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一點訊息，然而他連頭也沒有回。多年的特工生涯令他嚴守戒律，不會向自己人那邊多看一眼，他蹣跚著步履但卻從容的被押走了，我想他大概已經明白自己會去哪裏了，如果幸運的話，他的戰友們會在恰當的時候和地點神出鬼沒的給他一槍。

果然，沒過多久，就聽見了機場的角落傳來槍聲。起初是一聲孤零零的脆響，然後便引發密集的還擊。顧太太拉著我鉆進小汽車內，直到開出很遠才緩過氣來，直問我有沒有嚇著。我傻傻的回答說自己小時候在家鄉見過很多餓死的人，還有鬧革命鬧得被槍斃的人，我不害怕。顧太太又立刻忘記了方才的虛驚，捏著我的臉蛋叫小乖乖。我從車窗簾縫隙中看到了外面微明的晨曦，自從成為特工後我就習慣在任何空閑時看看天，如果我下一刻就要丟掉性命，我不希望自己死的時候眼睛裏只有土地的昏黃。

齊桓死後吳哲堅決要求進入特別行動隊執行暗殺等任務，被隊長拒絕。最後他關掉了花店，進入一家被日本人吞並的銀行當小職員。

隊長完全恢覆後，又開始帶著手下日漸稀少的隊員神出鬼沒於上海的巷陌間。我只有在非常必要傳遞情報或者非常有必要協助行動時才能與他見面，由於76號和日軍的高壓嚴查，他能夠行動的空間和餘地越來越小，甚至有很長一段時間只有閉門不出。

我們在自身難保時都會切斷和外界一切聯系，假裝自己就只有表面上的那一個身份。許三多那邊顯然也是這樣規定的，於是最艱難時，我們又剩下坐在屋子裏大眼瞪小眼。

有一天許三多回來後話比平時多，他告訴我在街上看見了袁朗，我裝作忘掉了這個人，於是被他斥為忘恩負義，人家帶我走上這條有吃有穿的生財之道，我卻連提都不願提起。

我反唇相譏的問他，你親愛的史探長和六一哥又在哪裏，如今時事艱難，吃飯都成問題，當年那兩肋插刀的朋友怎麽又不出來接濟你了？還不是靠我當小白臉掙的錢吃飯！

許三多很難過，他一晚上都沒跟我說話，躺在床上不吭氣。我發誓我不是想氣他，我只是對於他的窘境無能為力罷了。

後來天黑了，我也沒點燈，直接爬上了他的床，從後面把他抱住，他沒有拒絕，於是我們就這樣睡著了。誰也沒說話，解釋都是沒用的，何況我們倆都不能夠解釋，生死現在已經變成了小事，不知什麽時候起，我發現自己竟然有了信仰。

信仰本來是隊長和史今那種人才有的奢侈品，他們讀過書，受過新式教育，閱盡人事浮沈滄桑，而最終心裏還閃爍著的那一種東西，被小心翼翼的保存下來。

我的信仰不是什麽“主義”，不是教堂十字架上的受難小人，它是一棵樹，一棵有根的樹，樹根一旦紮下，就不能再拔起。

轉天早晨我們倆幾乎是同時醒來，然後就發現竟然臉對著臉嘴對著嘴躺了一夜，誰也不能保證睡著時有沒有向前延伸過一寸的距離。

三呆子一如既往的面紅耳赤，跳下床去洗臉了，與他相比我是久經沙場的將軍，嘴唇的味道我嘗過千百種，不過三呆子的氣味是最特別的。

接下來的日子依舊紙醉金迷，我在眾多太太小姐的包圍圈外又認識了一位年輕文靜的李小姐。她看上去並不是什麽有錢人，可她有一雙犀利的眼睛，叫人害怕又著迷。在夜總會裏露面時總有男人們向她獻殷勤，而她卻獨獨對我感興趣。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一個盯上我的76號特工，反正對於女人我來者不拒，誰到了我手裏都要脫一層皮。李小姐跟我接觸了幾次便坦白了自己的身世，她說自己是一名富商的私生女，本來可以繼承萬貫家財，卻由於母親沒有同父親結婚而落得兩手空空。我知道她意在博取同情，那麽就順著她的想法來吧。

