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4月和5月，盡管屢次提起筆，甚至有兩次連電文都寫完了，但王耀最終沒有給伊利亞發去一個字母——誰讓伊利亞也沒有發給他？

當然，例行電報溝通還是照常進行著的，王耀依然能知道：保加利亞加入了軸心國；德軍攻入了雅典、希臘政府流亡；英國出兵幹涉希臘，但最終不敵敗退；英軍在非洲戰場連續戰勝意軍……

但是有一件事，王耀居然是從通過重慶的線報知道的：

5月9日，莫斯科通令派駐國外的蘇聯使團，要他們非常慎重地探察：萬一發生俄德戰爭，這些國家會持什麽態度？

而這個問題，莫斯科沒有詢問延安。

王耀特意去翻查了9日的電報，發現蘇聯確實提了一個問題：八路軍可否配合國軍作戰，在中條山抗擊日軍？

中條山戰役（即晉南戰役）中，國民黨左支右絀，不得不向八路軍請援，延安借此再次要求重慶“發餉、放人”，卻只獲得了一張“此次合作成功，兩黨關系必能轉圜”的空頭支票，中共自然大為不滿，面對沸然的輿論批評，公開表示[1]：“八路軍、新四軍均在敵後猛擊敵人，唯餉彈兩缺，望政府接濟。”

即使如此，重慶依然不打算退讓，而是去找了崔可夫，請他去勸說延安。毛澤東更為不快，措辭嚴厲地回電說[2]：“請總顧問不要隨便亂說，國民黨至今還說我軍游而不擊、對日妥協之類的鬼話，我們決不為這些鬼話所動！”

現在，不知是蔣介石還是崔可夫，竟然繞了個大圈，請莫斯科來勸說延安了。

想通了這些，王耀更加氣憤，很想拎著伊利亞的衣領質問他：“你知道百團大戰給中共造成了多慘痛的損失嗎？多數參戰部隊都折損了半數兵力！後來日軍又瘋狂地報覆，好多根據地都遭到了毀滅性的掃蕩，軍隊內部對百團大戰的必要性議論紛紛，毛主席都做了檢討，而你們居然還幫蔣介石說話？”

王耀氣沖沖地跑出了檔案室，幾乎走到了蘇聯駐延安軍事情報組的門口，但這些話，最終還是成為了第三份沒有發出的電文。

對於莫斯科的要求，延安決定陽奉陰違，用小部兵力配合作戰，對外宣傳則說大部，實際將主力集中整訓[3]：

“必須打日本，但決不可打得太兇。不打國民黨不能諒解，打得太兇則會被日本報覆、國民黨坐收漁利……可以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讓國民黨覺得我們真在打就好了。另附恩來電供參考，他電反映國民黨及外國人的壓力，我們不可不聽，又不可盡聽。”

王耀讀這份指示時，對著“外國人”這個名詞抖了抖眉毛，忽然有些想笑，繼而又感到得意，甚至想將它抄送一份送去莫斯科——當然，也只有“想”罷了。

然而，這些難得的正面情緒，很快被另一個消息沖散了：據重慶線報，各國駐莫斯科的外交使團已經接到通知，告誡他們不要在蘇聯的邊境地區旅行，此外，蘇聯西部正在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

王耀再次不安了起來。

6月初，各種蘇德即將爆發戰爭的傳言甚囂塵上，王耀愈加憂慮，16日晚，他收到了中共地下黨員、國民黨要員閻寶航的電報：

“德國將於6月22日進攻蘇聯。”

閻寶航報告說，這個消息來自國民政府駐德使館——在與孔祥熙會面時，希特勒透露了此事。國民黨聞之欣喜若狂，認為：一旦德國攻蘇，日本定會配合“北上”，這樣中國戰場的壓力就會減輕；而蘇聯為求自保，必會要求中共出兵“北進”、援助自己；如此一來，國民黨就可以借機反共，再以收覆失地為名“北進”、坐收漁利。

以上計劃，國民黨內部稱之為“三北政策”。

既然打著這個主意，重慶自然不會好心通知莫斯科，而延安收到情報後可謂大驚失色，王耀驚慌失措地沖進了棗園，要求立刻給克裏姆林宮打電報。

伊利亞的回電倒是快，可內容和王耀想象的完全不同，開篇就是：“各國黨都發來類似的電報了，我還在想，你的得拖什麽時候呢。”

