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八千裏路雲和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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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在最後一關如此認真。我拒絕了殯儀師和軍醫,親自動手,如果說還有誰能為他恢覆從前的風采,那無疑也只有我。
兩天以後,隊長在龍華下葬,他在抗戰時期收集的一箱子破爛零碎也隨著棺材永埋黃泉。他的墳距離高城的衣冠冢不遠,那是他唯一的遺願。軍校和保密局都分別為他舉行了葬禮,前者隆重,後者神秘。軍校的追悼儀式我也參加了,崇拜他的女學員們都哭紅了眼睛,墓碑前擺滿了白玫瑰。我遠遠的看著,等到一切儀式都結束後,才把自己的那束花捧過來,放在他那張微笑的戎裝照下面。
我的紅玫瑰在一片純白中非常醒目,我想他可能更想要這個。
隊長的死好像帶走了我在上海灘的最後一點快樂,從那天起,局勢急劇惡化。國共開戰,烽火重燃,我們在上海圍捕中gong地下黨的工作也更加緊張和嚴酷。
終於到了我必須面對三呆子的時候。
可以肯定史今的那部電臺最後落在了他的手裏,從前所有人都將他當作一個傻子,然而就是這個傻子才成為蒙騙無數智者的贏家。
曾經刺傷過我的那位李小姐又出現在夜總會裏,和從前判若兩人,直覺告訴我她一定有問題,因為她也出入聖馬力諾教堂,並且在她到來後不久,史今便離開上海,消失無蹤。
情報處處長分析這女人大概是來接管電臺的,於是交接儀式肯定能讓我們有機可乘。他叫我加緊對許三多的監視和試探。
終於在一天夜裏我帶著人將那呆子堵在夜總會後門邊,不,他不是呆子,他是這個世上最聰明的人,他只是長了一張看上去很笨的臉罷了。
和他接應的果然是李小姐,看到她的時候我一點不吃驚,她也不,反倒是許三多略顯驚訝。原來他把電臺一直藏在夜總會廢棄的那間更衣室裏,可能在日軍占領租界的時候他曾經將這部鐵家夥挖出來轉移到別處,但似乎時間並不長,很快就又搬回去了。因為這實在是個絕妙的地方,他出現在這裏不會引人懷疑,並且這家夜總會內,到處都是我們的眼線。
狐貍再狡猾終究會被獵人捉到,何況他倆也根本不是狐貍。我就知道撕破臉的時候會發生爭執,因此沒有讓其他人跟進來,只說聽我信號。許三多和李小姐兩個人面對我一個人居然更加惶恐,我站在一間包房內,把門關好,問他們這事如何解決。
李小姐知道我和那呆子的關系,於是讓他來決定。我看見他的眼睛裏放射著發狠的光,那是只有準備和日寇拼死一搏的時候才出現過的眼神。
於是我準備好與他進行肉搏,或者近距離槍戰,或者其他什麽方式的殊死搏鬥。我知道那呆子發起狠來我決不是他的對手,在床上就已經領教過了。
可是他走到我跟前,沒做什麽威脅性的動作,只是握住了我藏在口袋中持槍的手,把它擡起來,讓槍口正對上他的心口。
這下子換我驚呆了,不對,我其實或許一直在隱約的期望他這樣做,即便不是這種具體的形式,也會是別的什麽做法。
他對我說,希望我能夠將他打死,就此交差,然後讓李小姐將電臺帶走。
我告訴他,他死了之後我照樣可以抓住李小姐,截獲電臺,然後去我的上司面前邀功請賞。
他說那就再讓一步,打死他,毀掉電臺,但是要放走李小姐,這樣我照樣可以邀功請賞。
我怒不可遏的揮拳將他打倒在地上,罵他瞎了眼睛,為什麽會覺得我是這樣一種喪盡天良的人!