一來二去我們成了朋友，我從沒放棄對她的懷疑，就像她似乎也在把我當作一個謎題來猜。我的絕招是以不變應萬變，直到最後她自己露出破綻。

一天晚上她終於露出破綻，主動向我索吻。那麽就吻吧，不管她是只想白占便宜還是來試探我的女特務，都沒有問題。這一個吻之後我會變成白眼狼，找她要錢，沒錢就別搭理我，這是天衣無縫的應對。

可是沒等我露出猙獰的面目，李小姐便率先齜出她還稚嫩的利齒。我把她擁在懷裏，熱吻的時候卻覺得肋下一陣刺痛，還沒來得及推開她，就已經被她那一下子的力量推倒在地上。

我看著腹部冒出來的血，還有點難以置信。李小姐手裏攥著刺傷我的匕首，血滴在地上，把她嚇得臉色慘白，我突然想笑，要殺人的見了點血就開始手軟，可我這待宰羔羊頭一個想到的竟然是這麽大的力氣卻只紮進來寸許深，是我運氣太好還是她的刀子太鈍？

我坐在地上等她上來補第二刀，可她站著不動，也許是以為我已經奄奄一息了。於是我捂著傷口爬起來，撣撣衣服上的土，從口袋裏掏出手絹來包紮。

傷口雖然不深，可還是挺疼，血也流的挺多，把我的白襯衣都染紅了一大片。李小姐就像個看見被砍頭後還能站立行走的怪物，渾身開始顫抖。

我沒耐心了，幹脆指了指她那把廢物刀子說，你回去磨快了再來找我吧！

她哭著跑了。很久以後我才再見到她，那時候我才知道，她是那個為我而死的女醫生的妹妹，那天晚上的“刺殺”是想要給姐姐報仇，然而我對於死亡的無動於衷又讓她無法相信，是我“害死”了姐姐。

很久以後，她成了我的同行。

寒來暑往，我依舊在上海有驚無險的過日子，這樣說其是也有一些大言不慚的嫌疑，因為我與危險似乎總是擦肩而過，她在我面前出現的次數決不比任何同行少，相反的，也許更多。但我卻始終在一旁觀看，觀看著她如何奪走別人的生命，而我同時毫發誤傷。

按照時間順序來說，伍六一死在齊桓之後。那一天下著雨夾雪，街上的路又濕又滑，我陪著顧太太去看戲，戲唱到一半，大軸還沒上，伍六一就從後臺竄到了前臺，後面追著幾名身穿黑色綢衫的男人，一看便知道是76號的人。

坐在臺下看戲的日軍駐滬最高長官們揮手，憲兵們便一擁而上，幫助76號圍剿。

伍六一的一條腿中彈了，整個褲管都變成了紅色，但他依然跑得飛快，沖出混亂的劇院，爬上對面七層樓高的百貨公司樓頂。

顧太太的保鏢們急忙保護著她和我從大亂的劇院離開，我假裝被人流沖散，和她漸漸分開。

這是一個沒有人喜歡圍觀看熱鬧的年代，逆人潮而上需要勇氣，也需要力量。等到我好不容易擠到街上，百貨公司樓上樓下已經被日本憲兵包圍。

伍六一的手裏沒拿任何東西，包括武器。他攀著樓頂的欄桿向下眺望，好像根本看不見正在逼近的那些槍口。一名76號特務用繩子套住伍六一的脖子，企圖將他拉回來，然而後者突然從口袋裏掏出一把小刀，兩下便割斷了繩子。

