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貴資本主義”倒過來說才比較準確，即“資本―權貴主義”或“資本―官僚主義”。

【市場不畏懼“天價”】

“天價”正在充斥著中國人的生活。打開百度搜索一下，與“天價”相關的新聞超過幾十萬條。譬如“哈爾濱天價醫藥費”“天價滯納金”“某某豪宅拍出天價”“天價月餅”等等。

2007年，有兩條“天價”新聞曾經成為人們爭相討論的焦點。一件發生在北京，另一件則在外省。

發生在北京的事是這樣的：幾位北大教授搞了個“青春寫作旅”作文培訓班，短短八天時間，收費竟然高達4900元。

另一件事發生在江西上饒市廣豐縣洋口鎮。一位村民只因開貨車剮壞該縣建設局局長私宅外墻的三塊瓷磚，在縣交警大隊調解時，這位膽小怕事的農民竟被告知要支付賠償費和鑒定費共4000元。然而，從《人民日報》刊登的照片上看，瓷磚的損壞面積不過兩厘米寬。所謂“局長一塊磚，農民一年汗”，此事在網上曝光後立即引來惡評如潮。

從表面上看，兩起“天價事件”並無聯系。相同的是，它們都“功敗垂成”。

“青春寫作旅”涉及的是人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選擇與生活。從經濟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人人都是“經濟人”與“理念人”，人們的一切行為無不與其利益相聯系。從自利原則出發，每個人做出適合自己的選擇，社會理性將達到最優。在一個開放社會，此事無須道德出場，市場的無形之手足以使之流產。

其一，透明性。盡管廣告商吹噓“將在未名湖畔打造中國寫作的‘黃埔軍校’”，但是絕大多數人都知道所謂“大腕”都不過是凡夫俗子，不可能通過八天教出一群作家，更不可能教出“作家中的軍官”。

其二，可選擇性。試想，如果規定所有立志當作家的孩子必須參加這個冒牌的“黃埔軍校”，那麽，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孩子們便只能接受這種漫天要價。否則，天價是否成功，完全決定於民意市場。

這個天價作文班，難免讓人想起王小波在《謙卑學習班》裏給富人精英上的一堂課——精英理應謙卑，不要太低估社會的智商。

相較之下，發生在羊口鎮的天價索賠案講述的則是權力視野下的公民生活。區別於上述“商品天價”，這位建設局長展示了“權力天價”。三塊普通的瓷磚，稍有點常識與理智的人，都不會相信它們會價值幾千元。荒誕的是，被這位建設局長喚來的縣交警大隊，竟然相信了，而且理直氣壯地朝那位農民“秉公執法”了。令人寬慰的是，這起事件借媒體之力終於大白於天下，這位建設局長此時不得不面對“170萬元建私宅”的追問。

透過此番天價索賠與荒謬執法，在人們討論某些地方權力“西西裏化”的同時，不難得出以下結論：

其一，互相包庇縱容的權力形成權力壟斷，繼而導致權力天價；

其二，權力天價強買強賣，社會將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其三，來自媒體與社會的監督有助於權力的正常運行，或回歸正常軌道。

顯而易見，真正給公眾生活造成“天價傷害”的不是市場，而是壟斷。事實上，真正的市場並不畏懼天價，魚龍混雜同樣是一種社會生態。如果將這種選擇性的“天價消費”理解為一種“奢侈”，天價也會有積極意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天價甚至可能引領時尚，並且通過“拖拽效應”使奢侈品逐漸成為日常用品。當社會不斷前進，奢侈品往往是暫時的。比如說，在1900年室內盥洗室是奢侈品，如今早已進入尋常人家。

如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所說，“富人不奢侈，窮人將餓死”；維爾納在《奢侈與資本主義》中也表達了“奢侈帶來資本主義”這一觀點。當有學者指出奢侈破壞人類天性時，主張“富足與自由乃人生兩大幸事”的亞當·斯密同樣在《國富論》中指出，禁奢法代表了“君王大臣們力圖監管個人經濟活動的無能和想當然”。在經濟層面，一個社會可以通過富人的天價消費（奢侈），實現財富的轉移與重新分配；而在政治與社會層面，這種“必要的奢侈”同樣因為承認人的欲望和天性，可以在客觀上抵禦“安貧樂道法”裏所承載的隱秘的統治。

