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那些坐在辦公桌和會議桌旁邊的人心滿意足地感嘆，菲利克·奧爾洛夫同志不辱使命，無愧於黨的栽培，兩位奧爾洛夫同志都是這樣，父親和兒子，是共和國的長槍，也有人說共和國的盾牌，坐辦公桌的人時常這樣邏輯混亂，彼得已經習慣了。

彼得喜歡他的新名字，這是一道壕溝，把他和菲利克隔開來，這樣後者就不會沾上一滴血了。“菲利克”可以安全地待在亞森捏沃的集體住宅裏，停留在六歲，抱著媽媽的琴譜窩在窗邊。彼得後來經常和別人講的一個謊言是：他本來是要成為鋼琴家的。重覆了幾次之後，他自己也差不多相信這個說法了，盡管他連五線譜都不會讀。

巴黎為彼得保留了兩個令人不快的“驚喜”。第一個就是維克托·普裏亞科夫，中學時代的游泳池惡霸，現在是蘇聯駐巴黎大使館的三等秘書。彼得幾乎不認得他，普裏亞科夫只比他大兩歲，但因為酗酒，看起來就像四十五歲，門牙被香煙裏的焦油染黃了，肚子在襯衫下面高高凸起，不剩一點游泳運動員的痕跡。普裏亞科夫第一眼就認出了菲利克，多半也猜出了他來這裏是幹什麽的，但什麽都沒說，和他握手，歡迎他來巴黎，臉上的笑容勾起了彼得心裏某些遺忘已久的恐懼。普裏亞科夫的手粘濕冰涼，就像摸了一只蟾蜍，彼得費了很大勁才忍住沒當著他的面用衣服擦手。

和彼得不一樣的是，普裏亞科夫是通過了正式考試的外交官，不是克格勃的人，應該不會和彼得有什麽交集。只要他不要酒後胡言亂語，就不會構成特別大的威脅。然而出現在巴黎的第二個“驚喜”就是另一回事了，彼得是在英國大使館辦的茶會上遇到他的。彼得還沒來得及決定是否要假裝不認識，對方已經走了過來，一把抱住彼得。他比彼得矮，頭頂剛到他的耳朵，比以前瘦了一些，不那麽像個土豆了。彼得及時平衡好手上的杯子，免得把果汁打翻在尤哈斯背上。

“老朋友。”彼得不敢喊他尤哈斯，萬一對方在用工作名執行臥底任務，這一句話就會讓他陷入危險，只好旁敲側擊問一問，“一切都和以前一樣嗎？”

“對，都一樣。你呢？”

“工作上有點不同了，你知道人們怎麽說我的，‘彼得是個勤奮的小夥子’。”

“你當然是了，親愛的彼得。”匈牙利人松開他，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剛到巴黎？”

“能看出來嗎？”

“一頭盲熊都能看出來你是從鐵幕那邊來的，這件難看的襯衫。”

“我可不記得你以前對時尚有什麽深刻見解。”

尤哈斯發出響亮的笑聲，像海獅叫喚，拍了拍彼得的前臂，“抱歉，我很想跟你繼續聊，但我現在得走了，有點事。我們可以找個時間一起吃午飯嗎？我知道一家很地道的俄式餐廳——是個可以放心聊天的地方，使館裏很多人都去那兒。我把地址寫下來給你，好嗎？或者你問問其他人，說‘奶奶的廚房’，他們就知道了。星期二？不行？星期四？棒極了，我們星期四中午見。”

按照規矩，和其他外交人員見面需要申請當地聯絡站站長的批準，要是去見的是西方國家的外交官，就不得不發電報回莫斯科等候審批。幸而尤哈斯算是“自己人”，而且巴黎聯絡站站長認識他，馬上就同意了，甚至沒讓彼得遞交書面申請。那家所謂“奶奶的廚房”果然無人不知，而且離使館不遠，走路過去十分鐘就到了。小小的店堂裏有很多熟面孔，除了使館雇員，還有幾個跑政治新聞的記者。彼得和尤哈斯進門的時候，所有桌子都已經坐滿了，兩人等了快十五分鐘，才被忙碌的侍應帶到靠窗的一張小方桌旁。

這頓飯本身沒什麽特別的，彼得已經忘了他們聊了些什麽了，但他能清楚記得看見布蘭登走進餐廳那瞬間，那種喉嚨發緊和手心冰涼的感覺，在逃跑和戰鬥之間猶豫不決。布蘭登徑直向他們這一桌走來，邁著大步，富有信心，簡直就像事先排練過一樣。彼得突然意識到了什麽，難以置信地瞪著尤哈斯，匈牙利人臉上露出一絲愧疚，低頭啜飲紅菜湯。

“你們不介意我坐這裏吧？實在沒有位置了，我又趕時間，你好，尤哈斯。”布蘭登自己拉開椅子坐了下來，扯松領帶，沖彼得微笑，“哦，你好，這位又是誰呢？尤哈斯，麻煩介紹一下。”

這幾句話故意說得很大聲，好讓鄰座都聽見。這一切都是拙劣的“表演”，彼得幾乎想對著布蘭登的臉大笑。尤哈斯用餐巾擦擦嘴，目光仍然沒有離開喝了一半的紅菜湯：“這位是我的朋友彼得，他剛到巴黎。彼得，這位是英國大使館的布蘭登。”

他們握了握手。彼得避開布蘭登的目光，始終盯著尤哈斯：“在莫斯科，我們和朋友敘舊的時候不會邀請陌生的新朋友過來。這是匈牙利還是法國習俗？”

