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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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六號”是一個熱鬧的場景,一個長長的海灘,上面有密密麻麻的人。這麽說有點誇張,三四十個。仔細的話可以連續做上三四天,但我不想花那麽多時間,所以他們都長得差不多。頭,四肢,軀幹。接著我發現這種沒有差別的感覺很不錯,只是花了我很長時間介紹誰是誰。
“這是個海邊聚會,”我說,“是夏天,太陽很好,每個人都在出汗。”我覺得自己的措辭有點好笑。
“每個人都在出汗。”阿岡也笑了笑。
“因為他們都很高興。也沒有什麽特別的事,光是這麽呆著就覺得很高興。他們在聊天,吃東西,喝酒,有的人彈琴,唱歌跳舞。”我停頓了一會。為了不遺漏,我開始從左向右介紹,最左邊是家人,他們在那棵枇杷樹附近。父母,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和幾個堂表親。向右依次按照小學、中學、大學、工作後的順序,分別是一些同學、老師、朋友、同事、病人,或者一面之交、陌生人。他們中有一半是死者。爺爺在我初二那年得了肝癌,只撐了一年就去世了。同年冬天外公死於腦溢血。兩年後奶奶像一條飽熟的完美的絲瓜那樣瓜熟蒂落。以及我的精神分裂的二姑婆,她獨自跑上高速公路,在淩晨被大卡車軋成了兩截。他們中還有交往過一段時間的大學學弟,雖然我只是他的備胎,他跳樓自殺了;教過我和阿岡的政治老師,外號“茶壺”,因為他總是一手叉腰一手托著粉筆,他得了尿毒癥,我們上大學那年得知了他去世的消息;夜出被先奸後殺的鄰校的女生;只見過他屍體一面的同校男生,他騎飛車飛進了池塘裏;反覆手術最終還是痛苦死去的癌癥病人;曾經躺在停屍車上被人推著飛奔的產婦。還有被我解剖的三只兔子,被教導員吃了的內臟只剩一半的狗,他們在海灘上蹦蹦跳跳。還有小豆子。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次作品,”我說,“到目前為止。沒有生和死的界限,這裏像一個原點。所有人都在這裏,所有人看上去都一樣。而且他們都很高興。”我不知該怎麽繼續形容,只是站在那裏看著它。
“我明白你說的意思。我也很喜歡,很奇妙。”阿岡背著手,站在作品的斜對面。我們一起沈默地看了一會。
“這五個烏龜都是你嗎?”然後他問。
海灘下面作為海的空白的地方,有五只烏龜排成一列向左。
“不是我,他們就是烏龜,相當於……使者,從源頭來的使者。”
“什麽源頭?”他每次提問都會在對面歪著腦袋看我一眼。
“不知道。”我猶豫著說,“什麽事情都有源頭吧,就是那個源頭。他們只是經過這裏,他們會去終點,不過到了終點之後又會回到源頭。”我又指了指海灘右上角兩個小人中的一個,說:“我在這裏。”這是我第一次把人作為自我像。
“那旁邊這個人是誰?”
“是你啊。”並非我沒有意識到自己在說什麽,只是沒能阻止自己說出來。我回答得那麽快,然後楞住了。當我擡頭看向阿岡的時候,他正抿著嘴,註視著我,臉頰上鼓出兩個酒窩。立式工作燈的光照不到他的位置,只有頂燈昏暗的光線灑在他身上,但我能看到他的微微的笑容,期待和鼓勵的,如果還有更確切的詞,也許該叫做邀請。
我像條蠢魚一樣兩次張了張嘴都沒能說出什麽來。我被自己搞糊塗了。“如果要你給今天的作品起一個名字,會叫什麽?”阿岡說,似乎不打算在這上面為難我。
我把註意力放回了黏土上。“名字麽……”我在腦子裏搜尋物色,試著定了幾個。海邊聚會、狂歡節、海邊的一天,最後決定叫四月六號。
“為什麽選這個名字?”
“四月六號,”我有點喜歡上這個發音,“四月六號是個普通的日子,沒有什麽特殊意義。”
“你是說想給它一個沒有意義的名字?”
