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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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會保佑白癡、酒鬼、兒童和美國。 ——奧托·馮·俾斯麥
01
那場由金融危機和反戰潮流引起的抗議運動最終成了我這一代人的狂歡。
經歷過這場運動的人們都會記得——裏普科之夜，正是出於我的一時沖動，我當時沒有預料到它會成為這個世紀初裏最廣為人知的象征之一。那天聲名卓著的鋼琴家文澤斯拉夫·裏普科於紐約家中逝世，當時天近垂暮，喬舒亞在電話裏告訴我：“裏普科先生去世了。”
他說他必須即刻動身，陪他的祖父從洛杉磯趕赴紐約，為裏普科送行，兩位老人曾分享了超過半世紀的友誼。我本打算到拉瓜迪亞機場為他們接機，但我卻在兩個小時後改變了主意，我決定要讓電臺播放裏普科的唱片。
也許是因為那個暑假實在太無聊，我從波士頓回到紐約，我父親要我到公司裏實習，但我從假期開始就和家裏斷了聯系。我回到紐約找了一份化妝品店的暑期工作，住在我從外祖母那兒繼承來的位於拉蒙奇的宅子，每天我下班之後就搭萊辛頓大道地鐵五號快線，從曼哈頓下城到布朗克斯的終點站，然後從在九十五號高速公路上趕最後一趟大巴回拉奇蒙，往返交通花去了近六個小時，每天午休時我去我高中的英文老師，埃德溫·波頓先生家裏借書，我讀了海明威全集中的八冊和幾本約瑟夫·海勒，有時我讀完了書而他恰好不在家，我就在去地鐵站的路上買本兩塊錢的偵探小說。直到我一位朋友去瑞士度假，把他的車借給了我，交通時間才終於壓縮到了三小時以內，但我並不覺得之前那六個小時是不能忍受的，因為那時對我而言，最不能忍受的是在我父親身邊的時間。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希望喬舒亞來到紐約後，在車上打開電臺能聽見裏普科的琴聲，除此我不知道我還能為他做點什麽。這個時節裏年輕人們不會有心思去傾聽裏普科優美的琴聲，何況電臺早已罷工。
有家電臺所屬的大樓是一座待保護的紐約地標，我想到了我的高中同學，奧利弗·羅德裏格茲，他是個狂熱的紐約迷，據我所知他至今沒出過紐約，他是我高中裏最出色的學生之一，卻憑著他在紐約地標保護委員會裏的工作進了紐約大學的歷史系，他那個在墨西哥做鐵路和礦場生意發了財、後來到紐約投資地產的家族倒是很支持他。雖然我不承認，但我事實上非常嫉妒他。不過我決定只要他能幫我進到電臺裏去，我就原諒他，包括他當年把校長的車噴成粉色之後推我出去頂罪一類的破事。所以我一直知道，他是個好人，但不是什麽正經人。他先是裝模作樣地說：“你一定是瘋掉了，尼爾，我不可以把鑰匙給你——事實上我根本沒有鑰匙。”
我讓他找個借口去找來大樓的負責人，讓我悄悄溜進去。他想了想也就答應了。我想打動他的並不是我們深厚的友誼，而是我含糊地談起這次計劃的口氣聽起來非常邪惡。我沒告訴他我要去播放什麽東西，我覺得這聽起來太傻，但天知道他以為我要去播放什麽，金融危機的內幕還是哪位議員的性`愛錄音。
當晚他打電話給負責人，說自己要確定一些樓裏的細節，完善一份報告。他和負責人在樓裏轉了幾圈，還刻意問了播音室在哪兒，給我留了門，然後離開了。我在大門邊的前臺下面藏了很久，把他給我的建築圖紙看了幾遍。從拉奇蒙來曼哈頓的路上，我順路到我高中時最喜歡的那家覆古唱片店買了裏普科的唱片，是他和波士頓交響樂團在五十年代初灌錄的《夏夜》，裏普科稍作調整，去掉了人聲，只有鋼琴和管弦樂。事實上我還找到了他和一位百老匯女高音合作的《夏夜》，但我思索了一下還是選擇了前者。
