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da先生啊！

我抑制不住興奮地走到他跟前，頓住腳，穩住聲線：“先生，打擾一下。”

他停下手上的動作，擡頭看我，思索一瞬，然後用日本人特有的英語聲調回答：“是你，有事兒嗎？”

我向他致以歉意的微笑：“對不起先生，因為我的疏忽，沒留意到您的航班信息裏沒有電子票號。也就是說，您的機票還沒有付款，您需要先行購票才能登機。”

當然了，以我的口語水平，這樣整齊漂亮的表達僅限於自己腦中規劃。實際上，我花了兩分鐘的時間用肢解過的句子連說帶比劃，終於讓他明白了我的來意。

事實證明，日本人的禮貌和嚴謹是無非厚非的。他向我再三道歉，解釋說自己臨時訂票，秘書可能辦事不周，並且表示願意積極配合去售票處重新購票。

顧不上他的抑揚頓挫和自己的辭不達意所產生的交流障礙，我一邊不住點頭表示理解他的真誠歉意，一邊打手勢示意他抓緊跟上我。

我在前面領路，和Noda先生一路狂奔，趕在登機開始前買好了機票並重新辦理了登機牌。沿途左閃右避異常狼狽，卻在最後油然而生轉危為安的驕傲感。雖然此前擔驚受怕，此時卻有暢快情緒滿溢胸懷。

這是今天我與惡運的第一次交鋒，以我險些釀成大錯和最終峰回路轉收尾。隨後而來的二次對陣，驚險程度不比這個，卻讓人大為光火。

下午三點，迎來了另一趟航班的辦票高峰，8535，四點半飛往上海虹橋機場。一個從上海過來的旅行團擠在櫃臺前嘰嘰喳喳，帶隊的是個年輕姑娘，高眉細眼，唇線淩厲，傳說中上海人的精明摸樣。她把一行三十多人的身份證在我面前“嘩啦”攤開，語氣傲慢地甩出三個字：“辦登機”。

三十多人，幾乎每個人都托運了十幾公斤的行李，還有幾件超出二十公斤，僅僅是翻箱子貼行李票，全部弄下來，我的兩只手都有些酸麻。

有□□個人，在我正忙著挨個調出信息打印登機牌時，急不可耐地擠上來圍著櫃臺嚷嚷：“哎哎，我們要靠近窗口的位子，別的不坐。”

我有些詫異地擡頭。幹這份工作三個多月，指明要求過道、窗口甚至中間座位的乘客不在少數，但明確聲稱“別的不坐”的人還是頭一回遇著。我覺得有些好笑，一邊好脾氣地回應：“對不起，請你們按順序等待一下，我叫到名字的時候會各自給你們安排。”

先是兩三個人不答應，接著一群人你一言我一語地炸開了鍋：“那怎麽行呢！輪到我了沒有了怎麽辦！”“你這個小夥子怎麽能這麽辦事情，乘客想要什麽你們得滿足啊。”

一波剛平，一波又起。我覺得頭大，而此時，本該站出來安撫眾人情緒的女領隊卻叉著手站在一旁，一副事不關己的冷漠表情打量著我，像等著一臺好戲上演。

遇到難纏的對象，不能手起刀落，只能暗嘆倒黴。我沈了口氣，面不改色地繼續為人民服務：“那好，你們有誰需要窗口位子的，請舉手示意，然後站在旁邊排個隊，我盡量給你們安排。”

話一落音我就後悔了，因為我看到，舉起手來的不只先前的□□個，而有足足十幾個人。我皺著眉頭瞅了眼電腦屏幕上的位置分配，餘下的靠窗座位已經不足十個了。

這個時候再讓他們自主協商就不知道要耗費多少時間了，後面隊伍裏的乘客已經有些蠢蠢欲動，無奈之下，我轉向領隊，語氣柔和地試圖尋求幫助：“沒有這麽多靠窗位子了，能不能麻煩你的隊員商量一下，把這些座位留給那些有特殊需要的人。”

看戲的人此時被給予了參演機會，她眉毛一挑，我立刻有種不祥的預感，只覺得此人渾身的戲劇元素都要撒歡了。

果不其然。這個披散著大波浪的姑娘斜斜地睨我一眼，語聲不屑：“這又不是我的工作，沒有了你自己和他們說。你們公司不是要打造五星級服務呢嘛，不是就這麽服務的吧。”

