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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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認為人是一種絕對的時間生物,我們作為生物的存在,本身意味著絕對的三維,但在這個剩餘的唯一活動性的巨大而廣袤的時間領域裏面,我們除了遵循時間流的規律——也就是絕對的因果關系以外,我們完全無能為力。我們必須先生,然後再死;必須先閉眼睛,再睡著;必須先吃飯,再消化。和人一樣,我曾經認為人的感情也是一種四維存在。它依附於人這個特定的三維生物,也必然遵循著時間的因果。我們先性[交然後高[潮;我們憎惡會先有憎惡的原因再有憎惡的結果,而不是無緣無故的憎惡。但是當我回顧我的人生,發現這樣的說法又不完全正確。感情並不是絕對因果的存在。因為我們性[交,卻未必會帶來高[潮,我們甚至可以先恨,然後再愛上一個人。而死亡,是生的延續,而不是生的對立。它依附於人,但又可以超脫於人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獨立,有自己的喜怒,可以自私,可以霸道,但卻不可以脫離人,因為脫離了人,感情就沒有了使動的載體。然而,恰恰是這種看不見摸不著的虛無縹緲的殘缺四維存在,支配了人的一輩子。
我們回到戲班,一起練功,一起排戲,悲憤處哭泣,歡喜處笑顏。一切似曾相識,但又真的不一樣了。她綁著頭巾,穿著褲腿寬松的練功服,生產後沒有及時收束的腰身有些走樣。她催著閆振南創作新劇,她笑著說她家多了兩張嘴吃飯,她要更努力地拼命演戲掙錢。兩個孩子就放在練功場旁邊的屋子裏,王玉桂照顧她們。她們饑餓或者哭鬧的時候,她會第一時間跑過去。她面朝著墻壁餵奶,留給我一個模糊的背影。她朝每一個人笑,她用這種堅強向上似的方式掩飾著那顆傷痕累累的心。
我不知道她背人默默垂了多少眼淚,才可以假裝這樣若無其事的微笑,但我知道,所有冠名堂皇的說辭不過是一種虛有其表的掩飾。我的心,日日面對著那張強顏歡笑的臉,在泣血。曾經的她,看似高高在上美麗優雅的她,我曾以為那只是一場色彩斑斕的夢,我一輩子都只能在背後默默註目的她,如今都和我一樣了,和我一樣不再受到命運的眷顧,和我一樣每日辛勞做戲演戲,和我一樣披著一張虛偽的面皮逢人說笑乖巧,和我一樣卑微了,終於全部都與我沒什麽兩樣了,我又如此痛著,又開始無比希望這一切從來都不曾發生過,甚至連夢都不曾做過。她拒絕了我所有的關心,她對我委婉而客氣,和氣而陌生,她抱著孩子,逗著她們歡笑,溫柔又疏遠,我就知道,這場夢大概是永遠都醒不來了,哪怕它不再色彩斑斕。她永遠關上了那扇心門,而我始終只在門外徘徊。但是,無論如何,她始終是回來了,平平安安地活著,而我深切地知道,我不應該再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我不該暗暗慶幸她重獲自由之身,不該欽欽期盼著有一天或許我們能修成正果。我真的不該!