我在學校電臺裏工作過一段時間，這裏的設備更為覆雜，但我最終還是成功地打了碟，讓電臺播放了音樂。然後我找了把椅子坐下，悠閑地欣賞起裏普科的《夏夜》，想著喬舒亞不久後就能抵達紐約。這唱片我是放給他聽的，我有種錯覺，只有他會在今晚打開電臺，去尋找裏普科的琴聲，我借助電臺這個廣闊的平臺只與他一個人交流，很浪漫不是嗎。
事實上，半個紐約的人都聽到了。事後人們總說它格外浪漫，格外詩意，而我向上帝保證這絕不是為他們準備的。一個小時後我付出了一點代價，警察找到了我。雖然找不到什麽罪名，還是以非法闖入之類的理由把我扣在了局子裏。我一開始根本沒想到他們會管這事，不，我根本沒想到這也算個事，但是呢——這是他媽的裏普科之夜。
後來喬舒亞到第三十二警區分局把我保釋出來，告訴我這事已經被刷上了推特熱門，要是他再晚來一點，估計那些示威者結束了靜坐就會來這兒截住我。“一定會非常熱情地把你當做他們這代的鮑勃·迪倫，也許會把你舉起一直擡到時報廣場去。”他這麽說。
“那可是個未申報的游行。”雖然我也不知道這時他們還講不講究這些程序了。我上車前猶豫了一會兒，我非常想告訴他我根本無意參加這場運動，我只是想放張裏普科的唱片給他聽。
“他們大概不會管這些了。”我看得出他在努力地朝我微笑，可他已經很困倦了。
“我來開車吧。”我提議。他點頭說好，我們換了一邊。他告訴我地址，我發動了汽車。然後我說：“你介意嗎？”
“介意什麽？”
“我不是他們。”
“不是……我不介意，尼爾，雖然說我下飛機時在手機上看到你的照片有點驚訝——是你從電臺那裏出來時被人拍到的，我估計你很快就會被人認出來。說不定現在你的名字已經被發布到網絡上了。”
“我對他們游行還是靜坐不感興趣，我只是……我只是認為裏普科先生應該得到應有的尊敬，我認為今晚全國的電臺都該致哀。”
“……你真好。”他嘆了口氣，“我聽說他們今天在紐約幾個主要廣場和街道邊靜坐，我路過一處時稍微停了一下，那兒沒有別的聲音，只有《夏夜》。我從沒在這麽開闊的環境下聽過鋼琴曲，說真的非常動人，琴聲像海浪一樣，我很遺憾你沒能聽見。”
我又想了一會兒，不必說《夏夜》是為誰而放了，這不重要。喬舒亞又說：“我想道格拉斯也聽見了，他一定會很喜歡你的。”
是了，道格拉斯·溫特伯恩，喬舒亞的祖父。雖然我們已經交往了近三年，但他祖父並不知情，而作為他的大學同學，見他祖父一面也不算奇怪。比我想得好一點，我們走進套間時，道格拉斯已經處理完了裏普科在醫院裏的事務，在他的房間裏先睡下了。
第二天喬舒亞叫醒我時，他已經換好了衣服，手臂上挽著一套黑色套裝，又放在床邊，“你太高了沒法穿我的衣服，我給你買了一套……不過好像有點寬了。”
有點寬過於輕描淡寫了。這幾年來我母親每次去歐洲度假前，都會認真地給我量一遍尺碼，像是寄明信片似地給我寄一兩套套裝回來，做工就連外套露出的袖口也分毫不差。我帶了幾套回紐約，也許有幾分出於感動，不過更多的是因為我沒法在商店裏買到合身的套裝。
我拿喬舒亞的剃須刀仔細地刮了臉，離開`房間前我想起那條本來系在牛仔褲上的腰帶並不適合套裝，於是從喬舒亞的行李箱裏找了一條換上。喬舒亞已經向道格拉斯大致解釋過。我見到道格拉斯時，他倒是很親切地對我說：“來吃早餐吧，尼爾。”
當人衰老到一定程度，他表面上就不會再有變化，喬舒亞說過他祖父已有九十三歲，我判斷不出他的年紀。他神思清醒，但此刻很倦怠。餐桌上擺著標準的早間全餐，他問我需不需要別的菜式，然後自己喝起了麥片，沒再和我談其他話題。
