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我能做什麽，牛仔？”當他們並排躺在床上時，Illya問他。“離開克格勃，我還能做什麽？”

他不記得自己是怎麽回答的了。那時他實在過於困倦，不想思考現實。不去美國，他對Illya說。我們不去美國，去哪都行，反正我也不想給中情局打一輩子工。

最糟的時候，甚至說得上萬念俱灰的時候，Napoleon Solo甚至考慮過投奔蘇聯。或許也沒那麽差，作為“外國專家”，他大概也能過上體面日子。可是一想起要永別薩維爾街的西裝，法國香檳，衣香鬢影與燈紅酒綠——他就覺得痛心無比，慘烈程度不亞於讓一個當紅交際花進修道院。於是他便不再去想，Illya Kuryakin在他身旁安穩地睡著，金發淩亂，睫毛長而卷， 只是太陽穴上有道紮眼的傷疤。

“那夜他數次顫抖著從夢中驚醒，”有次，他們躺在床上，Solo給Illya讀那本波蘭人的書。“夢見自己穿行於俄羅斯大地的雪堆間。他獨自一人，如同受背叛的僭主。那是一個廣袤的，寒冷的俄羅斯，無盡的國土如地圖般盡現於他眼底。”

在那一章的結尾，拉佐莫夫還是出賣了他的同志，去往瑞士。後面是長篇大論的說教，Napoleon Solo沒有再讀下去。他翻去了結尾，拉佐莫夫最後被同胞毆打至死。

那年聖誕節，他本想和Illya一起回紐約，但Waverly在印度發現了一個正在修建中的導彈基地，所以他們不得不臨時取消了行程。在南亞忙了三個多月，徹底摧毀了一個叢林裏的新法西斯主義軍閥後，他們被準了假，去新德裏休息調養。那時斯大林之女斯韋特蘭娜·阿利盧耶娃也在新德裏，為前夫奔喪。Illya Kuryakin沒有見到她。盡管在多年以前，當他父親還是偉大領袖的友人時，在塞瓦斯托波爾的海濱，他曾見過她頭上紮著白色絲帶，頤指氣使地叫軍官們陪她跳房子。她現在住在蘇聯大使館的賓館裏，由兩個謝米恰斯內派來的克格勃人員日夜陪同。

時近印度新年，天氣正轉炎熱。他們到市郊去度了個假。3月5日，消息傳來，斯韋特蘭娜·阿利盧耶娃叛逃美國駐印度大使館。

舉世震驚。盡管斯大林的女兒遠離政治中心已多年，她畢竟是蘇聯的某種國家象征。中情局立刻開始活動，為避免印度將其引渡回國，她被迅速轉移去了羅馬。而此事之於盧比揚卡，無異於繼諾先科叛逃案之後的又一場地震。當時在印的克格勃人員幾乎全部遭到牽連。 Oleg打來電話，要求Illya Kuryakin“停止一切外勤，回國待命”。

Napoleon Solo並沒有太放在心上。這幾年來，他已對這類緊急召回司空見慣。不過是去走個過場，用不了多久，紅色恐怖就會安然無恙地回來。但這次似乎不同。

“上面可能要對克格勃下手了。”回莫斯科前，Illya對他說。

克格勃第一主席謝米恰斯內手握蘇聯機要部門，又有政治野心，早已對蘇共中央的最高領導人造成威脅。在耐心等待三年後，勃列日涅夫終於開始鏟除克格勃的高官，換上自己的心腹。那年五月，因斯大林之女叛逃一事，謝米恰斯內被免除克格勃第一主席一職，調任烏克蘭擔任部長會議副主席，從此被逐出莫斯科的權力內圈。當日，尤裏·安德羅波夫成為了新任克格勃總領導。Oleg的職位沒有變動，不久後，Illya Kuryakin又獲準執行聯合執法部的任務。

就在Napoleon Solo以為事情告一段落，可以有片刻喘息的時候，他當初埋下的那顆炸彈卻開始悄然引爆。那年6月，糾纏幾年的諾先科叛逃案終於將蘇聯部搞得人仰馬翻。焦頭爛額的Sanders給他打來電話，要他看看最新的報道：