【壟斷者的游戲】

“天價產品”為社會所接受至少要滿足以下兩個條件：

其一，它不是非競爭性的公共產品，如水電、石油，甚至包括政府運營成本；

其二，它是可選擇性的自主消費，而不是被動的必須消費。

換言之，這種“天價產品”既不是權力聯盟攤派下來的賬單，也不包括市場壟斷條件下的生活必需品。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2006亞洲太平洋地區人的發展報告》指出，整個東亞都在經歷“無就業增長”時期，中國的情況尤其嚴重。同樣，瑞士銀行公布《全球價格及收入》研究報告，就薪酬指數和購買力而言，在被調查的71個大城市中，作為內地發達城市的北京和上海分別排在第65位和59位。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壟斷行業繼續以“與世界接軌”的名義，試圖“與天價接軌”。

壟斷方利用排他性地位，限制競爭對手或潛在對手的進入，進而限制公平競爭。有的地方出臺文件，指定當地只能銷售某一種啤酒、某一種煙、某一種電動車，讓消費者無從選擇。有的壟斷企業擬定霸王條款，要求消費者被動地接受其“高價格、弱服務”。由於“只此一家、別無分店”，消費者只能硬著頭皮接受其種種不公平條款。壟斷方借壟斷輕易獲得超額利潤，也就失去了改進技術和服務的動力，降低了經濟效率。廣東電力系統抄表工年薪15萬元、浙江某煙草公司中層年薪達30萬元等新聞不斷被曝光。2007年8月，中石油披露：盡管上半年國際油價下跌，渤海灣遭罕見暴風雪，但員工酬金成本仍增長三成多，達54億元。

擁有壟斷優勢的國企“福利腐敗”只是個表層問題。更嚴重的是這種權力壟斷扼殺了中國人創業和競爭的起點公平。據統計，1994至2004年十年間，有770萬家個體戶消失。經濟學家吳敬璉在一個以“收入分配”為主題的論壇上同樣指出，機會不平等導致中國當前貧富差距不斷加大，而造成機會不平等的因素，一個是腐敗，另一個就是壟斷。壟斷一方面使人們的消費不斷地“與天價接軌”，將社會不斷分化為“房奴”和“房主”，使絕大多數人不得不為天價疲於奔命；另一方面，又在日覆一日，腐蝕一個國家創造未來的根基。

轉型時代既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如果說媒體制造消費是後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征，那麽，壟斷制造天價則或多或少具有前現代氣息。如今，有人將住房、醫療和教育比做和平時期的“新三座大山”。

沒有受到制約的權力，是天底下最大的壟斷。2007年8月30日，《反壟斷法》千呼萬喚始出來。遺憾的是，《反壟斷法》在中國不過是半部法，而非十分完備的法律：一方面表現為具體細節粗陋；另一方面，作為一部以反壟斷的執行機構為核心的法律，主要是靠反壟斷的執行機構來運作，而執行機構又是政府部門，某種程度上，反壟斷的執行機構跟政府是合一的。換句話說，《反壟斷法》沒有更多地強調司法的功能，沒有為企業與政府的博弈留下更多空間。

【“綠色警戒”】

“紅色警戒”是美國EA游戲公司開發的一系列即時戰略虛擬游戲，“綠色警戒”則是本書作者的一個“發明”，其所要描述的是與當下中國人息息相關的生活。

中國經濟的資本化過程無疑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關心社會的人早就指出，中國經濟的資本化過程是在國有產權的基礎上，或國有產權占主導的基礎上來完成的。而國有產權的性質也決定了中國經濟的資本化不可能讓產權運作成本與產權運作收益完全歸結到相關當事人身上。

極端的例子就是一些單位或個人讓社會擔負成本，讓自己盡享收益。國有企業追逐上市，同樣是因為上市是件一本萬利或無本萬利的好事，既可以讓公司獲得低成本的資金，又可以讓公司高管一夜暴富。大小非帶來的不公平交易，更是逼迫無數投資者用腳投票，遠離中國股市這臺巨型的榨汁機。

在經濟改革的大背景下，一些政府部門與上市公司形成了“圈錢利益共同體”毋庸諱言。許多上市公司都送原始股給各級政府官員，腦滿腸肥的官員們等股票價格漲起來後一拋售就憑空大發橫財。及至蕭條時，網絡之上立即哀鴻遍野，而那些盼望救市的中小股民更像是唐朝末年的遺民一般，形容枯槁，怨聲載道，只等著仁慈的官府開倉放救濟糧。吳敬璉說中國的股市很不規範，像個賭場，結果引來一片反對聲，指責吳敬璉唱衰中國股市。事實上，連吳敬璉自己也知道中國股市甚至還不如賭場，因為“賭場裏面也有規矩，比如你不能看別人的牌，但中國的股市，有些人可以看別人的牌，可以作弊，還可以搞詐騙”。