“倒也不是。是因為這個名字很普通。”
我們笑了笑,繼續在作品面前沈默地站了一會。它給我的感覺很好,我不太想離開。“還有什麽要說說的麽,對這個四月六號?”阿岡溫和地問我。
“差不多了。”我搖了搖頭,說。
“大峰你每次說得都不是很多。”
他略顯遺憾的無辜表情沒來由讓我有點生氣。“你覺得我還有什麽保留的嗎?”我問他。
“我不是這個意思,”他觀望似的看著我,“但是每次我都說得比你多,我覺得不公平。”
“對誰不公平?”我也這樣回望他。
他語塞了一會,確定地說:“對我不公平,從字數上來講就對我不公平。我知道你今天說了很多,介紹了沙灘上的每個人,但是我也想聽你說說其他的。”
“說什麽呢?”
“我不知道,什麽都行。比如你可以說說這棵枇杷樹,這是唯一一個你每次都會用到的東西,但是你從來沒有聊起過它。你就只說:這是一棵枇杷樹,這裏有一棵枇杷樹,這是我老家後面的枇杷樹。”
“那我該怎麽說?”
“我記得你小時候從樹上摔下來過,是嗎?”
“對,我四歲半的時候從上面摔下來摔斷了胳膊,你是要聽這個嗎?”
我被自己略大的音量嚇了一跳。阿岡楞了楞,隨即不帶任何傾向性地問了一句:“我激怒你了嗎?”
我覺得他有點高估自己的挑釁能力。“對不起,我現在有點搞不清楚怎麽回事。”我說著把手扶上額頭,不過在那之前我發現滿手掌泥巴,又放了下去。
“大峰你其實是個挺狡猾的人。”他說,看來沒打算放過我。在他說下一句話之前的空當裏,我不知怎麽想起那個文員姑娘來。
“你跟別人的界限劃得很清楚,就像你前幾次作品裏面一樣,家的區域,生活的區域,你的區域,和外面都是隔離的。你跟別人怎麽樣我不清楚,就我跟你在一起,或者我們幾個同學在一起的時候,你都很少說自己的事。當然你會說一些工作上的生活上的事,但是和別人的信息是不對等的。你知道怎麽樣讓別人說得更多,讓自己說得更少。而且別人沒法幹涉到你,影響到你。如果不是我跟你很熟,我可能會覺得你是個挺可怕的人。”停了一會,他又補了一句:“我會覺得你在暗自策劃一些事情。”
我知道在這個游戲裏沒法蒙混過關,遲早得輪到我頭上,但沒想到是從這個地方開始,也從來不知道他是這樣看我的。我覺得莫名其妙。“你以為我在你面前忍這麽多是為了什麽?”真想這麽發作一次。但是我的後背就那麽涼了一下,有個可怕的念頭像個氣泡似的從黑洞洞的水潭底下裏冒了出來:我是從什麽時候開始這麽想的?他有很多問題要解決,所以我陪著他是為了他好,聽他說話是為了他好,為他做這些事的同時我還會讓我的感情受傷,還會損失一個女朋友,這一切都是為了他,而不是為了我,我是個完美的社工,專門救助痛苦的青少年。等一下,我又是從什麽時候把“和他呆在一起”說成“陪著他”的?
我站在那裏,心情從抵觸變成難堪,然後變成了恐慌。人選擇一種行為模式是因為他需要它,好比需要拄著拐杖走路是因為腿腳不方便。在另外一個場合下這些話可以是對我優點的評價:沈穩,可靠,節制,富有親和力,善於溝通,其一大功能證明是病人都很喜歡我,主任喜歡讓我去處理糾紛,醫務科也打算把我挖過去。但我知道自己為什麽會成為這樣的人。我需要讓別人說更多,以便在他們做出動作之前掌握他們的想法,這給我一種控制感,尤其當他們按照我的預期作出反應,而在這些反應中我最樂於看到的是憤怒。阿岡比我善良得多,他不是善於激怒別人的人,我才是。我喜歡一臉鎮定地看著一個暴跳如雷的人。
中學的時候我經常這麽做,每個青春期少男都會和他老爸過招。我的敵意長久地延續了下去,融化在我對每個人的交往中,驅使我用各種變形的方式去獲得控制感,滿足我的支配欲。如果我不這麽做,我會覺得危險,沒有安全感,就像現在這樣,一旦我停止認為自己是個中國好社工,我感到自己像一條從殼裏被鑷子夾出來的蝸牛,被風吹得冷颼颼的。這條蝸牛懸在半空扭頭四顧,如果你問它:好啦,你到底怎麽回事?它會說:“我有敵意。”
半晌,阿岡說:“你看,你就說了四個字。”
我的嘴角不自覺地抽了一下,切身體會到“難開口”這個說法的生理意義。
“不是你想的那樣。”我終於說。意識到自己打算用一個否定句作為開場白,我還是沒繼續說下去。明白自己有敵意和喜歡自己有敵意是兩碼事。然後我說:“我可以先去洗個手麽?”