他又吃了一點面包，用餐巾擦著手，對我說：“但是，我想威爾森先生不會樂意看到這樣的新聞，你大概得費心向他解釋一下了。”
他真的非常體貼，也預見準確。下一刻我父親就打電話來把我劈頭蓋臉地訓了足有半個小時，我躲在浴室裏聽著，把手機丟在儲物格上，拿著份報紙半靠在盥洗臺邊做填字游戲，有一搭沒一搭地應著他說“我很抱歉”。他的確需要發洩一下，有一部分示威者占領了華爾街，讓他在半個月來上下班極為煩擾，而他的兒子卻給示威者們放了音樂、鼓舞了他們——就算上帝作證他也不會相信那不是我的本意，他已經默認了我暑假一直沒有回家是和那群新世紀的嬉皮士混在了一起。他的兒子選擇了他的對立面，那陣琴聲是和他的徹底決裂——我要怎麽扭轉他的認識，我從來不能順應他的期望，他希望我能去商學院，我卻逃了大部分的課去聽文學史和寫作課。我不禁要認同他的想法了，我幾乎懷疑我昨晚去電臺時，在心裏最隱秘的一處真的是藏著對他的反叛。
他朝我大吼大叫了許久，總算是累了，沈默了一會兒，他低聲說：“說點什麽，尼爾。”
在暑假開始我就決定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不再與他見面、不再與他說話，我有點忘了我以往是怎樣和他交流的了。大概是面不改色地聽完，向他道歉、保證下次不會犯同樣的錯誤或者提出彌補措施——但這次不是，我拿起手機，盡量用平靜而不偏激的口氣對他說：“你一直了解我，爸爸，但你不承認它。我但願有一天你能原諒我，我也能原諒你。”
我說我很抱歉，然後拔了手機卡把它丟進了垃圾桶裏。接著我握著門把手停頓了一下，轉身拿起浴室裏的電話打給了奧利弗·羅德裏格茲這該死的叛徒。奧利弗倒是幹脆利落地承認了，“對不起，真的，你罵死我吧尼爾——但是你爸真的太恐怖了。”
我和我父親除了長相和熱衷橄欖球以外沒什麽共同點，還有我們的名字都是納撒尼爾·威爾森，不過他們叫他納森，叫我尼爾。我可以想象他詰問奧利弗時那番洶洶氣勢，措辭禮貌也能嚇得他心驚膽戰，而我從來沒法用嚴厲一點兒的口氣和別人說話。我最終只得氣結地說了句“你欠我一次”就直接把話筒甩回了墻上的電話座機上。我猜這種時候他應該不會計較昨晚算不算我欠他一次。
最終我沒有參加裏普科的葬禮，將出席的名單中除了兩位溫特伯恩先生都是我這段時間根本不想見到的人，我的父母和諸多紐約城名流，還有那些已經把我當做旗手的示威者們。我看過新聞和“裏普科之夜”的一些錄像，紐約街道上那些徹夜不熄的燈火暗去了，他們聚集在街道兩邊捧著原本是為那些不會從戰場歸來的靈魂而點亮的蠟燭，街道明明被他們填滿了卻顯得空曠無比，如同喬舒亞所說的，裏普科的琴聲像是海浪。
文澤斯拉夫·裏普科活了一百零三歲，也許在他生命的最後時間裏，他有關註這場運動，但他不會想到他的名字竟然成為它的一個象征，他以這樣奇特的方式與這場年輕人的運動聯系在了一起，仿佛他枯竭的生命因此得以延續。他們找出了他在越戰時期發表過的反對言論，還有他的同性伴侶，作家傑克·海斯寫過的小說《奧哈勒倫的沈默》，關於一個家庭在越戰中如何分崩離析、走向瘋狂。因此他們認為裏普科作為這場運動的代表，實在當之無愧。我不知道裏普科會不會因此感到欣慰，至少我不想出名，特別是以這種方式出名。