那呆子捂著臉很委屈的看著我,李小姐把他扶起來時從懷裏抽出把匕首,跟幾年前刺傷過我的那把很相像。她把刀子托在手裏,警告我不要認為她還是從前的那個傻姑娘,如今她的刀也許能夠快過我的槍。
可我的槍已經在憤怒中掉在地上了,我冷冷的請她出去,在走廊裏等,我不會要許三多或者她的性命,也不打算抓他們倆了,我甚至不想去管什麽電臺。
在李小姐出門後那呆子還撲上來對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我讓他收回共產黨那套蠱惑人心的說辭,我的父母是怎麽死的,我不會忘記,我也不會忘記自己的名字,我告訴他我是一棵樹,一旦紮下了根就不可能再轉移,如果我有第一次背叛,那麽我還將會有第二次和第三次。
許三多明白了,他可能很早以前就明白我們倆早晚有這一天,只是他為這一天所做的準備永遠都不夠。他眼睛裏含著淚水與我告別,並問我如果放了他和電臺我該如何脫身。我讓他不必管那麽多,讓那位李小姐配合我就行了。
臨走前我沖上去抱住他吻了很久,像我們經常在小屋閣樓上翻滾時的吻一樣濕潤和激烈,我知道這也許是最後一次,他也知道,於是我們幾乎忘記了外面就是嚴陣以待的森然槍口。
他走後我等了片刻才出門,到走廊裏找李小姐,告訴她該如何配合我洗脫嫌疑。她有些半信半疑的被我挽著來到舞池旁,在當年隊長和李太太曾經親熱過的角落裏擁吻。
這根本不算是吻,盡管看上去它纏綿而甜蜜,到了最後我把她死死抱住,好像一松手那一頭的三呆子就會暴露形跡被我的同僚們發現似的。
李小姐沒有說謊,她的那把刀確實比幾年前鋒利和爽快很多,並且更加有力,即便被我死死抱住也能利索的將刀鋒全部刺進我的身體,並且位置幾乎和當年那一刀相差無幾。
我腦海裏想象著三呆子攜帶電臺從廢棄的更衣間逃走的路線,在我倒地很久之後我竟然感覺不到疼。走廊內紅色的地毯上流淌著我的紅色的血,我躺著的視野內李小姐傾斜的腳步迅速而無聲的離開,她的刀還插在我的肚子上。
當疼痛閃電般劈中我的時候,我已經沒有了呼救的力氣。我想可能我根本沒有交代給李小姐讓她對我手下留情,把刀插在不傷及內臟的位置,也可能我雖然嘴上這麽說,心裏其實是希望她一刀刺中我的要害,因為那樣的疼痛才能蓋過我內心的沮喪。
不知道我在地上躺了多久,我聽著舞池中樂隊演奏的小夜曲失去了知覺,再次醒過來是在急救室,我躺在被血洇濕了的床單上,被幾個人合力擡上了手術臺。醫生拔刀的時候我好像是看見了彩虹,滿屋都是眩目的光,我以為我要死了,可是很快就聽見醫生和護士對話,護士問打幾針麻醉劑,醫生說這樣的深度昏迷,什麽疼痛都不會感覺到的,先不要打了。
後來我睡過去了,不知道是否給我打了麻醉針。我夢見隊長坐在我的床邊,握著我的手給我擦冷汗,他又像從前一樣豐姿不凡了,穿著那身白西裝,他說如果不是他將我帶入上海站的大門,也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我說不出話來,只好聽他不停的嘮叨,後來我又夢見了齊桓和吳哲,還有高城和他那三個下落不明的兵,甚至還有原來的站長鐵路,就是沒有夢見三呆子。
再次醒來據說已經是三天以後,情報處處長親自來看我,我跟他編了一套謊話,他居然就信了,後來才聽醫生說,那一刀插得很深,傷到了肝脾,我差一點就沒命了,因此才能令他忘記對我的懷疑。可為什麽大家都沒有想到,我們本就是沿著生死邊緣走過來的,這樣的代價還是出得起的?
