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春天，挨打再度成了家常便飯。拳腳和辱罵來得毫無理由，伊萬諾夫就是想打人而已。他不允許阿廖沙剪頭發，留長的頭發成了趁手的工具，他薅住那把幹柴似的頭發，拖著阿廖沙下樓，當著戰俘和蘇聯看守的面，在院子中間狠狠打他。有一次打得太厲害了，阿廖沙暈死過去。醒來時，他聽見烏裏揚諾夫在勸說伊萬諾夫，讓他換種“處理方式”。

“你要是煩了他，就讓他滾回那邊住著。”“那邊”指的是戰俘居住的營房，說是營房，就是以前的舊倉庫。“那邊空出來許多床鋪，以後會更多。白天他就過來算算賬，幹幹會計的活。吃飯睡覺就和那群德國佬在一起……”

“不行。”伊萬諾夫悶聲悶氣地拒絕，“他壞透了，他會鼓動德國佬鬧事情。”

“他又不是啥大人物，德國佬才不會聽他的！都這時候了……誰會那麽傻？”

伊萬諾夫留阿廖沙在身邊，打起來方便又趁手。從春到夏，阿廖沙身上的瘀傷就沒消退過。他吃不下東西，骨瘦如柴。穿過院子去廚房時，老女人瑪莎雙手抓住圍裙，渾濁的綠眼睛一動不動。

“你可以……”瑪莎嘟囔，“你可以走。”

阿廖沙看了眼瑪莎，她的頭發白了大半，蒼老得像根融化的蠟燭。走？說得容易。他沒有回答，提著土豆離開了。沒過多久，五月初的一天，阿廖沙終於明白了瑪莎的意思。一個通知傳下來，費舍爾和幾個戰俘被點了名——他們“贖清了罪過”，位列釋放名單之上，很快就可以回國了。

太幸運了，太幸運了！活著離開這個礦場，離開西伯利亞，離開蘇聯，回到美麗的故鄉，回到親人的懷抱……阿廖沙在樓上，透過玻璃木然地望向排成一列的幸運兒。這幾個歸鄉的戰俘全是國防軍普通士兵，像他這樣的黨衛軍軍官，又是東線出了名的惡棍，背著死緩的判決，估計要到在這個不毛之地蹉跎到死亡降臨的那天。費舍爾臨行前偷著來找過阿廖沙，問他有沒有信件捎回去。阿廖沙在這天清晨剛挨了幾個巴掌，半邊臉高高腫起，“不需要，”他含混地說，“謝謝您。”

他沒有親人，沒有朋友，這是被俘的第八個年頭，只收到過一封來自同學的信。隔天，費舍爾一行人爬上卡車離開了，包括那個和村裏寡婦不清不楚的漢斯·施密特。那女人包著頭巾，站在人群裏哭得十分可憐。下賤東西，背叛民族和丈夫，管不住性欲的結果就是被拋棄。阿廖沙甚至為此感到一陣幸災樂禍，但緊接著他就無力地坐了回去。他望著藍天，天空一碧如洗，連朵雲彩都沒有。空虛包圍了他，他的心臟和胃一樣空空蕩蕩。

費舍爾走後，調度換成了一個寡言的韃靼人穆哈諾夫。穆哈諾夫很少發出聲音，阿廖沙一度以為他是個啞巴。送別的喧鬧過後，院子重新安靜下來。阿廖沙坐在陽光下整理文件、計算數字、編織毛線，學穆哈諾夫那樣緊緊閉上嘴巴，就算挨打也忍著一聲不吭。沈默取得了一定效果，也許是打起來沒意思，伊萬諾夫在六月漸漸停下揮舞拳頭。憤怒似乎沈寂下來，他有時坐在那張寬大的椅子裏吸煙，有時躺在床上。烏裏揚諾夫的寡婦生了個男孩，醉鬼醫生搬到了村裏。沒了他酒氣沖天的叫喊，詭異的靜謐占據了整個礦場，風聲獵獵，天地靜得猶如墳墓。

其實，伊萬諾夫只是壓抑著自己。事後，阿廖沙回憶起那些奇怪的下午，陽光、風、一言不發的俄國人，才恍然大悟。伊萬諾夫就像一座火山，巖漿的暗流在巖石下激烈地湧動，直到七月的一個中午，火山徹底爆發了。

那是西伯利亞少有的，姑且可以稱為“炎熱”的一天。阿廖沙洗完盤子，坐在窗口下編織花邊。伊萬諾夫喝了不少酒，躺在床上睡了半個小時。後來，大概在一點鐘左右，他爬了起來，拖過椅子坐下，開始吧嗒吧嗒地吸煙鬥。

阿廖沙用撿來的破布縫了一只坐墊，他現在就是為坐墊編織花邊。伊萬諾夫要求房子裏的所有“衣服”都要縫上花邊。阿廖沙用鐵絲做了幾根鉤針，跟著一本數年前的婦女月刊學習，能編出幾種花樣。他很喜歡這只坐墊，準備編最覆雜的那種。花邊已經編出一條，伊萬諾夫吸完了煙，陰沈地盯著阿廖沙，“你怎麽什麽都會做？”

阿廖沙選擇沈默，繼續編織花邊。白色的線，他琢磨著用墨水染一染，看能不能染成淺藍色。他想得過於專註，絲毫沒註意到伊萬諾夫的臉色越來越難看，最後，等他被抓住頭發拖走時，他才反應過來，連忙用手捂住頭。有次他被打成輕微腦震蕩，吐了兩天。伊萬諾夫沒有扒開他的手，而是拽下了他的褲子。挨操不比挨揍舒服，阿廖沙才放松身體，劇痛就如火一般席卷神經。他聞到焦糊的氣味，扭頭往後看去，就見伊萬諾夫拿著鉤針，燒紅的針尖掛著一小塊皮肉。

“他媽的，”伊萬諾夫滿臉都是恨意，“你他媽的，納粹……你們不是喜歡給猶太人烙記號嗎？老子也給你烙一個……”他按住掙紮的阿廖沙，“讓你跑，讓你跑……賤貨，我給你寫在背上，看你跑到哪裏去……”

針落下了，阿廖沙的慘叫憋在喉嚨裏。他能感覺到伊萬諾夫寫下一個歪歪斜斜的字母。太疼了，他張大嘴巴喘氣，針又一次紮進後腰的皮肉，他想昏過去，卻無比清醒。冷汗打濕了頭發，他又扭過頭，往後看了一眼。伊萬諾夫抓著那根鉤針，茫然地低著頭。蒼白的皮膚上一大片刺目的血紅，阿廖沙短促地呻吟了一聲，終於抽搐著失去了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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