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有時我想，在廟堂與江湖之間，最需要的是能夠回到人的內心和個體的權利本身。這也讓我不由得想起亨利·梭羅，他既能回到瓦爾登湖那樣的自然江湖，又能獨立並守衛自己的權利江湖，而且他的努力與修為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個體價值高揚於廟堂之上，即有所謂“公民不服從”的權利。在實現普選的公民社會，我想每位公民其實已經“從江湖到廟堂”了。

【科舉與革命】

熊培雲：古代人通過科舉“考公務員”。科舉制度是讀書人不入江湖而躋身廟堂的重要途徑。黃仁宇先生說中國“上面是一塊長面包，大而無當，此即是文官集團。下面也是一塊長面包，大而無當，此即是成千上萬的農民，其組織以淳樸雷同為主。中層機構筒單……上下的聯系，倚靠科舉制度”。黃先生稱之為“潛水艇夾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您如何看科舉存廢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王學泰：雖然科舉制度始於隋唐，但真正發展起來還是在宋朝，全憑試卷說話。唐朝科舉有點像文革時期選工農兵大學生，是試卷與推薦相結合，能否中進士，取決於在長安的聲望，而聲望的形成有賴於豪貴名流的推舉。如顧況之於白居易，玉真公主之於王維，這些人除了有好成績外，還得有人推薦。但到了宋朝就不一樣了。謄錄、糊名、回避、鎖院等制度的設立，考生基本上憑考卷定去取。三代內沒有做官的考生占到了40％以上，打破了貴官豪門對仕途的壟斷。科舉出身的官僚在廟堂占據優勢的時候，它必然形成一個無形的文人集團與皇權抗立。宋代皇帝有“與士大夫共天下”的明確意識，宋代士人有派別，但不互相殺戮，士人與朝廷合作較好。

中國傳統的權力轉移方式至少有以下三種：一是通過血緣傳給後代，這實行了三千多年；二是打天下坐天下，這實行了二千一百多年；三是通過科舉這樣的選拔制度完成“小權力”的轉移。科舉制度設置聰明之處在於，它通過選拔很少人進入統治集團（基本上是千分之一），就能調動全國文士一生圍繞科舉轉，而不作他想。它的作用是突出皇權，運用制度化的方法不斷地淘汰重臣、功臣、大臣，提拔小臣。同時，又能給皇帝選賢任能的美號。科舉制度成功使得小權力和平轉移，不必以屠戮大臣為代價。

熊培雲：如何看待文人修齊治平、匡扶天下的理想？

王學泰：由於儒家的教誨與陶冶，士人長期分不清楚自己做官（包括後來的“鬧革命”）究竟是為了榮華富貴，還是為了“兼濟天下”？我認為這裏既有幻想，也有利益。近百年來知識界卷入革命如此之深，而且是前赴後繼，一個接著一個，與知識分子的“失職不平”密切相關，而這麽多人“失職不平”又與科舉制度廢除密切相關。科舉制度結束後引進了現代學校制度，這是以工業化方式批量生產畢業生。這種生產方式是適應工業社會的，而當時的中國並沒有形成相應的產業規模，導致了成批畢業生出來以後無業可就。而知識人的習慣是“做官或說管理公共事務”，於是許多大知識分子奔走豪門，或作軍閥的幕僚，小知識分子要想出人頭地，則走了另一條非常之路。所以說，1905年是關鍵之年，它廢除了科舉科考做官的時代，實際上也造成了知識分子革命的時代。

熊培雲：難怪黃仁宇先生會感慨，中國傳統社會無法局部改造，過去政府與民間的聯系著重於尊卑男女長幼，純靠科舉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舉之後，上層機構（Superstructure）與下層機構（Infrastructure）更為脫節，滿清之覆亡，更無可避免。

【話語體系與社會轉塑】

熊培雲：改革開放三十年也是中國重新發現社會的三十年。準確說，現在的博弈更多也是發生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是上下之爭，而非左右之爭。以您的經歷，這些年最大的變化是什麽？