2007年底以來中國股市大跌引起了不少爭論。應該說，中國股市的發展不失為集合了中國資本化與社會化的一個縮影。以“為國企脫貧減困”為目的的中國股市時常讓人匪夷所思——政府允許那些資質不良的公司上市圈錢，卻又要通過打壓股市等方式讓股民賠錢來為垃圾公司“擠泡沫”。權力與資本默契合謀的結果是讓社會承擔企業的業績風險和政府的政策風險。當國外“敵對勢力”為防止中國崛起而大呼“紅色警戒”時，面對股市的“中國式監管”，許多中國股民早在心底向管理者豎起了“綠色警戒”的警示牌。

中國已經告別了紅色革命的年代。如果讀者能從一個更閎闊的背景來看待中國財富的非正常流轉，能洞悉國富民窮與貧富分化背後的奧秘，理解權力在今日中國財富分配地圖上所占的權重，就不難發現本書作者所說的“綠色警戒”有著極其深刻的時代內涵。其所涉及的，自然不限於股市，它還包括在稅收及其他公共政策方面導致的財富流動，涉及社會如何保衛自己的財富不被坐莊的權力蠶食鯨吞——如前所述，不被薅了“社會的羊毛”。

“社會資本”主義

前文談到資本主義由於實施了資本社會化的政策而進入“社會資本主義”時期，本節所要闡述的則是“社會資本”主義，強調社會關系的資本內涵。

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雖然中國一直在搞社會主義建設，但是“社會”卻處於一種沒收與沒落的狀態。中國原有的社群組織與社會規則，在狂風驟雨式的改造中變得湮沒無聞，而無所不在的國家體制，以及源自意識形態的狂熱與敵意，更使資本變成了一個壞東西。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漸漸意識到，資本來到世間並非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時至今日，在西方一些政治家與學者眼裏，中國正在滑向“野蠻資本主義”，而一些中國本土學者透過“權力私有化”帶來的種種社會不公，同樣將這種新趨勢稱為“資本―官僚主義”。顯而易見，凡此種種批評，並非是為反對資本，而是反對資本的變異。

同時值得註意的是，在中國漸次走向開放，終於放棄“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時，國際學術界對“資本”理論的詮釋也早已有了新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現代化，同樣暗合了“資本”概念的現代化。而這一概念的現代化，對於處於轉型期的中國來說，關鍵之一在於如何增進政府與社會對“社會資本”的理解。

【關系是一種資本】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人力資本”的出現，使物化的資本部分回歸於人的價值。若幹年後，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首次將資本區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社會資本”因此漸成國際學術界關註的焦點。盡管對於社會資本目前還沒有一個完整的、權威的定義，一個共識是，社會資本是繼物質資本、技術資本與人力資本之後的一種新的資本形式，是一種可資利用的社會資源，其意義在於通過強化或重塑社會關系（社會契約），社會能夠從中獲利。進一步說，承認社會資本的存在，將為社會資源的配置提供一個良好的出路。對於國家與社會來說，投資社會關系的改造與培育，不僅可以使個體、團體獲利，同樣可以使國家獲利。

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帕特南指出，“與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相比，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征，如信任、規範和網絡，它們能夠通過推動協調和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社會資本提高了投資於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收益。”

早在幾十年前，談到為什麽反對階級鬥爭時，梁漱溟從文化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的社會組織結構，認為在不同類型的文化中，社會構造各不相同。由於“西洋”人重集團生活，中國人重家庭生活，於是中國由家庭生活推演出倫理本位，同時走向職業分途，形成了由家族倫理關系構成的社會。而“西洋”卻從集團生活演為階級對立，因此“西洋”可被稱為階級對立的社會，而中國則是職業分途的社會。近代中國雖不能稱為平等無階級的社會，但尚未構成階級，這是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梁漱溟由此認為，中國的自救之路，在於建設一個新的社會組織構造。它是中國固有精神與“西洋文化”的長處二者的溝通調和，也就是要學習“西洋”的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以此來培養發展中國的固有精神，即倫理情誼、人生向上的精神。“要改造中國的政治，必須從基礎做起，國家憲政要以地方自治為基礎。從基礎做起，就要從最基層開始做，搞鄉村的自治。一鄉一村的自治搞好了，憲政的基礎也就有了……全國就會有一個堅強穩固的基礎，就可以建立一個進步的新中國。”（梁漱溟，《回憶我從事的鄉村建設運動》）

