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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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計程車將我載去醫院時，穿過了一片矮矮的檸檬樹林，八月底陽光正好，未結果的樹木望過去是一片整齊油亮的綠色。大概佛羅裏達的陽光永遠是這麽好。去年我全家來邁阿密度假，原本打算搭游輪在海上過聖誕節，但我的妹妹凱瑟琳和母親不知道為了什麽事大吵一架，賭氣躲在房間裏不肯去，於是我說留下來陪她，讓我父母去坐游輪。也許這會讓他們想起他們初識時，在一架從倫敦到紐約的飛機上，那時我父親正在和前妻離婚，我的母親，薇蘿妮卡的出現使得一切無可挽回。對於我父母的婚姻，人們至今還有些閑話，但不可能凡事都時機正好。我認為他們是很好的一對，這使得我一直相信我父親並不討厭我，只是要求過於嚴苛。畢竟你很難既愛一個女人，又討厭她和你的兒子。
而凱瑟琳和我的關系也一般。那幾天過得相當無聊，我們沒有什麽可以一起做的，她去逛街，我留在房間裏看書。聖誕夜我們吃了晚餐，坐在一起無話可談，找了副紙牌打了幾局，她就回房睡覺了。在我小時候是很喜歡這個妹妹的，但她從來不喜歡我，好像我奪走太多父母的關心似的，或者比起她，我根本不想一個威爾森家人。我常覺得我們一家四口在一起時，我像個外人。我曾以為這是青春期時過度的敏感，而現在發覺他們和我的確不是一類人。我和溫妮是一樣的，她說過一家裏只有尼爾懂她的心。於我也是如此，於是我和那幾位威爾森交流起來總是很困難。
但當下我也無心去回憶太多，我到了比斯坎灣附近的那家療養院，報上迪梅克·格雷格的名字，護士領著我去娛樂室裏找他。大屏幕上裏正在放一部情景喜劇，病人坐了三排，還有些人三三兩兩地坐在窗邊或者棋牌桌邊，我跟著護士去找迪梅克，突然感到自己被抓住了。那是一只瘦極了又蒼白的手，穿過諾福克島松樹的細密枝葉緊緊地抓住了我的手腕。他坐在墻邊，身體幾乎全遮掩在室內綠化樹的陰影裏，綠色的眼睛淡得幾乎透明，滲人地盯著我，“我聽見你再叫我的名字。”
我站穩了回望他。他的目光好像灰塵似地從我身上抖落。我知道我在娛樂室裏一直保持著安靜。這是一個怪異的時刻，我感到些許慌張，之後又恢覆平靜。好像自此我接受了一些我不能理解的存在，視之理所當然，從未試圖追問究竟。
“這位是迪梅克·格雷格先生。”護士告訴我。
我向她道謝，“請給我們一些時間談談。”
在我的目光中，她轉身離去。我在迪梅克身邊坐下，他卻像個吉普賽人似地閉上眼睛，一根手指豎起來，“別說話，我不喜歡用聲音交談。雖然你的聲音挺好聽，像是嚼碎了冰塊呼出的冷氣，但它並不是真正的聲音。”
我並不是不喜歡這個比喻，但是維布·格雷格比他這位親戚禮貌太多。“沒什麽方法可以幫助他，維布？是不是這個名字？”他見我點頭，又繼續說，“我在這兒住了有四十年，比我在外邊的日子還長，過得時好時壞，他以後也差不太遠吧。”
“我沒有你要的答案，不過我有別的答案。”他又抓住了我的手腕，順著我的手臂一直到我的脖子，握得很緊，我的頸部動脈在他手中跳動。但我並不感到恐懼，他太虛弱了，而我能在橄欖球場上甩掉截鋒，和對手球員暴力地肢體碰撞，沖進達陣區裏。