阿岡點了點頭。離開和他對質的空間讓我松了口氣。我把舊運動服脫了掛在浴室門背後,和他的褐色毛衣一起,回來的時候他已經離開了陽臺,坐在客廳麻布面料的沙發上,盤腿靠坐著,慢慢喝著一杯水。茶幾上放著陳天賜送他的一個細瓶頸的涼水壺,是個纖長漂亮的玻璃容器,裏面盛著三分之二的冷水,旁邊是一個不銹鋼保溫水壺。我走去坐在他旁邊,接過遞上的水杯,道了聲謝。從這裏看得到陽臺上的四月六號。
我很久沒有說話。阿岡先開了口,問我:“你剛才說的你有敵意是什麽意思?”
我把目光挪了回來,說:“我一直努力在做一個和我爸完全不一樣的人,兜了那麽大一個圈子回來,發現還是和他一樣。你知道他是那種典型的純爺們,好像活在一個戰場上,做什麽事情都必須有個結果,要麽贏,要麽輸。我現在懷疑全世界的男人都一樣。”然後我笑了笑,轉頭問他:“是這樣嗎?”
阿岡盤著腿,靠在又厚又軟的沙發背上,兩手捏著腳脖子,不置可否地歪了歪腦袋。
“那棵枇杷樹,”我說,“小時候我經常爬到上面去。”
他點點頭:“我記得,我們一起爬過好多次。”
“我爬得肯定比你多,有段時間我爸老是讓我爬這棵樹。”
“為什麽?”
“可能他以為我是只貓。”我喝了口水,把杯子放回茶幾上,沈默了一會。“他是全中國為數不多的不在乎自己兒子學習成績的人,他覺得我高中畢業去當兵就可以了。不過我成績很好,可以考很不錯的大學,他說,那你考個軍校吧。我當時覺得他簡直瘋了。”
“我沒明白,為什麽他讓你當兵或者考軍校就是瘋了?”
“他從來不會來問我的想法,可能他以為我的腦殼裏裝的是海綿。不過很明顯他腦殼裏裝滿了男性荷爾蒙,自大,蠻橫,j□j,他永遠是對的,和他想法不同的人都是腦子有問題。”我拿過一個靠枕墊在背後,向後靠了靠,“我剛上幼兒園小班的時候,四歲半,他就要求我去爬那棵枇杷樹。第一次我摔了下來,左胳膊脫臼,疼得哇哇大哭,首先他不是問我摔到了哪裏,摔疼沒有,而是說我沒種,是個小娘娘腔。我在學校裏打架,他從來不問我為什麽,而是問我打贏了沒有。有一次他被蔣老師……你還記得嗎?我們那時候的班主任。”
“記得。”
“他被蔣老師找過去談話,大概就是說我打架的事情。回來以後他跟我說你們班主任真是個娘娘腔。”
我們沈默了一會,都笑了起來。
“其實我當時覺得很開心。我以為會被他打一頓,結果他回來跟我說你們班主任是個娘娘腔。這絕對是能讓小夥伴都羨慕到死的經歷。”我搖了搖頭才止住笑。
“你會感到自豪麽?那時候,因為有這樣一個老爸。”
我再次搖了搖頭。我沒法接受這種說法。“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媽因為子宮肌瘤做了全切,子宮全切。那時候她才三十五歲。……當時沒人告訴我是怎麽回事,我只知道我媽離開家裏,住院去了。我以為她快死了,雖然還不太明白死是怎麽回事。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偷偷地哭,我不敢在我爸面前哭,因為他會說我娘娘腔。那段時間我小姑每天過來做飯,每次我們吃完,然後去醫院給我媽送飯。