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假回老家期間，我得以有機會翻檢爸爸留下的抽屜。從表皮已經剝離、脫落，像皸裂的土地一樣的褐色牛皮包裏，找到很多他悉心保存的遺物。有他為我二哥工傷提起的認定申請；也有為打工工資事宜幾乎要向老板訴諸法律的起訴書底稿；有為我家人的糾紛提出的民事訴狀留底；還有向報社反映報紙文字問題、村民現實問題的信件底稿。其實他只是個退休返鄉的書生，本是個生性疏懶、豁達開朗的人，什麽事情都願意息事寧人，從不去計較。但他又是個耿直、熱忱的人，眼裏容不得沙子。他遇事不怕事，一定要討個是非曲直，容不得黑白顛倒。他一輩子都難改嫉惡如仇的本性，喜歡仗義執言，自己不願為五鬥米折腰，也看不慣“官老爺”不知民間疾苦的作法。他在一個信封後面寫有幾句話“草菅人命、橫征暴斂、權勢沖天”，不知道是因何事讓他如此憤慨！說他是個“公民”也好，或者他自稱的“農民”也好，他比我這個學法律的女兒更像個維權鬥士。我除了實習時去過“公檢法”部門，從沒和法律再沾過邊呢，我那些法律知識早都成了故紙堆了，何況我們有中國特色的法律總是在“與時俱進”。我完全是遵從了我一個老師說過的話：“大學畢業都沒學會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還搞什麽法律，趁早改行。”

我看到我爸遺物裏有一份最為完整的資料，他的草稿和消費者協會的反饋、批轉都有留存。有前因有後果，留下他的一次維權行動的印跡。事情的起因是為了安裝電話，電信局收錢不辦事，他作為村民代言人及個人消費者向消費者協會反映，直至問題解決。

我得先回顧一下我記憶中有關電話的故事和發展史，佐證我爸維權的迫不得已。曾幾何時，電話是壟斷專營的稀缺商品。我記得87年上大學時，每個宿舍樓只有一部撥盤電話。電話“叮鈴鈴”一響，看樓阿姨就從窗戶探頭喊叫“室，某某某來接電話。”如果是另外一個方向的宿舍，她當然得走出傳達室去喊。打電話的人已經付過費了，接電話是不需要付費的，但得給阿姨呼叫付辛苦費，大概是1角錢。根據嚴歌苓改編的電視劇《幸福來敲門》，描述的就是八十年代的故事。我喜歡的兩個演員蔣雯麗扮演的江路和孫淳扮演的宋宇生這對冤家，就是因為在院子的小賣鋪接打電話，結下了悲喜情緣。我91年畢業前夕找工作時為了和老家聯系，好朋友陪我去電信局打長途電話。我記得在交完押金等候叫通的時候，蚊子差點把小腿咬遍，那個燥熱的舊木地板房間和遙遠的電話帶給我的仍是無望。剛上班時和家裏人為了急事聯系，只能厚著臉皮去領導辦公室給姐夫單位打通電話，匆忙說兩句。92年7月，我第一次出差去掛林學習一個月的國際業務，這當然是讓同事艷羨的美差，可是要離開熱戀的男朋友還是不舍。熬過一周就去住宿賓館不遠的電話亭，打一次長途電話，訴說一下甜蜜和相思。

尋呼機的出現大概是為了輔佐、延伸電話的功能。92年9月單位為我配備了“無線尋呼機”，那是從電信局“126”臺購買的松下豎式數字尋呼機，後來尋呼臺才遍地開花的。要知道那只是因為我們部門不到十個人是做“國際業務”的，領導說“時間就是金錢”，才享受的特權。那時候尋呼機還很稀罕呢，我的號碼還在一萬之內。公交車上誰的傳呼機“滴滴”作響，全車人都會扭頭看。有些人會讓傳呼機多響兩聲，感受一下艷羨的目光再美滋滋摁下，還得趕緊下車找公用電話去回覆。