雨忽然變大了，變成了雪花，伍六一就像一片雪花，從樓頂緩緩墜落。我知道當時一定不是那樣，可在我眼裏，他的確就是輕飄飄的，身體隨著寒風的軌跡，同那些潔白的雪花一起，投向大地。

一聲悶響。我想不用去看也知道，他的血正在慢慢流淌，融化地上積聚的薄雪。我最後還是被紛亂的人群沖走了，因為在伍六一落地的瞬間忽然想起，如果他的身份暴露而被追捕的話，那麽一根筋的三呆子豈不是更加兇多吉少？

回家後，屋裏一片漆黑，許三多果然不在。我發瘋一樣沖去聖馬力諾教堂，那裏的修士也說一天都沒見到大白牙。然後我跑去史今的家，那裏亮著燈門卻鎖得死死的。我甚至還到青幫的堂口，試圖打聽到些許消息，可是剛一露面就被看門人轟了出來，告訴我：拆白黨沒資格跨入青幫大門。

我失魂落魄的回家，在黑暗裏坐到半夜。大概淩晨1點左右的時候，許三多回來了。

他進門後喊了我兩聲，我沒答應，於是他以為我不在，便放心的脫衣服，扒拉出一瓶藥水幾塊白布，摸黑擦洗身上的傷口。

由於後背上的傷不方便，他努力了幾次都不成功，看著他那笨拙的樣子我上前從他手裏搶過白布，替他將那一點並不危險的擦傷擦抹幹凈。

他嚇了一大跳，險些蹦起來將我當作壞人來打，最後只好埋怨我在家也不出個聲。

我告訴他我看見伍六一死了，他不作聲，過了一會兒才說，他早就已經不跟伍六一一起蹬三輪了，而他身上的傷是今天給人家送貨時，路滑摔在溝裏弄出來的。

他以前從不說話，然而現在卻能把謊話說得天衣無縫，如果不是我，別人恐怕不會想到這樣一個面帶天真的傻小子，心裏會掩藏著巨大的秘密。

想必和我一樣，他顯然也從上級那邊得到了切斷聯系，潛伏等待的命令。他也和我一樣，自己人死去的越多，遺留下來的任務和責任也就越重。帶著這樣的秘密，只有等待明天。

我們睡到一張床上，臉貼臉，嘴對嘴，不記得是誰先開始的，大概是我，因為我有著非同一般的經驗。我把手探進他的衣服裏，從撫摸到揉搓，直到把他撩撥得渾身戰抖。

沒有性經驗的他像個好奇又害羞的小動物，笨拙的和我抱在一起，甚至是為了迎合我而學著我的樣子親吻我的臉頰和脖子。我聞著自己身上的香氣和他身上的汗味混合糾纏在一起的味道，輕輕咬他的耳垂，手上微微用力，他身子下面就濕了一大片。

這種濡濕的感覺讓我想起了外面雨雪泥濘的街道，窗外繼續飄著雪花，我用力深入時擡頭望著它們，好像能聽到小小的白白的身體落地時的怦怦聲。

三呆子顯然是被快感麻醉得過了頭，好久以後才想起來喊疼，於是我壓在他的背上，用嘴堵住他喉嚨中冒出的音節，他痛到極點時咬破了我的唇，緊接著又把傷口裏冒出的血絲吮吸幹凈。

我漸漸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塊燒紅的烙鐵，他的身體就是鐵砧，情Yu像錘子一樣敲打我們倆，於是我們便無限度的貼近，相撞，摩擦。如果在我下面的是個女人，那麽或許她從此會不再喜歡別的男人，只願向我投懷送抱，而三呆子是個男人，我知道這個時候，我們做的事情帶給他的快感和痛苦，是同樣巨大的。

