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問這話有些殘忍。

“我有孩子。”姐姐堅定地輕聲說，“可是你有什麽啊……”

直到四十年代末，冬妮婭也還算得上漂亮，如果她真心想再嫁的話，會有人要她的。可是對她來說，世界上唯一的男人，已經在1942年年初的時候，駕著中彈燃燒的飛機撞向了法西斯的機群，與敵人同歸於盡了。

結婚。這些年來，同事們、鄰居們、朋友們、親人們，誰都向伊萬提過這件事情。就連十四歲的菲利克斯，來串門的時候也問道：“萬尼亞舅舅，為什麽還不結婚啊？”

菲利克斯才剛到和女孩子遞遞紙條、看看電影的年紀，許多事情他還不很了解。菲利克斯自己的爸爸媽媽，在1946年就結婚了。那時新婚夫婦到波蘭去旅行，在華沙的猶太人居住區看見了許多門窗緊閉的房子。聽當地人說，在納粹占領期間，許多猶太人從家裏被抓走，再也沒有回來。他們的房子留了下來，門邊依舊有刻著房主姓氏的門牌，就像一座座空墳墓外面的墓碑。

有一家門牌上刻著“盧卡謝維奇”，托裏斯在這家門口佇立了許久。一年後他當了父親，娜塔莎答應了他的請求，將這個金發的男孩子取名菲利克斯。

現在，莫斯科天文臺的研究員托裏斯?羅裏納提斯正和兒子一起，坐在伊萬家的沙發上。“萬尼亞，結婚吧。”托裏斯憐憫地望著伊萬，垂下手，輕輕地撫摸著自己那條假腿，“兩個人過日子，總比一個人容易些。要是沒有娜塔莎，我會很難……”

“你的傷在腿上，可我的傷在神經，在心裏。”伊萬拍了拍自己的胸口，“外面看來我不缺胳膊不缺腿，可是心裏面早就千瘡百孔了。托裏斯，你明白嗎？”

“所以才更要有人照顧你，對於傷殘軍人來說，最怕的就是孤獨終老。這世上還是有賢惠的婦女……”

“真羨慕你，托裏斯……你愛的人，和你娶的人是同一個……”

1962年春天，伊萬?布拉金斯基教授結婚了。

她叫安雅，是莫斯科一名普通的中學教師。她是個好姑娘，雖然她已經年過四十，但她確實是姑娘——戰爭留下的千千萬萬老姑娘中的一個。他們去民事登記處領證的那天，安雅哭了。“萬尼亞，原諒我吧！”她歉疚地擦了擦青春不再的面龐，“我忘不了沃洛嘉……”

“我非常理解你，安雅。因為我和你是同一代人……”

在安雅的細心照料下，伊萬神經損傷發作的次數也少了。就像托裏斯說的那樣：兩個人過日子總是容易點的。尤其是上了年紀後，人們結婚往往不是出於愛情，而是因為需要陪伴。他和安雅相互尊重，相互照顧，相互理解。他允許安雅將藏著的照片掛在墻上，於是他認識了少尉沃洛嘉?科洛索夫，1943年秋天犧牲於庫爾斯克郊外。這是人之常情嘛，他自己不也收著本日記……

日記，他已經不再讀了。也許是因為中國字太難學，讀起來難免隱隱地頭痛。那日記裏沒有他，就像他戰前的日記裏沒有王耀一樣。有的只是那一去不覆返的無憂無慮、無所顧忌的學生時代。那是他那一代人共同的少年記憶：遙遠、純潔，在1941年夏天戛然而止的記憶。他將日記放在書架最邊上，於是少年時代的記憶就不再翻開了。

時常令他回想起來的是另一種記憶。這記憶從戰爭的第一天開始，輕而易舉地鑒定出每個人的本性。這份記憶最嚴峻、最殘酷。它所蘊藏著的感情，也就最美好、最純粹。這份記憶有自己的見證，它不僅是一本日記，也是一疊生物觀察報告式的來信，一塊刻有他們名字首字母的小樹皮，一幅畫了多年卻始終不敢畫龍點睛的肖像，一匹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小白馬護身符。

護身符一直戴在他胸口。在他四十五歲那年，當他抱著半歲多的兒子雅可夫時，嬰兒的小手不慎將磨損的線繩扯斷了。於是他就用另一根細繩將它重新串起。這根細繩已經在他手腕上系了二十多年，就是那永不覆還的一夜，他從王耀發間扯下，在手裏攥出了汗的發繩。如今它就貼在他的心頭，就像那一夜王耀所做的一樣。