我並不打算走，這些日子裏我無事可做，而此刻聽他老年人式的閑談，竟然成了很重要的一項大事。“我們本來不叫格雷格，你知道嗎，是格澤戈紮斯基。我們原本是波蘭人，在比亞韋斯托克附近的山區村子裏，全村有兩三百人。那兒偏僻極了，沒誰會來，但有年來了一群猶太人和我的父輩們做生意，談起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後來幾年饑荒，我的父輩們就打算來美國，路上死了很多人，最後到了埃利斯島就剩三十三人，然後我是第三十四個，我在埃利斯島上出生，那天河上全是霧氣，於是我父親給我迪梅克這名字，霧。後來移民官給我們格雷格這個姓氏，於是我就叫迪梅克·格雷格。沒過兩年，德國就侵占了波蘭，那時我的父輩們已經在新澤西的皮革廠裏找了工作，母親們做起了縫紉。”
又是一個關於名字的典故。我開始有點恨這個了。在我和我父親那糟糕的關系裏，我沒想到我最計較的是這個。不過我現在更在意的是他的手還掐著我的脖子，雖然並沒有讓我感到威脅，但卻很不舒服。
他松開手，恍然大悟似地說，“你是真的？我分不清，我一直學著和幻覺作鬥，可是它們真的太狡猾了。去年我看見一頭沒有眼睛也沒有耳朵的大象在我窗邊，它在朝我叫喚，甩著它那條又粗又長的鼻子。起初我想，它是假的，是幻影。可後來那個聲音越發地真切了，我就蒙上被子不去聽，可是接著我聽見了隔壁推開窗戶的聲音，連著樓上的幾戶也推開了床，他們也聽見了大象。我伸手要去摸摸它熱不熱，是不是真的，它卻避開了。於是我想，也許它真的是一頭大象呢，只是它天生就沒有眼睛，在動物園裏也沒人喜歡它，可能會被賣掉，賣給一些給巨人治病的醫生肢解掉。唉，我想，它真可憐啊，它一定是逃了出來。可為什麽要來找我呢。窗戶是有鐵欄的，我只能繞路去追它，因為我剛才沒註意，並不知道它為何而來。”
我沒有打斷他，任由他繼續說，大概沒什麽人會傾聽他這些不著調的故事，但我卻覺得這很有趣，再加上一種猜測他可能在瘋言瘋語中透露這種家族遺傳病信息的心情，我聽得非常認真。這幾乎使我同情他了。“我追著它到花園裏，它腳步又沈又笨拙，我知道它要去海邊，但是它沒有眼睛。於是我說，我帶你去吧。等我走近它，我發覺它的皮膚是銀色的，它在發光，草地和樹木全成了銀色。它讓我騎在它背上，它的耳朵長出來了，越變越大，成了翅膀。隨著它越升越高，空氣就越來越冷，我手腳發抖，抓不緊它滑溜溜的皮膚，於是甩了下去，頭撞在花園裏雕像底座的腳上，那回我差點死在那兒了，它們真的太狡猾了，你知道嗎。”
事實上他身體健康，思維也很清醒，唯一困擾他的就是幻覺。有天他去餐廳裏吃飯，他忽然發現餐桌全換成了牌桌，籌碼是每個人的生命。最中間是一張輪盤，圍著的是一群穿著二戰軍裝的美國大兵，他們招手要他過去，叫他下註，但他沒有籌碼。於是他們拿出了他的心放在天平上稱量，然後他們放下籌碼，最薄的一片也會使他的心臟被壓得升起。於是在恐懼中，他奪回了自己的心臟，不顧所有人的阻攔，跳出了窗外。還好，餐廳只是在第一層。
他和我講了好多幻覺。有一則我覺得是真的，他說他有時下午在四樓做檢查時，會從窗戶眺望到對面街上校車經過，有個小女孩下車，她的媽媽來接她，給她紅色包裝的牛奶。他說，幻影太狡猾了，它總是要弄得很真，好讓他從窗戶那兒跳出去。
