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時代，法西斯主義勢力正在各國擡頭。且不說個人主義傳統深厚的美國在1930年代就有人開始高喊“美國就缺一個墨索裏尼”，當時的中國同樣開始流行一本名為《當代三大怪傑》的書，書皮上印了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裏尼的像。那時候有一種思潮，“認為民主政治總是亂糟糟的沒有效率，獨裁政治強而有力，所以獨裁政治才是方向，包括張學良在內，他到歐洲旅行了一次，回來以後認為中國還是要實行法西斯”（何兆武，《上學記》）。在此之前，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時孫中山同樣將“二次革命”的失敗歸咎於“我們中國人”自由太多，認為只有采取集權的辦法才能革命成功，並由此以帝俄為師，漸開中國“以黨治國”“一黨專政”之先河。或者說，國民黨後來之獨裁政治，便是始於當年“中國人自由太多”之判斷。今天回頭看這段歷史，“二次革命”失敗絕非中國人自由太多，有歷史學家甚至認為孫中山在“法槌討袁”與“刀劍討袁”之間做錯了抉擇，過分迷信暴力革命。

如何限制權力？弗裏德曼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分散權力，而美國的聯邦制的好處就在於它不僅允許民眾參加選舉，還允許他們在不同的州裏選擇自己的生活。若幹年前，我在文章中談到中國不僅要有市場經濟，更要有“市場政治”。我所謂的“市場政治”，同樣既包括用手投票，也包括用腳投票。前者是民主，後者是自由。換言之，民主與自由是“市場政治”的兩塊基石。而在國家壓倒社會的時代，不僅公民用手投票的權利被剝奪，連用腳投票的權利也被剝奪。三十年前，當停滯的中國重新起程，誰能說隨之而來的成就不是因為人們不斷贖回了自由遷徙與更換工作的權利而取得的？

沒有誰可以做出永遠正確的選擇，如果說政治意義上的民主選舉意味著在時間上公民可以“通過選擇救濟選擇”，那麽生活意義上的自由遷徙同樣意味著人們可以在地理層面“通過選擇救濟選擇”。而這種在時間與地理上的開放，正是一個現代國家的應有之義。

如孟德斯鳩所言，“有商業的地方就有美德”。準確說，在有市場、有公平競爭的地方，就有美德；也只有在有市場政治的地方，才會有政治美德。無論大國崛起，還是小國崛起，首先是國民權利包括選擇權利的崛起。畢竟，國家不是目的，而只是國民將自己權利最大化的一種手段。

【自由之邦：聖馬力諾的小國威儀】

我的生命中充滿了奇遇。當我在法國小鎮克萊蒙西的大街上懵裏懵懂地尋訪羅曼·羅蘭的故居時，問到的第一個行人竟是羅蘭仆人的表妹，正是她將我帶到表姐布達夫人的家裏。（熊培雲，《尋訪羅曼·羅蘭》）另一年，當我隨團旅行，不經意間抵達聖馬力諾時，在我下榻的賓館裏，首先“接待”我的“地主”竟然是聖馬力諾“總統”G. F. Terenzi先生。

當時Terenzi先生正邀請該國的中小企業主共進晚餐，不知何故跑到酒店前臺閑聊，見到我的第一句話便是“你是不是漢族”？隨後他和我說他對中國很了解，李先念和江澤民都接見過他。在知道我是記者後，Terenzi先生將我帶到了飯廳，並約好第二天上午接受我的專訪。正是借著這個機會，我第一次了解到這個世界上最小、最古老、最沒有可能被顛覆的共和國。

這是一次很倉促的采訪，此前我對這個國家幾乎一無所知。沒有一點兒準備，隨身又未帶可查資料的電腦。晚上出門找當地人泡吧，正好遇到一位偷渡到聖馬力諾來的福建人，餘下時間全與他在酒吧裏“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了，而他對這個國家同樣所知寥寥。

桃花源總是在迷路時發現的。透過第二天的采訪以及後來的一些資料，我開始喜歡上這個國家，更驚訝於人世間竟會有如此“迷你”又迷我的“政治桃花源”。

聖馬力諾有9個政黨，每年4月和10月由大議會選舉產生兩名權力同等的執政官。他們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和議會首腦，任期半年，不能連任，三年後可再次當選。也就是說，在聖馬力諾每年能產生4位國家元首。如果以60年為一周期，且不考慮連任障礙，理論上一個人一生中可以有240次當選國家元首的機會。而議員為60位，五年一屆，平均下來60年就是720次機會。同樣是政治權利，和世界各國相比，聖馬力諾的“含金量”當屬最高，真有點兒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皇帝輪流做，明朝到我家”的意思。

