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杳無音訊。“應該不會很久”的出差持續了一個星期，然後一個月過去了。到天氣最熱的時候，安德羅索夫一家開始收拾行李，像往年一樣動身到“達恰”去避暑，這些小小的鄉間別墅是莫斯科人最喜歡的度假地。父親也有一間“達恰”，原本是一個皮草商人的，但這人1949年就逃到英國去了，於是度假屋被沒收充公，後來分配給父親。上尉不太熱衷到那裏去，因為他不喜歡打獵，而那間小度假屋周圍除了莽莽森林和狼群出沒的荒野，什麽都沒有。

於是菲利克背著行李擠進後排座位的時候，心裏設想的就是類似的小木屋，孤零零地縮在林間空地裏，門前放著個砍柴用的木樁。少校開的是一輛灰色的伏爾加汽車，整個克格勃開的都是伏爾加，不是黑色就是深灰。如果不是牌照不一樣，恐怕他們在停車場根本找不到自己的車。收音機裏播著無聊透頂的新聞，尤莉婭和瓦西裏都睡著了，頭幾乎碰到一起。菲利克疲憊地盯著外面的曠野，車駛上一座橋的時候他突然坐直了，湊近車窗，看著不遠處被河灣溫柔摟抱著的三層石砌房子，淺色花崗巖在陽光下泛出奶油一樣的色澤。

車在花圃旁邊停下，一條樹蔭遮蓋的土路伸向屋後的河岸，這房子甚至還有個碼頭，木樁上系著漆成藍白色的小船。在夏天餘下的時間裏，安德羅索夫少校都會在碼頭上抱著魚竿打瞌睡，鼾聲大得足以嚇跑方圓五公裏內的任何動物。尤莉婭喜歡自己散步，要不就在花園裏折磨蚯蚓。男孩們征用了小船，順流而下，說是去野餐，實際上冒著被狗撲倒的風險偷偷溜進別人的果園裏，到傍晚才費力地劃回來。

如果不是瓦西裏說了那句話，菲利克本來會喜歡這個假期的。

他是在劃船的時候說的，河水沿著他曬黑的手臂滴滴答答地落在木板上。風吹起他鬃毛一樣的棕色卷發，瓦西裏的頭發始終留得比校規允許的稍長一些，但又沒到激怒家長和老師的程度。菲利克靠著右舷，一只手放在水裏，享受冰涼河水從手指之間滑過去的感覺。陽光猛烈，他戴了頂尺寸不合適的漁夫帽，一直滑下來擋住視線，害他時不時就要往上推一下帽沿。白房子已經消失在茂密的樹叢後面了，河道靜悄悄的，偶爾有野鴨飛來，落在水面上，謹慎地和小船保持距離。菲利克隨口抱怨這幾天的無所事事，半閉著眼睛，快要靠在船舷上睡著了。

“我們本來沒打算帶你來這裏的’。”瓦西裏忽然開口，語速很快，就好像他已經把這句話翻來覆去咀嚼了很久，就等吐出來的機會一樣。

菲利克擡起頭，撥開軟塌塌的帽沿：“什麽？”

“你爸爸上個月就該回來了。”

“你怎麽知道？”

“偷聽到的。他是去打獵的，用不著那麽多時間。”

菲利克當時還不知道“打獵”是執行暗殺的委婉說法，只是從對方的語氣裏本能地感覺到那是什麽不好的東西，他把帽子從頭上扯下來，看著瓦西裏：“我爸爸不喜歡傷害動物，遇上熊的時候他只是開槍把它嚇跑——”

“不是那種打獵。”瓦西裏放下槳，對著菲利克的額頭做了個開槍的手勢，“是這種。”

菲利克往後縮了一下，“不是的。”

“大家都知道他是。”

“爸爸不是，不然他會告訴我的。”

瓦西裏聳聳肩，像是懶得和菲利克爭論下去。船被暗流卷向泥灘，他重新拿起木槳，富有技巧地把船推回河道正中，繼續往下游滑去，他們今天是打算要偷偷翻墻到果園裏去的。菲利克抿著嘴唇，眼眶發熱，喉嚨像是被一個網球那麽大的腫塊堵住了，半是因為不知所蹤的父親，半是因為這個沒完沒了的夏天。他深吸了一口氣，強迫自己一動不動地盯著河水，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哭泣是被嚴格禁止的，在哪裏都不行。

瓦西裏發出了一個猶豫的單音節。

“小老鼠？”他俯身靠近菲利克，船因為他的動作而晃動了一下，“菲利克，聽著。”

他聽著，但裝出沒有在聽的樣子來。

“對不起，我是隨口編的，你爸爸不是什麽殺手。別告訴我爸我跟你說過這些話，好嗎？只是跟你開個玩笑而已。”

菲利克沒有回答，當晚在餐桌上保持沈默，並且接下來連續兩天都沒有和瓦西裏說話。安德羅索夫太太懷疑他被尤莉婭傳染了，一定要他吃半個生洋蔥，菲利克拒絕了，逃進閣樓的小房間裏，蜷縮在床上，對著墻壁。晚上某個時候有人過來輕輕敲門，菲利克沒有理會，門沒有上鎖，但對方也沒有進來。