在很多年後，維布和我在埃德溫的林場裏散步，他說起了自己的幻覺，我忽然明白了。他們的天賦賦予他們不同常人的能力，同時他們異常的思維方式，他們太容易洞察他人，理解方式也太特別。也許那些狡猾的幻影，是他們所見過的人與事在他們心靈中的投影，他們真正地理解了他人的內心，因而他人也在他們內心中生出形象，難辨真假。於是我有些好奇自己在他心裏的形象，會是一股上升著漸而燃著的氫氣，還是一條尾巴長得像蟒蛇的人魚。
說了關於幻覺的長篇大論，他也有些累了，我去給他倒了杯熱紅茶，他捧在手裏又說：“所以，維布他的父母，上帝保佑他們的靈魂，一定是給這些幻影害死的。它們是我們家族終生的敵人，最厲害的對手，我從沒聽說過誰能打敗它們的。也許有吧，可打敗了幻影的人，又被其他東西打敗了。沒誰能總是贏，是不是？”
對啊，不瘋狂致死，也有疾病和別的災難緊緊地跟在你們身後。我忍不住嘆氣，我不知道維布為什麽要受這種詛咒。而我又立即想起那段話，維布可能會對我說：“起先我的家族在那小村子裏住了幾百年，全是近親，一代代通婚出了遺傳病。後來我父母在美國也沒有找別人結婚，於是我和他們一樣。”
他又不能責怪他的先祖。而我為他嘆息，也沒意義。我問他：“其他人呢？”
我覺得我好像打破了規則。事實上，我相信他能讀懂我的內心，但是我不開口去問，給予他一種不作答的自由。但現在不同了。他用那雙淡綠的眼睛註視著我，讓我差點以為他其實是盲的。“他們死了，他們全發了瘋。只剩下我在這裏。”
他說完起身，我跟著他走到一張棋牌桌前。我們相對坐下，他洗了牌，和我玩德州撲克的單挑。沒有荷官，我們自己拿牌。先是兩張兩張底牌，我看牌時，聽見他說：“黑桃三，黑桃五。”
的確如此。我們沒什麽好下註的，於是就開始第二輪發牌。他又說：“方塊七，遺憾。”
我們拿到第五輪才停下。我飛快地掃了一眼牌，在他說出來之前，就把一副三條放下。而他的卻是兩對。有時你明白是沒有用的，你得有點運氣。他拿著那兩副牌，慢悠悠地看了幾遍，才把它們收好，將牌放回盒子裏。“我討厭用語言交流，在那個村子裏，人們都不說話，他們只用紙筆記錄事情，外人來了，他們就這樣和外人交談。沒有語言，才是真正的交流。那個想知道人類最初語言的普魯士國王，他用那些嬰兒做實驗，他們一出生就沒有任何人與他們說話。但是他應該明白，人類最初沒有語言。”
“的確不是拉丁語、不是希伯來語也不是希臘語，但是那些嬰兒都死了。沒有語言，他們全死了。”
“噢，雄辯家！”他做了一個戲劇化的生氣表情。
可是我剛才贏了，我認為我可以再無禮一點，“那麽為什麽格雷格家的人都死了，你們已經在波蘭生活了這麽久，美國還沒有糟到這種地步吧。”
“我的母親說過，在村子裏人們三十幾歲就會發瘋，於是男人躲進屋子裏，晝夜祈禱贖罪，渴望上帝把他們從幻覺中拯救出來。而女人們就喝篤斯越桔、松樹根和山裏雪水煮的藥水，她們還要照顧田地和牲口，還有孩子。”
“上帝和藥水，都是安慰而已。”
“你還真是喜歡說話。是啊，沒什麽可以治療幻覺，可是我們早就習慣了和幻覺共存。只是有些好奇心重的人，找我們做了普魯士的實驗。噢，是的，他們給了很大一筆錢，然後所有人都徹底瘋了。哦，你們是不是愛管這種人叫科學家？”
我只是朝他笑笑。如果說實驗把他們逼瘋了，對於這種不人道的科學家，我也不能開脫什麽。他見我不說話，似乎心情好了些，“維布去年來見過我一次，問了我些關於他父母的事情。但我也不太了解他們，實驗時他們還小，沒有參加。可是他們最終還是輸給了老對手。至於我呢，我母親在我很小時就教我如何與幻影相處。她說當年她要跟我父親來美國，我外祖母是不答應的，說她要是敢走，就吊死在樹上。有些晚上，她說外祖母坐在床邊，脖子上有深深的勒痕。但她叫我不要怕，因為我們最終會被幻影包圍。你知道嗎，這療養院當年就是實驗室，原本只有一棟三層的房子，後來他們把地賣了，新主人蓋了這家療養院，按一條隱秘的協議，收留了所有發瘋的人，只把我們當做普通的精神病人對待。但我知道，從來沒有什麽精神病，都是幻影。”