我爸平時不會下廚,他覺得這是娘們做的事。我媽住院後大概四五天,那天放學回家的路上我看見一只小狗,一只淺灰色的狗,估計才一兩個月那麽大,像個小毛球。我一直想養一條狗,但是我爸一直不同意。那天那只小狗一路跟著我,跟到了家裏。我就跟我爸說,我要養這只狗。他說人都養不好,養狗幹什麽。不過還是那麽留了下來,每天都是我餵它。我叫它小豆子,因為它眼睛黑溜溜的像兩顆黑豆。它什麽都吃,西瓜皮,香蕉什麽的,好像是為了遷就我一樣。不知道狗小時候是不是都這樣。每天晚上我偷偷下樓把它抱到床上一起睡覺,因為早上我自己起來燒早飯,不用擔心被我爸發現,只要把它拉在墻角的屎裹出去扔掉就行了。它很粘我,每天我放學回家,才走過橋,它就從門口沖上來搖著尾巴,撲我的腳。我非常喜歡它,特別高興,終於有了自己的一只狗。而且你能感覺到它也很喜歡你,那種全心全意的純粹的喜歡,永遠不會背叛你。
“大概過了一個星期,那天我小姑有事沒來,我爸在家做飯。我放學回到家,發現小豆子不見了,樓上樓下找了個遍,都沒找到。我就去廚房去問我爸。他說他把它扔了。我問他扔在哪裏,他又說送人了。我問他送到誰家了,他不肯說。他就是不肯告訴我小豆子去了哪裏。那天晚上他做了一碗紅燒肉。不知道為什麽我覺得那就是小豆子的肉。我沒吃,只能看著他吃,然後在醫院裏,又看著我媽吃。我偷偷去廚房翻了一遍,我以為能找到一些……我不知道,皮毛……骨頭之類的東西,但是什麽都沒有。”
“你後來問過他麽?這件事。”阿岡這會朝著我,蜷腿側坐著,一條胳膊撐在厚厚的沙發靠背上,手托著腦袋。他一開口我就能聞到一股濃郁的薄荷味,同時看到那顆變薄了的漁夫之寶在他舌頭上乖乖地躺著。
“沒有。”我說,欠身從那個漂亮的涼水壺裏倒了一些水,從保溫壺裏又倒了一些,喝了一口,“我一輩子都不打算問他。我不想知道。而且為什麽一個父親會讓他的兒子覺得他把他的狗給煮了呢?”
“你怪他嗎?”
“我怪他嗎。”也許我的話聽起來就是這個意思。我低頭玩著手裏的水杯,說:“我當然怪他,但他就是這樣一個人,沒得挑,也沒法改。他不是一個好父親,也不是一個好丈夫。”
阿岡知道那些事,全村人都知道。“我媽手術後大概一兩年,他跟隔壁村那個寡婦搞在了一起,經常不回家,有一次出去了整整三個月。像只公貓一樣,想吃飯了就回來,想搞了就出去。包括後來的幾個情人,我從來沒見過我媽跟他吵,一次都沒有。她真的是個完美的女人,好像不管這個世界上發生什麽都沒法傷害到她。我不知道她有沒有聽到過我爸和他那些朋友是怎麽說起她的。”
“說什麽?”阿岡皺起眉頭問。
“就是那麽一群大男人坐著喝酒,好像這個話題完全是個下酒菜。他們的口氣……意思就是說……我媽是被我爸弄壞了。”我看了阿岡一眼,確認他明白我的意思,“他們這麽說的時候我爸還會顯得很得意,就是那種……那種表情,”我打著手勢,阿岡很快點了點頭,“而且那時候我以為他們說的是真的,過了很多年我才知道一個女人會得子宮肌瘤跟男人的j□j大小和床上功夫沒半點關系。”
阿岡目光游移了一會,問:“你覺得這跟你不喜歡女人有關系麽?”