王學泰：不可否認，建國以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是個有政府沒社會的國家。每個人都有個單位或生產隊。它們都是準政府，具有政府職能。語錄也說“無產階級專政要落實到每個農村、單位、工廠、學校”，這個單位或生產隊與宗法網絡有些相似，對於個體實施既保護又控制政策的。改革開放以後這種“準政府”解體了。

為什麽沒有社會呢？因為建立社會主義要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全面改造，很多是以強力或以強力為後盾的行政力量推行開的，待每個領域的改造完成後，這個行政強力就遺留了下來，把本來是社會的東西也變成行政層級的了，於是一級管一級，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垂直統治。現在的進步就在於行政層級管理模式隨著單位的解體逐漸退出，一個以橫向結合為主體的多元化社會正在形成。改革開放後，且不說各種體制經濟組織的發展成長，許多以橫向聯系的網絡關系也在形成。

熊培雲：這方面，我想除了以橫向關系為主要特征的社會資本得到發展之外，社會話語體系也有了充分的發育。

王學泰：是這樣的。記得很多年前我參加過一個婚禮，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在大躍進的大好形勢下，舍妹與某某成婚”。結婚成家與“大躍進”有什麽關系？這是典型的官方話語入侵社會。老百姓離開官方話語不知道自己該說什麽了！這是很可怕的。我們號稱有五千年文明，可是竟落得除了報紙上官員教給我們那點話外，沒有自己的語言了。時至今日，中國不只有官方話語體系，而是有各式各樣的話語體系，而且相互影響。除了新華社、中央臺的官方話語外，還有大眾話語，有代表八○後、九○後的年輕人話語，此外，還有網絡話語以及知識分子群體的話語體系。

熊培雲：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與社會的開放，現在大家不但可以“公開地竊竊私語”，可以“做三個俯臥撐”，與此同時，社會話語也開始改變官方話語，應該說這也是社會進步之希望所在。

王學泰：是啊，比如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吳冷西專門寫過一篇文章批評“媒體”一詞，說“媒體”是“黨的喉舌”，用這個沒有階級性的詞會混淆和弱化報刊的黨性。結果現在呢？北京廣播學院都改名為“中國傳媒大學”了。這就是社會進步。過去不能隨便談愛，所謂“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一切都是階級的人性。現在呢，也不一樣了。我說秦暉就特別會發明詞，他的“黃宗羲定律”便被官方文件采用，同樣的情況還有吳思和他的“潛規則”。

熊培雲：轉型社會，實際上開啟了一個不斷開放的旅程。要有制度的開放，就必須有思想與行動上的開放。這就意味著社會應該打破不合時宜的自律，不斷創造與重新組織自己的語言，從精神上首先解放自己。這也是我說當下中國“你默許自己一份自由，中國就前進一步”的原因。幾個月前，官方也再次強調了要“思想解放”，有的官員甚至主張沒有禁止的都可以做，鼓勵社會創造，允許社會犯鐠誤。

王學泰：我常說，爭取社會的自由，就像是站在橡皮筋圓圈裏面。如果你站在中間，離橡皮筋遠遠的，你不知道空間有多大，這時候就得不斷地靠近皮筋去撐大它。回頭看中國的社會空間，顯然也是大家不斷試驗的結果。就“表達權”這個概念而言，過去把它等同於古代進諫納諫，意思是說進言本來是為當局好，反而受到懲處。顯然這種論說本身就是從皇權專制出發的。其實，表達權的說法確立了在言說領域人的價值。作為人，他需要表達，大而言之關系到人權，小而言之關系到一個人的幸福感。對於那些不斷拓展輿論空間的人，我也是心懷感激的。當然，一切試驗也只是權宜之計，最重要的還是建立制度，有章可循。