這天的訪客時間結束。我還想問他更多，但只能留到明天了。天色還是十分明亮，我並不趕時間，搭著公交巴士沿著海岸一直去到邁阿密海灘的酒店，夏洛特提前幫我訂了房間。這間酒店我大約在十年前住過一次，我聽說在那兒發生過一件謀殺案，但這種不利於生意的傳聞早被壓了下去。陪凱瑟琳留在邁阿密的那個聖誕節，我因為無聊又去打聽起它，只知道死者叫小阿爾伯特·萊特，兇手至今未被抓獲，這是一樁懸案。傳聞裏小阿爾伯特·萊特死時面目全非，有說是被人活生生地打死的、全身沒一處完好，有說是被噴了化學藥劑、窒息而死，也有說是被燒死了、酒店不願被人知道這樣的安全問題就重新裝修了火災地址。誰都不知道為什麽他會惹上這樣的災禍，他只是個服務於阿波羅計劃的工程師。
我在餐廳裏吃了烤石斑魚配粗玉米粉，忽然靈光一閃，在餐廳裏提供的電腦上搜索起小阿爾伯特·萊特和阿波羅計劃的關系，發現他參與了一個代號為巴比倫的項目，於是又想起了夏洛特的祖父，蒂莫西·林奇教授，搜索顯示他曾經呼籲過調查巴比倫項目，因為它似乎是一個空頭項目，詐騙了政府大量資金，但再無下文了。
但我實在無事可做，又要了杯紅酒，繼續搜索小阿爾伯特·萊特。他的父親，阿爾伯特·萊特曾是一名上校，在二戰時是一名戰功煊赫的飛行員，後來空軍建立了，他曾擔任了一些很重要的職責。接著他好像銷聲匿跡了一般，直到七十年代末突然因為心臟病而暴斃。我有些好奇萊特家還有沒有別的人，再一搜索，阿爾伯特·萊特沒有別的子女，親人裏只有一個妹妹，嫁給了紐約的溫特伯恩。
溫特伯恩。我想起了喬舒亞。但他一家人都在加州，他的父親和兩個兄長住在舊金山，喬舒亞由祖父撫養，在洛杉磯長大，他還有一個導演叔叔和幫祖父打理產業的姑姑。
這個姓氏並不大眾，紐約的溫特伯恩我很早就認識，但他們一家行事低調，我甚至沒見過他們幾次。他們是做軍火買賣，還出了一位議員。我問過喬舒亞，他說自己也不認識他們，也許殖民時期是親戚吧。
晚上我給夏洛特打了次電話，被轉進了語音留言裏。第二天中午我打算第二次拜訪迪梅克·格雷格之前，再次打給夏洛特，她卻用比前晚更加焦慮的聲音對我說：“對不起，尼爾，我知道這都是沒有結果的，我浪費了你的時間……對不起，尼爾。”我問她到底發生了什麽，她用一種快要哭了的聲音對我說：“我會告訴你的，尼爾，我一定會，但不是現在，我有更緊急的事情，對不起。”她連聲道歉，掛了電話。
我感到一陣煩躁，打開電視機想看看午間新聞，到底發生了什麽大事。
溫特伯恩議員在今天淩晨被謀殺。兇手是一名退役老兵，國會授予他榮譽勳章，因為他在一次反恐活動中在重傷之下仍舊幫助小組完成任務，拯救了所有人。電視裏放出他參軍時的照片，背後是星條旗，他眉骨深邃、鼻梁高聳、嘴唇削薄，長相過分地冷峻兇悍，而他卻像個長不大的美國男孩一樣微笑著，給他因異國特色而顯得古怪卻又英俊得驚人的面容覆上了一層奇異的柔光。
播音員說他曾是個英雄。名叫維布·格雷格。