就在這幾天裏，那些狂熱的憤怒的意氣飛揚的年輕人們都學會了英文版《維拉涅拉*》的第一段，他們唱著：“新季將至/寒風散去/去林中吧親愛的/山谷裏百合綻放/腳邊露水凝為珍珠/晨光下閃耀/我們將聽見畫眉唱起新歌。”他們不會像那些女高音一樣唱歌，但當他們每一個人都唱起來、歌聲充滿街道，他們賦予這首婉轉輕柔的歌曲全新的氣象。於是這場令我感到混亂而愚蠢的狂歡節居然有了一點詩意，他們的歌聲感染了我，當他們反覆唱那句“我們將聽見畫眉唱起新歌”時，我流下了淚水，我獨自坐在拉奇蒙的宅子裏空蕩蕩的客廳中的冰冷瓷磚地板上。我無法再憎惡他們，無法再為自己被當做其中一員卻無處辯解而感到憤怒，我不可抑制地回想起，那些在擁擠的酒吧或是宿舍裏與同學分享的威士忌與香煙，那些天真的理想主義者的詩集與小說，我在冬夜裏對著飄落著的茫茫大雪自問自答地喊道：“大地上可有尺規？絕無！*”
那段時間我在拉蒙奇的宅子裏幾乎沒出去過，喬舒亞在回洛杉磯之前來看我，帶了一盒在東村那邊買的意式乳酪蛋糕。“我聽你說過那家店好幾次，不過找起來還真有點麻煩。”
他把盒子放在了廚房的料理臺上，我正準備做個意大利面——好吧，微波爐意大利面，沒料到他會來。事實上他也聯系不上我，我把手機卡給丟了，宅子裏的座機早就停了，我的社交網絡賬號和電子郵箱裏充斥著那些示威者的熱情洋溢的支持和讚美、還有想要采訪我的記者，讓我根本不想打開它們。那幾天裏我簡直是個隱者。
“在紐約我可以做你的向導，不過要等他們對我不那麽感興趣之後。”
“別擔心，人們的忘性總是很大。”他笑著說。“我今晚就要回洛杉磯了，不過在此之前我可以至少讓你少吃一餐微波爐食品。”
於是我把那盒意大利面丟在爐竈邊。並不是我懶得做菜，只是我會在微波爐食品和自己做的晚餐之間選擇比較不難吃的那一種。喬舒亞拿了幾個馬鈴薯洗幹凈，劃了十字、放了鹽、裹在錫紙裏——這還是他去年買的，丟進烤箱裏烤了，然後用冰箱裏僅有的萵苣、番茄、金槍魚罐頭和剩下的半包薯片做了個類似凱撒沙拉的菜式。
喬舒亞問我論文寫了沒有，我誠實地說大概寫了六七百個詞。有不少大學生參與了這次運動，但它並未波及波士頓，還有幾天我們就要返校開學。他起身去碗櫃裏拿了兩個白瓷盤，稍稍沖洗了一下，分了兩塊蛋糕。“我回去洛杉磯還有點事要做，但我還有時間，如果你需要的話我可以幫你一下。”
事實上他說幫我一下的時候，意味著他可以替我寫了。在大學的幾年中，他經常幫我寫作業寫論文，經濟學專業課我沒聽過幾節，我尤其討厭計量經濟學那一門課，以至於在那位教授的課堂上我看完了《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靈夜》。有時我還逃課去參加自由寫作一類的課程，喬舒亞總是給我講解課本，學期末幫我覆習。好在本科裏人文類的課程不少，最後的成績大體上不算太難看。我有時很好奇教授們究竟是不想拆穿還是真的看不出來，但我認為最有趣的是，喬舒亞和我一起創造出了一個納撒尼爾·威爾森。他模仿我的行文習慣，我又反過去模仿他的寫作風格。而他認為最有趣的是，他在作業裏刻意犯錯、讓“威爾森”的水平一直保持在一個合理的波動內。所幸教授從不點我回答問題。
“我不打算寫了，事實上，我不想再回波士頓了。”
他沒有評論，只是問我：“那麽你打算……？”
我不知道，這又勾起了我剛平靜下去的煩躁心情，我舀蛋糕時太用力，勺子撞在瓷盤上發出鐺的響聲。我向他露出了一個試圖使他放心的笑容，“我沒想好，也許我還會回去上學……我這幾天在想這個問題。等你回到洛杉磯，我們在電話上再談好嗎？”
喬舒亞點了點頭。
*維拉涅拉：柏遼茲的《夏夜》中第一首歌，戈蒂埃作詞，原作是法語。此處譯自英文版。
*“大地上可有尺規？絕無！”：引自荷爾德林，《人，詩意地棲居》。