西方人常說，“Small is beautiful”（小的是美好的）。中國人多說“大國崛起”，其實小國也可以偉大，也可以崛起。最意味深長的一組數據是：全球最富有（人均）的10個國家，8個是小國；“透明國際”評出的最廉潔的10個國家，前8位全是小國；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最高的20個國家，小國占了13個……具體到聖馬力諾，在這個面積只有六十多平方公裏的小國，2005年人口統計是28880人，其中24649人為聖馬力諾國籍，整個人口數僅相當於中國稍大點兒的小區的規模。但在經濟上，據2002年的一組數據，2001年的人均GDP便達到了34600美元，遠超中國三十餘倍。這是一個沒有鐵路、機場和港口，甚至也沒有紅綠燈的國家，但人均擁有兩輛汽車。全體公民享受公費醫療，實行小學和中學16年義務教育制。即便是這樣一個蕞爾小國，還劃分出9個自治市。政府成員由大議會任命，不設總理，外長起總理作用。你可以批評這個國家毫無抱負，不生產核彈頭這殺害人類的武器保家衛國，更不想謀求“大國崛起”，但在這裏人們安居樂業，每個人的生命都重如蒂塔諾山。

在Terenzi先生送我的宣傳冊上，有一句話很耐人尋味：“聖馬力諾一直有著充足的兵源。”這裏沒有官方報紙，只有外交部及不同政黨主辦的幾種不定期發行的刊物，但我能想象，在這樣一個美好的國家，不用灌輸任何愛國主義，一旦遇到外敵入侵，該國公民都會奮起抵抗。

無論是當年走在聖馬力諾的羊腸小街上，還是此刻獨坐書屋，聖馬力諾都是一個讓我非常感動而難忘的國家。據稱在公元301年，一位叫馬力諾的基督徒石匠為逃避羅馬皇帝的迫害，帶著一群石匠逃出了羅馬皇帝的控制區，從此藏身於距亞德裏亞海僅二十餘公裏的蒂塔諾山頂，並且建立了由自由人組成的“石匠公社”，在此基礎上，漸漸成長為一個自由國家。拿破侖當年橫掃歐陸，雖然翻過了阿爾卑斯山，卻沒有登上蒂塔諾山，而是在1797年承認了這個國家的主權——因為拿破侖被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國的自由精神所折服，產生了敬畏之心。聖馬力諾沒有像古羅馬一樣在空間上拓展自己的領地，但卻贏得了時間。

我時常在想，為什麽中國歷史上許多敢於到南洋創業的人，一旦在外面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被人殺害，中國皇帝的反應通常是臣民離開本土死了活該？為什麽春秋時期政治松弛、邦國林立，各國民眾卻收獲了前所未有也後所未有的自由？為什麽亞平寧半島上當年逃難的一群人能夠世代擁有自己的國家？在國家與自由之間，國家與社會之間，人們何去何從？如果國富民窮，“要大炮不要黃油”，大國崛起對於國民又究竟意義幾何？

那年秋天，我站在高高的蒂塔諾山山頂上，環視著這個人口不足3萬卻又自稱“兵源充足”的小國，我理解當地居民用腳投票與用手投票的榮耀，也第一次真切地體會到國家之於公民的意義，明了富蘭克林為什麽說“哪裏有自由，哪裏就是我的祖國”。

【空間之維與時間之維】

很驚喜自己當年的抉擇，無論是辭去第一份工作，還是第一次走出國門，都讓我的生命與思考一夜之間變得無比豁朗。我一直以為，我在歐洲讀書與采訪的幾年，最大的一個收獲就是明晰了自己對國家與社會的理解。其間零零散散的寫作也多是圍繞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展開。而這些思考也成了日後我開始梳理《重新發現社會》時的重要材料。

2009年初，一本叫《中國不高興》的書被炒得沸沸揚揚。因為北京媒體朋友的邀約，我也寫了幾篇批評性的文章。實話實說，對這種以“中國”口吻說大話的書我了無批評的興趣。一方面，我認為中國當下最重要的是讓民眾說說自己具體的不高興，而不是大談什麽子虛烏有的國家不高興。國家只是一個工具，它不具有情緒能力，這一點理應成為常識。所以我寫了《說說我為什麽不高興》這篇評論，相信許多讀者都感同身受。另一方面，當前中國最需要解決的問題，這些年已經收獲了哪些成長以及有著怎樣的歷史大脈絡，我在即將出版的這本書裏已經做了足夠多的分析，不想贅述。對於我這樣一個日日享受思維之樂的人而言，重覆自己的觀點去說服他人本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更何況，你心如明鏡，知道人家也許只是在做一單民族主義的生意而已。

早在幾年前，我在思想國網站提過一個問題——人是什麽單位？眾所周知，在過去中國人多生活在單位體制與單位文化裏。陌生人見面，或是辦點兒什麽事，也難免被人問及“你是什麽單位”。既然大家總被問到“你是什麽單位”，為什麽不幹脆多花點兒時間好好回答呢？