《胡佛宣布正式停止與中情局合作》

“中情局內部就有克格勃的鼴鼠。”聯邦調查局頭兒說。“一個中情局特工親口向我們提供了這個消息。”

他看著那份報紙，無話可說。無話可說。國會來的人已在蘭利展開調查，誓要揪出所有蘇聯內鬼。無人能幸免，無人將幸免。

即將飛回美國的那天下午，他的心情糟糕頂透。他和Illya Kuryakin又吵了一架，他告訴俄國人，確實，這是他自己的過錯，但這也是克格勃當時耍的陰招，盧比揚卡看到他們想要的了。這次回美國兇多吉少，“也許你再也見不到我。”Solo說，看著Illya站在那兒，帶著被訓斥時慣有的緊張但無措的表情。最後他嘆了口氣，拿起行李。

就在即將出門前，Illya叫住了他。

“拿著，”俄國人手忙腳亂地解下左腕上的表。“把這個留著。”

他接過來，在手裏把玩了幾下，然後給Illya把表戴了回去。“你留著，”他擡眼看向金發男人。 “嗯？”

“保重，Napoleon。”

Napoleon Solo揚起一邊眉。“只有這個嗎？”

那人給了他一個笨拙的擁抱。美國人站在那兒，一手搭著外套，一手還提著行李箱，根本騰不出手。“保重，牛仔。”俄國人說。

Illya Kuryakin從來就不擅長道別。

在胡佛的主持下，中情局過去幾年的內幕被逐漸揭開。聯合執法部這一組織浮出水面，如果不是局長霍爾姆斯在新聞界大肆恐嚇，它早被鬧得已舉國皆知。Sanders和Oleg的合作成為了調查重點。一個美國情報界高級官員如何與克格勃往來甚密，甚至悉知其家人？大量內情被揭露，包括羅馬事件中被銷毀的核彈磁盤。情報界一片嘩然。Napoleon Solo被停職，接受調查。你是否和克格勃進行了合作，Solo特工？——我接受的是英國海軍情報處長官Alexander Waverly的直接領導。誰授意你這麽做的？——蘇聯部部長Adrian Sanders。1963年7月，在伊斯坦布爾，多名海軍陸戰隊隊員作證，你稱克格勃為友軍，請解釋。——敵人的敵人就是友軍。Sanders和克格勃第一總局第二科科長往來密切程度如何？——不清楚。他為何知道那人妻子的名字？

——抱歉，這點我真的不知道。

最後，他們允許他返回紐約，但受到聯邦調查局的嚴密監視。那個聖誕節，他終於得以和家人一起度過。紐約連日暴風雪，也阻攔不住小報記者堵在門口，他出門買個酒的功夫，就有人圍上來，問他是否是叛徒。一開始他還能維持著禮貌的微笑，最後不勝其擾，索性不再理會。至於Sanders，他知道他的長官的日子更難熬。

1968年，元旦剛過，杜布切克當選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布拉格之春開始，捷克共產黨或將不再向莫斯科效忠。

Waverly給他打了個電話，告訴他Oleg近日已收回Illya Kuryakin執行任務的準許，一同回國的還有幾個克格勃的情報人員。捷克政府高層的人事變動令莫斯科的疑心到達頂峰，盧比揚卡發來指示，警惕組織內一切可能的滲透，一切改良派，機會主義者，以及親西方分子。忠誠不是問題，新上臺的克格勃主席說。重要的是，向誰效忠。他沒來得及向英國人詢問更多，Waverly就委婉地告訴他，海軍情報處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裏去。受到中情局蘇聯部案件的牽連，Alexander Waverly也在承受壓力，他的職權已正在開始被架空。