不管怎麽樣,我都順利過關。在醫院養傷的日子裏,那位李小姐還冒險來過一次,當然她並不是來探望我,只是來找人希望為她口中的“解放區”買點藥。雖然她經過精心的喬裝,我還是能認出她來,但我沒有抓她的打算,只想問問那個呆子現在怎麽樣了。
她警覺萬分可還是說了實話,說許三多已經撤離國統區前往解放區,一路上都要打聽上海這邊的情形,顯然是不放心我,那天聽說我被刺傷後,抱著他的寶貝電臺差點把電子部件短路哭得短路。
我叫她去我家的閣樓上,取那一小瓶多年以前我偷偷留下的盤尼西林。算是她姐姐留給她的,也算是我最後一件能給三呆子的東西。
我不太懂醫藥,不知道時隔多年盤尼西林是不是會過期失效,可我很肯定那小小的玻璃瓶一定會從她手上輾轉千山萬水,到達三呆子手上。她臨走時交給我一塊銀元,我認出那是我在仙樂都夜總會第一次掙的,那一天我塞給他兩塊,後來他一直沒舍得花,縫進棉襖的夾層裏。
三呆子讓她帶話給我,要是想他了,或是不想幹了,可以拿著銀元去解放區找他,我知道這是他那個腦袋瓜裏能想到的最高明的計謀,並且我也差點上當了。
我黨的軍隊在前線節節敗退,在全中國的統治也已經岌岌可危,民怨沸騰,通貨膨脹讓人無法糊口,保密局上下風傳不久的將來我們也許要退守臺灣,因此所有人都在挖空心思給自己找後路。
農歷新年前後,先後有幾批人搭乘開往臺灣的軍艦離開上海,我明白如果我轉身投向三呆子的解放區是會受到禮遇的,畢竟我拯救過他和李小姐,還有那部珍貴的電臺和一套密碼本,然而我無法想象那以後的生活,背叛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和第三次,我上了一條船,就只能和它一起沈沒,我從哪個土坑裏生了根,就將註定在哪個土坑裏朽爛。
於是我收下了銀元,送走了李小姐。
後來的事情大概在所有的中國近代史課本中都會寫到,只是共產黨和我黨的編委們會用不同的方式和口氣來書寫。
本來情報處處長建議讓我留下潛伏起來,但是後來我被李小姐刺殺,身份暴露,已經失去了價值。加上我和保密局一位女長官的關系很好,她將我的名字寫進赴臺的人員名單,於是我獲得了昆侖號船艙內的一個位置。
到臺灣後沒多久,便發生了一次席卷黨內外的大清洗,幾千潛伏於我黨內部的共產黨的地下分子們被查處槍決,那一段日子臺北的馬場町刑場內總能聽到槍聲。據說掩埋血跡的土竟然堆成了一座小山。
和共產黨有絲縷聯系的人也全都受到隔離審查,我自然也不例外,並且因為我和三呆子的特殊關系,還被抓進牢裏關了三年。這三年期間我被無數次的要求寫下坦白書,然而我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坦白,除了我曾經私自放走三呆子和李小姐之外,連我們倆在上海那件閣樓小屋裏的所有家私都交代無遺。
最終我的罪名還是沒能成立,在軍事法庭上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我和共產黨勾結,於是我終獲自由。
出獄那天我驚訝的看見來接我的居然是最早的老上級,原上海站站長鐵路,此時他已經是國民政府一名要員。我恍惚著跟他在距離監獄不遠處的一家小酒館吃了頓飯,他嘆息著說看見我就想起自己的得意門生袁朗,如果我願意的話,可以在恢覆軍職後到他身邊工作。
