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京路終端的三岔路口上了電車，南京路是英國領事館取的名字，是為了紀念《南京條約》給他們帶來的巨大利益，但對英國深惡痛絕的上海人則更喜歡把南京路叫做大馬路。

早晨七點鐘的電車上人不多，我可以有選擇的餘地，在倒數第二個車位靠窗的位置坐下，這是在電車的右邊，也就是司機的正後方，因為在《英國報》中報道說過這種位置比較安全。

電車“叮叮當當”不快地前行，因為窗框的緣故，我只可以看到一瞥藍天白雲在尖尖的教堂頂上飄過，如果再貪心點，我就會碰到冰涼硬梆的玻璃窗，在這寒冷的冬天，我是絕對不喜歡這種感覺。好像在哪本雜志上提及，在遙遠的太平洋彼岸，美國已經有人發明了一種名為有機玻璃的玻璃，靠著這種玻璃應該是極為舒適的吧，我想了半天，卻記不起來是哪一本雜志了。

過來一會，電車在一個站點停了好久，前面的爭吵聲讓我意識到有狀況發生了。只聽見司機大聲說道；“快點，付鈔票！”說的是地道的上海話，在這裏聽上去有一股尖酸刻薄的味道。一位婦女領著個五六歲的小孩，從穿著上看不出貧窮，我習慣性地估計應該是中低產階級一類的吧。小孩站在身高尺旁，面容驚恐，一動也不敢動，怕是都還不清楚為什麽母親要和別人爭執。我大致明白發生什麽事了，大概是婦女借小孩身高不夠為由想免去他的車票，而小孩的身高偏偏在身高尺的紅杠杠上，不上不下。本來是社會福利，在這時卻成為了鬧劇的罪魁禍首，雙方各執一詞，爭吵不休。這時幾個趕早班的不耐煩地看了看手表，斥了婦女幾句。婦女張了張嘴，沒說出口，鐵青著臉把兩個人的車票錢交給了售票員，售票員麻利地把兩張本應該在五分鐘前應該給的車票給了母子倆。

十分鐘後，婦女在後面的第二站後口路下了車，我有些理解婦女之前的行為了，沒有人會願意為了兩站而多付一張車票吧，特別是可以爭取一下的時候。

電車轉了個彎，直走，又轉彎，在上海城中有規律地亂竄，穿過一片居民區，又繞過我常去的百貨大樓 ，最後穩穩地停在了我要下車的站點。

我是跟著一個十多歲二十歲不到，看上去有些瘦弱的男孩下了車，車外的空氣很冷，想剛才司機刻薄的上海話，道路兩旁的房子都幹巴巴的，收縮在一旁。早晨陽光的照射下玻璃折射出金燦燦的光芒，但在冬天，這種溫暖終究不是一種感覺，而是一種顏色，西北風才是正餐。

當我和那個男孩同時站定在一座寫字樓前面，我有些意外，但我依然友好地發問：“你也在這裏工作？”大男孩，有點靦腆地回答：“是的。”那種神態，讓我不禁想起四年前的自己。

“在這裏工作多久了？”

“兩年了。”

“這麽長時間了。”我驟然把剛想再說的話咽下去，本想在新人面前裝些姿態，沒想到看似新人也是老姜。估計他也沒想到這是我在這裏工作的第二天吧。

走進樓裏，直到分開，我們都沒再說話。

怕是被我鄭重的西裝震住了吧，我不無得意的想，在工作場合穿西裝是我的習慣，學校裏如此，現在亦如此。

在這裏我有獨自的辦公桌，但沒有獨自的辦公室。桌上又已經新添了幾疊賬目，這應該都是之前那個會計丟給我的任務，現在變成了我的工作，我是這家煙草公司唯一的會計，我需要把這些賬目統計成數據，還要去倉庫清點貨物，這是需要一點文化的人才能幹的，但只需一點，所以實際我並不適合做這個，簡單明了地說，就是大材小用。

剛坐下沒多久，接待前臺的夏嵐找上門來：“梁先生，會長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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