我開始討好丁建業,盡一切可能修補我們的關系,丁建業出乎意料地沒有追究我不顧一起去找她的事情,他甚至對那一切只字不提。他對毓敏秀不冷不淡,我天真地以為這是因為對毓敏秀的愧疚,因為無論如何都是他們丁家有愧毓敏秀,而毓敏秀無論是延續了丁家的香火還是繼承了丁永昌的遺志,她都做得毫無保留可圈可點。因了這點緣故,我們的婚姻中竟出現了在過去兩年從不曾出現過的看似極樂融融的相處方式,以至於我總恍惚有種錯覺,仿佛我們回到了一九八二年。在臺北的那一年,我們像所有戀愛中的男女一樣,看電影,寫情書,講心事。在得到和失去之前,最幸福的就是這段追求幸福的路程。因為我們都還有相信幸福和追求幸福的能力。
毓敏秀的兩個孩子,後來分別取名為毓靜男和毓靜賢,當然也有人質疑過為何兩個孩子都不姓丁而姓毓(毓敏秀後來和丁建國低調離婚,所有情況都維持著表面的平和,所以除了丁家和毓家,這件事基本算是個秘密),但她從沒有正式回應過。這種茶餘飯後的談資,嚼的不過是個新鮮,也就不了了之了。這對雙胞胎對奶水的需求大大超出毓敏秀那瘦弱身體的供給,王玉桂給她燉了魚湯、雞湯、木瓜湯,到底不太湊效,為了照顧靜賢弱小的身子,靜男四個月的時候就被迫戒奶了。大概是因為稍長靜賢幾分鐘,靜男在個性和身體上都比靜賢表現得當仁不讓,很有擔當。靜男很活潑,學習能力很強,她蹣跚學步的時候,靜賢還在地上爬。靜賢丫丫學語的時候,她已經能說幾句完整的小句子了。靜賢的第一句“媽媽”是她教的,接著是“呀呀”“嘟嘟”“呼呼”“嚕嚕”“粑粑”,到第六個才是“爸爸”。兩個小天使嘴裏冒著泡,喋喋重覆著兩個字的時候,淚水直在毓敏秀的眼眶裏打轉。戲班很忙,沒有很多的時間精致地照顧她們,王玉桂在做飯,靜男就旁邊的桌子上一邊吃飯,一邊餵靜賢。無論開始如何,無論生活如何,至少她們健康且快樂地一天一天成長起來。
我的肚子還是毫無動靜。我和丁建業去過醫院,我主動要求丁建業陪我去醫院。我每次看著毓敏秀欣慰地望著兩個孩子的時候,我就覺得那是我的福報,是我曾跪在神的面前答應離開她而帶來的福報。只要我離開她,命運就會再次眷顧她。我迫切地想生個孩子,去實踐我曾在那間醫院冰冷的地板上許下的諾言。
一張張面容各異的臉,一句句大同小異的問話,一間間點著熒光燈的無菌檢查室,我一次次屈辱地談起我那不和諧性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一次次屈辱地面對一個陌生人脫下褲子,張開雙腿,進行那項所謂的宮腔鏡檢查,吃各種各樣的藥。那時候一天吃藥的量比飯都多。我們還求助過中藥,各種偏方古帖,那些熬成黑糊糊的中藥是我每天的茶水,但又不敢當著眾人的面毫不忌諱地喝,於是每次都只好磨磨蹭蹭地磨到最後一人才去吃飯,而飯菜不是被吃光了,就是只剩點殘羹冷炙。最後,我的肚子還是毫無動靜。不記得有多少個夜晚,月光從窗外射進來投下一片灰白色的光影,或者杳杳冥冥一片黑暗,丁建業從我身上下來,我能聽見一聲若有似無的嘆息,就像在說終於做完了,終於完成了這項艱難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了。我們靜靜地躺著,沒有說話。
我們最後一次走進醫院的時候,醫生第一次使用了收養這個詞。建議,他說。他解釋說各項檢查證明我們兩個人的身體都沒有問題,但他解釋不了為什麽不能懷上孩子,丁建業平靜地聽著,我曾以為他會暴怒,會氣憤地質問他為什麽,但他沒有,平靜地就像在聽別人不孕的消息,或者只是明天的天氣預報。醫生接著說這在醫學上叫做原因不明性不孕癥,由某些不明因素造成,生物因素或者心理因素,又或者兼而有之,目前醫學還無法做出準確的解釋。有許多年輕夫妻和我們一樣情況,他們當中有些選擇了收養一個孩子,有些選擇兩人相伴一生。他又笑著說我們還年輕,這種事不必著急,先放松身心,若最後還是不行再考慮,他只是站在一個醫務人員的立場告訴我們一種更多的可能罷了。我們都明白,說越多安慰的話,可能性就越低,我想擁有一個自己的孩子的願望大概是落空了。