我拒絕了這個誘人的邀請,那身大概只穿過一次的軍裝對於我來說,還不如那枚從死去的前任胡楊那裏繼承來的領帶夾意義重大。我曾經天真的認為出人頭地是這一輩子最高的追求,然而多年的特工生涯讓我改變了很多當初的想法,我們無力改變很多東西,不說大的,光說小的,即便是自己明天能否繼續穿著衣服走出家門也是不由自主的,於是,很多夢想和期待都變成了很久以前的玩笑。
吃過那頓飯我和鐵路分手,獨自一人去了基隆,並在那裏找到一份工作,給當地一家小照相館老板當學徒。後來我娶了他的女兒,並生下一個女兒。
工作之餘我最喜歡站在山坡上眺望遠方的大海,基隆港是距離大陸最近的港口,我一直期待著有一天,能看見從上海開來的船,盡管船上可能沒有我想見的人,也可以讓我聞一聞那種熟悉的味道。
這成了我幾十年的習慣,後來我的女兒生了兒子,我有了外孫。當他憑著俊朗的外貌和美妙的歌喉成為島內外聞名的歌星後,他的歌迷們就連他外公的這個小小喜好也打聽到了,並且流傳開來。曾經有電視臺的記者們拖著笨拙的攝影機來搞采訪,我很有些惡作劇的與他們捉迷藏,藏在某一叢樹後面或是坐在某一塊巨石下就是讓他們找不到。家裏人都為了那小子的成就而驕傲,在他開演唱會時都去捧場。我從來不稀罕那些聲光電彩的玩意兒,因為和上海灘的血雨腥風比起來,和蔡公館那驚天動地的爆炸比起來,和四行倉庫日夜不息的槍火比起來,一切現代技術制造出來的光影都不足以撼動人心。
後來我終於有了求到外孫的時候,因為他獲得了出訪大陸的機會,在那裏他要進行好幾場演出,要訪問好幾個城市,其中就有上海。
我的探親申請沒有被批準,於是只好托付臭小子如果有機會,就替我在那邊尋找一個人。我把那塊銀元交給他,告訴他如果不能找到人,也要讓那兩塊銀元合在一處。也許我等不到可以重回故土的那一天了,於是,那就相當於我們又能團聚。
演出代表團的飛機起飛的那一天,我又站在基隆港附近的山坡上眺望大海,這一次,遠方似乎真的有一艘船開來,帶著我曾經熟悉的味道。
【番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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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天以後,隊長在龍華下葬,他在抗戰時期收集的一箱子破爛零碎也隨著棺材永埋黃泉。他的墳距離高城的衣冠冢不遠,那是他唯一的遺願。軍校和保密局都分別為他舉行了葬禮,前者隆重,後者神秘。軍校的追悼儀式我也參加了,崇拜他的女學員們都哭紅了眼睛,墓碑前擺滿了白玫瑰。我遠遠的看著,等到一切儀式都結束後,才把自己的那束花捧過來,放在他那張微笑的戎裝照下面。
我的紅玫瑰在一片純白中非常醒目,我想他可能更想要這個。
隊長的死好像帶走了我在上海灘的最後一點快樂,從那天起,局勢急劇惡化。國共開戰,烽火重燃,我們在上海圍捕中gong地下黨的工作也更加緊張和嚴酷。
終於到了我必須面對三呆子的時候。
可以肯定史今的那部電臺最後落在了他的手裏,從前所有人都將他當作一個傻子,然而就是這個傻子才成為蒙騙無數智者的贏家。
曾經刺傷過我的那位李小姐又出現在夜總會裏,和從前判若兩人,直覺告訴我她一定有問題,因為她也出入聖馬力諾教堂,並且在她到來後不久,史今便離開上海,消失無蹤。
情報處處長分析這女人大概是來接管電臺的,於是交接儀式肯定能讓我們有機可乘。他叫我加緊對許三多的監視和試探。
終於在一天夜裏我帶著人將那呆子堵在夜總會後門邊,不,他不是呆子,他是這個世上最聰明的人,他只是長了一張看上去很笨的臉罷了。
