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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轉學到享譽全省的加秉高級中學是我高中二年級的時候，離下一年的高考恰好還有三百六十五天。那時我剛從一場校園霸淩裏脫皮掉肉地逃出來，關於那場霸淩的起因我懶得多說，說來說去也不過就是我吻在一個女生的嘴唇上，並且以為她也喜歡我。
可是她不喜歡，而且被我嚇壞了。她把我當時怎樣親她的在一個課間同著全班添油加醋地嚷了出來，嚇壞了全班女生。不到一個下午的時間，某班一個女生親了另一個女生的細節以一種極其誇張的描述傳遍全校，嚇壞了全校師生和師生們的家長。
從那以後，我的生活被攪動得天翻地覆。那一段時間，我突然成了群起攻之的對象。這些攻擊中似乎又含著某種“正確”，這“正確”命令我不可以反擊回去只能咽下苦果。我很快消瘦下去，兩頰凹陷，手背上青筋鼓起，整天都沒有精神，月事也不再準時。
最令我悲哀的是，我曾喜歡的那個女生自從成為那個吻的“受害者”之後，時常自鳴得意地向別人分析我私下和她說過的所有話裏有多少暧昧的成分，而善良的她當時又是怎樣天真地看作那是女生間的“純友誼”，從而獲取他人充滿同情的關註。
我父母忙著外出跑生意，我能見到他們的機會很少。我硬捱完那學期剩下的一個月，趁著他們回家的機會，編一個理由說學習壓力大想要轉學。那時我父親正打算把家裏的生意做到更大的城市去，我提出要轉學的時機再合適不過，手續速速辦好了。
到了新城市，我決定培養一個新的生活態度：抽離情感，對人群保持距離。這距離越大，我便越自在。我不想重溫一舉一動都被人盯進骨頭裏的窘迫，如果一時沒辦法離開人群，能保持與他人心理上的特定距離也不錯。總之，不能像以前那樣，動不動就把感情毫無保留傾倒而出。
母親非常滿意加秉中學的嚴格，她認定我在不受監督的日子裏過得隨意散漫，這種態度和高分數或者好未來天然對立。在那座寄宿制中學裏，沒有節日，沒有四季，沒有自我。學生被圈在一片狹長的灰色冰冷建築裏，把頭埋得低而又低，張開眼寫卷子，閉上眼背錯題。只有在一個月一次的班會裏，學生們才會擡起頭，對著黑板一起喊響亮口號：“我，特別努力；我，特別優秀；我，特別有思想！”
我去寢室安頓行李的那天是個周五，空氣濕熱，到晚間天氣還是異常酷熱，不見一點下雨的跡象。我逆著人群，沿著女生寢室樓西邊的落地玻璃窗長廊拖著行李箱，第一次看到加秉中學氣派的教學樓和運動場，以及校園高墻外高聳的山林風景區。我對住在哪裏並沒有什麽特定的原則，那時的我不喜歡的，是加秉中學嚴苛的宿舍管理制度：一周只能在周日外出洗澡理發。刷牙吃飯起床熄燈要按照鈴聲指示，鈴聲不響不許動。宿舍裏不能存放任何與學習無關的物品。（“任何”二字在行為規範守則上標了黑體。）宿監每晚都會在熄燈前檢查每一間宿舍的“違禁品”，發現一律沒收通報班主任，東西絕無交還的可能。
我對這一套規則很不喜歡。我原本想轉來之後，還是住在家裏。父母常常徹夜不歸，我一個人住在大房子裏，晚自習結束到第二天上課前不受學校裏那些莫名其妙的規矩管轄，不知有多自在。可是計算下來回的交通時間我發現，如果要每天準時上學，那麽需要淩晨三點半起床出門一刻不停，才能在早上六點回到位於郊區的學校空著肚子參加早自習。我便不再堅持這劃不來的逃跑計劃，安慰自己在這種學校裏讀書每周竟然還能回家一次也算不錯。
女生宿舍的四人間一個接著一個，唯獨我住的房間例外，那是全宿舍樓唯一的三人間。這個三人間並非從一開始就是宿舍，而是經過簡單改造的小雜物間。我轉到加秉時，新一輪高二女生的宿舍分配剛剛結束，只有這間狹小的房間還剩下一個空位。