同樣反對階級鬥爭的還有哲學家張東蓀。1932年8月20日，張東蓀在《再生》雜志第一卷4期上發表《階級問題》一文，集中批判階級和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之理論。張東蓀認為，階級意識完全不同於階級利益，階級利益是一個階級普遍而共同的利害，階級自覺則比較覆雜，決不是有了階級利益就一定有階級意識或階級自覺：“我承認中國的各階級有階級利害，因為這是事實。但事實迫我無法承認中國各階級已有了階級意識。於是我們可以說——中國的任何階級，資產階級也罷，小資產階級也罷，無產階級也罷，都還沒有到造成階級意識的程度，至於我所說的餘剩者乃是人自為戰之徒，不成為一個階級，更談不到階級自覺了！”他斷定：“我們對於政治的主張不必建立在任何階級上。這是第一點的意思。還有第二點是：我們必須註重於所有的各階級。這句話的含義就是說：我們必不可建立在上述所謂剩餘者（流氓）之上。”

近些年來，人們經常會被問到下面這些問題：為什麽中國社會有“超穩定結構”？為什麽王朝一次次崩潰而家國仍在？為什麽中國人屢經“民不聊生”最後總能起死回生？轉型期的中國，當社會不公正幾近極限，在政府救濟不力時，為什麽中國社會仍然沒有出現世界預言的“崩潰”？原因自有千種。在筆者看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即在於家族作為一種“組織”部分化解了政府失靈或者市場失靈時所帶來的種種弊病與危機。

比如說，對於一個農村貧困家庭來說，子女通過考學或者外出打工改善了生活，會不斷地接濟家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個“小政府”或“臨時政府”的作用。除了不負責征稅，他們在家族中幾乎要擔當包括弟妹教育、父母醫療到養老所需的一切費用。而那些正在咬緊牙關支持孩子讀書的父母，同樣將希望寄托在後代身上。從這方面說，盡管在中國現代意義上的社會組織培育很不發達，但是家族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這種不足。

在專制或者封閉時代，經營一個家族，是唯一合法的自治。然而，在極端的年代，甚至家族自治也被“充公”，大躍進時期社員家裏做飯用的鐵鍋都被拿去煉鋼了。當然，這種中國式的家族自救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社會自救，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的社會自救理應擁有一個寬闊的前景。

【從孤立到合群】

帕特南註意到，民主進程取決於許多因素，但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會中的群眾性基層活動影響民主制度的績效，社會資本的數量和質量是民主進步的決定性因素，民主的改革者必須從基層開始，切實鼓勵普通公民之間的民間約定，鼓勵民間組織和民間網絡的發展，即促進社會資本的累積，既維持原有社會資本的存量，又實現增量。

就像婚姻締造了家庭，自由結社同樣是產生社會資本的重要源泉。早在十九世紀，托克維爾便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對美國公民精神大加讚揚。在他看來，自由結社與熱情參與是美國公民社會的顯著特征，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在《獨自打保齡——美國下降的社會資本》一書中，帕特南還註意到另一個現象，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隨著美國社會的變化，這種公民精神正在走向衰弱。以投票為例，在1960年有的人參加了對肯尼迪與尼克松的選擇，而三十年後只有的人參加了對克林頓、多爾與佩羅的投票。同樣，公民的公共表達，諸如遞交請願書，給議員寫信等也呈現下降趨勢。今天的美國人是如此獨立（個人主義），以至於在閑暇時間寧可獨立自己去打保齡，或者一個人待在家裏看電視，也不願與鄰居聊天，或者參加社區集體活動。

當然，多數中國人並不會“獨自打保齡”，而是“一起打麻將”。但經常聚在一起打麻將並不代表他們參與到公共事務之中。中美仿佛處於兩個季節，如果說美國的社會資本在部分雕謝，那麽中國的社會資本更需要培育，需要生根發芽。今天，“投資社會資本”和“全球治理”“公民社會”一樣，漸漸為政府與民眾所熟悉。應該看到的是，對於政府來說，所謂“投資社會資本”既不需要什麽投資環境，也談不上等待什麽成熟的時機。如果政府放手社會資本的自發性的成長，政府不但不用花費一個銅板，反而可以坐收社會救濟政府的巨大利益。兩者的邊界是，政府的歸政府，社會的歸社會。顯然，劃分公民社會的邊界，主要不在於階層意義上的權利邊界，而在於確定社會私權利與政府公權力之間的邊界。

