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點站北京站到了，請您檢查好自己的行李物品，提前做好下車準備……”長春直達北京的Z62播報按時響起，滿車的東北話隨著火車進站漸漸收斂。

“我來了，北京！”每年9月開學季都是這樣，總有一些“小鎮做題家”用高考換來了這張直達北京的綠皮車票，他們昂首挺胸，在車廂內傲視群雄，每寸肌膚都在囂張得表達著“我，靠自己的努力，實現了躍遷。”

王丞抿了抿嘴，輕輕一笑，仿佛看到了三年前的自己，他拉著行李箱走在隊尾，看著剛剛歡呼的準大學生在雙腳踏上北京土地的那一刻變得小心拘謹，他們不熟練的站在月臺上，左右張望找出站口。

剛剛還充斥在火車裏的東北話，在車廂打開接處北京空氣的一瞬加，都變成了京腔，單單留下那幾個準大學生，呆在原地。

三年前，王丞以低於平常模擬20分的成績考到中國警官大學。

報考的時候他和家裏人吵的架數不勝數，當時高考還分文理，他是理科生，一心想學法律，奈何大批量的法學招生都要求高中學文，高考失利的他去不了家人認同的上海法律大學，無論他怎麽解釋自己敏感內向不適合當警察，家長還是在滿滿的一批次法律院校志願前的提前批裏填上了中國警官大學，後來“不負眾望”，王丞承載著家人的願景成為了一名預備警官。

這三年的警校生涯，把王丞磨練的堅毅卻疲憊，在自己不喜歡的領域，接受從未想過的警務化管理。

曾經他以為大學是午後、咖啡、圖書館，是暖色調的青春文學，來到警校後他面對的是烈日、操場、集合鈴，是冷清淩厲的藏藍火焰。

警校很好，但王丞卻在考上警校的那一刻就在想著怎樣離開這裏。

今年，他大四，“考研”在他腦子裏盤旋多年的兩個字將成為現實，盡管不止一個人勸他好好準備公安聯考找個工作，盡管他的前輩用自身向他證明三跨考研（跨學校、跨專業、跨地區）有多難，盡管他的爸爸媽媽再一次與他進行了激烈的爭吵，他仍義無反顧，將靶向對準了上海法律大學，這一次，要把握住自己的人生。

北京站到學校的地鐵只有三站，王丞提著行李擠上地鐵，這是一趟通向學校的車，但王丞想的卻是離開學校的路。

疫情三年，社會就業大環境十分窘迫，考研人數逐年上升，300萬、400萬、500萬……以百萬為單位上漲的報考人數和瘋狂縮招的教育改革，讓考研難度直線上升。

王丞，一個從吉林小鎮考出來的“做題家”，一直認為考研要比高考公平很多，沒有地域差距、沒有自主招生，以實力作為唯一評判標準，努力終究會實現所有的期待。

進了學校回到宿舍，王丞開始收拾行李，宿舍是六人寢，兩張上下鋪和兩個上床下桌，每張桌子供三人使用，王丞位於進門右手邊的下鋪。

在警校，下鋪是一個讓人又愛又恨的位置，愛在整理簡單，無論是豆腐塊還是直角床單都比上鋪整理起來容易的多；恨在下鋪靠門，是督察檢查的首要目標，通常來說督察對下鋪的內務要求都要高於上鋪，整理起來要格外細致小心。

王丞整理完行李，剛關上行李箱，於浩就拖著拉桿箱走了進來“兄弟，來的挺早啊。”一邊說著，一邊把拉桿箱平鋪在宿舍中央，打開拉鏈的那一刻，滿箱書籍呼之欲出。

“好家夥，這麽卷？”王丞笑著調侃道“準備發力了？”

“再不發力就晚咯。”於浩不好意思地撓了撓頭“考研120天倒計時了啊。”

於浩，河南農村長大的孩子，非獨生子女，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在經歷了河南地獄難度的高考後，大學瘋狂擺爛，並聲稱“河南人只需略微出手，考研考公全都有。”

帶著這份來自河南的自信，他決定大學玩三年，最後一年再開卷，果真，逃課掛科樣樣精通，連拖帶拽到了大三，要將這幾年積攢的力氣全部發揮出去。

受疫情影響，很多省份無法按時返校，林林總總算下來，宿舍裏只有王丞、於浩和北京本地人張巖能在官方開學日這天回到學校。

當然，和這些“粗俗的異鄉人”不同，京都大少爺張巖每次都在校門門禁前最後一刻走進校園，彰顯著對時間支配的自由和對開學返校的不屑一顧。

“咚……”張巖左手提著拉桿箱，右手拎一個大包，肩上還背著旅行用的大雙肩背，用拉桿箱撞開了門，把拎包和背包往床上一扔，坐在對面的下鋪氣喘籲籲“怎麽每次我都得帶這麽多東西呢。”

說來也怪，好像越是本地人帶的東西越多，警校封閉管理加上疫情防致使出校的機會寥寥無幾，像王丞、於浩這樣的外地人一般都只帶些生活必需品，一個季節拿兩件能換著穿的衣服就夠了，平是在學校裏穿警服，還節省了一大筆服裝開銷。