我活到二十二歲從來不讚成打女人的，可是此時此刻，我多麽想摟起桌上的一把登機牌砸到她臉上。

可是如果我拿登機牌砸她，那麽砸到我臉上的應該就不止盒飯或者礦泉水瓶這麽簡單了。崗前培訓時公司再三闡明的服務守則第一條：顧客永遠是對的，如果顧客錯了，請參閱第一條。

此刻我能做的，只有忍氣吞聲。我靜坐著想了想，然後把舉手的人中幾個年輕些的叫到櫃臺附近，請他們退讓一步。對著其中四個女孩子，我投以了極為誠摯懇切的目光，只希望寶刀未老，大學時候董意意那句“你長得可真帥呀”今日能派上用場。

最終順利招安。協調的結果是，只有一個人沒能如願以償，但此人不是多麽難纏的主兒，在我的再三點頭抱歉下擺擺手作罷。

我如釋重負，以為度過一劫。在送走這一群人時，不忘意味深長地覷了一眼大波浪頭，覺得甚是解氣。

可是五點半下班前，主任張豐過來告訴我：“更新，下午有顧客投訴你辦事敷衍，沒能滿足他們要求。”

我立馬想起橫眉冷對我的波浪頭，條件反射地問：“是那個旅行團領隊嗎？”

張主任看看我，皺了皺眉頭：“嗯。情況我也了解了，不是硬傷，但是你知道我們的原則，不管是有效投訴還是無效投訴，本人都要做自我檢討。”他頓了頓，“你既然心裏有數，這個事兒我也不多說什麽了，態度上註意改改。還有你的性子，得再沈穩些。”

主任撂下話就走了。我越想越生氣，轉正三天，還沒得褒獎就先被投訴了，大大的不吉利。轉而又怨自己，這樣按捺不住，難題明明解決了，偏偏又自招麻煩。她要占上風讓她占就是了，何必逞無謂的意氣。人家大城市過來的，在其他不思進取的小城市顯擺顯擺優越感，我何必攔著。

這樣想著，意識到自己的可笑，情緒又漸漸平覆下來。交完班走到出口，耳邊轟鳴著落下又一架飛機。隨意地擡起頭去看，機身上隱約可見黑色的大字和紅色的流線，上海航空。

記得高中課本上有一首漢樂府詩，即使是那時憎惡背書的我，也還記得其中膾炙人口的兩句：“孔雀東南飛，五裏一徘徊。”

如果現在，我離開東南沿海的這個城市，飛往別處，是否也會猶豫徘徊呢？

已經和緩的情緒，此時莫名地轉向低沈。

勾扯回憶

西竹

十月末，我在塞萬提斯圖書館度過了一個安靜充實的周末。此時距離DELE考試還有不足二十天，我開始集中精力備戰。

話說，這一年的十月初，部門經理針對翻譯小組重新出臺了規定。在走過場的組員意見征求之後，原先沒有設限的筆譯工作新增了每日工作量下限，遇上病假事假，耽誤的工作量要在後面的工作日補上來，否則要克扣相應的季度獎金。

因為公司會務組眾多，而翻譯組只有六個人，經常出差擔任會議同傳的有五個，大量的筆譯工作在忙季需要外包給翻譯公司。為了保證較高的質翻譯量，統一選取的都是行業領先機構，價格自然不菲。這臺關於最低工作量的規定，名義上是為了對筆譯部分的工作進行績效考核，實際上卻是給我們擰緊發條，以節省會務成本。

六個同事裏，最有反抗精神的田芯在規定生效後的第一時間把我和趙芹拖進公司內部聊天軟件的對話組，滔滔不滿如奔流江水綿延開來。

“我靠，擺明了資本主義壓榨嘛！搞什麽，大不了我們一起辭職，讓他們臨時招人去，急死他們。”

趙芹附和：“就是就是，給這麽點錢還讓我們幹苦力，太過分了。他們真有心考評，怎麽不把出差量算在績效考核裏呢，那才是給會議節省成本貢獻最多的部分，現在這種做法，擺明了是榨取勞動力。”

我因為心有盤算，屬於相對的溫和淡定派：“坑爹也不是一天兩天了，像你說的，大不了辭職唄。咱也不怕，不就是每天兩三千字的底線嗎，我們哪個人之前的翻譯量不超出一大截啊。”

“我正想說這個呢，”田芯發上來一個氣哼哼和一個倍得意的表情，“咱們以後要眾志成城同氣連枝，每天工作量絕對不超過這個數字，氣死老狐貍。”

我哈哈笑。

老狐貍是我們的部門經理，姓騰，因為面有奸相，一雙色眼，被田芯尊稱為狐貍。

田芯、趙芹，加上我，我們三個是六個成員裏有過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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