走向極端的國家主義與個人主義都是一種孤立主義，前者使社會處於一種被吞噬的狀態，而後者則使社會變成一盤散沙，兩者都意味著社會力量或社會資本的土崩瓦解。正因為此，筆者認為衡量人類進步的兩個重要價值是獨立與合作。一個社會，由封閉走向開放，本質上說，就是社會組織覆蘇或再生的過程，是社會資本生長與重新配置的過程。也正是看到社會的創造之力與緩沖之力，吉登斯之發現社會，被理解為在個體與國家之間找到了“第三條道路”。

【被壟斷或異化的社會資本】

歷史學家黃仁宇在《關系千萬重》中有篇短文，提到了世界絕無僅有的中國“關系文化”，指出“Guanxi”這個名詞可以不時出現在國外的報紙上，幾乎成了英文所吸收的外國詞語之一，“有半公半私，介於合法和非法中間地帶的模樣”。

黃仁宇將千萬重關系厘清為最重要的三種，第一種是生存的關系，第二種是性關系，第三種是經濟關系。在中國古代，將這三種關系演繹得最好的是齊宣王，齊宣王向孟子交心所稱“寡人有疾”就是這三種重要關系：“寡人好色”（性關系），寡人“好貨”（經濟關系），寡人“好勇”（生死關系）。至於如何更好地表述中國人所面臨的這三重關系，黃仁宇認為這應分別去問弗洛伊德（性關系）、達爾文（生存關系）和馬克思（經濟關系）。

應該說，社會資本的本質也是“關系”。人們傾向於將其理解為公民之間互信互惠，合作成長的良性的社會網絡。對於民主運行與一個社會走出集體行動的困境來說，它同樣至關重要。如學者燕繼榮指出：“一個人、一個組織或團體，其收益的多少，取決於其社會資本的存量，而社會資本的存量來自於他（它）的社會網絡關系。”（《投資社會資本——政治發展的一種新維度》）

社會資本雖然以自治的形式出現，同時應該具備某種開放性，否則便有可能因為封閉而轉向異化。關於這一點，深谙官商勾結“關系”之苦的中國人並不難理解。某些社會資本的“消極的外部性”為人們所重視——封閉的社會資本同樣可能起到綁架或隔離公眾的作用。

在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波特看來，如果一個群體的目標是反社會的，那麽，這個群體內部的社會資本必然會產生危害社會的作用，正是因為社會資本的“外部負效應”的存在，使社會資本的投資與培育更應有所作為。然而問題在於，究竟該怎樣培育社會資本，是政府通過幹預投資，還是公民通過自己的行動與觀念投資，並因此獲得社會的回報？

亞當·斯密說：“同行人很少聚會，但是他們會談時不是策劃出一個對付公眾的陰謀就是炮制出一個掩人耳目提高物價的計劃。”一些利益團體通過對社會資本的操作同樣可能形成一種對公眾的合謀。舉例說，近年來調而不控的高房價，無疑與開發商之間、開發商與政府之間的默契合謀不無關系。當政府三心二意地開始調控房價，地產大佬同樣召開閉門會議，甚至有地產商以“不蓋房”為由相要挾。對利益的追逐既是經濟資本的屬性，同樣也是社會資本的屬性。資本會因為繁殖而增值，而強化，值得註意的是，社會資本的“外部負效應”並不是社會資本的致命之處。真正的短板在於，在一個社會中，有些人可以建立自己的社會資本，而另一些人卻處於被禁止的狀態；有些人可以建立自己遍及全國的關系網絡，而另一些人卻只能在鄰居家串門。在此意義上，如果說任志強的“不蓋房倡議”是挑了一次驚艷的花槍，那麽，民間“不買房運動”的曇花一現，留給人們的則是一種“蚍蜉撼樹”的悲涼，是一曲局部見證中國社會手無縛雞之力的挽歌。

【官場與市場】

2008年，在北大校慶所舉行的“校長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對當前“大學圍著市場轉”的問題提出尖銳批評。紀寶成表示，市場經濟“是以物質利益為動力的”，但大學的使命和精神，要求它與市場保持一定距離。大學喧囂、浮躁、拜金、學術造假、急功近利。有些大學教師成了某些特定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學術大師難以出現，高水平的科學研究成果受到嚴重影響。與此同時，紀寶成也對有些人將大學當成了一個政府機關的附屬物，當成了工廠的一個車間來進行指揮表示了自己的不滿。