王耀的第一反應是把電文揉成一團丟出去，事實上，他也那麽做了。雖然幾分鐘後，在孫平的註視下，王耀還是灰溜溜地把紙團撿了回來，展開，繼續讀下去。

伊利亞的回電很長，似乎要把那些早就想說的那些話都說出來。他先說了斯大林剛剛宣布接替莫洛托夫、就任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降為副主席：

“維恰說，現在國際形勢緊張、需要大力加強國防，為此，蘇聯應該進一步提高黨與國家機構的協調性——要知道，光是上個月，德國飛機就侵犯蘇聯領空71次，這個月則是180次。

約瑟夫希望德國相信‘蘇聯沒有進攻的企圖’，當然，我們也確實沒有。上個月，約瑟夫撤銷了對比利時、挪威、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承認，在德軍進入希臘後，又第一時間撤銷了對希臘主權的承認，還授意塔斯社否認那些‘蘇德即將開戰’的傳言。雖然我們一直在準備抵抗德國進攻，可同時也仍在竭盡全力保住和平。

耀，老實說，我很懷疑這些舉措能有多少效果。我和維恰都認為，德國至今沒有發動戰爭，更可能是因為英國出兵幹涉了希臘——嘁，我可不會感謝英國佬。

啊，總之，已經6月啦，陽光可真好啊。我想我們又可以多撐一年了，沒有人會在夏天進攻俄國的。等到明年，我們的‘三五’計劃也快完成了。”

王耀很想問為什麽沒人會在夏天進攻俄國啊，拿破侖不就是個例子嗎，他糾結地把電文翻到了下一頁，發現伊利亞居然用調笑的語氣問自己：

“對了，耀，你是不是忘了，閻的頂頭上司是羅申，他的消息，自然也會抄送莫斯科一份。”

王耀楞了楞，用力回憶了一分多鐘，終於想起：今年1月，周恩來來電，說李克農把收集國際情報的任務交給了閻寶航，由蘇聯駐華大使館武官羅申直接領導。

反應過來後，王耀開始惱怒起自己的“一時情急”，仿佛蘇聯人在安穩地守株待兔，自己還傻乎乎地往木樁上撞。而許是猜到了中國人的反應，伊利亞開始說東北抗聯：

“抗聯的戰士已經全數退入蘇聯境內，遠東軍區把他們安置在雅斯克林區，後勤和軍事訓練也由蘇軍負責。伊萬諾夫，就是遠東軍區的政委告訴我，他們中很多人之前都長期挨著餓，很是瘦弱，但即使如此，在戶外訓練的時候卻也沒有叫苦怕冷、缺勤掉隊的。他們都是好樣的。”

王耀的心情更覆雜了。在電文的最後，伊利亞用輕快的語調說：

“總之，我們已經看到了‘三五’計劃完成的曙光，沒有比這更好的事兒了。”

王耀覺得自己很該假裝沒收到這封電報，但在失眠了一晚上後，他還是頂著一對兔子似的紅眼睛，老老實實地去了棗園，打電報問伊利亞：“你是一點都不擔心嗎，還有，為什麽不能在夏天進攻蘇聯啊，拿破侖怎麽說？”

伊利亞回答得倒是有理有據：“就像你說的，拿破侖也曾經在夏天，具體來說，是6月24日，進攻俄國。然而俄國太大、抵抗太劇烈了，法國人沒能在秋天結束戰鬥，戰爭拖到了冬天，然後勝利的天平就開始向俄國傾斜了。最終如你所知，拿破侖失敗了，俄國人贏得了‘衛國戰爭’的勝利。”

王耀知道沙俄把俄法1812年戰爭稱為“衛國戰爭”，但他確實第一次從伊利亞口中聽到這個名詞——說起來，他什麽時候，不再在“俄國”前面加上“沙皇”的前綴了？

念及此處，王耀的心情更惡劣了，他草草掃完了伊利亞安慰自己的話——“天哪，這些話他自己信嗎？”——然後在最後一段，愕然地看見：

“好吧，寫到這裏我想我得承認，耀，其實我特別害怕，但是越害怕，表面上就越要裝得信心十足啊，這樣才能唬人。唉，你可不能說出去。當然，如果你堅持要私下安慰我的話，我是相當歡迎的。你的伊廖沙。”