4月4日，馬丁·路德·金於田納西州孟斐斯遇刺，聯邦調查局的註意力終於有所轉移。一個多月後，五月風暴，巴黎大學生舉著托斯基和列寧的畫像走上街頭，抗議戴高樂，越戰與美國資本主義，數百學生被捕，全法罷工。6月5日，約翰·肯尼迪之弟，總統候選人羅伯特·肯尼迪遇刺。Napoleon Solo站在電視機前，仿佛又回到了五年前的那個早上，他被Sanders從床上叫起，然後匆忙回國。如今肯尼迪屍骨未寒，他的弟弟便也遭厄運。8月，莫斯科終於不再惺惺作態，蘇軍坦克開入布拉格，逮捕杜布切克。再一次，蘇聯的地位得到穩固，盡管華約內部已出現裂痕。美國對此表示譴責，但華盛頓深陷戰爭泥潭，無法抽身。誰都知道他們在越南的時日無多了。

“Solo先生，”英國人在電話裏說。“時局差得幾乎沒人想承認。”

Gaby已停止所有任務，回到倫敦。鑒於她的東德背景，他猜她也處在監視中。他沒有打聽Illya的消息，也無法打聽。從Sanders到Oleg，他們全都自身難保。如果說長官們的所為尚屬個人野心，再往上的則是國家意志。這只看不見的手翻雲覆雨，不容揣測，也不容忤逆。鐵幕正在收攏，合作再無意義。假笑，友誼與歌舞升平結束了，是時候脫去絲絨手套，露出鐵腕。

海軍情報處將Waverly調往香港，不再負責其他地區事務。華盛頓宣布已取得蘇聯滲透中情局的確鑿證據。盧比揚卡發來文件，將Oleg定調為“赫魯曉夫式的冒險主義者，決策和行為脫離現實。” 四個小時疾風暴雨般的批鬥，兩天後，曾經的克格勃長官被人發現在公寓裏開槍自殺。全部責任在於我，他的絕筆中寫道。請不要責罰我妻子和下屬同志。一場鬧劇。中情局局長說，用力將筆扔回桌上。毫無必要，而且難看至極，我們最不需要的就是俄國人的合作。我是俄國人，Illya kuryakin面無表情地坐在列寧肖像下。永遠都是。黨的利益高於一切，我聽從任何處分。華盛頓，清晨，Napoleon Solo在會議廳盡頭坐下，聯邦調查局局長將窗打開，故意讓陽光直射在他的眼睛上。如果我是你，那人說，Solo特工，我現在就坦白。

坦白什麽？Solo瞇起眼。

一切。

在鋪天蓋地的謾罵聲中，Adrian Sanders引咎辭職。十月，U.N.C.L.E.正式解散。

最後他們又回到了羅馬，一切開始的地方。Waverly告訴他們，在過去五年裏，Gaby Teller在羅馬建立了U.N.C.L.E. 的檔案室，而現在，根據中情局和克格勃雙方的意思，他們要銷毀所有文件。東德女孩脫不了身，況且她也不願親手去做，只好交由他們代勞。

在遠眺梵蒂岡城的房間裏，他們將成堆的報告與照片投入壁爐。1963年6月，柏林。1963年6月，羅馬。1963年7月，伊斯坦布爾。1964年4月，香港，請求緊急支援。報告上是他們的簽名，Napoleon Solo華麗的花體，Illya Kuryakin拗不過來的俄文字母，Gaby Teller平淡的、漫不經心的筆跡。此外還有Oleg和Sanders偶爾的批示。兩位昔日長官，一個自殺，一個身敗名裂，在這個羅馬的房間裏，他們註視著熊熊爐火，一切都變得沈默而疏遠。盡管他們曾靠得很近。

太近了，以致於有時都忘了他們還身處鐵幕的兩端。

文件焚燒殆盡，U.N.C.L.E.存在的痕跡已被徹底抹去。最後，Napoleon Solo開車送俄國人去機場。他將不必再回中情局——仿佛是命運的玩笑，他自由了，代價是永不得被任何政府部門錄用。

他將車開到機場的停車場。羅馬下起了小雨，地是潮濕的，還有車輪的轍痕。Illya坐在他旁邊，戴著鴨舌帽，一言不發，直直地看著前方。還有三個小時起飛，Solo想，他大概還能和他一起喝杯酒，聊聊天什麽的。他們已經一年沒有見過面。三小時還是能做很多事。Napoleon Solo擅長利用時間。

“你知道，”美國人說，想活躍一下氣氛。“當你來到羅馬，羅馬張開雙臂歡迎你。當你離開羅馬，羅馬，”他費勁地扭過頭，倒車。“把你忘記。”