我楞了楞,一時不禁懷疑這一切都是阿岡的計謀,原本向他傾斜的身體也不由自主地回了過去。我喝了口水,把杯子放回茶幾上,簡單地說了三個字:“沒關系。”
作者有話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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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海邊聚會,”我說,“是夏天,太陽很好,每個人都在出汗。”我覺得自己的措辭有點好笑。
“每個人都在出汗。”阿岡也笑了笑。
“因為他們都很高興。也沒有什麽特別的事,光是這麽呆著就覺得很高興。他們在聊天,吃東西,喝酒,有的人彈琴,唱歌跳舞。”我停頓了一會。為了不遺漏,我開始從左向右介紹,最左邊是家人,他們在那棵枇杷樹附近。父母,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和幾個堂表親。向右依次按照小學、中學、大學、工作後的順序,分別是一些同學、老師、朋友、同事、病人,或者一面之交、陌生人。他們中有一半是死者。爺爺在我初二那年得了肝癌,只撐了一年就去世了。同年冬天外公死於腦溢血。兩年後奶奶像一條飽熟的完美的絲瓜那樣瓜熟蒂落。以及我的精神分裂的二姑婆,她獨自跑上高速公路,在淩晨被大卡車軋成了兩截。他們中還有交往過一段時間的大學學弟,雖然我只是他的備胎,他跳樓自殺了;教過我和阿岡的政治老師,外號“茶壺”,因為他總是一手叉腰一手托著粉筆,他得了尿毒癥,我們上大學那年得知了他去世的消息;夜出被先奸後殺的鄰校的女生;只見過他屍體一面的同校男生,他騎飛車飛進了池塘裏;反覆手術最終還是痛苦死去的癌癥病人;曾經躺在停屍車上被人推著飛奔的產婦。還有被我解剖的三只兔子,被教導員吃了的內臟只剩一半的狗,他們在海灘上蹦蹦跳跳。還有小豆子。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次作品,”我說,“到目前為止。沒有生和死的界限,這裏像一個原點。所有人都在這裏,所有人看上去都一樣。而且他們都很高興。”我不知該怎麽繼續形容,只是站在那裏看著它。
“我明白你說的意思。我也很喜歡,很奇妙。”阿岡背著手,站在作品的斜對面。我們一起沈默地看了一會。
“這五個烏龜都是你嗎?”然後他問。
海灘下面作為海的空白的地方,有五只烏龜排成一列向左。
“不是我,他們就是烏龜,相當於……使者,從源頭來的使者。”
“什麽源頭?”他每次提問都會在對面歪著腦袋看我一眼。
“不知道。”我猶豫著說,“什麽事情都有源頭吧,就是那個源頭。他們只是經過這裏,他們會去終點,不過到了終點之後又會回到源頭。”我又指了指海灘右上角兩個小人中的一個,說:“我在這裏。”這是我第一次把人作為自我像。
“那旁邊這個人是誰?”
“是你啊。”並非我沒有意識到自己在說什麽,只是沒能阻止自己說出來。我回答得那麽快,然後楞住了。當我擡頭看向阿岡的時候,他正抿著嘴,註視著我,臉頰上鼓出兩個酒窩。立式工作燈的光照不到他的位置,只有頂燈昏暗的光線灑在他身上,但我能看到他的微微的笑容,期待和鼓勵的,如果還有更確切的詞,也許該叫做邀請。
我像條蠢魚一樣兩次張了張嘴都沒能說出什麽來。我被自己搞糊塗了。“如果要你給今天的作品起一個名字,會叫什麽?”阿岡說,似乎不打算在這上面為難我。
我把註意力放回了黏土上。“名字麽……”我在腦子裏搜尋物色,試著定了幾個。海邊聚會、狂歡節、海邊的一天,最後決定叫四月六號。
“為什麽選這個名字?”
“四月六號,”我有點喜歡上這個發音,“四月六號是個普通的日子,沒有什麽特殊意義。”
“你是說想給它一個沒有意義的名字?”