其實這些宿舍之間的大小造成的差異根本可以忽略不計——無論推開哪一間的門都是一樣的開門見窗。窗前緊挨著一張極小的木制書桌，門的右邊是一架薄鐵皮衣櫃。衣櫃和書桌之間放著一張上下鐵床，那鐵床的對面是另一張上下床。雖然我事先對這種宿舍的簡陋做了心理準備，但是等到真的親眼看見現實惡劣情況，心中卻還是充滿幻想被打碎的傷感。
見過那些標準統一的四人間後，我看待我的三人間如溫馨的快捷旅館：房間只有一張結實的木架上下床，本來應該放置另一張鐵床的位置上現在是一張純實木打造的單人床。木制書桌換成弧線優美的圓桌。衣櫃安裝了有著白色百葉窗的推拉門。單人床旁邊的墻壁上還掛了一幅有著藍色甲殼蟲汽車的黑框英文風景畫。
這間三人間事實上只有我和另一個女生住一張上下床，我住上床。那個住單人床的女生常年不在學校過夜，自我搬進來，我從未見過那個女生。倒也不能說這種局面帶給我多大的驚喜——因為我這所謂的室友，性格實在古怪。
例如，我在房間裏吃橘子，邊吃邊隨手把橘子皮剝在我面前那一片圓桌面上，她就一定要我放下橘子瓣，立刻把橘子皮丟進垃圾桶之後再吃。如果我稍作反抗，表示等一下再收拾也不遲，她則會一本正經看著我，指著那些碎橘子皮對我重覆“桌面不是垃圾桶”，等到我終於無法忍受她如錄音一樣的反覆，把橘子皮丟進垃圾桶才停下來，然後快步上前換上新的垃圾袋，因為她不能接受垃圾桶裏有垃圾。或者，她永遠要把她床上的被子疊成“豆腐塊”，“豆腐塊”稍有松散便立刻抖開被子用沾水的梳子把被子的四邊硬壓出棱角才罷手。再或者，她每天早晨醒來後要先做三十個仰臥起坐再從床上起身。她三十個仰臥起坐完成，宿舍樓內的起床鈴聲響起，一秒不差。她在我的正下方動作，每動一下，我們的床就劇烈地震動一下。她運動完畢，伴著起床鈴輕巧地去刷牙洗漱，仿佛什麽都沒有發生，似乎完全沒註意到上鋪一臉憤怒的我已經在半個小時前被她鬧得睡意全無。
我認真向她解釋過她的作息為什麽能給我帶來麻煩，可她相信她所作的都是為了有一個健康的身體，考試背書的時候更有精神，沒有必要做改動，甚至友善地勸我也和她一樣自律起來。每次她把話說到這一點上，我便不好堅持下去。她沒有錯，我也沒有。當我覺得她追求做事符合某種規律近於死板的時候，她也許正認為我做人無精打采得極其嚴重。
有一次，我問她為什麽此處的裝潢與其它房間不同。我既是真的好奇又是希望借閑聊打斷她每晚熄燈前不把《蜀道難》全文背出聲來就不睡覺的毛病。她在一片安靜中背書的聲音細細簌簌，比聽大聲公放的廣場舞還讓我睡不著。
“噫噓唏，危乎高……”
“田羊。”我把頭稍微從床上探出來叫她。“我問你，為什麽我們這間和那些間不一樣？”
田羊頓一下，說：“你別打斷我，一旦開始就不能打斷，斷一點兒我就忘記接下來是什麽了。我又不比你們文科生記性好。”
“等一下再背不遲，”我真心的想法是她最好從此以後就不要背下去了。“那張空床是怎麽回事？怎麽從來不見有人住？”
“那是個病號。”田羊指指那張有著席夢思床墊的單人床。“本來她也是住校的，後來身體不好了，好像是什麽要透析的病，離不開醫院。一開始每周回來住個兩三天，現在根本不回來住。問完了嗎？我得接著背，要不然一會兒熄燈你就要睡了。”
我沒料到她最後的那句話，既然不想打擾我睡覺，為什麽幹脆就別背了？為什麽熄燈前非要小聲念點什麽？我的頭開始疼了，不想再多說什麽，狠狠把遮光眼罩摁在臉上。
“李凡你今天的事情是不是都做完了？”
我沒說話。田羊接著說：“你要是沒什麽事，要不要和我一起背？睡前默念有助於加深印象，反正這篇文理都要考。”
我翻身，單手把頭夾進枕頭。