第二天早晨起來，許三多顯得萎靡不振，走起路來很費勁，我像什麽都沒發生過一樣出去買早點，回來熱好了端給他吃。

他紅著臉看我，又帶著很多羞愧，摸摸我那對腫脹的嘴唇，對我說：不管誰死了，你一定要活下去。

我很不滿的回敬他：應該小心的是你，整天和伍六一那種人混在一起死得才快！

從那兒以後他果然不再和史今見面，甚至連聖馬力諾教堂都絕少踏足。日子過得越發艱難，我們走在街上都隨時面臨著從天而降的災禍，上海站的每一次行動都會在一定區域內引起日軍的搜捕，想要掩蓋自己的行跡和身份也變得不那麽容易。

後來，偽政府開始下令挨家挨戶捐獻銅器和鐵器，以支持日軍前線的軍火制造，做飯的鐵鍋都被征收走了，市面上的糧食稀少，去黑市買又貴得要死，很多人鋌而走險去到日軍運輸線附近撿漏掉的米回來，於是被打死的平民屍體堆滿了鐵軌兩側。

托賴一張臉和兩片嘴，我好歹還能有飯吃，三呆子呆在家裏幾乎成了我的保姆，洗衣服做飯收拾屋子，白色恐怖之下，我們自己的那一間閣樓小屋裏卻平靜得如同世外桃源。

那段日子裏每隔一段時間，只要我晚上不出門，便會關掉燈，和他在屋子裏脫光衣服糾纏一夜。為了避免在床上搞出太大動靜，讓鄰居們起疑，我們在地板上鋪好褥子，在那上面滾來滾去。

為了保護我賺錢謀生的資本，大多數時候都是他被我壓在下面，偶爾也有一兩次，我的惻隱之心動起來，被他在激動中掀翻，然後幹脆就不再掙紮，由著他模仿我的樣子，將烙鐵放在鐵砧上錘煉。

這呆子還沒學會刻意溫柔，他那偶爾的一次總是讓我撕心裂肺的疼，就連吻也馬馬虎虎，總是牙齒碰牙齒不說，咬破嘴唇更是常有的事。他喜歡面對面的和我做，可是每次這樣完事之後會格外的疼。有一次我扶著腰在路上走被隊長瞧見了，他趁著沒人註意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告誡我說不要太浪費自己的資本，別仗著年輕，就對太太小姐們來者不拒，保護自己固然重要，但也要珍惜身體。

我覺得隊長很奇怪，追問之下他才吐露說，吳哲失蹤了。

吳哲和我們失去聯絡整整一個月，再也沒有得到他的消息。隊長分析很有可能是身份暴露被76號抓去審問，然後的結果不言自明，能從那裏面出來的人，只有躺著的，沒有立著的。

從此後，我們又少了一個同盟者，多了一份仇恨和責任。

吳哲失蹤之前最後傳遞出來的一個消息說，日軍已經全面露出頹勢，正在做困獸之鬥，我們的勝利大概指日可待。

日軍投降前夕，我的日子最艱難。由於風聲走漏，使得所有在淪陷期間的親日派們惶惶不可終日，日夜盤算著該逃去何方或者如何洗白自己。

顧太太無奈的離開了上海，我的靠山便倒塌了一半，剩下的那些與我熟識的太太小姐們也都無暇他顧，保命尚且艱難，誰還會有心思找小白臉親熱？

正直的人們幹脆朝我啐吐沫，沒有將我捆綁起來法辦已算開恩。我幾乎失業在家，完全沒有迎接勝利曙光的興奮和快樂。

隊長找到我，要我配合他去刺殺一名日軍高級情報官員。八年的血雨腥風，使他的左膀右臂一一損失殆盡，現在也只有我這個半路出家的特工，還能勉強幫上點忙。

上一次見隊長時他憔悴得要命，大概是舊傷發作的疼痛鬧的，我甚至懷疑他快要不行了。可是再見到他，他又敏捷利落得像個二十出頭小夥子了，老天保佑這不是因為吞了一大把止痛藥的緣故。