【從“有點精神”到“有點精神病”】

熊培雲：您上面提到儒家理想有其局限性，有時候甚至也只是一種空想。歷史上的游民起義，也常打著“等貴賤，均貧富”的旗幟，水滸傳裏的“替天行道”大家也並不陌生。但是，回顧歷史，許多“替天行道”的“義舉”，發展到最後可能還是難免落個強奸民意、“替天行房”的結局。“替天行道”有何玄機？為何得此命運？

王學泰：在《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裏我談到，“替天行道”這一口號具有臨界性，被統治者把它看成反抗的旗幟，統治者有時也可以容忍。它能把廣大的具有反抗精神的群眾，主要是游民於其他階層的邊緣分子集合到這面旗幟下與政府對抗，也能使具有一定規模的反政府力量向皇權進行投降，接受招安。“替天行道”是一個進可取，退可守的口號。關於這一點，尤其在《水滸傳》裏有較多的體現。

其實，無論是統治守成，還是想取而代之，凡是有活力的人都有改善現實的追求，推至群體就形成社會理想。儒家講“大同”設立了一個理想的前途，但歷代儒者並不把它當成追求實現的目標，大多只追求小康。大同只是批判社會現實，張揚人類幸福理想的標尺，我想這是聰明的。只有康有為那樣的妄人才寫《大同書》，真的要建立大同社會。如果他真有機會勉強實施，一定會走向波爾布特式的“共產主義”。

熊培雲：雷蒙·阿隆在《知識分子的鴉片》裏曾經談到過類似的觀點。

王學泰：自進入文明時代以來，對於美好社會的追求是個永恒的問題。然而社會的利弊往往是人性中的善惡引伸出來的。只要人性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十全十美的社會也不可能出現。遙想五十年前，我們曾想一鼓作氣，“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人們仿佛得了魔怔，做出許多正常人想象不出的事情。前兩年，和邵燕祥先生聊天，談到“三面紅旗”我曾說，企望“有點精神”，結果變成“有點精神病”。邵先生填了一首《蝶戀花》（遍地山鳴兼谷應。旗幟爭飛，鑼鼓喧天競。一變精神成物用，英明自是誇天縱。振奮三生真有幸。有點精神，有點精神病。直到澆頭知水冷，瘟神何待瘟神送），頗能展現當時的現實。我與陳四益先生各和一首。黃一龍先生就此寫了篇《我們都曾“有點精神病”》發表在《同舟共進》上。今天我們知道，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標準社會。大家爭著擠進天堂，擠進去的可能是地獄。為此我們已經付出了殘酷的代價。

儒家、孔子成了當代的大眾話題，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的確，我們是從孔子開始才逐漸彰顯了人類的“同類意識”。然而孔子肯定了人的價值，但忽略了個體價值。儒家將天、地、人並稱“三才”，但是這裏只有人類，而個體往往會埋沒在整體之中。什麽是先進文化？首先是對個體生命價值的弘揚。我想，這個問題在歐洲早就解決了。周作人說過：西洋在十六世紀發現了人，十八世紀發現了婦女，十九世紀發現了兒童。與此相比，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還在爭論該不該有人道主義的問題。有人把人道主義視為修正主義思想基礎，要嚴加杜絕。

在思想史上，儒家還是奉獻了許多好東西的。我認為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庸。中庸是一個動態平衡的過程，以恰到好處為宜。犯精神病、走極端卻是最簡單、最容易做到的。另外孔子強調仁愛、忠恕等觀念確比前代有所進步，也比只知有統治者忽視普通百姓的法家更人性化一些。皇權專制社會中作為主流思想的儒家給中國歷史塗上了許多亮色。如果兩千年都是法家統治，中國的歷史將更黑暗。

其實，當前解決中國問題，不需要特別深奧的道理。我們常常與常識作戰。幾十年中我們做的一些蠢事，恰恰是追求深奧得來的。我們曾經有過“精神病”的時代，這已經過去了快五十年，可以作為反面材料進入我們的病歷。可以說這也是我們的精神財富，每當我們頭腦發燒，通體發熱時就要檢查一下會不會現在不太明顯了，但是隱性的“精神病”還是有的。

