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1章帝王心術就是玩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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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1章 帝王心術就是玩陰的
天黑後，沈雲卿出宮前往王曦照府上，給他做思想工作。
王曦照始終反對工業對地方開禁，原因無非兩點，一是沈雲卿肯定會受益。二是會讓地方資本做大，重蹈鹽、鐵、糧、布、綢五大勢力的覆轍。
王曦照是個好官，勤勤懇懇幾十年，為國為民辦了很多事實，但他這種好官如果沒有人支持，官肯定是做不長的，永遠只能在縣令的位置上一直做到退休。
見到王曦照時，他正在書房處理公文。王家飯點很晚，這個習慣在寧陽就有，因為王曦照喜歡下鄉，每次都要很晚歸家，經常誤了飯點。
聞訊沈雲卿登門，王曦照很是意外：
“不知海郡王登門拜訪，何事需要商議。”
“呵呵，就是談談公務。”
“哦……”王曦照是個聰明人，他知道沈雲卿此來是要說服他：“海郡王是要說服本官，同意工業向地方開禁。”
“不錯。本王知道王大人擔心什麽，但王大人只看到了弊端，卻沒有看到朝廷與百姓的長遠利益。”
“海郡王口中的弊端，在本官看來，比海郡王口中的長遠利益更加危害朝廷，危害天下，如何能長治久安。”
“王大人一直擔心本王做大，財商做大，然後失去控制，成為朝廷禍患。但這麽些年來，朝廷可曾阻止本王做大，阻止財商做大，朝廷又可曾反受其害。”
王曦照的心態，其實就是見不得富人發財，他覺得只要有富人財閥，就會對治理國家造成危害。
對，這個道理沈雲卿也承認，王朝整治下，富人群體的定位其實一直很矛盾。
一方面是朝廷需要財閥，一方面是社會需要商人、富人給商業和手工業生產提供資本，從而讓市場具有活力，而另一方面朝廷和皇帝，又擔心民間資本過於膨脹，危害到皇權統治。
所以富人階層中的商人，自古以來就在這三個矛盾當中反覆成為犧牲品，最後逼的商人只能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在有的時候走上國家的對立面。
所以自古以來，王朝政治下的商人只有三種結果，一是夏商周秦漢時期，受到統治階層的長期壓制，絕大多數商人受到行政和經濟的高壓，發展不起來，或是發展起來又被皇權資本給消滅。
二是唐宋模式，主要是宋朝模式，在宋朝時代背景下，資本被最大限度的解放，然後就帶來一個問題，資本不受國家控制，國家喪失財政主導力。
尤其是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其實背後就通過改革提振國力，改變稅制，改變財富分配，但所有這些措施，都是在農業、官僚頭上改，改的都是官僚和資本的命，他們能讓你改命？所以王安石的理想化改革，最後一定是失敗的。
第三種就是明清模式，清朝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到明朝模式影響。
朱元璋很清楚“資本”這個群眾不是好群眾，所以根深蒂固痛恨資本，沈萬三就是朱元璋痛恨資本的典型案例，同時朱元璋又痛恨官僚，於是中原王朝的資本和官僚，在明朝中期開始出現根本性質變，就是明朝中後期的官宦勾結，到了一個全新高度，直接導致了明王朝的滅亡。
所以清朝吸取了明王朝的教訓，對晉商之外的富人群體采取壓制、壓榨和剝削措施，但是效果卻不理想，因為清朝入關既腐敗，康熙年開始，清王朝的中基層官僚的腐敗問題就很嚴重。