作者有話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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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程車將我載去醫院時，穿過了一片矮矮的檸檬樹林，八月底陽光正好，未結果的樹木望過去是一片整齊油亮的綠色。大概佛羅裏達的陽光永遠是這麽好。去年我全家來邁阿密度假，原本打算搭游輪在海上過聖誕節，但我的妹妹凱瑟琳和母親不知道為了什麽事大吵一架，賭氣躲在房間裏不肯去，於是我說留下來陪她，讓我父母去坐游輪。也許這會讓他們想起他們初識時，在一架從倫敦到紐約的飛機上，那時我父親正在和前妻離婚，我的母親，薇蘿妮卡的出現使得一切無可挽回。對於我父母的婚姻，人們至今還有些閑話，但不可能凡事都時機正好。我認為他們是很好的一對，這使得我一直相信我父親並不討厭我，只是要求過於嚴苛。畢竟你很難既愛一個女人，又討厭她和你的兒子。
而凱瑟琳和我的關系也一般。那幾天過得相當無聊，我們沒有什麽可以一起做的，她去逛街，我留在房間裏看書。聖誕夜我們吃了晚餐，坐在一起無話可談，找了副紙牌打了幾局，她就回房睡覺了。在我小時候是很喜歡這個妹妹的，但她從來不喜歡我，好像我奪走太多父母的關心似的，或者比起她，我根本不想一個威爾森家人。我常覺得我們一家四口在一起時，我像個外人。我曾以為這是青春期時過度的敏感，而現在發覺他們和我的確不是一類人。我和溫妮是一樣的，她說過一家裏只有尼爾懂她的心。於我也是如此，於是我和那幾位威爾森交流起來總是很困難。
但當下我也無心去回憶太多，我到了比斯坎灣附近的那家療養院，報上迪梅克·格雷格的名字，護士領著我去娛樂室裏找他。大屏幕上裏正在放一部情景喜劇，病人坐了三排，還有些人三三兩兩地坐在窗邊或者棋牌桌邊，我跟著護士去找迪梅克，突然感到自己被抓住了。那是一只瘦極了又蒼白的手，穿過諾福克島松樹的細密枝葉緊緊地抓住了我的手腕。他坐在墻邊，身體幾乎全遮掩在室內綠化樹的陰影裏，綠色的眼睛淡得幾乎透明，滲人地盯著我，“我聽見你再叫我的名字。”
我站穩了回望他。他的目光好像灰塵似地從我身上抖落。我知道我在娛樂室裏一直保持著安靜。這是一個怪異的時刻，我感到些許慌張，之後又恢覆平靜。好像自此我接受了一些我不能理解的存在，視之理所當然，從未試圖追問究竟。
“這位是迪梅克·格雷格先生。”護士告訴我。
我向她道謝，“請給我們一些時間談談。”
在我的目光中，她轉身離去。我在迪梅克身邊坐下，他卻像個吉普賽人似地閉上眼睛，一根手指豎起來，“別說話，我不喜歡用聲音交談。雖然你的聲音挺好聽，像是嚼碎了冰塊呼出的冷氣，但它並不是真正的聲音。”
我並不是不喜歡這個比喻，但是維布·格雷格比他這位親戚禮貌太多。“沒什麽方法可以幫助他，維布？是不是這個名字？”他見我點頭，又繼續說，“我在這兒住了有四十年，比我在外邊的日子還長，過得時好時壞，他以後也差不太遠吧。”
“我沒有你要的答案，不過我有別的答案。”他又抓住了我的手腕，順著我的手臂一直到我的脖子，握得很緊，我的頸部動脈在他手中跳動。但我並不感到恐懼，他太虛弱了，而我能在橄欖球場上甩掉截鋒，和對手球員暴力地肢體碰撞，沖進達陣區裏。
