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過去酒店找他，今日有事情要辦。

我步入酒店樓的咖啡廳，看到斯成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邊一瓶深棕色的糖漿，他看了看劑量，然後倒進咖啡杯，一口喝了下去，然後又倒出幾粒藥片，繼續一口吞了，然後轉頭看桌面的文件。

他穿著一件新的暗紋白色襯衣，黑發的東方男人在大廳中中顯得異常耀眼，他白皙英俊的臉龐，在窗外的光線之中，閃著淡淡的光芒，我輕輕地放慢腳步，慢慢地看著我喜歡的人，穿著我喜歡的襯衣，在一個兵荒馬亂的異鄉早晨。

他的桌子旁不時有衣著精致的女士經過，目光紛紛投落在他的身上。

斯成絲毫不覺，他埋首專註地看文件，桌面上的電腦開著，桌子的另外一邊，兩個穿正裝的白人男子在低聲地和他說話。

公司在北美臨時調派給他工作助理，今天一早的飛機從紐約趕來。

我走進去，斯成站起來，將我介紹給他的下屬，我同他的兩位助理特握手。

他們處理完公事，我喝完了一杯咖啡，吃完了一個煎蛋三明治，我看了看表，早晨的十一點半。

律師十二點如約到達，我們要同他詳細的會談，以處理帶艾米回國的種種事宜。

等到律師告辭，醫院那邊給他打來電話，斯成去醫院。

我需要回去帶一會兒艾米，她姐姐已經重新出去工作。

下午，保姆打電話過來應征，斯成的助理效率高速，找到可靠的中介機構，開出時薪的價格不菲，一切都很順利，艾米被她照顧得很妥當。

我終於有空，過去醫院。

我搭乘電梯到更高的樓層，看到明亮整潔的病房內，麥琦坐在沙發上，她在打第二次化療的藥物，反應很大，大眼睛深深地陷下去，斯成握住她的手，兩個人並肩正在說話。

我敲了敲門，才走了進去。

麥琦見到我進來，放開了斯成的手。

斯成的表情，一點也沒有變化，問我說：“保姆怎麽樣？”

我笑笑說：“找到了。”

我走過去親了親麥琦的臉頰，環視四周，麥琦轉到了更好的病房，換了更專業的醫生，裏間的病床的床頭櫃子上，花瓶裏插著一大束鮮艷的玫瑰花。

我果然不能做什麽。

斯成來了，將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條。

一會兒護士打電話過來，斯成今日下午要約見她的主治醫生。

我走出去時候，看到斯成已經摘了口罩，坐在外面的椅子上，神色覆雜難明：“她的醫生建議停止這次化療，改做保守治療。”

我明白這意味著什麽，我輕聲溫柔地說：“別太傷心了，只要還有希望，為了寶寶，她也不會放棄。”

我的安慰無濟於事，因為他根本沒看我，斯成目光虛空地望著一片雪白的墻壁：“你回去陪陪她吧，我出去吸支煙。”

晚上我在酒店吃晚餐，斯成留在醫院陪麥琦。

麥琦的姐姐下班後經過我的酒店，將一本古蘭經書拿給我：“她一直想要找這本書，這是我祖母過世時留下的，昨天在閣樓的一個舊箱子裏找到了。”

我在奧羅拉的這幾天，都習慣晚上過去看看麥琦，看看時間，我可以把書送過去。

我進入醫院病房區，搭乘電梯經過熟悉的路線，經過晚上柔和燈光的走廊。

我輕輕地推開門，看到麥琦戴著一頂毛線帽子，臉頰有淡淡的紅暈，她閉著眼躺在床上，斯成坐在她的身邊，靜靜地望著她。

我站在門口，正要出聲喚他，下一刻，卻忽然靜止了聲音。

房間裏的斯成握住她的手，緩緩地靠了過去，在她輪廓依然美麗的臉龐上，印下了一個深情的吻。

病房裏靜謐而安詳，麥琦安睡的臉上有微微的笑意，我只是不恰當地撞見了親密而溫馨的一幅畫面。

我將那本經書放在了外面會客室的桌面上，然後退了幾步，靜悄悄地走了出去。

我假期已經結束了，接下來的工作早已經安排好，方律師要調我回律所，他手上有個大客戶在做一個覆雜的兼並項目，他的秘書早兩天已經催促我歸隊。

只是因為麥琦這邊走不開，我還拖延著請了兩天的假。

我在酒店的房間裏收拾衣物。

第二天早上我給斯成打了個電話：“我得回去工作了，已經多請了幾天的假。”

斯成也沒有異議：“好的，那你先回去，我讓司機過去送你？”

我淡淡地說：“不用了，我打個車去好了。”