網上答案異彩紛呈，包括“思考單位”“權利單位”“賺錢單位”“消費單位”“生活單位”等等。當說，這個問題本無所謂標準答案。然而，在我看來，以上回答均限於從政治學或社會學意義上闡述人的功用，而沒有從哲學意義上觸摸到人的本質。我以為，一個人若要真正解放自己的心靈，就必須在時間與空間上對人之內涵撥雲見日，而我關於“人是什麽單位”的回答則是“人是時間單位”。

事實上，這些年有個問題一直在困擾我，甚至讓我痛苦不堪，即“我死以後，誰計算時間”？是鐘表？是日月星辰？還是對時間感覺各異的人？若都不是，當一個人失去了對時間的感知，那死後的世界他將如何丈量？在此，暫且擱置這個近乎無解的問題，留給有心的讀者去思考。在本文中我只負責陳述自己對“人是時間單位”的理解。

為什麽介紹思想家胡適時，會在他的名字後面加上一段時間——胡適（1891～1962年）？道理很簡單，人是生命，有生卒年月，人歸根到底是一段時間。我們在時間中獲得生命。沒有時間，就沒有生命。

那麽，胡適是不是地理（空間）單位呢？不是。胡適生於績溪，長在上海，學在美國，死在臺灣。顯然，我們不能在“思想家胡適”後面加上“績溪－上海－美國－臺北”這樣一條地理尾巴。因為這些標註既不完整也不準確。一方面，它會遺漏其他許多地理信息；另一方面，這任何地方都不屬於胡適。真正屬於他的只有他曾經生活過的72年光陰。

理解人是時間單位，而非空間單位，更不是屬於某個單位的單位十分重要。承認“我即單位”“我是時間單位”“我是時間的尺度”，在此基礎上，我們關於生命意義的挖掘，將不再是忠誠於某個地理與環境，而是忠誠於我們自己的一生（這段時間）——正是通過這段時間我們參與並見證一個時代。一個人應該站在自己的生命本身，站在一個時代的立場上表達自己的心聲，而非生在中國便只為中國人表達，生在美國便只為美國人說話。君不見，人類歷史上那些真正留下豐功偉績並且值得後世懷念者，其所創造的價值多是具有“劃時代意義”，而非“劃地理意義”“劃種族意義”或者“劃單位意義”。

那些真正推動人類進步者，因為將自己歸屬於時間而擁有屬於自己的一生。人首先應該愛的是時間，其次才可能是空間。時間之愛是面向個體的，是絕對的，那是我們唯一的存在；而空間之愛則是相對的，是面向公眾的，是通過物質或精神的契約才得以實現的。一個人，如果生於豬圈，便說自己“熱愛豬圈”，這種“愛豬圈主義”顯然不是一種高尚的情感。必要的時候，我們甚至可以斷定這是一種“以空間之名限制或屠殺時間”、滅絕人類未來與希望的庸俗情感。是故，我願意以更廣闊的視角將我所熱愛之國視為時間之國，一種立於時間維度上的精神與思想之國，而非空間意義上的逆來順受或與生俱來的“嫁雞隨雞”式的地理之愛。

做一個在時間裏耕耘的人遠比為空間疲於奔命可靠得多。回顧歷史，多少國家因為對空間的迷信（比如羅馬、蘇聯）而丟失時間——美國將來又會怎樣？其實，人亦如此，無論占有多少疆土與財富，如果不能在時間上做自己的主人，其所擁有的仍不過是貧困的一生。真正的強者是能夠把握自己時間的人，是做時間之王，而非做空間之王（或者奴仆），因為只有這樣的時候，他才可能是自由的。

正是基於上述思考，我在2007年《新京報》的新春社論中寫下這樣一段話：“如果說中國是我們地理上的故鄉，那麽這個時代就是我們時間上的故土。如果說我們精神的疆土就是國家的疆土，那麽我們生命所創造的價值就是時代的價值。不管我們正見證著怎樣的繁華與榮耀，經歷過怎樣的憂懼與坎坷，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是我們一生的機遇。我們手握的時間與生命，正如我們所擁有的智力與權利，都是我們一生的資本。”（《走在雪地上，走在時間裏》）

人是時間單位而非地理單位，而且必先站在時間的角度來思考問題，我們才有條件回到人與歷史本身。我以“把一生當做自己的遠大前程”警省自己，其實這句話同樣適合勸誡一個國家。我自知我最真實的居所是時間，而非空間，這也是我為什麽願意站在個體權利與生命的角度而非空洞的國家利益的角度思考中國命運之緣由。

所有真心關註中國命運者，理應回到每一位國民的具體命運中來。當“重新發現社會”之旅程又一次鋪開，讓我們從空間回到時間，從國家的命運回到個體的命運，讓時間站在我們一邊。

2009年4月

本文曾刊於2009年10月4日《南方都市報》，原題為《問世間國為何物》

本站無廣告，永久域名（fanya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