因此到了雍正即位，就采取了極端改革措施，全面壓制晉商之外的資本階層。雖然借口是這些人在政治上站錯了隊，支持了八王黨，但實際上雍正一早就想對地方富人動手。
原因其實也很簡單，康熙後期已經出現了明中後期的嚴重官商勾結問題，形成了朋黨政治，民間資本依附官僚，官僚依附皇子，資本開始左右政治，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危機。
而康熙其實是知道的，但是康熙時期由於收覆臺灣、平定三番、解除蒙古叛亂，導致財政空虛，康熙要維持政權存在，只能默許下邊這麽幹，因為康熙後期的財政，很大程度上已經不是靠稅收，而是靠“認捐”或者說“孝敬銀子”。
你看康熙七下江南，雖然是去體察民情，但其實國庫根本無法支撐康熙體察民情，因此很大一部分的開銷，都是地方官僚從依附官僚的商人資本那裏的借的。而借這些錢，是需要成本的，換而言之說，就是默許一些經濟特權。
所以康熙七下江南，結果是越下江南，地方上老百姓的生活越貧困。
因此康熙讓雍正即位，就是虛晃一槍。
因為雍正當時這個茅坑裏的石頭幾乎不被任何資本勢力所看好，而資本勢力都攀附了八王當和太子黨，所以就帶來一個政治現象，攀附雍正的資本集團和官僚少的可憐。
這意味著什麽，這意味著如果雍正當皇帝，絕大多數資本和官僚，都是站在雍正的對立面，這就給雍正創造了政治借口，可以把這些資本和官僚全部一網打盡。
所以康熙其實壞得很，既要用民間的財力，同時又琢磨著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這就是帝王心術。
等到雍正一上臺，那些個支持八王的，支持太子的，統統一掃而空，然後和這些勢力有關系的，也給摟草打兔子，大魚小蝦一網盡。
同時雍正為了鞏固自己的執政，又推出了攤丁入畝和官紳一體納糧，一體當差，火耗歸公。
攤丁入畝是減輕老百姓稅賦的政策，統一了苛捐雜稅，所以是惠民政策，但同時也是雍正籠絡清官，籠絡民心的政策，讓天下絕大多數人站在了雍正這邊，從而避免了資本、官僚站在自己對立面帶來的政治被動。
所以你看，雍正理論上得罪了糧商、綢商、資本、官僚，能得罪的都得罪了，但是雍正年間卻沒發生大規模的叛亂，其實就是雍正的手段，他讓多數人站在了自己這一邊。
官紳一體納糧，一體當差，則是打著平等的名義，要求官紳和老百姓一樣繳納稅賦，從而一改幾千年前來官紳可以不交稅的特權，讀書人可以吃閑飯的權利。
這個政策站在現代角度，是絕對與時俱進的政策，但是在雍正年間，卻是削弱資本和官僚資本的王炸。
因為你要交稅，就得查稅是不是，一查稅，老賬都得翻出來，然後問題就大了，誰的屁股上沒有幾粒屎粑粑。
所以官紳一體納糧，一體當差的結果就是官僚系統的肅清，給一大批清官能吏帶來了嶄露頭角的機會，掃清了晉升的障礙。
最後是火耗歸公，就是散碎銀子回爐產生的冶金損失，歸國家所有，這樣的好處是避免了官僚以火耗的名義，吃拿卡要雁過拔毛，有利於經濟發展。
本質上是重塑貨幣的信譽，促進經濟發展，但實際上是一種收買那些中立和觀望資本的人心。
因為以前散碎白銀重鑄，會帶來至少百分之三十的火耗，極端地區甚至能損耗百分之五十，現在損耗都歸國家，私人肯定是歡迎的。而能回爐重煉散碎銀子的，也只能是有錢人。
所以火耗歸公雖然是經濟貨幣改革，但實際上是收買一部分資本的人心。
而且站在現代經濟學角度來看，火耗歸公的本質是統一貨幣質量，樹立貨幣信用，能穩定經濟發展和市場秩序，這是經濟發展再正常不過的技術準則，理論上是不可能出問題的。
但恰恰是清朝，貨幣制度出現了嚴重倒退，雍正做的只是把其他王朝一直執行的政策，重新拿回來再用而已，並不是創新。
而且清王朝之前，中國貨幣是銅本位，貴金屬本位並不占主導。白銀真正成為主導，是明王朝的中後期。