我並不打算走，這些日子裏我無事可做，而此刻聽他老年人式的閑談，竟然成了很重要的一項大事。“我們本來不叫格雷格，你知道嗎，是格澤戈紮斯基。我們原本是波蘭人，在比亞韋斯托克附近的山區村子裏，全村有兩三百人。那兒偏僻極了，沒誰會來，但有年來了一群猶太人和我的父輩們做生意，談起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後來幾年饑荒，我的父輩們就打算來美國，路上死了很多人，最後到了埃利斯島就剩三十三人，然後我是第三十四個，我在埃利斯島上出生，那天河上全是霧氣，於是我父親給我迪梅克這名字，霧。後來移民官給我們格雷格這個姓氏，於是我就叫迪梅克·格雷格。沒過兩年，德國就侵占了波蘭，那時我的父輩們已經在新澤西的皮革廠裏找了工作，母親們做起了縫紉。”
又是一個關於名字的典故。我開始有點恨這個了。在我和我父親那糟糕的關系裏，我沒想到我最計較的是這個。不過我現在更在意的是他的手還掐著我的脖子，雖然並沒有讓我感到威脅，但卻很不舒服。
他松開手，恍然大悟似地說，“你是真的？我分不清，我一直學著和幻覺作鬥，可是它們真的太狡猾了。去年我看見一頭沒有眼睛也沒有耳朵的大象在我窗邊，它在朝我叫喚，甩著它那條又粗又長的鼻子。起初我想，它是假的，是幻影。可後來那個聲音越發地真切了，我就蒙上被子不去聽，可是接著我聽見了隔壁推開窗戶的聲音，連著樓上的幾戶也推開了床，他們也聽見了大象。我伸手要去摸摸它熱不熱，是不是真的，它卻避開了。於是我想，也許它真的是一頭大象呢，只是它天生就沒有眼睛，在動物園裏也沒人喜歡它，可能會被賣掉，賣給一些給巨人治病的醫生肢解掉。唉，我想，它真可憐啊，它一定是逃了出來。可為什麽要來找我呢。窗戶是有鐵欄的，我只能繞路去追它，因為我剛才沒註意，並不知道它為何而來。”
我沒有打斷他，任由他繼續說，大概沒什麽人會傾聽他這些不著調的故事，但我卻覺得這很有趣，再加上一種猜測他可能在瘋言瘋語中透露這種家族遺傳病信息的心情，我聽得非常認真。這幾乎使我同情他了。“我追著它到花園裏，它腳步又沈又笨拙，我知道它要去海邊，但是它沒有眼睛。於是我說，我帶你去吧。等我走近它，我發覺它的皮膚是銀色的，它在發光，草地和樹木全成了銀色。它讓我騎在它背上，它的耳朵長出來了，越變越大，成了翅膀。隨著它越升越高，空氣就越來越冷，我手腳發抖，抓不緊它滑溜溜的皮膚，於是甩了下去，頭撞在花園裏雕像底座的腳上，那回我差點死在那兒了，它們真的太狡猾了，你知道嗎。”
事實上他身體健康，思維也很清醒，唯一困擾他的就是幻覺。有天他去餐廳裏吃飯，他忽然發現餐桌全換成了牌桌，籌碼是每個人的生命。最中間是一張輪盤，圍著的是一群穿著二戰軍裝的美國大兵，他們招手要他過去，叫他下註，但他沒有籌碼。於是他們拿出了他的心放在天平上稱量，然後他們放下籌碼，最薄的一片也會使他的心臟被壓得升起。於是在恐懼中，他奪回了自己的心臟，不顧所有人的阻攔，跳出了窗外。還好，餐廳只是在第一層。
他和我講了好多幻覺。有一則我覺得是真的，他說他有時下午在四樓做檢查時，會從窗戶眺望到對面街上校車經過，有個小女孩下車，她的媽媽來接她，給她紅色包裝的牛奶。他說，幻影太狡猾了，它總是要弄得很真，好讓他從窗戶那兒跳出去。
在很多年後，維布和我在埃德溫的林場裏散步，他說起了自己的幻覺，我忽然明白了。他們的天賦賦予他們不同常人的能力，同時他們異常的思維方式，他們太容易洞察他人，理解方式也太特別。也許那些狡猾的幻影，是他們所見過的人與事在他們心靈中的投影，他們真正地理解了他人的內心，因而他人也在他們內心中生出形象，難辨真假。於是我有些好奇自己在他心裏的形象，會是一股上升著漸而燃著的氫氣，還是一條尾巴長得像蟒蛇的人魚。