和他接應的果然是李小姐,看到她的時候我一點不吃驚,她也不,反倒是許三多略顯驚訝。原來他把電臺一直藏在夜總會廢棄的那間更衣室裏,可能在日軍占領租界的時候他曾經將這部鐵家夥挖出來轉移到別處,但似乎時間並不長,很快就又搬回去了。因為這實在是個絕妙的地方,他出現在這裏不會引人懷疑,並且這家夜總會內,到處都是我們的眼線。
狐貍再狡猾終究會被獵人捉到,何況他倆也根本不是狐貍。我就知道撕破臉的時候會發生爭執,因此沒有讓其他人跟進來,只說聽我信號。許三多和李小姐兩個人面對我一個人居然更加惶恐,我站在一間包房內,把門關好,問他們這事如何解決。
李小姐知道我和那呆子的關系,於是讓他來決定。我看見他的眼睛裏放射著發狠的光,那是只有準備和日寇拼死一搏的時候才出現過的眼神。
於是我準備好與他進行肉搏,或者近距離槍戰,或者其他什麽方式的殊死搏鬥。我知道那呆子發起狠來我決不是他的對手,在床上就已經領教過了。
可是他走到我跟前,沒做什麽威脅性的動作,只是握住了我藏在口袋中持槍的手,把它擡起來,讓槍口正對上他的心口。
這下子換我驚呆了,不對,我其實或許一直在隱約的期望他這樣做,即便不是這種具體的形式,也會是別的什麽做法。
他對我說,希望我能夠將他打死,就此交差,然後讓李小姐將電臺帶走。
我告訴他,他死了之後我照樣可以抓住李小姐,截獲電臺,然後去我的上司面前邀功請賞。
他說那就再讓一步,打死他,毀掉電臺,但是要放走李小姐,這樣我照樣可以邀功請賞。
我怒不可遏的揮拳將他打倒在地上,罵他瞎了眼睛,為什麽會覺得我是這樣一種喪盡天良的人!
那呆子捂著臉很委屈的看著我,李小姐把他扶起來時從懷裏抽出把匕首,跟幾年前刺傷過我的那把很相像。她把刀子托在手裏,警告我不要認為她還是從前的那個傻姑娘,如今她的刀也許能夠快過我的槍。
可我的槍已經在憤怒中掉在地上了,我冷冷的請她出去,在走廊裏等,我不會要許三多或者她的性命,也不打算抓他們倆了,我甚至不想去管什麽電臺。
在李小姐出門後那呆子還撲上來對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我讓他收回共產黨那套蠱惑人心的說辭,我的父母是怎麽死的,我不會忘記,我也不會忘記自己的名字,我告訴他我是一棵樹,一旦紮下了根就不可能再轉移,如果我有第一次背叛,那麽我還將會有第二次和第三次。
許三多明白了,他可能很早以前就明白我們倆早晚有這一天,只是他為這一天所做的準備永遠都不夠。他眼睛裏含著淚水與我告別,並問我如果放了他和電臺我該如何脫身。我讓他不必管那麽多,讓那位李小姐配合我就行了。
臨走前我沖上去抱住他吻了很久,像我們經常在小屋閣樓上翻滾時的吻一樣濕潤和激烈,我知道這也許是最後一次,他也知道,於是我們幾乎忘記了外面就是嚴陣以待的森然槍口。
他走後我等了片刻才出門,到走廊裏找李小姐,告訴她該如何配合我洗脫嫌疑。她有些半信半疑的被我挽著來到舞池旁,在當年隊長和李太太曾經親熱過的角落裏擁吻。
這根本不算是吻,盡管看上去它纏綿而甜蜜,到了最後我把她死死抱住,好像一松手那一頭的三呆子就會暴露形跡被我的同僚們發現似的。
李小姐沒有說謊,她的那把刀確實比幾年前鋒利和爽快很多,並且更加有力,即便被我死死抱住也能利索的將刀鋒全部刺進我的身體,並且位置幾乎和當年那一刀相差無幾。
我腦海裏想象著三呆子攜帶電臺從廢棄的更衣間逃走的路線,在我倒地很久之後我竟然感覺不到疼。走廊內紅色的地毯上流淌著我的紅色的血,我躺著的視野內李小姐傾斜的腳步迅速而無聲的離開,她的刀還插在我的肚子上。