所以明王朝中前期之前，貴金屬幾乎是不能再民間流通的，民間要流通貴金屬，必須拿著貴金屬去衙門指定的地點兌換成銅錢才能使用，所以明朝之前的幾千年時間裏，火耗就是一直歸公，沒有什麽問題。
因為貴金屬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官方持有，甚至唐朝之前，貴金屬都禁止民間持有。
因此火耗其實就是歸公的，因為貴金屬主要在統治階層上層流動，民間不得持有，國家和上層流通貴金屬產生的火耗，當然是歸國家和上層，不可能找老百姓結賬。
但雍正一死，到了乾隆年間，乾隆登基燒過三把火後，政策全面倒退，資本勾結官僚再次惡化，甚至乾隆本人也豢養和珅這種巨貪，而和珅這種巨貪的背後，其實官僚和商人資本的依附。
所以乾隆也很聰明，祖師爺康熙的一招發揮的淋漓盡致。
由於康熙徐晃一槍玩陰的，讓資本和官僚占到了雍正的對立面，所以雍正之後的資本官僚都學聰明了，都去抱與乾隆跟前大紅人的大腿，心裏都琢磨著只要皇帝罩著自己，這就沒問題了吧。
結果乾隆來了一個帽子戲法，他把皇位繼承問題給留到了死後解決，首創密盒傳旨的制度。
同時利用和珅，盡可能的籠絡貪官汙吏和資本，等乾隆一死，誰也不知道接班人是誰，這就避免了資本和官僚攀附儲君帶來的政治問題。
同時嘉慶一登基，收到了乾隆在陰間的催款賬單，乾隆死後居然賴賬了。
於是嘉慶宰了珅這頭大肥羊，連同攀附和珅的其他肥羊統統都給宰了，足足打撈了一筆。
所以中原王朝自古以來，對商人資本的態度就是極端化，要麽全開，要麽全禁，就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套合理合適的制度，把資本規範起來，利用起來。而導致這種原因的根本問題，其實還是中原王朝獨有的“帝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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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後，沈雲卿出宮前往王曦照府上，給他做思想工作。
王曦照始終反對工業對地方開禁，原因無非兩點，一是沈雲卿肯定會受益。二是會讓地方資本做大，重蹈鹽、鐵、糧、布、綢五大勢力的覆轍。
王曦照是個好官，勤勤懇懇幾十年，為國為民辦了很多事實，但他這種好官如果沒有人支持，官肯定是做不長的，永遠只能在縣令的位置上一直做到退休。
見到王曦照時，他正在書房處理公文。王家飯點很晚，這個習慣在寧陽就有，因為王曦照喜歡下鄉，每次都要很晚歸家，經常誤了飯點。
聞訊沈雲卿登門，王曦照很是意外：
“不知海郡王登門拜訪，何事需要商議。”
“呵呵，就是談談公務。”
“哦……”王曦照是個聰明人，他知道沈雲卿此來是要說服他：“海郡王是要說服本官，同意工業向地方開禁。”
“不錯。本王知道王大人擔心什麽，但王大人只看到了弊端，卻沒有看到朝廷與百姓的長遠利益。”
“海郡王口中的弊端，在本官看來，比海郡王口中的長遠利益更加危害朝廷，危害天下，如何能長治久安。”
“王大人一直擔心本王做大，財商做大，然後失去控制，成為朝廷禍患。但這麽些年來，朝廷可曾阻止本王做大，阻止財商做大，朝廷又可曾反受其害。”
王曦照的心態，其實就是見不得富人發財，他覺得只要有富人財閥，就會對治理國家造成危害。
對，這個道理沈雲卿也承認，王朝整治下，富人群體的定位其實一直很矛盾。
一方面是朝廷需要財閥，一方面是社會需要商人、富人給商業和手工業生產提供資本，從而讓市場具有活力，而另一方面朝廷和皇帝，又擔心民間資本過於膨脹，危害到皇權統治。