尤哈斯擡起頭，剛想說話，就被布蘭登打斷了。

“請不要為難可憐的尤哈斯。”英國人輕聲說，碰了碰彼得的手背，“這是我的主意。你一直沒有理會布蒙夫人，還忽然從馬賽消失了。你可以想象我有多麽擔心，只好求助於我們共同的朋友了。也許有他在，你會更願意和我聊天？能看到熟悉的面孔總是好的。”

這是個陷阱。換作瓦西裏，早就已經拍桌離開，回去寫報告揭發尤哈斯，把他一腳踹進克格勃插滿血淋淋尖樁的深淵裏。但彼得不是瓦西裏，所以他仍然坐在原處，假裝吃飯，毫無食欲地用叉子撥弄泡在肉汁裏的馬鈴薯塊。侍應過來問布蘭登要吃什麽，他用俄語回答面包和紅菜湯。

“你們認識多久了？”彼得漫不經心地發問，這個問題沒有特定對象，尤哈斯和布蘭登互相看了一眼，布蘭登幅度很小地點了點頭，於是尤哈斯開口了。原來如此，彼得想。戴著項圈的是尤哈斯，繩子在英國人手裏。

“布蘭登是個可靠的人。”匈牙利人答非所問，“我覺得你們會談得來的。”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麽嗎？你安排一個外國情報人員和——”

“你不在莫斯科。”尤哈斯堵住了他的下半句話，“我知道你在想什麽，我也上過101學校。但這不是個陷阱，菲利克，這裏沒人要求你叛國。”

“你肯定以為我絞盡腦汁想傷害你的祖國。”布蘭登接著說，聲音仍然很低，能輕易地被餐廳裏的噪音蓋過去，“這不是真的。我很欣賞蘇聯，時常希望倫敦也有莫斯科的行動力，但你也明白他們有時候會做出一些殘忍的決定——從沒出過外勤的胖軍官抽著雪茄坐在會議桌旁，隨隨便便決定這個要死，那個也要殺，而且理由是什麽呢？寫了一本書？對核彈表示懷疑？鼓掌不夠大聲？”他停下來打量彼得的臉，似乎感到滿意，於是繼續，“而你就是那個不得不幹所有臟活的人。這不讓你痛苦嗎？你不是個殘忍的人……我也許不了解你，但尤哈斯了解你。這就是我們可以合作的地方。我們這些在‘曠野’裏的小小鳥兒——你們的行話是這麽說的，對嗎，‘曠野’？——推動不了什麽大的改變，但要是你在合適的時機給我合適的信息，你和我可以阻止更多人成為鐵幕的犧牲品，一點微小的、力所能及的善良，這就是我給你的提議。”

切爾諾夫教授的臉浮現在眼前，出乎彼得意料。他以為自己早就忘記這位倒黴的文學教授了，但看來科裏亞叔叔是對的，人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槍。彼得還是清楚記得切爾諾夫挺直脊梁，直直地看過來的眼神。他就這樣直視著死亡，就像任何一個真正的斯拉夫人那樣。他真的應該死嗎？誰下的決定，為什麽？彼得後來偷偷去讀了切爾諾夫的詩歌，那些詞句給彼得的感覺就像隔著玻璃看一個溺水的人，聽不見呼救聲，但大概可以猜出來，無能為力，但又不忍心移開目光，可能這就是作者的目的，人們必須見證痛苦，但也必須站在玻璃板後面，不許幹擾這種痛苦。

“我現在不能給你答覆。”彼得放下叉子，叉齒在桌布上留下了紅色的汙漬，“給我幾天時間。”

“二十四小時。”布蘭登立即回答，像是預測到了彼得會說什麽，“明天這個時候，我會在隱蔽的地方觀察蘇聯大使館，如果你手裏拿著一份《真理報》走出來，那我就離開，再也不會和你接觸。假如你決定和我繼續談，那就拿著一份《世界報》走出來，到時我會給你下一步的指示。”

彼得點點頭。

他其實不需要二十四小時。當晚躺在床上的時候，彼得不情願地承認。這個決定說不定早就形成了，那個東德士兵跨越鐵絲網的照片就像梣樹種子，雖然埋在層層泥土和巖石下面，但一直沒有死去，等著合適的氣候破土而出。瓦西裏會怎麽說呢？

彼得翻了個身，對著墻壁蜷縮起來，他早就不再把破破爛爛的筆記本放在枕頭邊，那張美泉宮的明信片也已經燒了。他為什麽要關心瓦西裏怎麽說？瓦西裏根本不明白他在“曠野”裏面對著什麽，需要做什麽，已經不能成為彼得的標桿了。等他下一次回國，瓦西裏多半已經結婚，搬進分配給新婚夫婦的集體公寓裏，過起“正常”的生活。他不禁猜測軍情六處選布蘭登當接頭人是不是尤哈斯的主意，尤哈斯有沒有給他們解釋菲利克的弱點？提起當年在學校宿舍裏意外撞見的小鬧劇？要是瓦西裏知道——可是瓦西裏不會知道，他再也不能影響彼得了。

他在天亮前勉強睡著，立即就被鬧鐘吵醒，焦躁不安地在辦公室坐了一個早上。報紙放在門口的一個櫃子裏，《真理報》堆積如山，因為沒人想看。《世界報》只剩下兩份了，彼得在櫃子前面站了一小會兒，拿起《世界報》，特意讓大標題向外，夾在腋下，走出了大使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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