當疼痛閃電般劈中我的時候,我已經沒有了呼救的力氣。我想可能我根本沒有交代給李小姐讓她對我手下留情,把刀插在不傷及內臟的位置,也可能我雖然嘴上這麽說,心裏其實是希望她一刀刺中我的要害,因為那樣的疼痛才能蓋過我內心的沮喪。
不知道我在地上躺了多久,我聽著舞池中樂隊演奏的小夜曲失去了知覺,再次醒過來是在急救室,我躺在被血洇濕了的床單上,被幾個人合力擡上了手術臺。醫生拔刀的時候我好像是看見了彩虹,滿屋都是眩目的光,我以為我要死了,可是很快就聽見醫生和護士對話,護士問打幾針麻醉劑,醫生說這樣的深度昏迷,什麽疼痛都不會感覺到的,先不要打了。
後來我睡過去了,不知道是否給我打了麻醉針。我夢見隊長坐在我的床邊,握著我的手給我擦冷汗,他又像從前一樣豐姿不凡了,穿著那身白西裝,他說如果不是他將我帶入上海站的大門,也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我說不出話來,只好聽他不停的嘮叨,後來我又夢見了齊桓和吳哲,還有高城和他那三個下落不明的兵,甚至還有原來的站長鐵路,就是沒有夢見三呆子。
再次醒來據說已經是三天以後,情報處處長親自來看我,我跟他編了一套謊話,他居然就信了,後來才聽醫生說,那一刀插得很深,傷到了肝脾,我差一點就沒命了,因此才能令他忘記對我的懷疑。可為什麽大家都沒有想到,我們本就是沿著生死邊緣走過來的,這樣的代價還是出得起的?
不管怎麽樣,我都順利過關。在醫院養傷的日子裏,那位李小姐還冒險來過一次,當然她並不是來探望我,只是來找人希望為她口中的“解放區”買點藥。雖然她經過精心的喬裝,我還是能認出她來,但我沒有抓她的打算,只想問問那個呆子現在怎麽樣了。
她警覺萬分可還是說了實話,說許三多已經撤離國統區前往解放區,一路上都要打聽上海這邊的情形,顯然是不放心我,那天聽說我被刺傷後,抱著他的寶貝電臺差點把電子部件短路哭得短路。
我叫她去我家的閣樓上,取那一小瓶多年以前我偷偷留下的盤尼西林。算是她姐姐留給她的,也算是我最後一件能給三呆子的東西。
我不太懂醫藥,不知道時隔多年盤尼西林是不是會過期失效,可我很肯定那小小的玻璃瓶一定會從她手上輾轉千山萬水,到達三呆子手上。她臨走時交給我一塊銀元,我認出那是我在仙樂都夜總會第一次掙的,那一天我塞給他兩塊,後來他一直沒舍得花,縫進棉襖的夾層裏。
三呆子讓她帶話給我,要是想他了,或是不想幹了,可以拿著銀元去解放區找他,我知道這是他那個腦袋瓜裏能想到的最高明的計謀,並且我也差點上當了。
我黨的軍隊在前線節節敗退,在全中國的統治也已經岌岌可危,民怨沸騰,通貨膨脹讓人無法糊口,保密局上下風傳不久的將來我們也許要退守臺灣,因此所有人都在挖空心思給自己找後路。
農歷新年前後,先後有幾批人搭乘開往臺灣的軍艦離開上海,我明白如果我轉身投向三呆子的解放區是會受到禮遇的,畢竟我拯救過他和李小姐,還有那部珍貴的電臺和一套密碼本,然而我無法想象那以後的生活,背叛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和第三次,我上了一條船,就只能和它一起沈沒,我從哪個土坑裏生了根,就將註定在哪個土坑裏朽爛。
於是我收下了銀元,送走了李小姐。
後來的事情大概在所有的中國近代史課本中都會寫到,只是共產黨和我黨的編委們會用不同的方式和口氣來書寫。