由於飯店看守嚴密，我們決定破釜沈舟。我跟那家飯店的領班軟磨硬泡了半個鐘頭，他才放我進去找某位昔日的恩客。

我輕而易舉的找到了日本情報官的房間，然後打開走廊角落的通風窗，讓隊長爬進來。

按照事先商定好的計劃，我去隔壁房間安放炸藥，隊長則躲在對面房間內，只等爆炸聲將那人吸引出來便一槍擊斃。

日軍崗哨並不如他們剛剛占領上海時那麽嚴密了，幾分鐘才巡邏一次，因此我們的時間很寬裕。

然而我在隔壁發現了墻上的一只偷窺孔，從孔裏能夠看見，日軍情報官正在和一個中國人交談，他們說中文，而我的聽力又十分敏銳。

炸藥爆炸後，隊長一如預料中的那樣擊斃了可恨的鬼子，但他也和我一樣，看到了鬼子身邊那名中國人。

所有的子彈都朝著他攢射過來，我幫他解決掉死角中的兩名日軍哨兵，便猛撲窗口。

脫身並沒有浪費很大力氣，我們身上也只是被高速擦過的子彈傷到毛皮。然而我們的腦子裏卻像是駕雲駕霧，最具有威脅力的並不是隨時可以致命的槍彈，而是我們看到的那張臉。

脫險後隊長說，那個中國人是我們政府的高官，結合我聽到的談話內容，一起分析來看，我們的政府似乎是在和日軍情報官做交易，以減輕他的罪責為代價，換取他手上掌握的共產黨資料。

我和隊長坐在古玩店地下室的昏暗燈光下，望著對方身上流血的傷口默默無語。我們都知道這件事情不能說出去，然而這件事情我們也不能當它從沒發生過。

刺殺事件發生後沒多久，日軍宣布無條件投降。

正式廣播的那天，上海成為人的海洋，幾乎所有市民都從家裏走出來，在主幹道上游行歡慶。彩旗彩帶和鮮花狂飛亂舞，鑼鼓聲和歡呼聲驚飛了建築物和樹枝上的所有飛鳥，令它們許久不敢落腳。

我和隊長站在街邊，茫然的看著喜氣洋洋的人們走過去。彩紙碎屑落在我們頭上身上，還有人不斷遞給我們小旗子和標語，身邊的人也都紛紛加入隊伍的行列。

垂頭喪氣的日軍和日本僑民們經過時遭到人群的圍打，唾沫巴掌算是好的，有些人把手裏攥著的無論什麽東西都朝他們砸過去，有個日本兵被打得頭破血流。

國人的勝利是輝煌燦爛的，我和隊長的勝利是暗淡無光的。

隊長仍舊逆著人潮而去，他走到蔡公館的廢墟邊，蹲下來。現在他終於可以得償所願了，沒有人能阻止他去尋找高城的遺骸。

可是他在那裏很久，也沒有找到一點高城留下的遺跡。經過幾年的風雨變遷，這塊地方雖然沒有再重建，但也面目全非。隊長忙碌了半天，也只翻動了小小的一角。

他直起腰喘氣，我想上去幫忙，可立刻看見個一身黑衣的中年女人向他走過去。

那是幾年沒見的李太太，她老了很多，聽說她的丈夫在漢口被抗日組織刺殺身亡，後來她就深居簡出，儉樸度日。

隊長看見她一點也不意外，或者說這樣的事情我們早晚都會碰到。李太太沒說話，狠狠的扇了他一個耳光就走掉了。隊長被打得趔趄一下，我還以為他會摔倒，然而他只是晃了晃，又蹲下用眼睛搜索。

最終隊長還是一無所獲，其實他心裏應該非常清楚，早在小樓爆炸的那一刻，就不能再指望找回高城的什麽痕跡，那裏一起被炸死的應該還有原田少佐和十幾名日軍憲兵，即便能夠收斂到一些遺體碎片，也是無法分辨開來的。於是我對他說，就當是高城從人間消失了，他或許在什麽地方，然而決不是死了。

