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爆發後的第一個星期，伊利亞沒有發來一個字母，但通過報紙和廣播，王耀知道：意大利、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於22日，芬蘭於25日，匈牙利於27日，先後對蘇聯宣戰；丹麥於26日，維希法國政府於28日，相繼和蘇聯斷絕關系。

這個和蘇聯對立的大聯盟可不是空架子，德國及其仆從國迸發出了極其強勁、甚至令人恐懼的戰爭潛力。不宣而戰後的第8天，德軍攻占了裏加和明斯克，開始逼近斯摩棱斯克。

也就在這天，伊利亞終於打來了電報，和它一起抵達延安的，還有斯大林的感謝電：“感謝你們提供了德國進攻的準確情報。”

張聞天是第一個看到電文的，他表現得挺激動，將內容轉給在重慶的周恩來後，又說要把這張電報好生收起來、戰後送進博物館：“這可是斯大林同志，第一次給中共發感謝電呢。”

王耀的心情卻愈發沈重了：這太不正常了、太不像蘇聯人會做的事兒了，莫斯科幾乎不對延安暴露自己“軟弱”的一面——這說明，蘇聯的情況非常糟。

伊利亞的措辭依然冷靜，他用“今天晚飯有黑海魚子醬”的語氣，說蘇聯準備成立一個國防委員會，主席是斯大林，副主席是莫洛托夫；說列寧遺體已經秘密遷往烏拉爾，打算運到秋明市封存；說西線指揮官巴甫洛夫因“瀆職”被撤職，可能馬上就要被槍決，繼任者是鐵木辛哥；說斯大林準備在在7月3日發表廣播講話……說完這些後，他甚至沒忘記提一句亞洲戰場：

“東京佐爾格小組的消息，美日談崩了，華盛頓警告東京，如果日軍繼續侵略東南亞，那美國會對日全面禁運；英國聽說之後立刻跟進，說準備廢除兩國貿易協定。這幾個決定，大概下個月就會公布。

耀，我現在每天都在轉動辦公室裏的地球儀，研究哪裏可能是新的戰區。唉，說起來，我上一次那麽做竟然是30年前，那時候我和伊裏奇常常對著地球儀，研究哪裏可能發生革命、哪裏可能爆發新的工運潮流。很奇怪，這都好像是一百年前的事兒了。”

王耀怔怔地看著這句話，過了許久，他聽見幾滴水濺落在了紙頁上，才驚覺自己哭了。

伊利亞沒有訴一句苦，只在結尾對王耀道歉，說很抱歉，援華飛行隊必須撤回，軍事顧問團也得回國參戰，至於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也只能暫停制作：

“昨天我們送走了這周第五批紅軍，我和約瑟夫一起站在列寧墓上，目送他們和莫斯科工廠趕制出來的軍火一起奔赴前線。

這一幕被《真理報》拍了下來，約瑟夫說我被拍得特別蠢，可我覺得這得怪內務部的新制服……唉，信裏說不清楚，我想個辦法把照片寄去延安，請你評評理。

最後，耀，讓我們用一個好消息道別吧，還是東京佐爾格小組的消息，日本內閣多數人拒絕配合德國‘北上’，他們準備‘南下’，不惜冒同英國和美國作戰的危險，也要繼續進攻印度支那和暹羅。”

王耀讀完了電報，他楞了兩三分鐘，然後猛地站了起來，跑向了毛澤東的窯洞：

“國民黨的如意算盤打錯了！日本不準備北上！”

日本南進、英國聯蘇兩件事，徹底扭轉了延安的外交路線。毛澤東明確要求停止刺激國民黨人，又判斷說[1]：“即使蘇聯西線戰敗，蘇聯也至多只是陷入長期戰爭中，大局仍不利於法西斯。”

王耀辯道：“蘇聯不會戰敗的。”

毛澤東聞言只是搖了搖頭，倒也沒有出言反駁。王耀冷靜了一會後，低頭認承認自己的話“太不唯物”，又說：“斯大林同志7月3日會發表演講。”

“你去聽吧。我還有別的事兒。”