說了關於幻覺的長篇大論，他也有些累了，我去給他倒了杯熱紅茶，他捧在手裏又說：“所以，維布他的父母，上帝保佑他們的靈魂，一定是給這些幻影害死的。它們是我們家族終生的敵人，最厲害的對手，我從沒聽說過誰能打敗它們的。也許有吧，可打敗了幻影的人，又被其他東西打敗了。沒誰能總是贏，是不是？”
對啊，不瘋狂致死，也有疾病和別的災難緊緊地跟在你們身後。我忍不住嘆氣，我不知道維布為什麽要受這種詛咒。而我又立即想起那段話，維布可能會對我說：“起先我的家族在那小村子裏住了幾百年，全是近親，一代代通婚出了遺傳病。後來我父母在美國也沒有找別人結婚，於是我和他們一樣。”
他又不能責怪他的先祖。而我為他嘆息，也沒意義。我問他：“其他人呢？”
我覺得我好像打破了規則。事實上，我相信他能讀懂我的內心，但是我不開口去問，給予他一種不作答的自由。但現在不同了。他用那雙淡綠的眼睛註視著我，讓我差點以為他其實是盲的。“他們死了，他們全發了瘋。只剩下我在這裏。”
他說完起身，我跟著他走到一張棋牌桌前。我們相對坐下，他洗了牌，和我玩德州撲克的單挑。沒有荷官，我們自己拿牌。先是兩張兩張底牌，我看牌時，聽見他說：“黑桃三，黑桃五。”
的確如此。我們沒什麽好下註的，於是就開始第二輪發牌。他又說：“方塊七，遺憾。”
我們拿到第五輪才停下。我飛快地掃了一眼牌，在他說出來之前，就把一副三條放下。而他的卻是兩對。有時你明白是沒有用的，你得有點運氣。他拿著那兩副牌，慢悠悠地看了幾遍，才把它們收好，將牌放回盒子裏。“我討厭用語言交流，在那個村子裏，人們都不說話，他們只用紙筆記錄事情，外人來了，他們就這樣和外人交談。沒有語言，才是真正的交流。那個想知道人類最初語言的普魯士國王，他用那些嬰兒做實驗，他們一出生就沒有任何人與他們說話。但是他應該明白，人類最初沒有語言。”
“的確不是拉丁語、不是希伯來語也不是希臘語，但是那些嬰兒都死了。沒有語言，他們全死了。”
“噢，雄辯家！”他做了一個戲劇化的生氣表情。
可是我剛才贏了，我認為我可以再無禮一點，“那麽為什麽格雷格家的人都死了，你們已經在波蘭生活了這麽久，美國還沒有糟到這種地步吧。”
“我的母親說過，在村子裏人們三十幾歲就會發瘋，於是男人躲進屋子裏，晝夜祈禱贖罪，渴望上帝把他們從幻覺中拯救出來。而女人們就喝篤斯越桔、松樹根和山裏雪水煮的藥水，她們還要照顧田地和牲口，還有孩子。”
“上帝和藥水，都是安慰而已。”
“你還真是喜歡說話。是啊，沒什麽可以治療幻覺，可是我們早就習慣了和幻覺共存。只是有些好奇心重的人，找我們做了普魯士的實驗。噢，是的，他們給了很大一筆錢，然後所有人都徹底瘋了。哦，你們是不是愛管這種人叫科學家？”
我只是朝他笑笑。如果說實驗把他們逼瘋了，對於這種不人道的科學家，我也不能開脫什麽。他見我不說話，似乎心情好了些，“維布去年來見過我一次，問了我些關於他父母的事情。但我也不太了解他們，實驗時他們還小，沒有參加。可是他們最終還是輸給了老對手。至於我呢，我母親在我很小時就教我如何與幻影相處。她說當年她要跟我父親來美國，我外祖母是不答應的，說她要是敢走，就吊死在樹上。有些晚上，她說外祖母坐在床邊，脖子上有深深的勒痕。但她叫我不要怕，因為我們最終會被幻影包圍。你知道嗎，這療養院當年就是實驗室，原本只有一棟三層的房子，後來他們把地賣了，新主人蓋了這家療養院，按一條隱秘的協議，收留了所有發瘋的人，只把我們當做普通的精神病人對待。但我知道，從來沒有什麽精神病，都是幻影。”