他盡量顯得輕松，不去看Illya, 否則他就沒法再維持那完美的微笑。他等著俄國人說點什麽，但那人什麽也沒說。於是他把車停好，也跟他一起看著前方。雨水落在擋風玻璃上，往下攤去，像粘稠的色拉油。他仿佛想起了什麽，拿起放在座位邊上的一塊三明治。

“三明治。”他示意Illya。“飛機上沒什麽吃的。”

俄國人沒有說話，而是打開車門，走了出去。

回來，Peril。Solo說。

但不知怎麽，他沒能發出聲音。Illya沒有回頭，在蒙著水霧的後視鏡中，他正在遠去。回來，他再次說，知道他聽不到。俄國人冒雨往前走著，周圍是撐著傘的人群。那人經過一對推著嬰兒車的夫婦，幾個穿著風衣的商人，轉過一棟樓，往出發大廳走。很快，他就再也看不到那個戴著鴨舌帽的高大身影。

於是他知道一切結束了。別了，他在心底念道。別了，紅色恐怖。別了，我的達瓦裏希。

他低頭，拆開三明治的紙，開始吃了起來。雨還在下，淅淅瀝瀝地敲在他的車窗上。他走了，Napoleon Solo想。他把這個念頭翻來覆去想了幾遍，依然覺得不真實，或者過去五年的時光都似不曾有過，十五年的中情局生涯也像一場夢境。明天早上，當他醒來時，他將會躺在高級酒店的床上，再次成為那個盜賊，那個退伍中士，他將再次回到他所熟知的那個世界裏去。

只是他們還會相見嗎？他用力咬了口三明治。等他們再見面時，他還會是那個扒著他的車尾蓋的金發男人嗎？不知為何，他想起了去幫Gaby潛逃的那晚，他舉著槍站在那兒，看著那人被擊中的車時的情形。那是他們第一次相遇，他放過了他。然後就是無數次的鬥嘴，炫技，相互嘲諷與相互拯救。只因兩個本應是敵人的人，只因一個蘇聯人和美國人也有這麽做的可能。

會的，Napoleon Solo想。會的。但不是此時，不在此地。

尾聲

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他在電視機前收看戈爾巴喬夫的講話。他記得那天窗外下著雪。但後來有人告訴他，那日一整天都很晴朗。也許是情緒障礙的問題，這些年他已不再吃藥了。雖然，剛從羅馬回來的那幾年，他的病發作得非常厲害。

這些年來，他目睹了柏林墻的倒塌，加盟共和國的獨立，看慣了情報機構裏的人心向背。一個時代結束了，紅旗隕落。在華盛頓的清晨裏，勝利者們或許正準備開香檳。但在莫斯科，一切平靜，沒有淚水或咆哮。就像戈爾巴喬夫合上講稿一樣，不管怎麽說，這一頁現在已經翻過去了。他換了一個臺，俄羅斯電視四臺上，國家交響樂團繼續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四小天鵝》。

而關於那場短暫的羅馬告別，在他的記憶中仿佛從未存在過。那一年，仿佛是不祥之兆，蘇維埃的航天英雄加加林在事故中喪生。次年，美國人登上了月球。然後整個60年代就此過去。伯涅日列夫當政的數十年中，蘇聯如一潭無瀾死水。Oleg死後，他被放逐到體育部，教了幾年汽艇，然後盧比揚卡又召他回來，讓他接替他的老上司。在安德羅波夫的帶領下，克格勃進入了它的黃金時代。他協助創建了阿爾法小組，成功挫敗了不少顛覆陰謀。盡管未必認同制度本身，他依舊認為祖國不容分裂。除此之外，無事可說。政治是政客們的事，Illya Kuryakin已然厭倦了做一顆棋子。