但張巖的追求就不一樣了，從他的拎包裏可以掏出一個小型咖啡機、拉桿箱裏能裝半箱的洗護用品、雙肩背裏能拿出三個大小不同的平板電腦……

不過，家境優越的他還是很接地氣的，每次把帶的東西折騰到櫃子裏後都會從不知道哪個包裏拿出一整盒蛋撻或者牛肉卷，然後用淡淡的京腔說“嘿，快來嘗嘗，這都是我媽親自做的。”

“欸呦餵，真地地道道地道。”王丞接過一塊蛋撻一臉壞笑

“地域黑的話您別吃了。”張巖笑著調侃

“你怎麽安排，是考研還是公安聯考？”王丞咬了一口蛋撻，綿密又厚實“喔，阿姨做飯真好吃。”

“你們怎麽安排？”

“我和於浩都考研，我考外校法學，他考本校公安學”

“都考研孤立我？那我也考。”張巖放下蛋撻，用手指了指天花板“於浩考公安學，那我就考國安學吧，安全界的天花板，比較高大上。”

這就是張巖考研的理由，家庭優越的他在做事上很少有“目的性”，恰恰是這種瀟灑肆意的態度使他能輕而易觸到別人難以企及的高度。

大一開學競選班幹部，同學都準備發言稿，在網絡上四下搜集面試題目，張巖卻一臉無所謂，躺在宿舍裏的說“都競選班幹部啊，那我也競選個團支書吧。”

競選當天他往講臺上一站，一臉憨笑用他根深蒂固的京腔和北京人特有的自損式表達方式獲得了一眾支持，毫無疑問選上了團支書。

王丞對張巖一直以來是羨慕但懼怕的，王丞來自吉林小鎮，自卑卻自尊的他，剛到北京時總怕行為上露怯，被大城市裏的人冠以“土包子”的名頭，他的爸爸媽媽都是工人，月薪不到3000，在小城夠用，但在北京來看純純就是未脫貧水平。

王丞的生活費是1500元，他有兩張銀行卡，家人給他打錢後，他只會往綁定校園卡的銀行卡裏轉1200元，每個月都攢下300元，這300元讓他安心，他說大學四年後要用自己攢下的錢去旅游，去看看外面的山川大河、去守候他處的日出日落。

王丞還經歷過校園暴力，只不過情節較輕，“小混混”來挑釁他時，他總故作鎮定，咬著牙回擊，即使再害怕也強迫自己鬥爭下去，正因如此，“小混混”覺得騷擾王丞很無趣，便不主動挑釁，不過日常見面陰陽怪氣、冷嘲熱諷、寒酸挖苦還是少不了的。

而張巖，185cm的個子，200斤的體重，高中籃球校隊，還是校霸小分隊的一員，他不欺負老實人，只對那些張揚跋扈的同學劍拔弩張。

他和很多網紅明星住在同一個別墅區，家裏有健身房，200斤的體重在他的鍛煉下塑造出肩比胯寬，胸比肚大的高體脂身材，所有人看到他第一反應不是好胖，而是好壯，175cm，130斤的王丞在他面前顯得好小一只。

張巖作為一個地道的北京人，說話自帶“嘲諷體質”，不論是自嘲還是互損，都讓經歷過校園暴力的王丞很不自在，他不敢表現的太敏感，但總是開啟防禦姿態，不去接話，日常生活中，也盡量和張巖保持安全的社交距離。

“我吐了，學校操場翻新，球筐全都被撤掉了。”隔壁寢的艾樂捧著籃球破門而入“巖哥，咱們沒地方打籃球了。”

“這學校絕了。”張巖用力錘了一下床“放假的時候不修，開學了整花活。”

“巖哥，快去跟校領導反應反應”艾樂一臉無辜的看著張巖

“算了，就當為我考研創造覆習環境吧。”張巖無奈的攤了攤手

艾樂，“張揚”的代名詞，高中也是籃球校隊的一員，為人心思很重，看人下菜碟，對看起來比較有用的同學和其他同學完全是兩種態度，情緒外露，自負囂張。

張巖常在宿舍裏吐槽“艾樂這種人，就是我高中主要的針對對象。”

疫情、考研、操場翻新，這三點湊在一起，讓張巖不得不棄球從文，上完課後實在無處可去，便找間教室覆習備考。

張巖宿舍裏平常一起打球的最好朋友李志因疫情原因沒有順利返校，剩下王丞、於浩和張巖三人性格迥然不同，平常玩都玩不到一起去。

為了不互相打擾，三人在不同的地方備考，於浩不挑學習環境便在宿舍內備考，王丞典型的完美主義，大包小包找了一間空教室，尋了一個屬於自己的位置，張巖一如往常無所謂的態度，在自己班級的責任教室裏找了一個靠墻的角落。

三人出於各自的理由，為自己曾經隨口一提或深思熟慮的豪言壯志努力奮鬥著，無論怎樣，這所警界最高學府裏的學生還是很有學習能力的，平常玩玩鬧鬧、說說笑笑，真正卷起來，也是鴉雀無聲，沈浸在文海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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