紀寶成在這裏提到的不外乎兩個問題：一是市場化，二是官場化。前者是“市場壓倒大學”的問題，後者是“官場壓倒大學”的問題。然而，只要對中國目前的大學體制稍有些了解，就知道真正傷害中國大學、使大學弊病積重難返的是官場而非市場。

回顧中國近些年來的社會發展，市場因素進入大學顯然不是壞事，更不必然導致大學使命與大學精神的喪失。從理論上說，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最大的一個成就就是社會橫向聯系不斷增強，並伴隨著以權力為紐帶的縱向聯系不斷減弱甚至瓦解。而這種自上而下的權力管制，恰恰是束縛大學自主辦學、積極創造的關鍵所在。在此意義上，大學及教授不斷走向市場，可被視為中國社會成長的標志性事件。而從公正角度上說，市場行為至少是建立在橫向、平等的立約之上的，相較過去強買強賣的“權力之約”，也是一種進步。當大學或者學者可以從社會上找到賴以自救的市場，市場的出現也在客觀上完成了對官場（權力）的重構與分權。

有人指責某些大學教授與社會既得利益集團“沆瀣一氣”，為一己利益，甘願成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成了利益集團的鼓吹者、宣傳者和傳話筒。持此批評者不知道，一則“觀點平衡世界”，只要不是集體性地被強制去代言某個集團的利益，世界仍不失希望；二則能夠“為利益集團代言”者在大學裏也只是鳳毛麟角，絕大多數學者不過是象牙塔裏的“沈默的大多數”。他們領著不足與人道的薪水，雖多有閑暇，卻也不得不時常為“屢敗屢戰”的課題申請向技術官僚低聲下氣，必要時甚至還要帶著學生一起造假以應付各種評估和檢查。

由於必須接受權力自上而下的指導或者資源分配，許多學者進行研究時只能做有希望被批準的研究，如此做學問難免被打上“奉旨研究”的烙印。在此條件下，如果學者們能夠在官場（權力體系）之外獲得市場（社會）的支持，則不僅不會讓大學精神丟失，反而可以使被磨損的大學精神得到某種程度的修覆。另一方面，如果了解啟蒙時代的出版史，了解市場對觀念進步起到的關鍵作用，就會發現學者走向市場積極做時代進步的生意，同樣可以居功至偉。

顯而易見，現在真正傷害大學的不是市場，而是無所不在的官場。三十年“小政府、大社會”的追求如何走樣，大學即是縮影與見證。如今的中國大學早已是一個個臃腫的行政機構。行政化管理、文牘主義讓許多工於思想與創造的學者們苦不堪言。大學內部日益膨脹的行政部門更像是特洛伊木馬一樣策應上級行政單位對大學的“進攻”，而舍身從事管理工作的教授們因為層出不窮的“填表工作”也不得不以後半輩子“學術拋荒”為代價。行政評估、審批、審查等等組成的巨大打磨機，讓所有大學在技術官僚面前失去光鮮與棱角。

為什麽出“大樓”，不出“大師”？為什麽出“官府”，不出“學府”？論及中國大學的解決方案，相信許多人早已心知肚明，比如讓學術與行政分開，讓大學回歸教授治校的傳統，重拾“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等等。決策者若真有抱負建好中國大學，不必勞民傷財到哈佛、牛津去取什麽經，其實只要買張去昆明的火車票，到西南聯大的廢墟上走一走，想一想，相信在那兒你什麽答案都有了。

【兩種社會資本】

既然重建社會資本的本質是重建社會關系，那麽首先就要知道需要建立怎樣一種社會關系，以適合民眾創造力的發揮，適合一個開放社會的成長。顯然，在政治全能主義社會裏，在只有一個中央連接點的星狀體結構中，並無真正的社會可言。因為在這裏，一切紐帶都需要通過位居中央的權力而不是權利來進行連接。其危險在於，當權力失靈，整個結構立即土崩瓦解。

社會學家傾向於將社會資本的組織形式分為垂直式與平面式。前者為柱狀，後者為網狀；前者是等級制的，而後者則貫穿著一種平等精神。

如帕特南指出，任何社會，現代的或傳統的，專制的或民主的，封建主義的或資本主義的，都是由一系列人際溝通和交換網絡構成的，這些網絡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其中一些以“橫向”為主，把具有相同地位和訴求的行為者聯系在一起。還有一些則以“垂直”為主，將不平等的行為者結合到不對稱的等級與依附關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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