有時候他會將護身符托到眼前，看一看小白馬那雙烏溜溜的眼睛，然後將發繩貼在臉上。那時他就能呼吸到柔軟黑發中氤氳著的芬芳——那是樹葉和青草的芬芳，是大地的氣息啊。

史學家們會寫下：衛國戰爭進行了1418個日日夜夜，損失了2700萬人口，1921——1925年出生的蘇聯男青年中，只有百分之三活到了戰後。

史學家們會總結戰爭的意義，確定著時間的界碑。但他們永遠也不會知道：戰壕裏有過怎樣的談話；篝火邊唱過怎樣的歌；翹鼻子的狙擊手怎樣一筆一劃地在節省下來的卷煙紙上寫家信；藍眼睛的飛行員怎樣和自己的戰鷹一起化為長久不滅的烈焰，而戰友們只能在一邊眼睜睜地看著。

那剛剛成年就遇上戰爭的一代，那帶著舊傷日漸老去的一代，將永遠在記憶裏堅強地保存著這些事情，哪怕沒有一本史學著作會提到這些，更不會提到：正是在最艱苦的1941 年冬天，伊萬?布拉金斯基平生唯一一次愛情，像花兒一樣綻放了。

愛情。只有在青年時代，一個人才能毫無保留地獻出心靈的一切力量，為了一份不考慮國籍，不考慮性別，甚至不考慮將來的愛情。

……多少年後，但願還能遇見這樣一個人，能夠對他說：“你可記得？你可記得？那時我們多麽年輕啊……”哪怕到那時，漫漫歲月已經在身上留下冰冷的疲憊。哪怕到那時，人們已經把絕大部分時間，給了那些不能和他們一起回憶青春的人。

1967年5月9日，青年建築師安德烈?奧爾洛夫結婚了。那一天新人和親眷們一起去了紅場，向剛剛落成的無名烈士墓獻花。事實上，每年5月9日，從前線回來的一代人，都要到紅場上去走一走，看一看。很多老兵舉著尋找昔日戰友的木牌，但這樣做的並非都是老兵。比如有一位衰老得不成樣子的婦女，扶著一塊和她同樣衰老的木牌，上面寫著：“我找兒子：奧列格?彼得羅維奇?費奧多羅夫，1941年12月於莫斯科保衛戰中失蹤”。人們都很熟悉她，因為她從1945年起就站在這裏了……

這回冬妮婭沒有哭。可是晚上，大家到她家裏吃婚宴的時候，柳芭四歲的兒子好奇地盯著空軍上尉安德烈的照片，稚氣十足地開了口：

“外婆，外公怎麽是那個樣子啊？他好年輕喲……”

“寶貝兒，外公一直是個年輕人。”已經年過半百的冬妮婭答道。

“可外婆為什麽不一直年輕下去呢？”

“因為一生只能年輕一次……”

（四十三）

一生只能年輕一次。冬妮婭是這樣說的。

冬妮婭在1978年初去世了，她在遺書中吩咐了怎樣給她入殮。親戚們趕來吊唁的時候，她像少女般窈窕地躺在靈床上，面孔上蒙著長頭巾。若不是連衣裙袖口下露著的幹枯的手臂，人們簡直會以為躺在這裏的是一位新娘。

“我還記得這連衣裙呢。”娜塔莎輕輕地用手絹抹著眼角，“四十多年前，她被安德烈從村裏帶走的時候，穿的就是這一身。”在她身邊，年過四十的外甥女柳芭小聲說道：“我想把媽媽葬在爸爸旁邊……可是誰也沒告訴我們，爸爸葬在哪裏……”親人們互相安慰著，最後決定將冬妮婭送回別廖紮故鄉——她的生命和愛情開始的地方。

在姐姐的新墳邊上，老父老母的墳頭已是青草深深。布拉金斯基教授在墓地前站了一會兒，就向著村外的森林走去了。村子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只有森林還一如他記憶中那般親切和美麗。可是他卻辜負了她，自從他在1941年跟隨部隊收覆別廖紮村的那一天起，幾十年來再也沒有踏進森林一步。因為每一寸土、每一棵樹都會固執地提醒他：他曾經年輕、強健、熱情和幸福。

生活的眾多教訓中有一條：永遠不要再重返曾經的幸福之地。但是當一個人活到了將近六十歲，發現自己的同時代人正在接二連三地故去時，某種對生命的緊迫感，就會迫使他做出些像青年時代那樣膽大妄為的事情。

在這森林裏有一片獨一無二的幸福之地。他還是小男孩的時候就發現了它，憑著孩子的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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