一場豐衣足食的反叛——反思法國“五月風暴”

1968年5月，一場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沖擊法國。它不僅在極短時間內席卷了法國的各所大學，而且迅速擴大到工人階級，引發了全國性大罷工，並最終導致國會改選、總理下臺。而這一切，事先似乎毫無征兆。政治觀察家們認為不可能在西方國家出現的“古典意義上的革命”，在不可能的情況下爆發了，而且這一次又是在巴黎。

一群在戰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起來反抗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這是人們關於“五月革命”的粗略印象。至於這場“革命”有何意義，那個五月到底發生了什麽，四十年來，即便是當年親歷其中的“六八分子”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針對這場“革命”的抵評與記憶，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斷裂。

【“要麽現在死，要麽永遠不死”】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的法國，正處於戰後重建的“光輝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1945～1975）”的中途。五十年代“歐洲經濟共同體”削減關稅，擴大市場，法國成為世界第四大出口國，進入了空前的繁榮。貨幣堅挺，經濟年增長率保持在5％上下。國家結束了殖民戰爭，並且扭轉了工業化和城市化落後的局面，農村人口向城市外流已接近完成。

然而，在“經濟繁榮、政治安定”的表象之下，法國同樣面臨著一場“物質上升，信仰下降”的危機，仿佛社會在懵懵懂懂的富裕中丟失了理想。與此同時，馬爾羅、加繆、薩特、福柯等人的思想，戈達爾的電影敘事等等煥發張力，一切有關人的意義的詢問也為這場社會運動打下了“造反”的底色。簡而言之，1945年戛然而止的災難與現在的豐衣足食形成了一個鮮明對比，當有關人類命運的宏大敘事漸漸讓位於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時，這一代法國人對目前的庸碌生活表現出了一種非同尋常的不安。關於這一點，在“五月革命”即將發生前的一個月，戴高樂甚至也在不同場合這樣吐露心聲：“如今再沒有什麽事要對付了，也再沒有什麽英雄業績可創造了，我反倒覺得沒勁。”

不可否認，法蘭西有著舉世無雙的創造力。在很多方面，如科學發明，人道主義、自由、平等人權觀念，法國當之無愧是人類的進步之源。不過，盡管法國歷史上發生了許多革命，但是“不自由，毋寧死”並不足以概括法國人的特性。在我看來，更準確的概括當是“不創造，毋寧死”。正因為此，法國在任何時候都會表現出一種特立獨行的行事風格，安於錦衣玉食、隨大流顯然不是法國人的性格。烏托邦在這片六角形的土地上永遠不會褪去油彩，當有關生命與生活的意義探尋開始發酵時，一個響亮的口號立即開始流行——“要麽現在死，要麽永遠不死。”

歷史將這一任務交給了大學生。這是一群出生於1944年到1950年之間，從未經歷過饑餓與貧困，未體驗過“戰鬥到一無所有”的人。然而，充沛的精力、不可一世的理想主義，以及不斷穿梭於家庭、社會與學校等種種束縛之中的他們，卻有著超乎尋常的敏銳。

處於一片安定繁榮之中的六十年代，來自各階層的孩子越來越被中學會考和上大學所吸引，加上戰後法國人口快速增長，大學生人數從1958年的20萬增加到1968年的50萬。然而，大學教育卻對生源膨脹裝聾作啞，不思改革，以至於在學生眼裏，大學變成了一種“只談存在，不談意義”的社會結構，一個“無用知識的自動發送機”和“畢業文憑制造廠”，這種填鴨式教育使他們患上了“知識不育癥”。

如此危情，早在1964年哲學家保羅·裏克爾在《精神》雜志上就發出瞥告：“如果國家不采取適當辦法解決大學的發展問題，將會招來釀成全國性災難的學校大爆炸。”而事實上學生們的確正在做這方面的準備——不能說眼下這個世界十足糟糕，有時它甚至是美好的，但是，為了一個更好的世界，一個有面包更有玫瑰的世界，法國需要一場運動。