本來情報處處長建議讓我留下潛伏起來,但是後來我被李小姐刺殺,身份暴露,已經失去了價值。加上我和保密局一位女長官的關系很好,她將我的名字寫進赴臺的人員名單,於是我獲得了昆侖號船艙內的一個位置。
到臺灣後沒多久,便發生了一次席卷黨內外的大清洗,幾千潛伏於我黨內部的共產黨的地下分子們被查處槍決,那一段日子臺北的馬場町刑場內總能聽到槍聲。據說掩埋血跡的土竟然堆成了一座小山。
和共產黨有絲縷聯系的人也全都受到隔離審查,我自然也不例外,並且因為我和三呆子的特殊關系,還被抓進牢裏關了三年。這三年期間我被無數次的要求寫下坦白書,然而我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坦白,除了我曾經私自放走三呆子和李小姐之外,連我們倆在上海那件閣樓小屋裏的所有家私都交代無遺。
最終我的罪名還是沒能成立,在軍事法庭上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我和共產黨勾結,於是我終獲自由。
出獄那天我驚訝的看見來接我的居然是最早的老上級,原上海站站長鐵路,此時他已經是國民政府一名要員。我恍惚著跟他在距離監獄不遠處的一家小酒館吃了頓飯,他嘆息著說看見我就想起自己的得意門生袁朗,如果我願意的話,可以在恢覆軍職後到他身邊工作。
我拒絕了這個誘人的邀請,那身大概只穿過一次的軍裝對於我來說,還不如那枚從死去的前任胡楊那裏繼承來的領帶夾意義重大。我曾經天真的認為出人頭地是這一輩子最高的追求,然而多年的特工生涯讓我改變了很多當初的想法,我們無力改變很多東西,不說大的,光說小的,即便是自己明天能否繼續穿著衣服走出家門也是不由自主的,於是,很多夢想和期待都變成了很久以前的玩笑。
吃過那頓飯我和鐵路分手,獨自一人去了基隆,並在那裏找到一份工作,給當地一家小照相館老板當學徒。後來我娶了他的女兒,並生下一個女兒。
工作之餘我最喜歡站在山坡上眺望遠方的大海,基隆港是距離大陸最近的港口,我一直期待著有一天,能看見從上海開來的船,盡管船上可能沒有我想見的人,也可以讓我聞一聞那種熟悉的味道。
這成了我幾十年的習慣,後來我的女兒生了兒子,我有了外孫。當他憑著俊朗的外貌和美妙的歌喉成為島內外聞名的歌星後,他的歌迷們就連他外公的這個小小喜好也打聽到了,並且流傳開來。曾經有電視臺的記者們拖著笨拙的攝影機來搞采訪,我很有些惡作劇的與他們捉迷藏,藏在某一叢樹後面或是坐在某一塊巨石下就是讓他們找不到。家裏人都為了那小子的成就而驕傲,在他開演唱會時都去捧場。我從來不稀罕那些聲光電彩的玩意兒,因為和上海灘的血雨腥風比起來,和蔡公館那驚天動地的爆炸比起來,和四行倉庫日夜不息的槍火比起來,一切現代技術制造出來的光影都不足以撼動人心。
後來我終於有了求到外孫的時候,因為他獲得了出訪大陸的機會,在那裏他要進行好幾場演出,要訪問好幾個城市,其中就有上海。
我的探親申請沒有被批準,於是只好托付臭小子如果有機會,就替我在那邊尋找一個人。我把那塊銀元交給他,告訴他如果不能找到人,也要讓那兩塊銀元合在一處。也許我等不到可以重回故土的那一天了,於是,那就相當於我們又能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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