他想過寫信，但知道那會讓他們兩個都惹上麻煩，何況他也不知道美國人身在何處。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然後日子就這麽過下去。他依然有時會排著隊去瞻仰列寧墓，赫魯曉夫去世後，他是冒雨去他葬禮的無數普通莫斯科市民中的一員。偶爾他也會去Nina那裏，陪她坐一會兒，喝她泡的紅茶，Oleg的勳章和照片擺在餐櫃上，被擦得鋥亮。更多時候，他獨自一人坐在高爾基公園的湖邊，像兒時一樣，著迷地看著波光粼粼的水面，隨後回到家，拉開抽屜，久久撫摸一把手槍，然後那些日子就會重來。幾年前，從第九局的閑職上退下來的時候，他自願加入市民小隊分類打包垃圾。為表獎勵，當時的莫斯科第一書記，現在的俄聯邦總統送了他一塊表。保鏢科爾紮夫將它從兜裏掏出來時，他又想起了那個總是很擅長偷東西的人。他現在在哪兒，他還活著嗎？

他也不是沒有想過，如果當初他們一起離開了，人生會是怎樣。但道路只能選擇一條。終其一生，他都已盡力忠誠於自己的祖國，即使她最後倒下了，至少他已問心無愧。

八月政變，他看見人們包圍了盧比揚卡大樓，在打倒克格勃的口號聲中，捷爾任斯基的雕像轟然倒地。那個他曾付出了忠誠，青春，以及一切的地方，即將被掃入歷史的暗角。12月25日，葉利欽宣布克格勃解散。

他回到盧比揚卡大樓，把他的檔案領走。它還在架上，就如當年Oleg領他過來的那個晚上一樣。那些案卷厚重，久不經人手，伸手拭去，一指都是塵。此外還有他從未見過的一大沓信件，全部都拆開過。他看了看信封上華麗的花體字。致第一局第二科Illya Kuryakin。寫信人似乎打聽到了他的職務，後來改成致 Illya Kuryakin科長。

他拿起最早的那一封，郵戳顯示是1968年10月27日：

紅色恐怖，

我自由了。十五年來第一次，再不用被中情局呼來喝去，這種感覺簡直無與倫比。我從羅馬一路晃蕩到尼斯，這裏的賭場讓我夜不能眠。來尼斯吧，你會喜歡這裏的，一流的海灘，一流的女人。你最近還好嗎？你的同志們有沒有找你的麻煩？

我可不會說我想念你。

你的，

Napoleon Solo

他忍不住笑了起來。時隔多年，那又讓他想起了那個美國人的語氣。他想象那人坐在豪華酒店信桌邊上，窗外是地中海湛藍中帶綠的海水。他拿起第二封，是同年十一月的：

紅色恐怖：

鑒於你沒有回我的信，我決定再寫一封。我又回到了羅馬，拜訪了一些老朋友，處理一些私事。我沒有聽到英國人和Gaby的消息，如果你知道，請告訴我。

這個季節的羅馬乏善可陳，有些建築正在修繕。我住在廣場大酒店裏，每天早上七點起床， 去看博物館。我看中了一幅畫，她很美，我幾乎有點兒要想入非非。但放心，我沒有動她。

我還去了特萊維噴泉，那裏依舊擠滿了“迷信的西方游客”。那塊黃銅牌子還在，我想它大概會一直留存下去。我一直忘了跟你說，我知道你其實並沒有看過《甜蜜的生活》。

那間餐館倒閉了，我記得你曾批評過那兒的魚子醬。我現在正坐在貝尼尼的四河噴泉邊上，一邊吃冰淇淋，一邊給你寫信，有兩個男孩兒剛向我要了五百裏拉，說是為了許願，我給了。在這裏能聽見鐘聲。意大利是個美好的地方，每個人似乎都有種發自內心的愉快。我不知道你是否還記得西班牙臺階……

他將紙攥在手裏，貪婪地讀著每一行，聽他談論他去過的那些地方，回想著羅馬，往事憂傷又快樂。他一封接一封地讀，沒有停下來歇氣。那個美國人繼續著他的浪游生涯，從巴黎到倫敦，到墨西哥城，有時給他夾一兩張照片。Napoleon Solo還是那麽從容不迫，游刃有餘。直到他看到1970年1月的那封，字跡忽然變得潦草：

Peril:

現在是巴拿馬淩晨四點，新年的第四個小時，我喝了太多的酒。你究竟在哪裏，還活著嗎？我像個傻瓜一樣給你寫信，但你沒有給我回信，一封也沒有。我找到了一個盧比揚卡的人，但他們說查無此人。或許我應該直接去莫斯科找你，如果他們讓我入境的話……我寫這封信只是想告訴你，我想幹你，就在我寫這封信的時候，我的左手正在擼我的老二。我想把你綁在床頭，用手指讓你高潮，等你射出來之後，我再進來，把你操硬……

他難以想象當初想看到這篇東西的人會是什麽表情。他猜Napoleon Solo最後還射在了信紙上。那確實是他幹得出來的事。在緊接其後的幾封裏，那人一直不停地道歉，語氣絕望。在1971年的一封信裏，他得知他所雇的一艘船沒能在芬蘭灣登陸。但即使他能來得了蘇聯，他也未必能找到他，因為那時他已不在克格勃。在一封信裏，他聲稱自己得了病，大概是被某個克裏奧小妞傳染的。他用他那裝腔作勢的口吻抱怨著，說自己命不久矣，希望他能來看他。但半個月後他又寄來了一封信，承認自己其實活得好好的。“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那人寫道。“如果我能重新回到那一年，我會怎麽樣。Sanders還是會讓我去柏林，我們還是會在廁所裏打一架。我或許不會去偷那幅畫，也不會中娜塔莉亞的圈套，但如果那樣，Sanders就不會辭職，中情局的狗鏈現在依舊會套在我脖子上。赫魯曉夫還是會下臺，你還是不會成為勃列日涅夫那條線上的人，謝米恰斯內依舊會被趕走，他們最後還是會把你召回去。似乎不管我改走哪一步，都不能改變整盤棋局。”

然後到了1973年初。那封信很簡短，是用俄語寫就的：

至啟信者：

只要您知道伊利亞·尼古拉耶維奇·科裏亞金的下落，無論他是死是活，請來信告知。我將按您所提供的地址再寄上500盧布。

他看了看信封，裏面是空的。

你是個很有辦法的家夥，牛仔。他小聲說。

1973年5月的來信寄給“伊利亞·科裏亞金科長”，裏面只有幾句話：

Illya,

你還活著，這很好。我聽說你升官了，祝賀你。

我很高興聽到你過得很好。我也過得很好，我長胖了。

我想這就是生活。擁有許多未滿足的欲望，還是能過美好的一生。

代我問候你的未婚妻。

你永遠忠實的，

Napoleon Solo

他想起那是怎麽回事，他忽然想起來了。那時人們跟他說，是時候找個女人給你洗洗衣服，做肉餡餅了。沒有幾個人願意嫁給克格勃的人，而她是一個帶著孩子的寡婦。他們談了一陣子，她很喜歡他，他也學會了去喜歡她。最後他把所有的事都跟她說了。關於他和那個美國人。她很生氣，但沒有責備他。至少你還算坦誠。他們最終還是沒能結成婚。

往後他的來信便愈發少。但每年他的生日和元旦，他都會給他寄賀卡。生日快樂，紅色恐怖。他的字跡也不再像以前那樣花哨。新年快樂，Peril，我在紐約買了一套公寓，你會想來看看的。他不再寫那些熱情洋溢，偶爾下流的長信，語氣平淡，仿佛知道他永不會回覆他。

他把最後一張卡片放下，忽然覺得疲憊。像個長途跋涉的旅人一樣，他將手歇在信堆上，仿佛再也擡不起來，連帶著這一櫃子蒙灰的克格勃故紙，就這樣成為他的墓碑，他的哭墻。他站在那堆信前，默默地想著他和Napoleon Solo的這一生。那美好的仗他已經打過了，該守的信他也已守住了。 而現在，塵埃落定，他要去見一個人。

1992年1月，紐約，他站在資本主義帝國的門階上。穿著黑色晨衣的美國人叼著雪茄，給他開門。他老了，他有點認不出他來，時間用以調侃這個花花公子的，不只是頭上斑白的發絲。但那雙藍眼睛還是深邃又明亮。他看上去有些疑惑，似乎並不習慣早起。而過去的整整一年裏，俄國人每天清晨便得起來，排著長隊買面包。