這天的訪客時間結束。我還想問他更多，但只能留到明天了。天色還是十分明亮，我並不趕時間，搭著公交巴士沿著海岸一直去到邁阿密海灘的酒店，夏洛特提前幫我訂了房間。這間酒店我大約在十年前住過一次，我聽說在那兒發生過一件謀殺案，但這種不利於生意的傳聞早被壓了下去。陪凱瑟琳留在邁阿密的那個聖誕節，我因為無聊又去打聽起它，只知道死者叫小阿爾伯特·萊特，兇手至今未被抓獲，這是一樁懸案。傳聞裏小阿爾伯特·萊特死時面目全非，有說是被人活生生地打死的、全身沒一處完好，有說是被噴了化學藥劑、窒息而死，也有說是被燒死了、酒店不願被人知道這樣的安全問題就重新裝修了火災地址。誰都不知道為什麽他會惹上這樣的災禍，他只是個服務於阿波羅計劃的工程師。
我在餐廳裏吃了烤石斑魚配粗玉米粉，忽然靈光一閃，在餐廳裏提供的電腦上搜索起小阿爾伯特·萊特和阿波羅計劃的關系，發現他參與了一個代號為巴比倫的項目，於是又想起了夏洛特的祖父，蒂莫西·林奇教授，搜索顯示他曾經呼籲過調查巴比倫項目，因為它似乎是一個空頭項目，詐騙了政府大量資金，但再無下文了。
但我實在無事可做，又要了杯紅酒，繼續搜索小阿爾伯特·萊特。他的父親，阿爾伯特·萊特曾是一名上校，在二戰時是一名戰功煊赫的飛行員，後來空軍建立了，他曾擔任了一些很重要的職責。接著他好像銷聲匿跡了一般，直到七十年代末突然因為心臟病而暴斃。我有些好奇萊特家還有沒有別的人，再一搜索，阿爾伯特·萊特沒有別的子女，親人裏只有一個妹妹，嫁給了紐約的溫特伯恩。
溫特伯恩。我想起了喬舒亞。但他一家人都在加州，他的父親和兩個兄長住在舊金山，喬舒亞由祖父撫養，在洛杉磯長大，他還有一個導演叔叔和幫祖父打理產業的姑姑。
這個姓氏並不大眾，紐約的溫特伯恩我很早就認識，但他們一家行事低調，我甚至沒見過他們幾次。他們是做軍火買賣，還出了一位議員。我問過喬舒亞，他說自己也不認識他們，也許殖民時期是親戚吧。
晚上我給夏洛特打了次電話，被轉進了語音留言裏。第二天中午我打算第二次拜訪迪梅克·格雷格之前，再次打給夏洛特，她卻用比前晚更加焦慮的聲音對我說：“對不起，尼爾，我知道這都是沒有結果的，我浪費了你的時間……對不起，尼爾。”我問她到底發生了什麽，她用一種快要哭了的聲音對我說：“我會告訴你的，尼爾，我一定會，但不是現在，我有更緊急的事情，對不起。”她連聲道歉，掛了電話。
我感到一陣煩躁，打開電視機想看看午間新聞，到底發生了什麽大事。
溫特伯恩議員在今天淩晨被謀殺。兇手是一名退役老兵，國會授予他榮譽勳章，因為他在一次反恐活動中在重傷之下仍舊幫助小組完成任務，拯救了所有人。電視裏放出他參軍時的照片，背後是星條旗，他眉骨深邃、鼻梁高聳、嘴唇削薄，長相過分地冷峻兇悍，而他卻像個長不大的美國男孩一樣微笑著，給他因異國特色而顯得古怪卻又英俊得驚人的面容覆上了一層奇異的柔光。
播音員說他曾是個英雄。名叫維布·格雷格。
作者有話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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