所以富人階層中的商人，自古以來就在這三個矛盾當中反覆成為犧牲品，最後逼的商人只能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在有的時候走上國家的對立面。
所以自古以來，王朝政治下的商人只有三種結果，一是夏商周秦漢時期，受到統治階層的長期壓制，絕大多數商人受到行政和經濟的高壓，發展不起來，或是發展起來又被皇權資本給消滅。
二是唐宋模式，主要是宋朝模式，在宋朝時代背景下，資本被最大限度的解放，然後就帶來一個問題，資本不受國家控制，國家喪失財政主導力。
尤其是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其實背後就通過改革提振國力，改變稅制，改變財富分配，但所有這些措施，都是在農業、官僚頭上改，改的都是官僚和資本的命，他們能讓你改命？所以王安石的理想化改革，最後一定是失敗的。
第三種就是明清模式，清朝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到明朝模式影響。
朱元璋很清楚“資本”這個群眾不是好群眾，所以根深蒂固痛恨資本，沈萬三就是朱元璋痛恨資本的典型案例，同時朱元璋又痛恨官僚，於是中原王朝的資本和官僚，在明朝中期開始出現根本性質變，就是明朝中後期的官宦勾結，到了一個全新高度，直接導致了明王朝的滅亡。
所以清朝吸取了明王朝的教訓，對晉商之外的富人群體采取壓制、壓榨和剝削措施，但是效果卻不理想，因為清朝入關既腐敗，康熙年開始，清王朝的中基層官僚的腐敗問題就很嚴重。
因此到了雍正即位，就采取了極端改革措施，全面壓制晉商之外的資本階層。雖然借口是這些人在政治上站錯了隊，支持了八王黨，但實際上雍正一早就想對地方富人動手。
原因其實也很簡單，康熙後期已經出現了明中後期的嚴重官商勾結問題，形成了朋黨政治，民間資本依附官僚，官僚依附皇子，資本開始左右政治，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危機。
而康熙其實是知道的，但是康熙時期由於收覆臺灣、平定三番、解除蒙古叛亂，導致財政空虛，康熙要維持政權存在，只能默許下邊這麽幹，因為康熙後期的財政，很大程度上已經不是靠稅收，而是靠“認捐”或者說“孝敬銀子”。
你看康熙七下江南，雖然是去體察民情，但其實國庫根本無法支撐康熙體察民情，因此很大一部分的開銷，都是地方官僚從依附官僚的商人資本那裏的借的。而借這些錢，是需要成本的，換而言之說，就是默許一些經濟特權。
所以康熙七下江南，結果是越下江南，地方上老百姓的生活越貧困。
因此康熙讓雍正即位，就是虛晃一槍。
因為雍正當時這個茅坑裏的石頭幾乎不被任何資本勢力所看好，而資本勢力都攀附了八王當和太子黨，所以就帶來一個政治現象，攀附雍正的資本集團和官僚少的可憐。
這意味著什麽，這意味著如果雍正當皇帝，絕大多數資本和官僚，都是站在雍正的對立面，這就給雍正創造了政治借口，可以把這些資本和官僚全部一網打盡。
所以康熙其實壞得很，既要用民間的財力，同時又琢磨著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這就是帝王心術。
等到雍正一上臺，那些個支持八王的，支持太子的，統統一掃而空，然後和這些勢力有關系的，也給摟草打兔子，大魚小蝦一網盡。
同時雍正為了鞏固自己的執政，又推出了攤丁入畝和官紳一體納糧，一體當差，火耗歸公。
攤丁入畝是減輕老百姓稅賦的政策，統一了苛捐雜稅，所以是惠民政策，但同時也是雍正籠絡清官，籠絡民心的政策，讓天下絕大多數人站在了雍正這邊，從而避免了資本、官僚站在自己對立面帶來的政治被動。