王耀對著最後三行字磨起了牙，覺得這已經不是守株待兔了，這是請君入甕。他猶豫了好幾天，在20日傍晚，終於還是發出了電報：

“伊廖沙，我承認自己並不是全然自願地寫出這封電報的……我不是來安慰你的！我只是提醒你註意，尤其是6月22日！”

那幾個蘇聯軍人把這兩句話變成電波、發往莫斯科時，王耀倚門看著延安少見的、似乎無休無盡的暴雨，心中忽然一片茫然。

伊利亞的回電在第二天下午到了，謝天謝地，這次看起來終於正經了些：

“耀，你得知道，莫斯科收到了大概50份電報，它們提供了14個進攻日期。我知道你想說‘那不如直接開始戰爭動員’，但是不行，如果德國抓到哪怕一點點借口、提前發動進攻，也是蘇聯吃虧，現在多拖一天都是賺的。

我們知道戰爭不久即將爆發，撐死了是明天還是明年的問題；也知道蘇聯不如德國強大，我們不得不先退卻，唯一的問題是退到哪一步，斯摩棱斯克還是莫斯科。後方正在用最快的速度建造軍事工業，我們必須延緩戰爭，哪怕只有一天、一個小時……如果能拖到1943年，我們就能以均勢力量迎擊德寇了[4]。

啊，我還該為你拒絕安慰我而難過五秒鐘——如果耀有點兒內疚的話，也可以陪我難過五秒。

今天約瑟夫建議，可以同意德國來蘇尋找在歐戰中死亡的德軍的屍骨，這可是個大工程，起碼能幹上兩三個月。希望蘇聯能平安度過6月22日，還有6月，還有7月。

等秋天來了，或許我能抽空再去次延安，這次可不許鎖門，不然我就真砸了。”

王耀心情覆雜地讀著電報，毫無“陪著難過五秒”的打算——他甚至懷疑伊利亞是笑著寫出這句話的。但讀完最後一句時，他還是情不自禁地道：“希望如此。”

閉眼收拾了五分鐘情緒後，王耀終於提筆開始寫回電。他從“毛主席作了個報告，建議應該以《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為中心研究馬列主義，其他一切都是輔助的，可他同時也批評了留蘇學生‘言必稱希臘’[5]”，一直說到了“日本、美國、蔣介石正在醞釀新的陰謀，我們得努力揭穿它[6]”。寫完這一切後，王耀幾經思慮，還是在末尾補上了一句：

“其實，伊廖沙，如果當時你再用點力的話，就會發現門根本沒有鎖。”

這晚王耀根本沒有睡意，他在床上翻來覆去了幾百次，在天色微明時終於迷迷糊糊地睡著了，可惜沒過多久，就被門外的喧嘩聲吵醒了。

王耀心中升起了相當不妙的預感，他跳下床，沖到門口問道：“怎麽了？”

“幾小時前，希特勒發表了廣播演說，對蘇聯宣戰。”

王耀楞了足足半分鐘，然後機械地轉過身，跌跌撞撞地跑去了棗園。

棗園裏的幾個蘇聯人正圍成一圈收聽廣播，王耀沖進去時，聽見了莫洛托夫的聲音[7]：

“一場偉大的衛國戰爭開始了！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敵人一定會被粉碎！勝利將屬於我們！”

註：

[1] 《毛澤東關於八路軍新四軍均在敵後猛擊敵人給伍雲甫、袁曉軒兩處長電》，1941年6月9日。

[2] 《毛澤東關於要總顧問不要隨便亂說致周恩來電》，1941年5月14日。

[3] 《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關於目前方針問題致彭德懷電》，1951年5月18日。

[4] 引自《莫洛托夫訪談錄——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

[5]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 年 5 月 19 日。

[6] 毛澤東《揭破遠東慕尼黑的陰謀》，1941年5月25日。

[7] 莫洛托夫的廣播講話，1941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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