我記得93年底我結婚不久，老公去南方出差，我只休了三天婚假就被單位叫去上班。年末熬通宵加班做完決算，元旦放假腆著臉向領導借了他的“大哥大”作為犒勞，想和老公在約好的時間通話，感受一下“電話訴衷腸”的浪漫。那時候“大哥大”可絕對是身份的象征，像磚頭一樣重的蜂窩式摩托羅拉手機，必須用專門的手提包才能裝下。能提那包的，不是有身份的人就是有錢的老板。大概是95年，有個同事花了三千多元初裝費給家裏安裝電話，讓人好不羨慕。除了能掏出那筆不菲的“初裝費”，那至少相當於半年的收入呢，關鍵是還得有路子，排隊幾個月才能搞到指標。我自己家裏安裝電話是在97年，老公在外縣找了份差事，聯系就顯得非常需要了。

我在97年4月的日記裏記載：“他的工資已經拖了三個月未付，但我還是打算找人安個電話吧，起碼他在無聊的時候可以聽聽我和兒子的聲音。”我在日記裏還寫到“兩歲的兒子總是拿起計算器貼在耳邊假裝電話，餵，爸爸你好！餵，爸爸再見!有一天他周末起床就說要給爸爸打電話去，到樓下游玩的地方去打，可是他說自己“沒有錢錢”。問他要給爸爸說什麽呀，他說爸爸給我掙錢去了，爸爸回來吧。”我記得我是享受了“5-17電信日”優惠，交了一千八百元初裝費，當然也托了熟人。可是說了兩個多月，排上隊，依然不見動靜。一次兩次地打聽，熟人出面調停，總算來安裝了，還因禍得福地給了比較好記的號。原本這號是給重要部門或人物預留的，因為給我家的電話遲遲沒有安裝，所以臨時頂湊了。別說安裝電話，連選號都是需要求人的事呢。我記得當時我天真地問老公“這麽一大筆初裝費日後會退給我們嗎？”他瞪我一眼，“你想什麽美事呢？”我不解地追問“可是我們安了電話，就算不打，每個月也要交30多元的月租費，每次打電話的錢另收，這個初裝費是師出何門呢？”他正沈浸在安通電話的喜悅裏，哪有功夫理會我的愚昧，“哪來那麽多為什麽？你不想安，想安的人擠破頭呢。”這倒是的。我家的電話號和證券交易稅的電話很像，剛安裝時經常有人打來電話詢問股市訊息。

我在後來的單位花五十元購買了已到折舊年限的漢顯尋呼機，是摩托羅拉橫式尋呼機。那應該是2001年以後了，當時覺得還是挺稀罕的，起碼尋呼機可以直接顯示信息，不用再找電話去回覆。現在已經一錢不值，睡在抽屜裏權當收藏了。手機開始流行後，我兒子看到街上有人用手機大聲地打電話很眼熱，建議“咱們給爸爸也買個手機吧，可以在街上移動著打多好。”我之後擁有的第一部移動電話是個銀灰色塑料外殼的小靈通，信號不好，總是在關鍵時候掉鏈子，也不能出市區出差攜帶了。2002年下半年我和同事團購，預交兩年話費得到第一部手機。每人從工資裏按月扣除繳納，總計五千多元或接近五千元，拿到彩色顯示屏、彩鈴的三星或摩托羅拉手機，興奮不已。現在想想夠奢侈的，只是因為每月扣減，慢刀子割肉，不覺得心疼罷了。我過年回家還用手機繩，把我的摩托羅拉手機拴到脖子上，給我的小侄子炫耀什麽叫“十六和弦”的鈴聲。那麽多話費兩年之內怎麽打得完呢？我幾乎隔一天給我媽打個電話，她老人家不懂啥叫預交話費，她怕浪費我的錢，每次不等我嘮叨完就掛斷電話。我和外地的同學聊天，也和國外的朋友聊天。朋友說國外話費比國內便宜多了，讓我放下電話她打過來，可是我的話費不是不打白不打的嗎？