“倒也不是。是因為這個名字很普通。”
我們笑了笑,繼續在作品面前沈默地站了一會。它給我的感覺很好,我不太想離開。“還有什麽要說說的麽,對這個四月六號?”阿岡溫和地問我。
“差不多了。”我搖了搖頭,說。
“大峰你每次說得都不是很多。”
他略顯遺憾的無辜表情沒來由讓我有點生氣。“你覺得我還有什麽保留的嗎?”我問他。
“我不是這個意思,”他觀望似的看著我,“但是每次我都說得比你多,我覺得不公平。”
“對誰不公平?”我也這樣回望他。
他語塞了一會,確定地說:“對我不公平,從字數上來講就對我不公平。我知道你今天說了很多,介紹了沙灘上的每個人,但是我也想聽你說說其他的。”
“說什麽呢?”
“我不知道,什麽都行。比如你可以說說這棵枇杷樹,這是唯一一個你每次都會用到的東西,但是你從來沒有聊起過它。你就只說:這是一棵枇杷樹,這裏有一棵枇杷樹,這是我老家後面的枇杷樹。”
“那我該怎麽說?”
“我記得你小時候從樹上摔下來過,是嗎?”
“對,我四歲半的時候從上面摔下來摔斷了胳膊,你是要聽這個嗎?”
我被自己略大的音量嚇了一跳。阿岡楞了楞,隨即不帶任何傾向性地問了一句:“我激怒你了嗎?”
我覺得他有點高估自己的挑釁能力。“對不起,我現在有點搞不清楚怎麽回事。”我說著把手扶上額頭,不過在那之前我發現滿手掌泥巴,又放了下去。
“大峰你其實是個挺狡猾的人。”他說,看來沒打算放過我。在他說下一句話之前的空當裏,我不知怎麽想起那個文員姑娘來。
“你跟別人的界限劃得很清楚,就像你前幾次作品裏面一樣,家的區域,生活的區域,你的區域,和外面都是隔離的。你跟別人怎麽樣我不清楚,就我跟你在一起,或者我們幾個同學在一起的時候,你都很少說自己的事。當然你會說一些工作上的生活上的事,但是和別人的信息是不對等的。你知道怎麽樣讓別人說得更多,讓自己說得更少。而且別人沒法幹涉到你,影響到你。如果不是我跟你很熟,我可能會覺得你是個挺可怕的人。”停了一會,他又補了一句:“我會覺得你在暗自策劃一些事情。”
我知道在這個游戲裏沒法蒙混過關,遲早得輪到我頭上,但沒想到是從這個地方開始,也從來不知道他是這樣看我的。我覺得莫名其妙。“你以為我在你面前忍這麽多是為了什麽?”真想這麽發作一次。但是我的後背就那麽涼了一下,有個可怕的念頭像個氣泡似的從黑洞洞的水潭底下裏冒了出來:我是從什麽時候開始這麽想的?他有很多問題要解決,所以我陪著他是為了他好,聽他說話是為了他好,為他做這些事的同時我還會讓我的感情受傷,還會損失一個女朋友,這一切都是為了他,而不是為了我,我是個完美的社工,專門救助痛苦的青少年。等一下,我又是從什麽時候把“和他呆在一起”說成“陪著他”的?
我站在那裏,心情從抵觸變成難堪,然後變成了恐慌。人選擇一種行為模式是因為他需要它,好比需要拄著拐杖走路是因為腿腳不方便。在另外一個場合下這些話可以是對我優點的評價:沈穩,可靠,節制,富有親和力,善於溝通,其一大功能證明是病人都很喜歡我,主任喜歡讓我去處理糾紛,醫務科也打算把我挖過去。但我知道自己為什麽會成為這樣的人。我需要讓別人說更多,以便在他們做出動作之前掌握他們的想法,這給我一種控制感,尤其當他們按照我的預期作出反應,而在這些反應中我最樂於看到的是憤怒。阿岡比我善良得多,他不是善於激怒別人的人,我才是。我喜歡一臉鎮定地看著一個暴跳如雷的人。
中學的時候我經常這麽做,每個青春期少男都會和他老爸過招。我的敵意長久地延續了下去,融化在我對每個人的交往中,驅使我用各種變形的方式去獲得控制感,滿足我的支配欲。如果我不這麽做,我會覺得危險,沒有安全感,就像現在這樣,一旦我停止認為自己是個中國好社工,我感到自己像一條從殼裏被鑷子夾出來的蝸牛,被風吹得冷颼颼的。這條蝸牛懸在半空扭頭四顧,如果你問它:好啦,你到底怎麽回事?它會說:“我有敵意。”
半晌,阿岡說:“你看,你就說了四個字。”
我的嘴角不自覺地抽了一下,切身體會到“難開口”這個說法的生理意義。
“不是你想的那樣。”我終於說。意識到自己打算用一個否定句作為開場白,我還是沒繼續說下去。明白自己有敵意和喜歡自己有敵意是兩碼事。然後我說:“我可以先去洗個手麽?”