作者有話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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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場由金融危機和反戰潮流引起的抗議運動最終成了我這一代人的狂歡。
經歷過這場運動的人們都會記得——裏普科之夜，正是出於我的一時沖動，我當時沒有預料到它會成為這個世紀初裏最廣為人知的象征之一。那天聲名卓著的鋼琴家文澤斯拉夫·裏普科於紐約家中逝世，當時天近垂暮，喬舒亞在電話裏告訴我：“裏普科先生去世了。”
他說他必須即刻動身，陪他的祖父從洛杉磯趕赴紐約，為裏普科送行，兩位老人曾分享了超過半世紀的友誼。我本打算到拉瓜迪亞機場為他們接機，但我卻在兩個小時後改變了主意，我決定要讓電臺播放裏普科的唱片。
也許是因為那個暑假實在太無聊，我從波士頓回到紐約，我父親要我到公司裏實習，但我從假期開始就和家裏斷了聯系。我回到紐約找了一份化妝品店的暑期工作，住在我從外祖母那兒繼承來的位於拉蒙奇的宅子，每天我下班之後就搭萊辛頓大道地鐵五號快線，從曼哈頓下城到布朗克斯的終點站，然後從在九十五號高速公路上趕最後一趟大巴回拉奇蒙，往返交通花去了近六個小時，每天午休時我去我高中的英文老師，埃德溫·波頓先生家裏借書，我讀了海明威全集中的八冊和幾本約瑟夫·海勒，有時我讀完了書而他恰好不在家，我就在去地鐵站的路上買本兩塊錢的偵探小說。直到我一位朋友去瑞士度假，把他的車借給了我，交通時間才終於壓縮到了三小時以內，但我並不覺得之前那六個小時是不能忍受的，因為那時對我而言，最不能忍受的是在我父親身邊的時間。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希望喬舒亞來到紐約後，在車上打開電臺能聽見裏普科的琴聲，除此我不知道我還能為他做點什麽。這個時節裏年輕人們不會有心思去傾聽裏普科優美的琴聲，何況電臺早已罷工。
有家電臺所屬的大樓是一座待保護的紐約地標，我想到了我的高中同學，奧利弗·羅德裏格茲，他是個狂熱的紐約迷，據我所知他至今沒出過紐約，他是我高中裏最出色的學生之一，卻憑著他在紐約地標保護委員會裏的工作進了紐約大學的歷史系，他那個在墨西哥做鐵路和礦場生意發了財、後來到紐約投資地產的家族倒是很支持他。雖然我不承認，但我事實上非常嫉妒他。不過我決定只要他能幫我進到電臺裏去，我就原諒他，包括他當年把校長的車噴成粉色之後推我出去頂罪一類的破事。所以我一直知道，他是個好人，但不是什麽正經人。他先是裝模作樣地說：“你一定是瘋掉了，尼爾，我不可以把鑰匙給你——事實上我根本沒有鑰匙。”
我讓他找個借口去找來大樓的負責人，讓我悄悄溜進去。他想了想也就答應了。我想打動他的並不是我們深厚的友誼，而是我含糊地談起這次計劃的口氣聽起來非常邪惡。我沒告訴他我要去播放什麽東西，我覺得這聽起來太傻，但天知道他以為我要去播放什麽，金融危機的內幕還是哪位議員的性`愛錄音。
當晚他打電話給負責人，說自己要確定一些樓裏的細節，完善一份報告。他和負責人在樓裏轉了幾圈，還刻意問了播音室在哪兒，給我留了門，然後離開了。我在大門邊的前臺下面藏了很久，把他給我的建築圖紙看了幾遍。從拉奇蒙來曼哈頓的路上，我順路到我高中時最喜歡的那家覆古唱片店買了裏普科的唱片，是他和波士頓交響樂團在五十年代初灌錄的《夏夜》，裏普科稍作調整，去掉了人聲，只有鋼琴和管弦樂。事實上我還找到了他和一位百老匯女高音合作的《夏夜》，但我思索了一下還是選擇了前者。