幾天後，我和隊長以及上海站剩下的特工們得到了上面的嘉獎。隊長被提升為上校，聽人說大概過不了多久，他就可以登上副站長甚至站長的位子。我領到一身佩戴著上尉軍銜的軍裝，穿著它拍了張照片，然後便脫下來，從此以後幾乎沒有再穿過。

曠日持久的戰爭結束後，所有人想的都是先喘一口氣，好好享受一段時間。我們用不著再像老鼠一樣東躲西藏，可以大搖大擺走在街上了。昔日的老鼠今天又變回了貓，我們的任務中心開始轉向捕殺共產黨。

隊長在慶功宴之後便一頭鉆進給他新開辟的辦公室，開始撰寫為高城平反的證明材料。白天他要安排人對共產黨可疑分子進行監視和調查，只有晚上才有時間，當年熟悉高城的人不是失蹤就是死亡，也沒有更多更好的證據，於是這份材料寫了長達半年之久，我經常在淩晨時分看到隊長辦公室的燈還亮著，或者在路過蔡公館廢墟時，看到他站在那裏發呆。

後來高城的父親曾經來上海和隊長見過面，他現在瀕臨下野，黨內一些和他有仇的人開始借用高城投降日軍的事情對他進行攻擊。隊長的平反材料遞上去很久都沒有回音，與這不無關系。高部長要走了一份材料的副本，說是要回去仔細看看，兒子當年在上海是如何奮戰的。

抗戰勝利兩年後，高城的烈士之名才得以恢覆。已經改名為保密局的上海站為高城在龍華立了一座衣冠冢，裏面埋著的就是他當年留給隊長的那張紙條。高家人在每年清明節也來吊唁過幾次，高部長再要求跟隊長見面，被他拒絕了，他說能做的都已經做了，請不要怪罪當年把高城拉下水，也不必感激自己為高城所做的這些。

隊長在接受副站長任命前兩個星期突然病倒，在醫院裏躺了一個月，別人都說他病得真不是時候，就這樣眼看著唾手可得的肥差變成小鳥。可我覺得，隊長或許正是在用這麽一種辦法來回避必須面臨的任務——副站長是肥差也是難差，上任之後便要面臨著全面圍剿共產黨特工的局面。

我去醫院探望的時候，隊長果然說，他再沒有心思像抗戰八年一樣去拼盡熱血了，共產黨是什麽樣的或許他並不十分了解，但就接觸過的共產黨來看，根本不值得我們費盡心思去剿滅。我們的黨和政府似乎更應該把眼睛睜開，看一看勝利後回到上海的接收大員們，這些無恥蠹蟲相較於神出鬼沒的共產黨來說，更加該死。

抗戰勝利的喜悅很快就被黨派間的對立和政府民眾間的矛盾所取代，大街上又出現了游行示威的隊伍，棚戶區的臭氣熏天和夜總會的歌舞升平幾乎和上海淪陷之前沒有任何區別，受窮的依然受窮，享福的仍舊享福。

我終於結束了獨自為戰的特工生涯，到情報處上班，雖然表面上我仍舊混跡於舞廳和夜總會，但卻再也不必為了搞到什麽東西而向太太小姐們投懷送抱。

隊長出院後被調入軍校，負責培訓特工學員，我曾經被他拉過去幾次，當成教學工具示範演練如何化妝跟蹤和反跟蹤，那些二十出頭的姑娘小夥子們顯然是將這一行業當成冒險游戲了，一下課就嘻嘻哈哈的議論起我和隊長究竟誰才是當年十裏洋場的男花魁。