阿岡點了點頭。離開和他對質的空間讓我松了口氣。我把舊運動服脫了掛在浴室門背後,和他的褐色毛衣一起,回來的時候他已經離開了陽臺,坐在客廳麻布面料的沙發上,盤腿靠坐著,慢慢喝著一杯水。茶幾上放著陳天賜送他的一個細瓶頸的涼水壺,是個纖長漂亮的玻璃容器,裏面盛著三分之二的冷水,旁邊是一個不銹鋼保溫水壺。我走去坐在他旁邊,接過遞上的水杯,道了聲謝。從這裏看得到陽臺上的四月六號。
我很久沒有說話。阿岡先開了口,問我:“你剛才說的你有敵意是什麽意思?”
我把目光挪了回來,說:“我一直努力在做一個和我爸完全不一樣的人,兜了那麽大一個圈子回來,發現還是和他一樣。你知道他是那種典型的純爺們,好像活在一個戰場上,做什麽事情都必須有個結果,要麽贏,要麽輸。我現在懷疑全世界的男人都一樣。”然後我笑了笑,轉頭問他:“是這樣嗎?”
阿岡盤著腿,靠在又厚又軟的沙發背上,兩手捏著腳脖子,不置可否地歪了歪腦袋。
“那棵枇杷樹,”我說,“小時候我經常爬到上面去。”
他點點頭:“我記得,我們一起爬過好多次。”
“我爬得肯定比你多,有段時間我爸老是讓我爬這棵樹。”
“為什麽?”
“可能他以為我是只貓。”我喝了口水,把杯子放回茶幾上,沈默了一會。“他是全中國為數不多的不在乎自己兒子學習成績的人,他覺得我高中畢業去當兵就可以了。不過我成績很好,可以考很不錯的大學,他說,那你考個軍校吧。我當時覺得他簡直瘋了。”
“我沒明白,為什麽他讓你當兵或者考軍校就是瘋了?”
“他從來不會來問我的想法,可能他以為我的腦殼裏裝的是海綿。不過很明顯他腦殼裏裝滿了男性荷爾蒙,自大,蠻橫,j□j,他永遠是對的,和他想法不同的人都是腦子有問題。”我拿過一個靠枕墊在背後,向後靠了靠,“我剛上幼兒園小班的時候,四歲半,他就要求我去爬那棵枇杷樹。第一次我摔了下來,左胳膊脫臼,疼得哇哇大哭,首先他不是問我摔到了哪裏,摔疼沒有,而是說我沒種,是個小娘娘腔。我在學校裏打架,他從來不問我為什麽,而是問我打贏了沒有。有一次他被蔣老師……你還記得嗎?我們那時候的班主任。”
“記得。”
“他被蔣老師找過去談話,大概就是說我打架的事情。回來以後他跟我說你們班主任真是個娘娘腔。”
我們沈默了一會,都笑了起來。
“其實我當時覺得很開心。我以為會被他打一頓,結果他回來跟我說你們班主任是個娘娘腔。這絕對是能讓小夥伴都羨慕到死的經歷。”我搖了搖頭才止住笑。
“你會感到自豪麽?那時候,因為有這樣一個老爸。”
我再次搖了搖頭。我沒法接受這種說法。“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媽因為子宮肌瘤做了全切,子宮全切。那時候她才三十五歲。……當時沒人告訴我是怎麽回事,我只知道我媽離開家裏,住院去了。我以為她快死了,雖然還不太明白死是怎麽回事。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偷偷地哭,我不敢在我爸面前哭,因為他會說我娘娘腔。那段時間我小姑每天過來做飯,每次我們吃完,然後去醫院給我媽送飯。我爸平時不會下廚,他覺得這是娘們做的事。我媽住院後大概四五天,那天放學回家的路上我看見一只小狗,一只淺灰色的狗,估計才一兩個月那麽大,像個小毛球。我一直想養一條狗,但是我爸一直不同意。