【社會運動與街頭戲劇】

1968年5月，學潮從南泰爾蔓延到索邦，憤怒的學生占領巴黎大學，導致警察幹預，繼而形成一種“反抗一鎮壓一反抗”式的循環升級。應該承認，對於這一事件，起初政府表現得有些過於自信，以至於人們譏諷它在風暴來臨時更像是一個“聾啞政權”。它墨守成規，支支吾吾，既想平息事態又不想向“街頭壓力”讓步，甚至異想天開通過抓捕幾個搗亂分子實現對學生的分而治之。直到5月中旬，運動演變為一場全國性的危機，總罷工擴大到所有部門，到5月24日，法國已經陷入癱瘓狀態。戴高樂的講話變成了國民的耳旁風，這下輪到反抗者裝聾作啞了，一切理性的聲音都被淹沒在運動的節慶聲中。

的確，似乎沒有比這更美好的時刻。年輕人沈浸在“同仇敵愾”織起的團結、友愛中，在幻象之網裏一起沖鋒陷陣。面對牛氣沖天的街頭運動，許多起先仿徨的人也加入其中。就像那些經不起同伴熱情忽悠的中國人，會在滬指六千多點時慨而且慷地殺進股市。1968年5月，許多法國年輕人相信，如果不去大街上走走，不去拉丁區的巷道裏撬起幾塊鋪路石，人生可能會因此黯淡無光——法國人不怕錯過賺錢的機會，怕的是錯過一個改天換地的時代。

“同學們，向前跑吧，舊世界就會被拋在腦後。”至於跑到哪兒去呢，人們並不清楚。四通八達的大街，被街壘分割成一個個舞臺，也像是一架架巨大的跑步機。顯然，在這裏真正上演的更像是一場場革命的戲劇，它讓每個人有機會相信自己會走上時代的風口浪尖。如果說過去是平庸的一群，現在每個人都可以堪稱“偉大”“頂天立地”。雅克·本尼特在《紅與黑的春天》裏這樣描摹：“從今以後，我們有節日可過，有創造奇跡的時間，有自由講話的權利……人從新石器時代過渡到雅典式的民主，奴隸少了，但多了成千上萬的廣場！驅走了黑夜，戰勝了權力，生活將會改變，終於可以活得自由、平等、博愛、幸福了……”而且，相較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羅伯斯庇爾的“你不想自由，強迫你自由”，“五月風暴”似乎甚至有些清高與孤芳自賞；“如果一個人不想通過奮鬥取得一樣東西，那麽你給他東西也沒有任何意義。”“不要來解放我，我負責自己解放自己。”法國著名思想家雷蒙·阿隆在《費加羅報》上提出了自己的批評：“大學生和工人們將又一次對這些日子的罷工、節慶、游行、無休止的討論和暴動留下美好的回憶，仿佛日常生活的煩惱、技術和官僚主義所造成的窒息感需要時不時地突然宣洩一下；似乎法國人只有在革命（或者假革命）的心理劇中才能使孤獨感得到解脫。”

當然，事實值並非全然這麽糟糕。不管怎樣，這只是一群共和國的孩子。他們有熱情、有責任心，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創造一個能協調法律和自由、勞動和平等的美好社會，一個真正享受博愛和無等級制度的美好社會，一個無僵化體制，既無監獄，也無精神病人的美好社會。

