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發展的軌跡總是在個人的意料之外。

比如說意外的從廣播裏聽到了交通管制的消息，意外地發現某一條道路因為堵塞走不通，意外地想起自己家裏有足夠的食材和換洗的衣物，意外地聽到“總之風雨會很大，大家盡量不要走出家門”的通知。

好吧。雖然這都是意外的疊加，也算是和自己想去的方向達成一致了。

此時此刻，面對著十分自然地坐在自己所住公寓裏的周桐，邵子勳深深認識到做好心理建設的必要性。可以的話希望能夠不在臺風這種客觀因素作用下，而是更自然地，循序漸進地——

現在並不是想這種無意義問題的時候。在他內心狂奔過無數想法的時候，實際要面對的是廚房冰箱裏的材料。“你想吃什麽？這裏能做的不多了，有什麽忌口的說吧。”

隔著墻和門窗，屋內可以聽到的雨聲是沈悶的。混雜了電視機的響聲，讓周桐有種和身處井底時一樣的，被按在沈靜時光裏的錯覺。拿回來的東西放在桌上，底下墊了幾層報紙。電視裏是新聞後的廣告，當然他也並不是想要看廣告，只是任它這麽放著，像是這些聲音能讓自己確認自己所在的位置。

“隨便做吧，反正我不挑食。”他頓了一下，站起身，猶疑著向廚房走去。走到門口，他才帶著遲疑問：“……要我幫忙嗎？”

邵子勳剛圍上圍裙，正伸出手去拿櫃上的調味粉。聽到周桐主動提出幫忙，難免有些驚訝和欣喜。作為主人，他還是壓住亢奮，十分客氣地說：“不用了，我自己來吧。”

“但你的表情就是很希望我幫忙的樣子。”

無言以對。

最後，還是變成了兩個人在廚房裏分工合作，一起準備簡單晚餐的局面。

邵子勳的房子並不算小，廚房也算是寬敞的，但此時此刻在他看來，兩個大男人在廚具間忙碌著，加之開始烹飪時的熱氣湧動，顯得格外逼仄。

兩人都有著在學校飯堂摸爬滾打多年鍛煉出的過人的進食速度。邵子勳把碗和盤收拾到水槽，拿毛巾擦著手出來的時候，正見到帶上手套的周桐小心翼翼地一層層拆開油紙包，想要取出裏面的東西。他便也坐到他身邊，一同見證著一個謎被慢慢解開的過程。

與常理相合，包在裏面幾層的油紙上圖案保存的較完好。白底藍紋，線條流轉行雲流水，如攤在紙上的上好花青。

“油紙傘的傘面？”周桐思考了一下，側過臉看著邵子勳這麽說道，像是打算和他對答案。

邵子勳並沒有馬上回答，而是摸著下巴盯著油紙上的紋樣，沈思了一下還簡短地應了一下，補充了一句：“總覺得在哪見過這樣的東西……嘛，這不是重點。看裏面的東西吧。”

包裹在外的油紙拆盡後，出現的東西顯得有些平淡無奇，但歲月本身足以為它定價——無價。

“筆記本？”

看起來除了有些破舊以外，並不算多特別。硬皮封面上有類似校徽的標記，但大都被汙損，已看不清原來的樣子。周桐小心地揭開其中靠後空白的一頁，看它內頁保存的還算完整，才勉強放下心了。

“要看裏面的東西嗎？”邵子勳輕聲說道，仿佛筆記本本身就是室內存在的第三個人。周桐聽到之後也有所猶豫，試探性地翻到扉頁，反倒意義不明地長嘆了一口氣。

“扉頁上沒有寫任何名字。不過可以知道這是一九三五年別人當畢業禮物送的，”他看著邵子勳的眼睛，“我們一不小心把別人的文物——哦，也有可能是遺物——帶回來了。”

邵子勳覺得自己的心臟咯噔地停了一下。

周桐倒是沒有太多的顧忌，在確認這本日記在油紙的保護下，時歷七十年仍保存完好、可以翻閱之後，便重新整理了一下手套，準備開始翻看日記如閱讀另一段人生。“要不這樣，我們聯系好管文物的，雨停了就送過去。”

邵子勳應和著，看到周桐臉上難得的浮現出興趣的光彩，也忍不住微笑起來。當然，正全神貫註觀察這份東西的周桐並沒有發覺身邊另一個人為自己感到的喜悅。

雖然扉頁上寫的是“贈於民國二十四年”，但第一篇日記的日期已經是民國二十六年。從內容上看，日記的主人似乎是把自己決心走上戰場作為一段歲月的開端。

“這個人還活著嗎？”兩個人的頭幾乎擠在一塊讀著日記時，邵子勳自言自語道。

周桐還是把這當成問題回答：“就算撐到抗戰後，活到現在的也很少見了。如果是還健在的老兵，要找到失主反而很容易。”

——但這個幾率畢竟太小。

他們共同這麽想著，並共同保持沈默。

大部分字體方正剛健，流露出一種銳氣。白話文為主的寫法也更貼近現代的習慣，讓兩位前理科生讀者沒有太多理解上的障礙。寫第一篇日記時作者應該還沒有上前線，但從字裏行間已能嗅出骨子裏透出的軍人的氣質。

隔著幾行字與近七十年的歲月，轟鳴的炮火中回響的絕望的哀嚎與殘存的祈禱仿佛還在回響，燒焦了古城多少人家百年基業、燃盡了無數人鮮活生命的嗜血烈焰幾乎將視網膜燙傷。他們所閱讀的來自一個青年的記述，而這個青年所聽所聞還隔著報館和電臺的喧囂，難民潮間湧動的恐懼和不安，半夜道路上車轍間軍車輪胎的響動。

二重轉述的畫面已然如此，更何況去掉了淚水遮掩的更殘酷的現實。

這篇篇幅並不長，但看得出作者的激憤非同尋常。占了兩行的字高，不在乎書法結構、由勉強控住憤怒情感的正楷到最後的草書。

然後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世上現存唯二兩位讀者馬上明白了許多。

“日軍是在1937年12月13日進的南京城。”

“對戰俘和普通百姓的大屠殺……信息傳播的時間差……嗯，這麽推算是對的。”

——一個畢業於1935年（應為大學）的青年，大概早在1932年左右就有過退學從軍的打算，可能由於家庭阻止等種種原因一直擱置這一計劃；在1937年南京大屠殺之後下定決心，離開家鄉走上戰場。結合種種跡象加上直覺，日記的作者——由於名字還沒有出現，可以暫時以X代稱——大概有著優厚的家境，受到良好教育，思想進步；參軍計劃拖延了五年，看來家庭等方面的阻力很大，幾乎找不到離家的方式，說不定家長還是有著一定勢力、對家人管教極嚴。

這是他們共同得出的初步判斷。

緊接著，邵子勳又憑著自己的聯想補充了一點：如果有著這樣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環境，只要性格不算古怪，應該會有不少同齡朋友，自然也不會缺少本子這樣的畢業禮物。如果作者X以前就有記日記的習慣，而這只是其中一本，那麽特別用這一本開始書寫這一段時間發生的事，這本日記——或者說被當成日記前的這本筆記本本身也有不一樣的意義。

再往前推，送這本筆記的人作為X的朋友，對他的意義也不一般，很有可能是少有的支持他做出這一選擇，甚至一起參軍上前線的人。

雖然周桐覺得這個想法所需的假設支持太多，成立的可能性不大，但他還是默默記下了這個推斷。

“如果是我的話也一定會上前線。”周桐篤定地說。

“我也會。不是因為別人都上了我也得跟著去，而是我一定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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