我在學校電臺裏工作過一段時間，這裏的設備更為覆雜，但我最終還是成功地打了碟，讓電臺播放了音樂。然後我找了把椅子坐下，悠閑地欣賞起裏普科的《夏夜》，想著喬舒亞不久後就能抵達紐約。這唱片我是放給他聽的，我有種錯覺，只有他會在今晚打開電臺，去尋找裏普科的琴聲，我借助電臺這個廣闊的平臺只與他一個人交流，很浪漫不是嗎。
事實上，半個紐約的人都聽到了。事後人們總說它格外浪漫，格外詩意，而我向上帝保證這絕不是為他們準備的。一個小時後我付出了一點代價，警察找到了我。雖然找不到什麽罪名，還是以非法闖入之類的理由把我扣在了局子裏。我一開始根本沒想到他們會管這事，不，我根本沒想到這也算個事，但是呢——這是他媽的裏普科之夜。
後來喬舒亞到第三十二警區分局把我保釋出來，告訴我這事已經被刷上了推特熱門，要是他再晚來一點，估計那些示威者結束了靜坐就會來這兒截住我。“一定會非常熱情地把你當做他們這代的鮑勃·迪倫，也許會把你舉起一直擡到時報廣場去。”他這麽說。
“那可是個未申報的游行。”雖然我也不知道這時他們還講不講究這些程序了。我上車前猶豫了一會兒，我非常想告訴他我根本無意參加這場運動，我只是想放張裏普科的唱片給他聽。
“他們大概不會管這些了。”我看得出他在努力地朝我微笑，可他已經很困倦了。
“我來開車吧。”我提議。他點頭說好，我們換了一邊。他告訴我地址，我發動了汽車。然後我說：“你介意嗎？”
“介意什麽？”
“我不是他們。”
“不是……我不介意，尼爾，雖然說我下飛機時在手機上看到你的照片有點驚訝——是你從電臺那裏出來時被人拍到的，我估計你很快就會被人認出來。說不定現在你的名字已經被發布到網絡上了。”
“我對他們游行還是靜坐不感興趣，我只是……我只是認為裏普科先生應該得到應有的尊敬，我認為今晚全國的電臺都該致哀。”
“……你真好。”他嘆了口氣，“我聽說他們今天在紐約幾個主要廣場和街道邊靜坐，我路過一處時稍微停了一下，那兒沒有別的聲音，只有《夏夜》。我從沒在這麽開闊的環境下聽過鋼琴曲，說真的非常動人，琴聲像海浪一樣，我很遺憾你沒能聽見。”
我又想了一會兒，不必說《夏夜》是為誰而放了，這不重要。喬舒亞又說：“我想道格拉斯也聽見了，他一定會很喜歡你的。”
是了，道格拉斯·溫特伯恩，喬舒亞的祖父。雖然我們已經交往了近三年，但他祖父並不知情，而作為他的大學同學，見他祖父一面也不算奇怪。比我想得好一點，我們走進套間時，道格拉斯已經處理完了裏普科在醫院裏的事務，在他的房間裏先睡下了。
第二天喬舒亞叫醒我時，他已經換好了衣服，手臂上挽著一套黑色套裝，又放在床邊，“你太高了沒法穿我的衣服，我給你買了一套……不過好像有點寬了。”
有點寬過於輕描淡寫了。這幾年來我母親每次去歐洲度假前，都會認真地給我量一遍尺碼，像是寄明信片似地給我寄一兩套套裝回來，做工就連外套露出的袖口也分毫不差。我帶了幾套回紐約，也許有幾分出於感動，不過更多的是因為我沒法在商店裏買到合身的套裝。
我拿喬舒亞的剃須刀仔細地刮了臉，離開`房間前我想起那條本來系在牛仔褲上的腰帶並不適合套裝，於是從喬舒亞的行李箱裏找了一條換上。喬舒亞已經向道格拉斯大致解釋過。我見到道格拉斯時，他倒是很親切地對我說：“來吃早餐吧，尼爾。”
當人衰老到一定程度，他表面上就不會再有變化，喬舒亞說過他祖父已有九十三歲，我判斷不出他的年紀。他神思清醒，但此刻很倦怠。餐桌上擺著標準的早間全餐，他問我需不需要別的菜式，然後自己喝起了麥片，沒再和我談其他話題。
他又吃了一點面包，用餐巾擦著手，對我說：“但是，我想威爾森先生不會樂意看到這樣的新聞，你大概得費心向他解釋一下了。”