“你老了，牛仔。”他說。

“你也一樣，Peril。”

他說得沒錯。站在這裏的是一個老去了的，驕傲不再的蘇聯。

但一看到那張臉，他又忍不住傲慢起來。“我必須聲明我不是作為失敗的一方——”

“進來吧，”Napoleon Solo說。“別提那個了，沒有什麽比被迫代表一個國家更要命的了。”

那句話莫名讓他有些鼻子發酸。

他們在露臺上喝著Solo的白蘭地敘舊。他們都還記得羅馬，突突作響的小摩托車，夏日夜晚八點半，就著咖啡館的燈光辨認黃銅銘牌。還有伊斯坦布爾，還有香港，還有柏林，只因兩個本應是敵人的人也有這麽做的可能。“我知道你想問Gaby。”

Solo忽然說。

“她去哪了，你知道嗎？”

“不知道。”美國人感慨地看著遠處。“但她是個聰明姑娘，知道怎麽在這個世上找到她的位置。”

語畢他咳嗽了幾聲。Illya拍了拍他的背。“你還在喝酒嗎，老牛仔？”

“好像俄國人不喝伏特加似的。”

他無視那人的抗議，把白蘭地拿起來，放回屋裏。那是好酒，他在蘇聯已多年沒見過。 這房子也一樣。它看上去很昂貴，格調不凡。

“還記得我在羅馬拿的那副畫嗎？”Solo的聲音從露臺上傳來。

“偷。”俄國人堅持道，

“她就在這兒。”

“你把她藏哪了？”Illya Kuryakin說。那語氣就跟二十餘年前在羅馬，他發現他偷畫時的一樣。

Napoleon Solo笑了。“這房子就是她給的，聖母保佑。”

他走回他身邊坐下。“你是個很幸運的家夥，Napoleon。”

灰色的雪雲隱現在摩天大樓間，紐約離海很近。露臺上愈發冷了起來，美國人穿上拖鞋，到屋裏去了趟，他以為他是去拿毛毯，但回來時，Napoleon Solo捧著幾本厚厚的剪報集。

“他們要我們把所有的照片都銷毀，但我留了一張。”他將一張泛黃的照片遞給Illya。

他接過來，端詳著上面的三個面孔，那是他們當年一起在柏林拍的。他們並肩站著，年輕，無懼，意氣風發。Napoleon Solo面帶微笑，Gaby好像沒在看鏡頭，他自己則板著張臉。看到照片時他才發現他們都裹得嚴嚴實實，還戴了手套，可在他的記憶中， 那些年的冬天卻似乎一點也不冷。

“奇怪。”他不禁說。

“怎麽？”

“我居然戴著圍巾。”

“高領毛衣加圍巾，你的品位一向這麽沒話說。”

“還有手套，看，你也戴著。我不記得我戴過這些東西，老實說，我記得那些年一點都不冷。”

“老天，”Solo嚷道，“那時可是冷戰。”

Illya沒有笑。俄國人依舊毫無幽默感。 但這也是個糟糕的笑話。他將椅子朝Solo挪近，把剪報集攤開在膝上，翻看那些泛黃的新聞。“那是勃列日涅夫。”

他指著一則新聞對美國人說。

“像頭熊。”

“軍備競賽可真是蠢事。”

“不得不說，我同意。瞧，那是葉利欽，他站在坦克上。”

“我們叫他鮑裏斯，”Illya說。“那天我也去了。”

“這個是尼克松，看見他怎麽和女人跳舞的了嗎？”

“肯尼迪之後，你們就再沒能選出一個像樣的總統了。”

他們坐在那裏聊著，時而大笑，時而沈默，談著他們分別後的那些日子。那是動蕩的，風雲突變的二十年，也是逆流而上的二十年。兩個什麽也不是的人，被時代的洪流裹挾。美國人與蘇聯人，你和我，誰臉上的泥點更多？

“你還記得我們在伊斯坦布爾的那次……”

“當然，你把一本書拍到了一萬美元，交不起錢，被土耳其人打得一塌糊塗……

“那明明是你，牛仔。”

“必須說，我早就想告訴你了，我是城裏人，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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