手機現在當然是滿大街可見了，有錢的可以買幾千元或者更高檔的品牌手機，沒錢的也可以買幾百元的山寨手機。“有錢和沒錢的區別無非就是：你去買蘋果4代，我去買四袋蘋果”唄。我現在只知道用手機發短信，我才要上高二的兒子已經換過好幾部手機，除了手機的主要功能，還得有“智能”。手機在他手裏純屬玩具，可以玩游戲、上QQ、查字典、看視屏、聽音樂，忙得不亦樂乎呢。固定電話也不再是電信局一家專營，鐵通、網通等都進區、進院打促銷戰，“初裝費”終於成了歷史，不過每個月的“月租費”也夠電信部門白賺的了。

我兒子上幼兒園後早期的假期都是領回老家，他爺爺家安裝電話也很晚，只能約好一周去外面打一次電話，或者我姐姐領到她們家去給我打電話，以解我對兒子的思念。我在日記裏記錄了很多有關兒子打電話的細節。“四歲的兒子被爺爺領著給我打來電話，一口天水話：媽媽，我耍得好得很。媽媽，我想你哩。媽媽我玩得乖，吃得好。媽媽再見！”三言兩語就算匯報完了。有一周他爺爺不領孩子打來電話，我還會心生怨言。可是後來他爺爺家安裝電話了，兒子卻只顧高興地玩，不肯接電話和我們說什麽了。

言歸正傳，說說我爸維權的事。其實我想給父母安裝電話的心願由來已久，我爸爸熱心公益，但給我回信總是在我媽的幾番催促之下才遲遲提筆，往往是我寫三封他回一封，都是言簡意賅。我媽是個不識字的農村婦女，我要想和他們說說家常只能指望電話了。可是農村電話沒有布線，我也鞭長莫及。2000年時村裏十戶人家湊起來打算安裝電話，我得知消息立即為父母匯了六百元初裝費，讓他們一定要盡早安裝電話。一來我在外地，在電話裏可以向父母問寒問暖，即使報喜不報憂，說說“我的工作挺好，孩子也好，家裏都好”，聽聽彼此的聲音也是好的；另外父母年齡大了，萬一生病可以讓城裏的姐姐及時得到消息，他們如需要什麽東西，也可以及時通知姐姐們周末去看望時采購。

我爸保留的電話費裝機發票顯示時間是2000年9月26日，費用568元，上面蓋有“贈話機一部”和“電話機已付”的印戳。我爸向消費者協會第一次申訴時間是2001年1月3日，這得多好的耐心等著安裝一部電話呀。這竟然還是花錢的買賣，不是免費的饋贈。

我爸的申訴書底稿是這樣寫的：

市消費者協會：

改革開放20年，我村村民響應黨的號召，發展生產，改善生活。於20世紀已解決溫飽，穩步進入小康社會。隨著21世紀曙光來臨，正大踏步向著更加富裕的道路邁進。但地處鄉村，訊息不靈，商事不便，須電話溝通，於是村黨支部請市電信局安裝市話。局方承諾：10戶以上優待安裝，並於2000年9月26日派業務員2人，親來我村宣傳。群眾交款開票20多戶，1萬多元，合約成立，口頭承諾國慶後安裝。豈料一去無消息，書記催過多次，才查線路，做規劃。管事的孟科長親口應承：可以安裝，再不擴戶，但只說不做，催也不理。迄今3月餘，跨一年又跨一世紀，還是光收錢不辦事。真不理解：發展電信業務，解決農民困難，本是黨的關懷，也是電信職工的天職，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為什麽要官商老爺放下架子，改掉惡習，追趕潮流與世界接軌這麽難！白拿農民血汗錢臉不紅，心不虧，憑什麽？如是作風，怎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農民最通情達理，電信局既單方毀約，裝機無望，請貴會協調，按違反“合同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受理，賠償損失，退款道歉！