我第一次同這位神秘病人接觸在此事發生的三周後，在那之前，我一直睡得不好。然而這種睡眠不足與田羊並無太多關聯：我厭惡那個“特優”文科班的高壓氛圍，而在睡前卻無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讀。只要那位宿監老師還在堅持每晚的宿舍檢查，我的“閑書”就毫無僥幸存活之理。我曾與那位身材又胖又高的中年女宿監展開過幾場關於“睡前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有什麽不良影響”的辯論。每一次，我都輕松取勝，毫不費力地戰勝怒目圓睜的宿監。但無可挽回的結局永遠是氣得滿臉通紅的宿監抄起記過的簿子在我的名字旁畫上一個大紅叉，我在次日上交一份題為“為什麽我不應該和宿監頂嘴”為題的檢討書告終。如此反覆幾次，我意識到我需要采取另一套保全書籍的策略——我把書裝入一個塑料袋，黏附於單人床下靠近地面那一面底板。那片隱蔽的地方，即使是徹底搜查，也不會有人念及。
那個周日上午田羊不在，房間裏只剩我一個，我背著門，身體盡可能地貼近地面，將頭埋進單人床的床底，十分小心地把書藏起來。
“你在做什麽？”身後傳來一道清澈的女生嗓音。
我立刻從地面上爬起，後腦幾乎撞上床底。目光所及，一個女生身穿一件淺藍色的亞麻襯衫站在門口。她的領口微微敞開，一條柔軟的素色過膝長裙輕輕垂落，輕觸著修長的雙腿，而腳上則是一雙質感細膩的系帶皮鞋。她拖著一個米黃色的行李箱，好奇地打量著我手中書的封面，她的目光洋溢著純真而靈動的光芒，令我怦然心動。
“沒什麽。”我沖她揚揚那本書。“我在黑暗裏躺著。老是想這想那。也許是魔鬼在挑唆我。”不知怎的，我心生一種奇妙的感覺，堅信她肯定能明白我在說什麽。
她驀然而笑。是的，她聽出來我在暗射《罪與罰》。她輕輕打開行李箱，將裏面的衣物一件一件地撫平放置在單人床上。她一邊整理行李，一邊與我又聊了會兒陀思妥耶夫斯基。
她說她叫林潔瑩，林是山林的林，潔瑩是指人間最純凈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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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轉學到享譽全省的加秉高級中學是我高中二年級的時候，離下一年的高考恰好還有三百六十五天。那時我剛從一場校園霸淩裏脫皮掉肉地逃出來，關於那場霸淩的起因我懶得多說，說來說去也不過就是我吻在一個女生的嘴唇上，並且以為她也喜歡我。
可是她不喜歡，而且被我嚇壞了。她把我當時怎樣親她的在一個課間同著全班添油加醋地嚷了出來，嚇壞了全班女生。不到一個下午的時間，某班一個女生親了另一個女生的細節以一種極其誇張的描述傳遍全校，嚇壞了全校師生和師生們的家長。
從那以後，我的生活被攪動得天翻地覆。那一段時間，我突然成了群起攻之的對象。這些攻擊中似乎又含著某種“正確”，這“正確”命令我不可以反擊回去只能咽下苦果。我很快消瘦下去，兩頰凹陷，手背上青筋鼓起，整天都沒有精神，月事也不再準時。
最令我悲哀的是，我曾喜歡的那個女生自從成為那個吻的“受害者”之後，時常自鳴得意地向別人分析我私下和她說過的所有話裏有多少暧昧的成分，而善良的她當時又是怎樣天真地看作那是女生間的“純友誼”，從而獲取他人充滿同情的關註。
我父母忙著外出跑生意，我能見到他們的機會很少。我硬捱完那學期剩下的一個月，趁著他們回家的機會，編一個理由說學習壓力大想要轉學。那時我父親正打算把家裏的生意做到更大的城市去，我提出要轉學的時機再合適不過，手續速速辦好了。
到了新城市，我決定培養一個新的生活態度：抽離情感，對人群保持距離。這距離越大，我便越自在。我不想重溫一舉一動都被人盯進骨頭裏的窘迫，如果一時沒辦法離開人群，能保持與他人心理上的特定距離也不錯。總之，不能像以前那樣，動不動就把感情毫無保留傾倒而出。