所以你看，雍正理論上得罪了糧商、綢商、資本、官僚，能得罪的都得罪了，但是雍正年間卻沒發生大規模的叛亂，其實就是雍正的手段，他讓多數人站在了自己這一邊。
官紳一體納糧，一體當差，則是打著平等的名義，要求官紳和老百姓一樣繳納稅賦，從而一改幾千年前來官紳可以不交稅的特權，讀書人可以吃閑飯的權利。
這個政策站在現代角度，是絕對與時俱進的政策，但是在雍正年間，卻是削弱資本和官僚資本的王炸。
因為你要交稅，就得查稅是不是，一查稅，老賬都得翻出來，然後問題就大了，誰的屁股上沒有幾粒屎粑粑。
所以官紳一體納糧，一體當差的結果就是官僚系統的肅清，給一大批清官能吏帶來了嶄露頭角的機會，掃清了晉升的障礙。
最後是火耗歸公，就是散碎銀子回爐產生的冶金損失，歸國家所有，這樣的好處是避免了官僚以火耗的名義，吃拿卡要雁過拔毛，有利於經濟發展。
本質上是重塑貨幣的信譽，促進經濟發展，但實際上是一種收買那些中立和觀望資本的人心。
因為以前散碎白銀重鑄，會帶來至少百分之三十的火耗，極端地區甚至能損耗百分之五十，現在損耗都歸國家，私人肯定是歡迎的。而能回爐重煉散碎銀子的，也只能是有錢人。
所以火耗歸公雖然是經濟貨幣改革，但實際上是收買一部分資本的人心。
而且站在現代經濟學角度來看，火耗歸公的本質是統一貨幣質量，樹立貨幣信用，能穩定經濟發展和市場秩序，這是經濟發展再正常不過的技術準則，理論上是不可能出問題的。
但恰恰是清朝，貨幣制度出現了嚴重倒退，雍正做的只是把其他王朝一直執行的政策，重新拿回來再用而已，並不是創新。
而且清王朝之前，中國貨幣是銅本位，貴金屬本位並不占主導。白銀真正成為主導，是明王朝的中後期。
所以明王朝中前期之前，貴金屬幾乎是不能再民間流通的，民間要流通貴金屬，必須拿著貴金屬去衙門指定的地點兌換成銅錢才能使用，所以明朝之前的幾千年時間裏，火耗就是一直歸公，沒有什麽問題。
因為貴金屬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官方持有，甚至唐朝之前，貴金屬都禁止民間持有。
因此火耗其實就是歸公的，因為貴金屬主要在統治階層上層流動，民間不得持有，國家和上層流通貴金屬產生的火耗，當然是歸國家和上層，不可能找老百姓結賬。
但雍正一死，到了乾隆年間，乾隆登基燒過三把火後，政策全面倒退，資本勾結官僚再次惡化，甚至乾隆本人也豢養和珅這種巨貪，而和珅這種巨貪的背後，其實官僚和商人資本的依附。
所以乾隆也很聰明，祖師爺康熙的一招發揮的淋漓盡致。
由於康熙徐晃一槍玩陰的，讓資本和官僚占到了雍正的對立面，所以雍正之後的資本官僚都學聰明了，都去抱與乾隆跟前大紅人的大腿，心裏都琢磨著只要皇帝罩著自己，這就沒問題了吧。
結果乾隆來了一個帽子戲法，他把皇位繼承問題給留到了死後解決，首創密盒傳旨的制度。
同時利用和珅，盡可能的籠絡貪官汙吏和資本，等乾隆一死，誰也不知道接班人是誰，這就避免了資本和官僚攀附儲君帶來的政治問題。
同時嘉慶一登基，收到了乾隆在陰間的催款賬單，乾隆死後居然賴賬了。
於是嘉慶宰了珅這頭大肥羊，連同攀附和珅的其他肥羊統統都給宰了，足足打撈了一筆。
所以中原王朝自古以來，對商人資本的態度就是極端化，要麽全開，要麽全禁，就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套合理合適的制度，把資本規範起來，利用起來。而導致這種原因的根本問題，其實還是中原王朝獨有的“帝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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