胡仙除結婚外的唯一一次關註，是在得知胡仙有孕後，他第一次在兒媳面前敞開笑顏，“好好給我們胡家生個大胖小子”。
傳宗接代，成為了婚姻的唯一目的。
婚後，胡仙總夢見和胡芳如同新生兒般坦誠相擁，也經常默念胡芳曾最愛的“吾輩愛自由，勉勵自由一杯酒”。
在蹉跎和壓抑中，她逐漸開始懂了。
懷孕期間，她以孩子為利器，與婆婆開始新一輪爭鬥。
十個月後，胡仙生了大大胖小子。
可一切都還沒過去。
胡仙對孩子並不親近，因為前半生生活在父權制的陰影和壓制下，她如今對男人有一種由內而外的排斥。
孩子2歲時，胡仙公公對她實施了□□。
喪魂落魄、支離破碎後，胡仙觸底反彈，罔所顧忌，有了胡芳當年誓死要繼續念書的孤勇。
她要離婚。
此後，吵架和打架更是家常便飯。
欲望的實施，成功了第一次，就會想有第二次和無數次。
欲念在此之後再沒有得逞，胡仙被公公戴上不孝的罵名，有時利用自己的官職之便，夥同其他孩子一起汙蔑胡仙。
胡仙一邊收集證據，一邊接觸外界的消息、了解外面發生的事情。
隨著收集到的證據和消息越來越多，她也得到了有關胡芳的一絲消息。
胡芳還活著。
1942年秋天，胡仙偷偷前往縣城，將難言啟齒公之於眾。
公公接受了調查，但仍辯駁是胡仙沒有約束好女子四德，先行勾引。
可因為戰爭，這一年大量的村莊和農田被損毀，社會大面積發生了不同程度上的饑荒。
也因此，胡仙得以和胡德以夫妻二人自願離婚形式離婚。
時代或許註定了她們命運的悲劇性，但無法阻擋她們“成為自己”的不渝之至。
此後，胡仙獨自一人生活在縣城。
第二年春天，她在縣城重新見到了胡芳。
胡芳把半年的糧都囤下給她，胡仙渾身顫抖地說不出一聲話。
胡芳沒回姊妹村，只在縣城停留了一周。
胡仙跟著胡芳一同離開了。
戰爭的這幾年，學校內遷到西南調整重組，與其他幾所高校組成聯合大學，在戰後方繼續“實行抗戰教育政策，使教育為長期戰爭服務”的主張。
在胡芳的牽引下，胡仙在戰後方接受成人教育。
兩個姑娘就在最艱難的這幾年，扶持走過，期間胡芳也得知了胡仙在姊妹村的錚錚不息。
她們同戰後方的其他女同胞，成立了募捐隊、慰勞隊、救護隊、運輸隊、洗衣隊、縫紉隊等戰時服務組織，保障著部隊的後方和後勤，以不同的方式貢獻著自己的力量，從家庭勞動和父權制下的附屬品角色中解放和掙脫出來，書寫女性在民族危亡中的壯麗篇章。
胡仙和胡芳亦是是用女書記錄下了她們的所見所聞，裝訂成冊，而關於她們之間的蜜語，悉數妥帖存放。
如胡仙夢中那般，她和胡芳坦誠相擁了。
但也只有坦誠相擁而已。
戰爭結束的次年，《婚姻法》頒布，廢除了包辦強迫、男尊女卑等封建主義的婚檢制度，實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
而主持制定該《婚姻法》的是Chinese feminist movement先驅史良先生。
至此，女性在愛情和婚姻終於擁有了真正的平等和自由。
也是該年，胡芳和胡仙返回姊妹村。兩家父親均已過世，胡仙哥哥對妹妹避而不見，胡芳家只剩下一哥一弟。
她們在姊妹村重啟學堂和歌堂，並設女子學堂和成人教育。
大多時候，她們都仍住在胡仙家，與小時候別無二致，始終腹背相親，形影不離；每逢周末，她們都會到縣城住上兩天，聽戲看文，好不樂趣。
胡芳和胡仙的一生，不僅將女書文化良好保護和傳承下來，錦繡文章達萬千，修書傳誦到如今；也將姊妹村裏的近百個女孩送出村落，讓她們得以看到更廣闊的天地。
在“老同”的故事裏，有珠淚雙流把筆提，寫出愁言傳四邊；亦有女兒本事大無邊，女子能頂半邊天，
結語中，鐘邵說：“在她們的故事裏，他們連虛構的形象和戲份都不必有；她們會擲地有聲地告訴你，你如何虛構女性，女性就會告訴你她們本來的樣子。”
三集，三種完全不同的故事，串聯起不同時代、不同階級的女性的一生。
所以，女性力量是什麽？
是一半的人類智慧，每一個不被定義，是女性在各行各業都能夠坦率說出她們的隱形需求，是女性的聲音真正的被傾聽、被重視，是用女性自己的方式讓價值落地生根，是每一個女性身後都站立著無數女性，是溫潤如水的百煉成鋼，打破腐朽和成見。
因此，我們的社會，不能辜負和欺負任何一位以行動爭取平等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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