【“六八底線”】

在法國過往的歷史中，革命總是會讓人想起那些滾動在巴黎街頭的濕漉漉的人頭。然而，今天人們知道，革命者的勇敢在於赴死而不在於殺戮，因劍得到的，必將因劍而失去。

盡管人們習慣於將發生於這一年的這場社會運動稱為“五月風暴”或者“五月革命”，然而，今日法國，人們更傾向於用“Mai68”（1968年5月）這一中性的時間刻度來標刻這段歷史。的確，和以往的“風暴”或者“革命”相比，它已經脫胎換骨。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表現，即是從政府到社會，無論是參與運動、反對運動者還是維護秩序者，都保持著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拒絕暴力和流血是“五月革命”的共同底線。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如果法蘭西要繼承其“革命”傳統，那麽1968年5月可被視為法國革命的新起點。或者說，“六八底線”才是1968年5月這場運動留給世界的最珍貴的遺產。換一個角度說，這種表面激烈，實際平和的社會運動，也是一種“告別革命”的方式。

學生方面，作為學生運動領袖之一的科恩·本迪特對暴力並無偏愛，人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對雅典式民主的追求。對於零星出現的暴力事件，本迪特認為“搞暴力並不是運動負責人決定的，而是大學生自發地選擇了抵抗，我們沒有任何責任”“盡管一切有些過分，但畢竟還是恪守在民主的範疇內”。

“足夠的行動，足夠的詞語。”這是“五月風暴”中的一道風景。“擁有你的愛，但不要放下槍桿子”，“最美的雕塑是鋪路石的砂巖石，最具批判力的石塊就是打在警察臉上的石塊”“鋪路石下是海灘”等等，一切更像是一種浪漫抒情，一種隨心所欲的創作。當一切雲開日出、風平浪靜，不難發現，那些標語口號中盡管充斥了對暴力的慫恿，但更多只是一種美學意義上的暴力宣洩。對於許多人來說，口號被發明出來，有關暴力的審美便已經完成。我曾說，沒有嘴上起義，將有街上起義。發生在法國的這場運動，顯然不是暴力革命或者帶有暴力性質的街頭起義，而是一場不折不扣的“街上起義”。

盡管政府一度嚴重錯估形勢，甚至認為法國已經走到了“內戰的邊緣”；盡管學生誇大其詞，將警察描繪成揮舞棍棒的德國黨衛軍，但從整體上看，事情並沒有那麽糟糕。一方面，學生們沒有異想天開地去攻打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同樣心知肚明的是：巴黎大學被占領以及割據四方的街壘只是一種反抗的象征，而不是一種軍事手段。有數據表明，五六月間，巴黎有兩千多人受傷，其中200人受重傷，此外，還有5人死亡，但並不是警察開槍所致。革共青聯的領袖感到奇怪的是，那些被創作者們畫上“88”（黨衛軍）標記的警察並不猙獰，他們樂於同學生們討論，願意理解。當然，背後的英雄是瞀察總署署長奠裏斯·格裏莫，一位有教養的人道主義者。從運動開始到結束，他盡其所能地避免流血悲劇的發生。所以，人們不僅看到他經常在拉丁區和示威者討論，而且在警察開始變得粗暴、即將失控時，格裏莫還親自致函給每一位警察：“打擊一個倒地的示威者就是打擊自己、打擊警察的職業形象”。

如讓·戈夫在《1968年5月，無奈的遺產》中所說：“六十年代末的歷史形勢是不同尋常的。昔日的血腥暴動，二次大戰的恐怖，阿爾及利亞戰爭時期的鎮壓、殘忍和屠殺都還停留在人們的腦海裏，但國家畢竟進入了新時代。它結束了殖民戰爭；階級鬥爭雖然尚未消失，但已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殊死鬥爭。”

事實上，在這場運動中，法國社會一直保持著自己的理性。當有人不僅撬走了鋪路石，而且連根拔起了拉丁區本來就為數不多的樹木，並開始焚毀居民的汽車時，市民終於忍無可忍。風暴正在醞釀災害，很快，媒體對學生的同情聲浪明顯減弱。《世界報》社長伯夫·梅裏批評說：“學生們雖然得到了慷慨的聲援，但也會因肓目而自毀。不管正確與否，有哪屆政府會容忍巴黎的街道布滿街壘？”《圖片報》則開始動員：“我們沒有權利讓警察和他們的水槍獨自承擔這種大事。”很快，“反對者的反對者”也開始走上街頭，要求“把索邦打掃幹凈”，“法國要工作”，“共產主義行不通”。這些不甘心永遠生活在“混亂詩歌”回聲中的巴黎人，開始對法國的無政府狀態說不。