7月3日，王耀獨自坐在棗園，收聽斯大林的廣播講話——在沈默了十幾天後，這位蘇聯的最高領導人終於站了出來[2]：

“希特勒德國向我們的祖國發動了背信棄義的軍事進攻，雖然紅軍進行了英勇的抵抗，雖然敵人的精銳師和精銳空軍部隊已被擊潰，被埋葬在戰場上，但是敵人又向前線投入了新的兵力，繼續向前進犯。我們的祖國面臨著嚴重的危險……”

在四千字的講話裏，斯大林一次也沒有提“社會主義”，而是大量使用了那些抽象的名詞：祖國、光榮、英勇、自由、榮譽，等等；他擡出了俄羅斯的先賢，這些先賢並不是都沒有問題；他試圖用俄羅斯的、傳統的愛國主義，那種在1812年的“衛國戰爭”中曾被激發過的愛國主義，而不是“捍衛革命果實”，來鼓舞人心和鬥志。

王耀忍不住想起，自己上次去克裏姆林宮的時候，在走廊上看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畫像和庫圖佐夫、蘇沃洛夫並列，後兩者曾積極參加了沙皇俄國的對外擴張。

中國人心事重重地摘下了耳機，問腳邊的米沙：“你說，這一切值得嗎？”

米沙懵懂地看著主人，王耀苦笑著抱起了它，揉著米沙已經有些稀疏的毛開始思考：在推翻法西斯主義的必需事業中，革命者應該作出哪些犧牲呢？反法西斯陣線終將勝利，但這又要付出多少代價呢？

在回電裏，王耀一反常態，用安慰的語氣說雖然皖南事變後國民政府斷絕了中共的一切補給，也切斷了與中共軍隊的一切關系，但中共現在已經開始自設銀行、自發貨幣、自定法規法令，總之，“自行其是”，所以這似乎也不是什麽太糟的事。寫完這些，中國人又說：

“中共中央已經在采取措施，努力改善國共關系，還準備破壞華北的交通線、努力牽制日軍。但是，國民黨未必肯善罷甘休。

因補給困難，若日本攻蘇，恐八路軍僅能進行敵後游擊、無法與蘇軍配合作戰。請轉告蘇聯國防委員會，據此制定軍事計劃[3]。”

王耀差點就把“如果蘇聯能把援華物資分一半給延安，我們就能和蘇軍並肩作戰了”寫上去，而幾秒鐘後，他還是閉上了眼睛，鄭重告誡自己：“不，這種時候，我不該說這些話。”

王耀猜伊利亞是很失望的，盡管他在回電裏說的是：“日內我們將把你所要款項的一半寄給周恩來，另一半會隨近期的飛機送到延安[4]。另外，蘇聯同意你們的行動方針和作出的具體決定[5]。”但顯然並沒想著掩飾自己的情緒。王耀輕易地從“最近我們沒有收到你們的報紙、雜志和其他定期出版物，請安排給我們寄這些材料[6]”等話裏讀出了蘇聯人的沒話找話——就是靠著這些瑣事，伊利亞才勉強湊滿了兩頁電文。

蘇聯人甚至沒有告訴王耀，斯大林的兒子，雅科夫?朱加什維利，被德軍俘虜了。

王耀的心情更覆雜了，他沈吟了許久，還是拿不準伊利亞是在習慣性地逞強、還是真的在生自己的氣。幾經考慮後，他是在“毛澤東近日患病，延安急需治纖維蛋白原發炎藥30盒、紫外線燈1套[7]”的後面，遲疑地加上了“請代我向斯大林同志致哀”。

夏天剩下的時間裏，蘇聯人忙著制定新的作戰政策和戰時經濟計劃，其他各國也在加緊進行外交活動和軍事部署。7月24日，日本開始南進作戰，兩天後，美國宣布凍結日本在美全部資產，對日施行貿易禁運，英國、荷蘭和自由法國也旋即宣布實行此政策；28日，作為報覆，日本宣布凍結美國、英國和荷蘭在日資產。

美日會談的破裂和經濟制裁的實施，給了日本當頭兩擊。8月4日和8日，日本兩次向美國提議重啟會談，可惜東京並不知道，當時羅斯福正在與丘吉爾舉行秘密會議。14日，作為會議成果，英美聯合發表了《大西洋憲章》，宣布反對“任何不符合民族願望的擴張、侵略與戰爭威脅”。