母親非常滿意加秉中學的嚴格，她認定我在不受監督的日子裏過得隨意散漫，這種態度和高分數或者好未來天然對立。在那座寄宿制中學裏，沒有節日，沒有四季，沒有自我。學生被圈在一片狹長的灰色冰冷建築裏，把頭埋得低而又低，張開眼寫卷子，閉上眼背錯題。只有在一個月一次的班會裏，學生們才會擡起頭，對著黑板一起喊響亮口號：“我，特別努力；我，特別優秀；我，特別有思想！”
我去寢室安頓行李的那天是個周五，空氣濕熱，到晚間天氣還是異常酷熱，不見一點下雨的跡象。我逆著人群，沿著女生寢室樓西邊的落地玻璃窗長廊拖著行李箱，第一次看到加秉中學氣派的教學樓和運動場，以及校園高墻外高聳的山林風景區。我對住在哪裏並沒有什麽特定的原則，那時的我不喜歡的，是加秉中學嚴苛的宿舍管理制度：一周只能在周日外出洗澡理發。刷牙吃飯起床熄燈要按照鈴聲指示，鈴聲不響不許動。宿舍裏不能存放任何與學習無關的物品。（“任何”二字在行為規範守則上標了黑體。）宿監每晚都會在熄燈前檢查每一間宿舍的“違禁品”，發現一律沒收通報班主任，東西絕無交還的可能。
我對這一套規則很不喜歡。我原本想轉來之後，還是住在家裏。父母常常徹夜不歸，我一個人住在大房子裏，晚自習結束到第二天上課前不受學校裏那些莫名其妙的規矩管轄，不知有多自在。可是計算下來回的交通時間我發現，如果要每天準時上學，那麽需要淩晨三點半起床出門一刻不停，才能在早上六點回到位於郊區的學校空著肚子參加早自習。我便不再堅持這劃不來的逃跑計劃，安慰自己在這種學校裏讀書每周竟然還能回家一次也算不錯。
女生宿舍的四人間一個接著一個，唯獨我住的房間例外，那是全宿舍樓唯一的三人間。這個三人間並非從一開始就是宿舍，而是經過簡單改造的小雜物間。我轉到加秉時，新一輪高二女生的宿舍分配剛剛結束，只有這間狹小的房間還剩下一個空位。
其實這些宿舍之間的大小造成的差異根本可以忽略不計——無論推開哪一間的門都是一樣的開門見窗。窗前緊挨著一張極小的木制書桌，門的右邊是一架薄鐵皮衣櫃。衣櫃和書桌之間放著一張上下鐵床，那鐵床的對面是另一張上下床。雖然我事先對這種宿舍的簡陋做了心理準備，但是等到真的親眼看見現實惡劣情況，心中卻還是充滿幻想被打碎的傷感。
見過那些標準統一的四人間後，我看待我的三人間如溫馨的快捷旅館：房間只有一張結實的木架上下床，本來應該放置另一張鐵床的位置上現在是一張純實木打造的單人床。木制書桌換成弧線優美的圓桌。衣櫃安裝了有著白色百葉窗的推拉門。單人床旁邊的墻壁上還掛了一幅有著藍色甲殼蟲汽車的黑框英文風景畫。
這間三人間事實上只有我和另一個女生住一張上下床，我住上床。那個住單人床的女生常年不在學校過夜，自我搬進來，我從未見過那個女生。倒也不能說這種局面帶給我多大的驚喜——因為我這所謂的室友，性格實在古怪。
例如，我在房間裏吃橘子，邊吃邊隨手把橘子皮剝在我面前那一片圓桌面上，她就一定要我放下橘子瓣，立刻把橘子皮丟進垃圾桶之後再吃。如果我稍作反抗，表示等一下再收拾也不遲，她則會一本正經看著我，指著那些碎橘子皮對我重覆“桌面不是垃圾桶”，等到我終於無法忍受她如錄音一樣的反覆，把橘子皮丟進垃圾桶才停下來，然後快步上前換上新的垃圾袋，因為她不能接受垃圾桶裏有垃圾。或者，她永遠要把她床上的被子疊成“豆腐塊”，“豆腐塊”稍有松散便立刻抖開被子用沾水的梳子把被子的四邊硬壓出棱角才罷手。再或者，她每天早晨醒來後要先做三十個仰臥起坐再從床上起身。她三十個仰臥起坐完成，宿舍樓內的起床鈴聲響起，一秒不差。她在我的正下方動作，每動一下，我們的床就劇烈地震動一下。她運動完畢，伴著起床鈴輕巧地去刷牙洗漱，仿佛什麽都沒有發生，似乎完全沒註意到上鋪一臉憤怒的我已經在半個小時前被她鬧得睡意全無。