【“索爾仁尼琴效應”】

觀點平衡世界，真相消退激烈。“五月風暴”退潮後的“後戲”，同樣是我們回憶或者梳理這場社會運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和世界許多地方一樣，“五月風暴”發生時，巴黎沈浸在格瓦拉式的革命情調裏。對於剛剛發生在遙遠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巴黎極左派們更能感受到一種心氣相通的朦朧之美。

盡管和中國實為“政治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相比，“五月風暴”更具有文化革新的內涵，但是二兩之間有所呼應是顯而易見的。至少，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吸引了許多法國知識分子和年輕學生——對他們來說，“文化大革命”像是一場否定現政權並反對個人主義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鬥爭，是“在實踐中超越斯大林主義”，是避免蘇聯發生的情況重演的唯一辦法。遺憾的是，由於歷史的局限，這些人對這場運動的“工具性”及其他“黑暗面”一無所知。當然，這種一無所知，還包括這一代法國人對世界其他地方的烏托邦試驗的錯誤理解。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極左派的革命理想在法國正式退潮，有賴於一個真實世界的呈現。這一時期，蘇聯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島》法文版面世，種種斯大林獨裁統治的真實細節震驚了整個巴黎；兩年後的1976年，中國結束了巴黎左派們懷揣春兔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紅色高棉慘絕人寰的種族大屠殺也漸漸為世人所知。這一切，足以讓活躍於當年的“六八分子”從希望陷入失望，並且“走到絕望的盡頭”。

“索爾仁尼琴效應”說到底就是“真相的效應”，歷史以其特有的殘忍讓那些原本誠心誠意想著推動社會進步的人背負起一種“邏輯上的負罪感”。就像早在十年前的1958年，曾在信仰上改弦更張的埃德加·莫蘭在《自我檢討》一書中所感慨，對“昔日信心的源泉”，今朝已經“形同陌路”。呼應中國的文革，巴黎的極左派曾經相信“紅寶書”可以解決“人類遇到的所有問題”，然而，事實告訴他們，天堂不可能通過這種方式堂而皇之地被搬到地上來。克勞迪和布魯瓦耶勒在《幸福的石頭》一書裏的詰問是意味深長的：那些極端的“六八分子”雖然沒有時間，沒有力量，沒有願望用鮮血去彰顯活力——“這很好！但共犯暴行的條約，我們不是一樣簽了嗎？”

【要面包，更要玫瑰】

歲月無情，當年意氣風發的年輕人如今已經步入生命的暮年。反思這場運動，主流態度不外乎兩種：一部分人持否定態度，有人甚至將這場運動簡化為一場“打砸搶”、一場“意識形態病”的急性發作；另一部分人則得了懷鄉病，1968年的5月，只是他們人生中一個遠逝的夢想。至於在這一運動中受到沖擊的官方，盡管他們當中許多精英都是“‘六八’下的蛋”，但沒有人會給當年那群“越革命越想做愛，越做愛越想革命”的才子佳人們頒發獎章。

毫無疑問的是1968年5月改變了法國。如上所述，這與其說是一次“失敗的革命”，不如說是一次“成功的改良”。度過七十年代的廣泛的自責與失落後，當歷史進入八十年代，“五月革命”的成果才依稀顯現。過去僵硬的社會關系消逝了，象征性的等級制度不明顯了，取而代之的是工資的迅速提高而帶來的收入等級。“五月革命”以其特有的反抗方式改變了當代法國的歷史風尚。用一個法國學者的話來說，“五月革命”以後的法國的生活變得性感。

從此以後，“對話”與“商討”成了法國政治中的一個常態。法定的程序、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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