此時蘇聯的情況愈發不妙了：8月，莫斯科的西大門斯摩棱斯克城失陷；9月，基輔失陷、列寧格勒被圍，蘇軍大部繼續撤退；10月，德軍距離莫斯科僅剩一百公裏了。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蘇聯迅速聲明讚同《大西洋憲章》，隨後美、英、蘇召開了莫斯科會議，探討合作問題，三國反法西斯同盟宣告形成。

——這場會議，蔣介石沒有被邀請參加。

重慶自是難掩沮喪，莫斯科會議召開的當天，王耀用幸災樂禍的語氣給伊利亞發了封電報：

“重慶的情報說，蔣介石原本推測日本會在8月15日進攻蘇聯，還特地召開了會議商討對策，準備釋放張學良、派人收集國共最近摩擦事件的材料。結果那天報紙頭版是《大西洋憲章》，而且羅斯福和丘吉爾只把聲明寄給了斯大林，而沒有寄給重慶，這可把他氣壞了[7]。

總之，張學良又被關了回去，蔣介石嚴令禁止報紙上發表任何關於張學良的消息。恩來還打聽到，蔣介石正在散布謠言，說美國主張中日進行和平談判，以挑動中共站出來反美，順便再抹黑一把蘇聯。嘖，我們當然不能上這個當。

哦對了，你的照片已經收到，按你的要求，我來評評理：伊廖沙，不要理會斯大林同志，我用黨性保證，你和過去所有時間一樣英勇帥氣——雖然，如果你能稍微控制一下表情的話，就更棒了。

還有件事，延安準備更新一下俄文學校的課本，麻煩給我們寄些俄文鉛字過來，好印刷《俄語語法》教科書，當然，最好是金屬鑄造的字模[8]。”

王耀也開始學習伊利亞的“報喜不報憂”的套路，他沒有提最近的國共摩擦，同時還瞞報了另一件大事：

9月10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主動挑起了對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他在1938年就嘗試過那麽做，被共產國際阻攔了。

盡管毛澤東依然宣稱，應該“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和方法論，以《聯共黨史》為學習的中心，多看反對主觀主義的言論[9]”，但實際上，王耀看得出來，相信其他人也看得出來，“實行兩條路線的鬥爭”才是真實的目的。

這場歷史大討論的結果是，王明、博古為首的“國際派”大受批判，張聞天、王稼祥、鄧發、任弼時等人做了檢討，在陳雲和康生的發言中，劉少奇被擡了出來，成為了“過去十年來白區工作正確路線[10]”的代表。

這場會議，黨史上稱為“第一次九月會議”。會後，因為“未能深入討論黨的歷史問題”，中央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首的“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

王耀沈吟再三，最終只告訴伊利亞：

“今年冬天起，高級幹部中會開展學習運動。毛主席指示，應著重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還有蘇共關於學習《教程》的有關決議。

這個月，我們還組織了東亞、東南亞各民族代表的‘反法西斯代表大會’，決定建立‘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主席是朱德，斯大林被推舉為名譽主席團成員，如果方便的話，能請他寫一段寄語嗎？太忙就算了，我們也不會生氣的。”

王耀有些艱難地完成了最後一個字母，然後他低下頭，問米沙：

“你說，在未來的‘中共簡明黨史’上，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他們會變成加米涅夫或者布哈林嗎？”

註：

[1] 《毛澤東關於八路軍新四軍應采取長期鬥爭方針致劉少奇電》，1941年7月18日。

[2] 斯大林的廣播演說，1941年7月3日。

[3] 《中共中央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1941年7月18日。

[4] 《季米特洛夫給毛澤東的電報》，1941年7月17日；《毛澤東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1941年7月19日。

[5]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41年7月20日。

[6]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41年8月1日。

[7] 《中共中央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1941年9月11日。

[8] 《中共中央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1941年10月10日。

[9] 毛澤東《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1941年9月10日。

[10]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

本站無廣告，永久域名（fanya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