他真的非常體貼，也預見準確。下一刻我父親就打電話來把我劈頭蓋臉地訓了足有半個小時，我躲在浴室裏聽著，把手機丟在儲物格上，拿著份報紙半靠在盥洗臺邊做填字游戲，有一搭沒一搭地應著他說“我很抱歉”。他的確需要發洩一下，有一部分示威者占領了華爾街，讓他在半個月來上下班極為煩擾，而他的兒子卻給示威者們放了音樂、鼓舞了他們——就算上帝作證他也不會相信那不是我的本意，他已經默認了我暑假一直沒有回家是和那群新世紀的嬉皮士混在了一起。他的兒子選擇了他的對立面，那陣琴聲是和他的徹底決裂——我要怎麽扭轉他的認識，我從來不能順應他的期望，他希望我能去商學院，我卻逃了大部分的課去聽文學史和寫作課。我不禁要認同他的想法了，我幾乎懷疑我昨晚去電臺時，在心裏最隱秘的一處真的是藏著對他的反叛。
他朝我大吼大叫了許久，總算是累了，沈默了一會兒，他低聲說：“說點什麽，尼爾。”
在暑假開始我就決定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不再與他見面、不再與他說話，我有點忘了我以往是怎樣和他交流的了。大概是面不改色地聽完，向他道歉、保證下次不會犯同樣的錯誤或者提出彌補措施——但這次不是，我拿起手機，盡量用平靜而不偏激的口氣對他說：“你一直了解我，爸爸，但你不承認它。我但願有一天你能原諒我，我也能原諒你。”
我說我很抱歉，然後拔了手機卡把它丟進了垃圾桶裏。接著我握著門把手停頓了一下，轉身拿起浴室裏的電話打給了奧利弗·羅德裏格茲這該死的叛徒。奧利弗倒是幹脆利落地承認了，“對不起，真的，你罵死我吧尼爾——但是你爸真的太恐怖了。”
我和我父親除了長相和熱衷橄欖球以外沒什麽共同點，還有我們的名字都是納撒尼爾·威爾森，不過他們叫他納森，叫我尼爾。我可以想象他詰問奧利弗時那番洶洶氣勢，措辭禮貌也能嚇得他心驚膽戰，而我從來沒法用嚴厲一點兒的口氣和別人說話。我最終只得氣結地說了句“你欠我一次”就直接把話筒甩回了墻上的電話座機上。我猜這種時候他應該不會計較昨晚算不算我欠他一次。
最終我沒有參加裏普科的葬禮，將出席的名單中除了兩位溫特伯恩先生都是我這段時間根本不想見到的人，我的父母和諸多紐約城名流，還有那些已經把我當做旗手的示威者們。我看過新聞和“裏普科之夜”的一些錄像，紐約街道上那些徹夜不熄的燈火暗去了，他們聚集在街道兩邊捧著原本是為那些不會從戰場歸來的靈魂而點亮的蠟燭，街道明明被他們填滿了卻顯得空曠無比，如同喬舒亞所說的，裏普科的琴聲像是海浪。
文澤斯拉夫·裏普科活了一百零三歲，也許在他生命的最後時間裏，他有關註這場運動，但他不會想到他的名字竟然成為它的一個象征，他以這樣奇特的方式與這場年輕人的運動聯系在了一起，仿佛他枯竭的生命因此得以延續。他們找出了他在越戰時期發表過的反對言論，還有他的同性伴侶，作家傑克·海斯寫過的小說《奧哈勒倫的沈默》，關於一個家庭在越戰中如何分崩離析、走向瘋狂。因此他們認為裏普科作為這場運動的代表，實在當之無愧。我不知道裏普科會不會因此感到欣慰，至少我不想出名，特別是以這種方式出名。