我認真向她解釋過她的作息為什麽能給我帶來麻煩，可她相信她所作的都是為了有一個健康的身體，考試背書的時候更有精神，沒有必要做改動，甚至友善地勸我也和她一樣自律起來。每次她把話說到這一點上，我便不好堅持下去。她沒有錯，我也沒有。當我覺得她追求做事符合某種規律近於死板的時候，她也許正認為我做人無精打采得極其嚴重。
有一次，我問她為什麽此處的裝潢與其它房間不同。我既是真的好奇又是希望借閑聊打斷她每晚熄燈前不把《蜀道難》全文背出聲來就不睡覺的毛病。她在一片安靜中背書的聲音細細簌簌，比聽大聲公放的廣場舞還讓我睡不著。
“噫噓唏，危乎高……”
“田羊。”我把頭稍微從床上探出來叫她。“我問你，為什麽我們這間和那些間不一樣？”
田羊頓一下，說：“你別打斷我，一旦開始就不能打斷，斷一點兒我就忘記接下來是什麽了。我又不比你們文科生記性好。”
“等一下再背不遲，”我真心的想法是她最好從此以後就不要背下去了。“那張空床是怎麽回事？怎麽從來不見有人住？”
“那是個病號。”田羊指指那張有著席夢思床墊的單人床。“本來她也是住校的，後來身體不好了，好像是什麽要透析的病，離不開醫院。一開始每周回來住個兩三天，現在根本不回來住。問完了嗎？我得接著背，要不然一會兒熄燈你就要睡了。”
我沒料到她最後的那句話，既然不想打擾我睡覺，為什麽幹脆就別背了？為什麽熄燈前非要小聲念點什麽？我的頭開始疼了，不想再多說什麽，狠狠把遮光眼罩摁在臉上。
“李凡你今天的事情是不是都做完了？”
我沒說話。田羊接著說：“你要是沒什麽事，要不要和我一起背？睡前默念有助於加深印象，反正這篇文理都要考。”
我翻身，單手把頭夾進枕頭。
我第一次同這位神秘病人接觸在此事發生的三周後，在那之前，我一直睡得不好。然而這種睡眠不足與田羊並無太多關聯：我厭惡那個“特優”文科班的高壓氛圍，而在睡前卻無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讀。只要那位宿監老師還在堅持每晚的宿舍檢查，我的“閑書”就毫無僥幸存活之理。我曾與那位身材又胖又高的中年女宿監展開過幾場關於“睡前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有什麽不良影響”的辯論。每一次，我都輕松取勝，毫不費力地戰勝怒目圓睜的宿監。但無可挽回的結局永遠是氣得滿臉通紅的宿監抄起記過的簿子在我的名字旁畫上一個大紅叉，我在次日上交一份題為“為什麽我不應該和宿監頂嘴”為題的檢討書告終。如此反覆幾次，我意識到我需要采取另一套保全書籍的策略——我把書裝入一個塑料袋，黏附於單人床下靠近地面那一面底板。那片隱蔽的地方，即使是徹底搜查，也不會有人念及。
那個周日上午田羊不在，房間裏只剩我一個，我背著門，身體盡可能地貼近地面，將頭埋進單人床的床底，十分小心地把書藏起來。
“你在做什麽？”身後傳來一道清澈的女生嗓音。
我立刻從地面上爬起，後腦幾乎撞上床底。目光所及，一個女生身穿一件淺藍色的亞麻襯衫站在門口。她的領口微微敞開，一條柔軟的素色過膝長裙輕輕垂落，輕觸著修長的雙腿，而腳上則是一雙質感細膩的系帶皮鞋。她拖著一個米黃色的行李箱，好奇地打量著我手中書的封面，她的目光洋溢著純真而靈動的光芒，令我怦然心動。
“沒什麽。”我沖她揚揚那本書。“我在黑暗裏躺著。老是想這想那。也許是魔鬼在挑唆我。”不知怎的，我心生一種奇妙的感覺，堅信她肯定能明白我在說什麽。
她驀然而笑。是的，她聽出來我在暗射《罪與罰》。她輕輕打開行李箱，將裏面的衣物一件一件地撫平放置在單人床上。她一邊整理行李，一邊與我又聊了會兒陀思妥耶夫斯基。
她說她叫林潔瑩，林是山林的林，潔瑩是指人間最純凈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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