也許是時差混亂和太累，我在回程的飛機上發燒。

在狹窄的洗手間吐了兩次，空乘人員給我多拿了一張毯子，我蜷縮在座椅中昏昏沈沈地睡覺。

走出機場時候，覺得頭重腳輕，飄飄的。

回去灌了一大杯涼開水，躺在家裏的床上，人事不省地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我頂著黑眼圈去律所上班。

孟宏輝在電梯遇到我，他驚訝地問：“怎麽回事，憔悴成這樣？”

我沖他笑笑：“阿姐好嗎？”

孟宏輝說：“好。”

孟宏輝皺著眉頭看我：“斯成沒罵你吧？”

我溫和地答：“沒有。”

他說：“要不要再請一天假？”

我搖搖頭：“不用了。”

下午被蔡律師叫去銀山中心，上一個項目的文件還有幾個簽字需要我補上，我於是又重新踏進那幢奢華森嚴的辦公大樓，下午三點的銀山中心，電梯反射出淡淡的金屬光澤，正是忙碌的辦公時間，穿正裝的職員在走廊低聲的走動，半開的辦公室門裏有英文的交談聲傳出來。

我辦完事情離開時，經過走廊的時候看到了吳俊夫和鐘楚益，兩個人行色匆匆地從上面走下來，身後跟著幾個管理層模樣的西裝男人。

鐘楚益見到我，卻停住了腳步走了過來：“小豫兒。”

我只好禮貌地跟他打招呼：“師兄。”

鐘楚益本來笑嘻嘻的，看了我一眼，有點關心地問道：“臉色難看，你生病了？”

我搖搖頭。

他說：“老板什麽時候回來？”

我無力招架：“我不知道。”

鐘楚益這個沒眼見居然還繼續問：“他沒給你電話？”

吳俊夫忽然在他身後，忽然開腔說：“我們一會有個會議，總裁行政助理室二十四小時都跟他視訊聯絡，你要不要上去？”

我想了一下，還是搖了搖頭：“不妨礙你們做事。”

我走了。

夜裏回到家。

洗了澡握住手機，依然沒有任何消息。

我掙紮著睡下去，模模糊糊，一直不安穩。

早上鬧鐘準時響起，我睜開眼睛，第一件事先看手機，屏幕上依然是寂靜的。

我終於明白什麽叫度日如年。

不能給自己時間胡思亂想，我起床收拾自己出門上班。

早上在律所，我進去雷主任辦公室送文件。

敲門，他應了一聲，我進去，看到他在打電話。

“女律師，我們所裏就三個女律師，一個在休產假，一個還在考執照，一個做非訴訟都忙不過來，哪裏有人有空？”

“故意殺人罪事實認證清楚，一屋子的人證，當事人已經認罪，且沒有辯護意願，嫌疑人連個家屬都沒有，這種法律援助的案件，轉到我們所也益處不大，嫌疑人不是大學生麽，讓學校管管，在合作的大學法律中心看看，有沒有合適的一個法律工作者，盡早接手吧？”

“行行，我給你聯絡聯絡。”

我將文件放到了桌面，雷律師對我點點頭，我走了出去，他又開始打電話。

“餵，老費，邱小語那個案子，你幫聯絡一下他們學校法律系的老師……”

在關門的最後一刻。

我忽然瞪大眼睛，推開了門，三步並作兩步沖到雷主任的大班桌前，壓低聲音急切地說：“等一等。”

我壓低聲音說：“當事人是誰？”

雷主任敲敲桌面的文件，我低下頭，看到市檢察院的起訴書裏，赫然醒目的三個字：邱小語。

我記憶力一向非常非常的好，匆匆掃一眼案情經過和認定事實證據，看到了被害人的姓氏。

很多年前，那個可憐的家庭在我的記憶依然猶新，我記得那個女孩子從學校回家來，站在方敏華的面前哭著不肯拿錢，黑色直頭發，有一雙濕漉漉的大眼睛。

我目光急切地望著他。

雷主任對電話那頭說：“對不起，我五分鐘後再給你打。”

我心砰砰地亂跳，頭腦裏的血有點發熱，我壓低聲音鎮定地說：“主任，不忙轉出去，給我看一下，我想接這個案子。”

雷主任說：“你不是做非訴訟業務的嗎？”

我說：“方律師說讓我多鍛煉，做全面一點。”

雷主任說：“婦女援助中心說是要女性律師沒錯，但這受害者家來頭不小，在公訴方的關系強硬，葭豫，別被同情心沖昏頭。”

我沈著大膽地說：“既然事實都如此了，誰辯護都一樣，為什麽不給我試一試，難道我還比不上大學法律室裏的法務工作者？”