走出醫院的時候,路上攢動著熙熙攘攘的人群。丁建業在路邊沈默地抽完一根煙,沒有說話,沒有表現出多大的悲傷或者失落。我走到一個四肢殘疾,坐在板車上,但仍用沒有五指的手臂在自食其力的手工藝人那買了一朵泥制玫瑰花。粉紅色的花朵,顏色就像他沒有五指的手臂,綠色的枝葉,露出一小截絲線股的莖,散發著嗆人的廉價氣味。我給了五十元,沒有找零。這是我兩年來養成的習慣,見到殘疾人、乞食者,或者像這樣身有殘缺的手工藝人,我都會略盡薄力。丁建業淡漠地掃了我一眼,我們沈默地走回了戲班。
那天晚上,丁建業沒有回房。我坐在梳妝臺上,看著月光刺穿黑暗,在墻上投下一片銀光。微弱的銀光折射出鏡子裏我晦暗的臉。我二十六歲了,歲月開始在我的眼角嘴邊留下痕跡,這張臉早已不覆當年的稚嫩和青澀了。十歲那年,我偷偷在鎮外的那片垃圾平原燒掉那本傳記,從此註定了這一生悲慘的命運。我到底算不算是個同性戀呢?大概是,大概也不是。我走了太長的路,追逐了太久,到最後,連我自己都分不清了。我愛著她,可我嫁給了他。我這樣的失落,也早已分不清是因為沒有一個孩子,還是因為我最終沒能實踐自己的諾言,亦或者是丁建業冷漠的拋棄。
我們還有沒有性呢?幾乎沒有了。當我們都放棄了希望,不再苦苦追求那個孩子的時候,任何的性對我們來說都是一場苦役,有時候在黑暗中,丁建業喝得醉醺醺,我甚至聽見我們同時發出一聲嘆息,終於完成了某項艱巨的任務,但人生就是這樣充滿了戲劇性。就在我們都放棄了之後,孩子來了。
仍然是那個醫生,他興奮地不停在用手敲打桌面,誇誇其談,就像在見證一個難忘的歷史時刻。他口若懸河地向我談起現代醫學,中醫學,甚至是生物學,他說人是這世界上最奇妙的生物,進化得最高級,自然有時候也會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或者奇跡,比如我不治而愈的不孕。反正這就是個諷刺,黑是他白也是他。當我從他滔滔不絕的口水中證實這個消息的時候,已經說不清什麽感覺了。
我走到那個四肢殘疾的手工藝人那裏,買了一朵泥制玫瑰花。那時候是一九八[九年,距離我們最後一次走進醫院已經又過去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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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回到戲班,一起練功,一起排戲,悲憤處哭泣,歡喜處笑顏。一切似曾相識,但又真的不一樣了。她綁著頭巾,穿著褲腿寬松的練功服,生產後沒有及時收束的腰身有些走樣。她催著閆振南創作新劇,她笑著說她家多了兩張嘴吃飯,她要更努力地拼命演戲掙錢。兩個孩子就放在練功場旁邊的屋子裏,王玉桂照顧她們。她們饑餓或者哭鬧的時候,她會第一時間跑過去。她面朝著墻壁餵奶,留給我一個模糊的背影。她朝每一個人笑,她用這種堅強向上似的方式掩飾著那顆傷痕累累的心。
我不知道她背人默默垂了多少眼淚,才可以假裝這樣若無其事的微笑,但我知道,所有冠名堂皇的說辭不過是一種虛有其表的掩飾。我的心,日日面對著那張強顏歡笑的臉,在泣血。曾經的她,看似高高在上美麗優雅的她,我曾以為那只是一場色彩斑斕的夢,我一輩子都只能在背後默默註目的她,如今都和我一樣了,和我一樣不再受到命運的眷顧,和我一樣每日辛勞做戲演戲,和我一樣披著一張虛偽的面皮逢人說笑乖巧,和我一樣卑微了,終於全部都與我沒什麽兩樣了,我又如此痛著,又開始無比希望這一切從來都不曾發生過,甚至連夢都不曾做過。她拒絕了我所有的關心,她對我委婉而客氣,和氣而陌生,她抱著孩子,逗著她們歡笑,溫柔又疏遠,我就知道,這場夢大概是永遠都醒不來了,哪怕它不再色彩斑斕。她永遠關上了那扇心門,而我始終只在門外徘徊。但是,無論如何,她始終是回來了,平平安安地活著,而我深切地知道,我不應該再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我不該暗暗慶幸她重獲自由之身,不該欽欽期盼著有一天或許我們能修成正果。我真的不該!