就在這幾天裏，那些狂熱的憤怒的意氣飛揚的年輕人們都學會了英文版《維拉涅拉*》的第一段，他們唱著：“新季將至/寒風散去/去林中吧親愛的/山谷裏百合綻放/腳邊露水凝為珍珠/晨光下閃耀/我們將聽見畫眉唱起新歌。”他們不會像那些女高音一樣唱歌，但當他們每一個人都唱起來、歌聲充滿街道，他們賦予這首婉轉輕柔的歌曲全新的氣象。於是這場令我感到混亂而愚蠢的狂歡節居然有了一點詩意，他們的歌聲感染了我，當他們反覆唱那句“我們將聽見畫眉唱起新歌”時，我流下了淚水，我獨自坐在拉奇蒙的宅子裏空蕩蕩的客廳中的冰冷瓷磚地板上。我無法再憎惡他們，無法再為自己被當做其中一員卻無處辯解而感到憤怒，我不可抑制地回想起，那些在擁擠的酒吧或是宿舍裏與同學分享的威士忌與香煙，那些天真的理想主義者的詩集與小說，我在冬夜裏對著飄落著的茫茫大雪自問自答地喊道：“大地上可有尺規？絕無！*”
那段時間我在拉蒙奇的宅子裏幾乎沒出去過，喬舒亞在回洛杉磯之前來看我，帶了一盒在東村那邊買的意式乳酪蛋糕。“我聽你說過那家店好幾次，不過找起來還真有點麻煩。”
他把盒子放在了廚房的料理臺上，我正準備做個意大利面——好吧，微波爐意大利面，沒料到他會來。事實上他也聯系不上我，我把手機卡給丟了，宅子裏的座機早就停了，我的社交網絡賬號和電子郵箱裏充斥著那些示威者的熱情洋溢的支持和讚美、還有想要采訪我的記者，讓我根本不想打開它們。那幾天裏我簡直是個隱者。
“在紐約我可以做你的向導，不過要等他們對我不那麽感興趣之後。”
“別擔心，人們的忘性總是很大。”他笑著說。“我今晚就要回洛杉磯了，不過在此之前我可以至少讓你少吃一餐微波爐食品。”
於是我把那盒意大利面丟在爐竈邊。並不是我懶得做菜，只是我會在微波爐食品和自己做的晚餐之間選擇比較不難吃的那一種。喬舒亞拿了幾個馬鈴薯洗幹凈，劃了十字、放了鹽、裹在錫紙裏——這還是他去年買的，丟進烤箱裏烤了，然後用冰箱裏僅有的萵苣、番茄、金槍魚罐頭和剩下的半包薯片做了個類似凱撒沙拉的菜式。
喬舒亞問我論文寫了沒有，我誠實地說大概寫了六七百個詞。有不少大學生參與了這次運動，但它並未波及波士頓，還有幾天我們就要返校開學。他起身去碗櫃裏拿了兩個白瓷盤，稍稍沖洗了一下，分了兩塊蛋糕。“我回去洛杉磯還有點事要做，但我還有時間，如果你需要的話我可以幫你一下。”
事實上他說幫我一下的時候，意味著他可以替我寫了。在大學的幾年中，他經常幫我寫作業寫論文，經濟學專業課我沒聽過幾節，我尤其討厭計量經濟學那一門課，以至於在那位教授的課堂上我看完了《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靈夜》。有時我還逃課去參加自由寫作一類的課程，喬舒亞總是給我講解課本，學期末幫我覆習。好在本科裏人文類的課程不少，最後的成績大體上不算太難看。我有時很好奇教授們究竟是不想拆穿還是真的看不出來，但我認為最有趣的是，喬舒亞和我一起創造出了一個納撒尼爾·威爾森。他模仿我的行文習慣，我又反過去模仿他的寫作風格。而他認為最有趣的是，他在作業裏刻意犯錯、讓“威爾森”的水平一直保持在一個合理的波動內。所幸教授從不點我回答問題。
“我不打算寫了，事實上，我不想再回波士頓了。”
他沒有評論，只是問我：“那麽你打算……？”
我不知道，這又勾起了我剛平靜下去的煩躁心情，我舀蛋糕時太用力，勺子撞在瓷盤上發出鐺的響聲。我向他露出了一個試圖使他放心的笑容，“我沒想好，也許我還會回去上學……我這幾天在想這個問題。等你回到洛杉磯，我們在電話上再談好嗎？”
喬舒亞點了點頭。
*維拉涅拉：柏遼茲的《夏夜》中第一首歌，戈蒂埃作詞，原作是法語。此處譯自英文版。
*“大地上可有尺規？絕無！”：引自荷爾德林，《人，詩意地棲居》。
作者有話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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