落款是窩駝村黨支部。我爸不是黨員，他只是個捉刀人。不知道他這次申訴有無結果，他於2001年2月13日又以個人名義再次執著地提出申訴。

這次我爸搬出新的理由，以期打動消費者協會：“窩駝是個回族同胞聚居的民族村，民族事務、宗教事務與市內發生頻繁；窩駝又是個城鄉結合點，上市有公交專線，卻遠離太京公社20裏，反而不便。”他又補充了新的進展，“年前電視臺過問，才栽桿拉線，又熱了一陣，只等裝機通話，卻又涼到今天。但奇怪的是，對原有自己栽桿拉線已通話的幾戶，把舊線拆了，接在新桿上。本以為新增戶栽桿架線，萬事俱備只等裝機，卻不聲不吭不幹事，不知為何？更可惡：脅迫農民，個個簽名，寫下局長強加給農民的：將來中央優待西部農民，也不得改農話。這是喪權辱格的協議，剝奪了消費選擇權，是開除國籍的賣身契。還有，發票上紅印：“贈話機一部”的優惠，大食言，不贈了。迄今收款違約近半年，從2000年到2001年，國慶過了，春節又過了，不聞不問。好像老百姓欠他們的，應該要，應該白收。光愛錢不辦事，與巧取豪奪何異？”

我看到同日消費者協會終於在我爸的申訴書中做出調解意見：“請市電信局按你們承諾，家住繁華地段，如安裝電話，支持；如不安的，可執行“消法”有關規定。”並於次日專門給電信局寫了便函，就簡單的一句話，“趙科長：請你們接洽，並妥善處理。”蓋著消費者協會的紅印章。

我不知道我家的電話最終是什麽時候接通的。2005年我爸去世後，我媽被接到城裏，在我姐姐和弟弟家輪流居住，老家多半時間空著，這個歷盡波折安裝的電話也很少使用了。我弟弟覺得沒必要再白交月租費保留，於是在停機一段時間後終於拆機，那個8366592的號碼，永遠留在了我的記憶裏。今天接到我弟弟的短信，我媽這次回老家住了三個月了，估計還想住下去，家裏又安裝了電話。他告訴我一個151開頭的號碼，不知道是哪家公司的電話。安裝電話終於成了簡單的你情我願的市場交易，不再需要看人眼色，仰人鼻息了。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只可惜我的聽力已經再無法給我媽打電話，我的“移動套餐“的話費也只能白白被扣掉了。

現在看著那幾張發黃的紙，我爸申訴的文字仍讓我又好氣又好笑，既心生佩服，也心生感喟。“跨一年又跨一世紀”，“國慶過了，春節又過了”，真是快等得望眼欲穿了。1876年美國人發明的電話，在中國的普及用了逾百年。直到21世紀，我爸為安裝個電話居然還要這樣幾次三番去據理力爭，這比電話的發明神奇地縮短了人們之間遙遠的距離看起來更像個天方夜譚的奇跡。他這句“這是喪權辱格的協議，剝奪了消費選擇權，是開除國籍的賣身契。”至今仍讓我有振聾發聵的感覺。我爸這個退休返鄉的農民都知道黨的惠農政策，要“追趕潮流與世界接軌”，可是我們站在世界最前沿，迎接了新世紀的信息部門竟然還是衙門作風。先交錢安一部電話竟然等半年杳無音信，白紙紅印蓋的“贈話機一部”和“電話機已付”竟然也是空話。

我爸這次維權行動已經過去十年了。“3.15”活動曝光的消費者權益受損事件年年層出不窮，讓人觸目驚心，我們的常識一次次被打破，忍耐的底線也一次次被挑戰。如今，電信部門不再稱“老大”了，可是還有多少“老大”橫亙在老百姓“大踏步向著更加富裕的道路邁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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