我開始討好丁建業,盡一切可能修補我們的關系,丁建業出乎意料地沒有追究我不顧一起去找她的事情,他甚至對那一切只字不提。他對毓敏秀不冷不淡,我天真地以為這是因為對毓敏秀的愧疚,因為無論如何都是他們丁家有愧毓敏秀,而毓敏秀無論是延續了丁家的香火還是繼承了丁永昌的遺志,她都做得毫無保留可圈可點。因了這點緣故,我們的婚姻中竟出現了在過去兩年從不曾出現過的看似極樂融融的相處方式,以至於我總恍惚有種錯覺,仿佛我們回到了一九八二年。在臺北的那一年,我們像所有戀愛中的男女一樣,看電影,寫情書,講心事。在得到和失去之前,最幸福的就是這段追求幸福的路程。因為我們都還有相信幸福和追求幸福的能力。
毓敏秀的兩個孩子,後來分別取名為毓靜男和毓靜賢,當然也有人質疑過為何兩個孩子都不姓丁而姓毓(毓敏秀後來和丁建國低調離婚,所有情況都維持著表面的平和,所以除了丁家和毓家,這件事基本算是個秘密),但她從沒有正式回應過。這種茶餘飯後的談資,嚼的不過是個新鮮,也就不了了之了。這對雙胞胎對奶水的需求大大超出毓敏秀那瘦弱身體的供給,王玉桂給她燉了魚湯、雞湯、木瓜湯,到底不太湊效,為了照顧靜賢弱小的身子,靜男四個月的時候就被迫戒奶了。大概是因為稍長靜賢幾分鐘,靜男在個性和身體上都比靜賢表現得當仁不讓,很有擔當。靜男很活潑,學習能力很強,她蹣跚學步的時候,靜賢還在地上爬。靜賢丫丫學語的時候,她已經能說幾句完整的小句子了。靜賢的第一句“媽媽”是她教的,接著是“呀呀”“嘟嘟”“呼呼”“嚕嚕”“粑粑”,到第六個才是“爸爸”。兩個小天使嘴裏冒著泡,喋喋重覆著兩個字的時候,淚水直在毓敏秀的眼眶裏打轉。戲班很忙,沒有很多的時間精致地照顧她們,王玉桂在做飯,靜男就旁邊的桌子上一邊吃飯,一邊餵靜賢。無論開始如何,無論生活如何,至少她們健康且快樂地一天一天成長起來。
我的肚子還是毫無動靜。我和丁建業去過醫院,我主動要求丁建業陪我去醫院。我每次看著毓敏秀欣慰地望著兩個孩子的時候,我就覺得那是我的福報,是我曾跪在神的面前答應離開她而帶來的福報。只要我離開她,命運就會再次眷顧她。我迫切地想生個孩子,去實踐我曾在那間醫院冰冷的地板上許下的諾言。
一張張面容各異的臉,一句句大同小異的問話,一間間點著熒光燈的無菌檢查室,我一次次屈辱地談起我那不和諧性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一次次屈辱地面對一個陌生人脫下褲子,張開雙腿,進行那項所謂的宮腔鏡檢查,吃各種各樣的藥。那時候一天吃藥的量比飯都多。我們還求助過中藥,各種偏方古帖,那些熬成黑糊糊的中藥是我每天的茶水,但又不敢當著眾人的面毫不忌諱地喝,於是每次都只好磨磨蹭蹭地磨到最後一人才去吃飯,而飯菜不是被吃光了,就是只剩點殘羹冷炙。最後,我的肚子還是毫無動靜。不記得有多少個夜晚,月光從窗外射進來投下一片灰白色的光影,或者杳杳冥冥一片黑暗,丁建業從我身上下來,我能聽見一聲若有似無的嘆息,就像在說終於做完了,終於完成了這項艱難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了。我們靜靜地躺著,沒有說話。