關於這個傳說隊長早就見怪不怪，對於這種無聊的話題我們倆一笑置之。學員們中間還流傳著很多關於隊長的傳說，比如女學員們最感興趣的是隊長為何年近不惑卻仍舊孑然一身，在大家紛紛甘享勝利果實的時候，難道不是應該將老家的糟糠之妻或者淪陷期間認識的紅顏知己接到身邊名正言順一下嗎？為此，隊長給保密局局長的說法是，抗戰期間執行任務受傷，導致後來腎出了毛病，所以不宜成家，不想為了擺譜而禍害無辜的女人。

有次我去看隊長時跟他說，你們特訓班裏有個女孩子暗戀你呢，他說知道，所以最近都沒怎麽親自上過課了，如果再發展下去，他會把這個女學員開除。我真有些羨慕隊長這種在旁人看來被打入冷宮的日子，由於身處情報處我不得不按照命令去調查和搜集上海共產黨地下組織的資料，我感覺到這將是我和許三多前所未有的劫難，可是我不可能像隊長一樣隱退，我還年輕，並且情報處處長已經知道了我和許三多的關系，他把賭註押在了我的身上。

隊長有些歉意的跟我說，如果當初不將我拉入抗日的陣營，也許我現在還和許三多過著平平安安的小日子。

這種後悔的口氣有些似曾相識，可能同樣的話隊長曾經跟高城的父親說過，他總是習慣把責任攬到自己身上，即便嘴上說了軍校的工作只是個養老營生，可是照樣看他寫訓練計劃寫到天亮。

我總覺得隊長是在實施一種自殺，醫生說過他身上那些舊傷本就不應該再這樣勞累，而他這樣不顧一切的熬夜和工作無異於雪上加霜。

果然，沒過多久，暗戀隊長的那個女學員在路上截住我，告訴我說她前一天晚上想要偷偷去給隊長送吃的，摸進房間卻發現隊長在家，然而她沒有受到任何自衛性質的攻擊，隊長正躺在床上，蜷縮著身體，渾身冒冷汗，疼得快要暈厥。她想去叫醫生，卻被隊長阻止，告訴她是老毛病，早年的舊傷覆發了，找醫生也沒用。

在隊長的指揮下，她從櫃子裏翻出一瓶止痛藥，看著隊長吞下去一把，然後正言厲色的警告她，不許說出去。她害怕得很，終於想起我來，我是唯一一個在隊長面前敢開玩笑的人，是隊長常常在課上表揚的大師兄，所以唯有求助於我。

當天晚上我就去了隊長的住處，當著他的面翻出一大堆形形色色的止痛藥，他幾乎沒有力氣阻止我，可以想像必定是剛熬過一陣劇痛。我很憤怒，好像每個人都有他必須要死的理由，唯獨讓我一個人看著所有過程，我能想辦法殺死我恨的人，卻沒有辦法救我愛的。

我對隊長說當初真的不如放任我在上海灘自生自滅的好，你讓我有了自尊和信仰到頭來卻比無知無覺混日子的小赤佬還要痛苦！

我知道我的話非常傷人，但後悔已晚，本來就一直按住肋下直不起腰的隊長猛地噴出一口血，我嚇壞了，急忙搶過去抱住他。

劇痛讓他渾身痙攣，他被血沫嗆得咳了幾下後，身子就軟了，我摸到他右側腹部有個明顯的硬塊，並且只有觸摸後才知道，他消瘦得厲害。

我把大衣脫下來，裹住隊長，然後抱著他沖出軍校，直奔醫院。

搶救了大半夜他才保住一條命，醫生說是肝癌，這病沒救，只能靠止痛藥挨日子。我守在隊長床邊直到他醒過來，他連伸手給我擦眼淚的力氣都沒有，卻還笑笑說，你說得對，我們都沒活明白，以前都覺得自己看透了，實際上那是在被命運耍著玩。