雷主任將桌面的案卷一合而上，直接遞給了我，帶著一種看過來人的包容，他看不出可否地笑笑：“年輕人，有幹勁，但當心一點，註意保護自己。”

這個案子轉過我們所來時已經有點遲了，刑事案件的偵查已經結束，轉入了公檢起訴階段，我花了一個早上，查閱覆制了全部起訴文書，技術鑒定資料，和所有的涉案證據已經涉案證人的證詞，將整個案件的全部宗卷材料通讀和分析過之後，我帶著一名法律助理，持起訴書在看守所辦理登記手續。

在登記證件的時候，看守所的同志將登記簿直接遞給了我身邊的助理：“代理律師請在這簽字。”

我們律所的助理小周給我遞筆：“警察同志，這位才是我們所的律師。”

那位辦公的獄警擡頭望了我一眼，臉龐很年輕，神色有點訝異，然後又擡頭，再望了一眼。

旁邊一個制服大叔端著一個茶杯，笑呵呵地說：“這麽年輕標致的女孩子做律師？哎呀，真是不多見。”

下午三點，在市第一看守所，我看到了被關押在此地的邱小語。

我坐在監獄的會見接待裏，獄警將她帶了出來，她穿囚服，伶仃的身形，她跟我記憶中幾乎沒變，身量拔高了一點，還是一個稚氣未脫的女孩子，她今年不過大三，是師範大專的女學生。

我將律師證給她看：“我是宏輝律師事務所的李葭豫律師，你沒有親屬委托，是婦女權益援助中心和你的學校負責委托，我來負責代理訴訟你的案子。”

她擡頭望了我一眼，神色有點茫然。

邱小語第一句話，竟然問我：“他怎麽樣了？”

我還稍微楞了一下。

才明白，她問歐寶升。

我心底有點驚訝，她動手要殺他，不關心自己能不能自保，反而先關心被害者。

我說：“體外循環了四十八小時，歐家在黑市重金買了一顆心臟，移植手術已經做了，沒死，但也沒活。”

她怔怔地發呆：“他沒死？”

我說：“邱同學，我們最好祈禱他不死。”

她露出比哭還難看的笑來。

我終於說：“小語，我以前見過你。”

她臉上露出迷茫的神色。

我直接告訴她：“你記得嗎，你姐姐過世之後，孟大哥安排我跟另外一個哥哥到你家看過你和你媽媽。”

她驀地睜大眼睛，仔細地看看我，嘴唇忽然開始發抖，眼淚簌簌地落下來。

我用眼神壓住了她的驚呼，趕在她要問出口之前，攔住了她的話：“我明白，我會盡力幫助你的。”

邱小語是個很聰明的女孩子，她一直在顫抖，但還是咬著唇忍住了哭泣。

我拿出準備好的會見提綱，說：“現在當時的情況，再跟我說一遍，如實說，一個細節也不要遺漏。”

我們所裏的助理小周埋頭，錄音筆開著，他刷刷地做筆記，我一邊聽，一邊在案卷上做記號。

我握住筆說：“一時沖動，賠上了你的美好前途，這值得嗎？”

也許是在之前刑偵階段已經被提問了無數次，邱小語談述案情時顯得有點過分的平靜，只有在談到這一刻時，她才顯出了一點兒波動：“我姐姐是最好的姐姐。”

我感情上理解她，但從法律層面暗自覺得棘手：“這是你最大的動機？”

邱小語說：“是的。”

我問：“你有沒有跟辦案的公安說起過去的事情？”

邱小語大眼睛霧蒙蒙的：“他們沒問。”

我嚴肅地又追問了一邊：“說了嗎？”

她肯定地答：“沒有。”

我問：“你怎麽沒說？”

邱小語說：“歐家勢力很大，我不能隨便說。”

看來她還保存著理智，我暗自動筆記下符號。

然後她望著我，又望著我，終於下定決心，用顫抖著的細弱嗓音：“李律師，他親口跟我承認，是他將她從窗口推下去的。”

“你有什麽證據？“

“我手機錄音了。”

“手機在哪兒？”

“被他們搶走了。”

我合上案卷，慎重地跟她交待：“小語，認認真真聽我說——在案件訴訟階段，不要跟任何人提起你姐姐的事情，一個字也不要提。”%9

下午五點多，我們走出看守所大門。

這地方偏僻得不像話，我們在灰塵漫天的馬路上走了差不多一個多小時，才打到一輛車。

我還穿著高跟鞋，腳疼得要命，上了車，我對著助理小周說：“累嗎？”

這個年輕人今年剛剛法律本科畢業，還在考執照，進來律所工作不到三個月，讀法律的都是吃得苦中苦的孩子，他好脾氣地說：“葭豫姐，所裏報不報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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