我們最後一次走進醫院的時候,醫生第一次使用了收養這個詞。建議,他說。他解釋說各項檢查證明我們兩個人的身體都沒有問題,但他解釋不了為什麽不能懷上孩子,丁建業平靜地聽著,我曾以為他會暴怒,會氣憤地質問他為什麽,但他沒有,平靜地就像在聽別人不孕的消息,或者只是明天的天氣預報。醫生接著說這在醫學上叫做原因不明性不孕癥,由某些不明因素造成,生物因素或者心理因素,又或者兼而有之,目前醫學還無法做出準確的解釋。有許多年輕夫妻和我們一樣情況,他們當中有些選擇了收養一個孩子,有些選擇兩人相伴一生。他又笑著說我們還年輕,這種事不必著急,先放松身心,若最後還是不行再考慮,他只是站在一個醫務人員的立場告訴我們一種更多的可能罷了。我們都明白,說越多安慰的話,可能性就越低,我想擁有一個自己的孩子的願望大概是落空了。
走出醫院的時候,路上攢動著熙熙攘攘的人群。丁建業在路邊沈默地抽完一根煙,沒有說話,沒有表現出多大的悲傷或者失落。我走到一個四肢殘疾,坐在板車上,但仍用沒有五指的手臂在自食其力的手工藝人那買了一朵泥制玫瑰花。粉紅色的花朵,顏色就像他沒有五指的手臂,綠色的枝葉,露出一小截絲線股的莖,散發著嗆人的廉價氣味。我給了五十元,沒有找零。這是我兩年來養成的習慣,見到殘疾人、乞食者,或者像這樣身有殘缺的手工藝人,我都會略盡薄力。丁建業淡漠地掃了我一眼,我們沈默地走回了戲班。
那天晚上,丁建業沒有回房。我坐在梳妝臺上,看著月光刺穿黑暗,在墻上投下一片銀光。微弱的銀光折射出鏡子裏我晦暗的臉。我二十六歲了,歲月開始在我的眼角嘴邊留下痕跡,這張臉早已不覆當年的稚嫩和青澀了。十歲那年,我偷偷在鎮外的那片垃圾平原燒掉那本傳記,從此註定了這一生悲慘的命運。我到底算不算是個同性戀呢?大概是,大概也不是。我走了太長的路,追逐了太久,到最後,連我自己都分不清了。我愛著她,可我嫁給了他。我這樣的失落,也早已分不清是因為沒有一個孩子,還是因為我最終沒能實踐自己的諾言,亦或者是丁建業冷漠的拋棄。
我們還有沒有性呢?幾乎沒有了。當我們都放棄了希望,不再苦苦追求那個孩子的時候,任何的性對我們來說都是一場苦役,有時候在黑暗中,丁建業喝得醉醺醺,我甚至聽見我們同時發出一聲嘆息,終於完成了某項艱巨的任務,但人生就是這樣充滿了戲劇性。就在我們都放棄了之後,孩子來了。
仍然是那個醫生,他興奮地不停在用手敲打桌面,誇誇其談,就像在見證一個難忘的歷史時刻。他口若懸河地向我談起現代醫學,中醫學,甚至是生物學,他說人是這世界上最奇妙的生物,進化得最高級,自然有時候也會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或者奇跡,比如我不治而愈的不孕。反正這就是個諷刺,黑是他白也是他。當我從他滔滔不絕的口水中證實這個消息的時候,已經說不清什麽感覺了。
我走到那個四肢殘疾的手工藝人那裏,買了一朵泥制玫瑰花。那時候是一九八[九年,距離我們最後一次走進醫院已經又過去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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