從此後我每天都要去醫院看隊長，看著他被疼痛折磨，吃一點東西就要吐得昏天黑地，普通的止痛藥很快不起作用，於是他在整夜整夜的低燒之餘，還要睜著眼睛強忍劇痛。

我不忍心看著他這樣一點一點被耗幹，變成皮包骨頭的一小團，於是跟保密局管物資的老王要了瓶藥水。

看到那個裝藥水的小瓶隊長立刻就明白了，欣慰的誇獎我如此善解人意。我說，因為能力有限，搞不到那種沒知覺幾秒鐘斃命的，現在這瓶喝下去大概會難受一個多小時，可藥效很好，沒有搶救回來的可能，沾上了就必死無疑。

隊長此時已經不能起床了，他勉勵伸手向我要那瓶藥水，可我卻不給他。

“想想遺言吧，你想呆在醫院裏還是回家？還有，想把自己葬在什麽地方？”

隊長想也沒想就說，他想再去看一眼蔡公館的廢墟。

隊長去世的那天天氣很好，沒刮風沒下雨，不冷也不熱，陽光普照下的街上車水馬龍，紅男綠女全都出來曬太陽散步，上海好像和我平時看到的上海很不一樣。

我借了輛車開出來，把隊長放在副駕駛座位上，然後直奔蔡公館廢墟。

抗戰勝利後那裏一直沒有動工修覆，似乎有傳說鬧鬼。我想大概是常常跑去翻撿東西的隊長被人誤認為是出沒於夜間的幽靈了。他的確有點像個幽靈，那身白西裝，在漆黑的夜裏不嚇著旁人才怪。

那一天隊長又叫我幫他穿好白西裝，胸前的口袋裏還插了朵紅玫瑰，如果不是他臉上的死灰色，我可能會恍惚的覺得自己回到了八年前，只當他還是夜總會裏靠女人過日子的小白臉。

車子在蔡公館的廢墟前停下，那裏沒什麽人去，顯得很清靜。隊長堅持要下車，我也只好扶著他過去。

本來以為他會說點什麽，可是駐足了半天，直到他體力不支暈倒在我懷裏，卻始終沒有開過口，往常他到這裏來都是低下頭尋找，然而那一天他一直在擡頭望著半空，那裏本來是蔡公館小樓的二樓位置。或許在他眼裏能夠看到我們所看不到的東西和人，在那一刻，尤其是他已經知道自己馬上就可以脫離苦難，所以才會這樣迫不及待。

我把疼痛難忍的隊長抱回車上，等我也上車準備發動車子回家的時候才發現，臨行前他固執的從我手裏要來的那瓶毒藥已經空了。不知道什麽時候他悄悄的喝光了瓶子裏的藥水，想要出其不意的死在高城殞命的地方。

但是我仍舊發動了車子，載著他緩緩繞過那片廢墟，經過仙樂都夜總會、吳哲曾經營過的花店、花店斜對面的咖啡館、聖馬力諾教堂，直到蘇州河岸邊。

他虛弱的靠在座椅裏，忍著劇痛望向車窗外那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景物。我突然把車子開得飛快，可四行倉庫還是像電影畫片一樣滑進他的眼睛。最後他甚至無力發出微弱的呻吟，整個人也陷入昏迷。

我把他送到了醫院，但是告訴醫生不必搶救。把他擡到一間安靜的房間裏，放在一張幹凈的床上就好。

半個小時後他醒過來一次，吐了很多血，然後抓著我的手直到停止呼吸。

我用手絹慢慢的擦幹凈他唇邊的血跡，不知道為什麽，這一次竟然沒有半個血點濺到他的白西裝上。天近黃昏時分，軍校和保密局的人來的時候，我的眼淚已經掉完了，他們驚訝的看到隊長那張臉除了消瘦之外幾乎宛如生前。是我給他化了妝，雖然他可能會不喜歡，男人都指望用自己的本色來示人，脂粉是塗給別人看的，可我對他說，既然你從未在乎過自己在世人眼裏是什麽樣子，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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