那天那只小狗一路跟著我,跟到了家裏。我就跟我爸說,我要養這只狗。他說人都養不好,養狗幹什麽。不過還是那麽留了下來,每天都是我餵它。我叫它小豆子,因為它眼睛黑溜溜的像兩顆黑豆。它什麽都吃,西瓜皮,香蕉什麽的,好像是為了遷就我一樣。不知道狗小時候是不是都這樣。每天晚上我偷偷下樓把它抱到床上一起睡覺,因為早上我自己起來燒早飯,不用擔心被我爸發現,只要把它拉在墻角的屎裹出去扔掉就行了。它很粘我,每天我放學回家,才走過橋,它就從門口沖上來搖著尾巴,撲我的腳。我非常喜歡它,特別高興,終於有了自己的一只狗。而且你能感覺到它也很喜歡你,那種全心全意的純粹的喜歡,永遠不會背叛你。
“大概過了一個星期,那天我小姑有事沒來,我爸在家做飯。我放學回到家,發現小豆子不見了,樓上樓下找了個遍,都沒找到。我就去廚房去問我爸。他說他把它扔了。我問他扔在哪裏,他又說送人了。我問他送到誰家了,他不肯說。他就是不肯告訴我小豆子去了哪裏。那天晚上他做了一碗紅燒肉。不知道為什麽我覺得那就是小豆子的肉。我沒吃,只能看著他吃,然後在醫院裏,又看著我媽吃。我偷偷去廚房翻了一遍,我以為能找到一些……我不知道,皮毛……骨頭之類的東西,但是什麽都沒有。”
“你後來問過他麽?這件事。”阿岡這會朝著我,蜷腿側坐著,一條胳膊撐在厚厚的沙發靠背上,手托著腦袋。他一開口我就能聞到一股濃郁的薄荷味,同時看到那顆變薄了的漁夫之寶在他舌頭上乖乖地躺著。
“沒有。”我說,欠身從那個漂亮的涼水壺裏倒了一些水,從保溫壺裏又倒了一些,喝了一口,“我一輩子都不打算問他。我不想知道。而且為什麽一個父親會讓他的兒子覺得他把他的狗給煮了呢?”
“你怪他嗎?”
“我怪他嗎。”也許我的話聽起來就是這個意思。我低頭玩著手裏的水杯,說:“我當然怪他,但他就是這樣一個人,沒得挑,也沒法改。他不是一個好父親,也不是一個好丈夫。”
阿岡知道那些事,全村人都知道。“我媽手術後大概一兩年,他跟隔壁村那個寡婦搞在了一起,經常不回家,有一次出去了整整三個月。像只公貓一樣,想吃飯了就回來,想搞了就出去。包括後來的幾個情人,我從來沒見過我媽跟他吵,一次都沒有。她真的是個完美的女人,好像不管這個世界上發生什麽都沒法傷害到她。我不知道她有沒有聽到過我爸和他那些朋友是怎麽說起她的。”
“說什麽?”阿岡皺起眉頭問。
“就是那麽一群大男人坐著喝酒,好像這個話題完全是個下酒菜。他們的口氣……意思就是說……我媽是被我爸弄壞了。”我看了阿岡一眼,確認他明白我的意思,“他們這麽說的時候我爸還會顯得很得意,就是那種……那種表情,”我打著手勢,阿岡很快點了點頭,“而且那時候我以為他們說的是真的,過了很多年我才知道一個女人會得子宮肌瘤跟男人的j□j大小和床上功夫沒半點關系。”
阿岡目光游移了一會,問:“你覺得這跟你不喜歡女人有關系麽?”
我楞了楞,一時不禁懷疑這一切都是阿岡的計謀,原本向他傾斜的身體也不由自主地回了過去。我喝了口水,把杯子放回茶幾上,簡單地說了三個字:“沒關系。”
作者有話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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