這棟鄉間別墅通透敞亮，但總是纏繞著揮之不去的不安感。菲利克不止一次撞見少校夫婦焦灼地低聲說話，少校不停地用茶巾擦額頭，盡管室內很涼爽。八月中旬的某個深夜，四輛伏爾加轎車駛入院子，橫七豎八地停下，有一輛還壓到了花圃。穿著克格勃深色制服的軍官魚貫而入，擠進窄小的書房，一支接一支地抽煙，像一群憂心忡忡的鼴鼠。菲利克躡手躡腳去廚房找吃的，途中意外聽見父親的名字，不由得停下腳步，豎起耳朵聽書房裏的動靜，他們反覆提到“柏林”、“赫魯曉夫”和“墻”。一個紅胡子軍官察覺到菲利克，瞪著男孩看了一會，胡髭動了動，像是想張嘴咬人，隨後用力關上書房門，落鎖，響亮的哢嗒一聲。

菲利克清醒地在床上躺了一整晚，註視著撐起屋頂的三角形木梁，想象著父親躺在空蕩蕩的無名街道上，瀕臨死亡，衣服浸透了血。樓下傳來車輪碾過碎石的聲音，菲利克爬下床，走到窗邊，看著那四輛黑色汽車逐一離開。

然後，毫無預兆地，父親回來了。

那是8月20日，一大早，這意味著父親是淩晨從莫斯科出發的。他輕手輕腳地走進閣樓裏，把菲利克搖醒。收拾行李只用了十分鐘，大人們站在廚房裏聊了一小會兒，少校還穿著睡袍，因為父親說的什麽話而緊皺著眉頭，爐子上的水已經燒開很久了，蒸汽把蓋子頂得當當作響，沒人理會。

不到七點，菲利克打著哈欠走出了“達恰”，爬到副駕駛座上。父親關上車門，摘下皮手套，發動了引擎。上尉臉色蒼白，因此下巴右側那塊沒刮幹凈的胡茬變得格外顯眼，菲利克不由得盯著看，父親向來梳洗整齊才會出門，連一縷頭發都不會跑偏。這一小塊被剃刀漏掉的胡子比什麽東西都更讓菲利克覺得不安。他看著父親攥著方向盤的手，靠近手腕的地方有一小塊瘀青，是因為他用這只手勒住某個人的脖子嗎？父親用這雙手殺人嗎？

車快要駛上橋的時候菲利克回頭看了一眼房子，它裹在細紗似的晨霧裏，二樓的窗戶全都拉著窗簾，沒有人在往外看。

——

在蘇黎世遠郊的小火車站裏，鐵軌空蕩蕩的。天已經完全黑下來了，雪粉變成了鵝毛大雪，狂風怒號。月臺上只有一盞燈還亮著，為孤零零的旅客劃出一個鵝黃光圈，順帶照亮了釘在柱子上的鐘。六點五十分，從裏昂來的車還有四十五分鐘才到，布達佩斯的慢車遙遙無期。

彼得在想他的父親。他越是仔細地回憶父親的點滴，就越發肯定自己現在的境況是父親一手造成的。然而彼得已經無法清楚分開克格勃和父親了，克格勃就是父親，反之亦然。是怎樣的父親才會教年幼的孩子監視、竊聽和撒謊？怎樣的父親會掰掉孩子們的棱角，把他們削尖，勸他們互相殘殺？

風拉扯著彼得的大衣，他發著抖，弓起肩膀，雙臂環抱著自己，掙紮著抓住迅速流散的暖意。偏偏在這個時候，河灣旁邊那棟白色“達恰”的樣子清楚地在腦海裏浮現出來，白色花崗巖在夏日暖陽裏閃閃發亮，像譏諷似的。

安德羅索夫一家給他的不是照顧，而是不加掩飾的監視。為了防止外派到鐵幕另一邊的克格勃軍官叛逃，奧爾洛夫上尉唯一的孩子當然要交到另一個克格勃軍官手上。要是父親真的沒有回來，他們的公寓就會被沒收，繼而清查，那些曾經給菲利克買過糖果的反間處雇員會闖進門來，砸毀母親的鋼琴，撬起地板，割開床墊和沙發，尋找奧爾洛夫一家是帝國主義走狗的證據——而且他們百分百會找到的。等彼得想明白這件事的時候，也已經學會保持沈默了。

辦公室的門開了，燈光淌到水泥站臺上，列車員站在那裏，仍然穿著那件不合身的馬甲，一手扶著門，另一手拿著壺嘴冒煙的搪瓷茶壺。彼得和他對視了一會，兩人都有些尷尬，因為他們誰都不想接近對方，但列車員的責任感迫使他拯救這位快要凍僵的旅客。

“還是進來坐一會吧，先生。”列車員疲憊地嘆了口氣，就像勸小孩不要繼續在泥地裏打滾。

彼得什麽都沒有說，站起來，拉緊大衣前襟，踉蹌了一下，走向流瀉出熱量和電燈光線的辦公室。列車員指了指一把放著格紋軟墊的木椅子，彼得聽話地坐下了，雙手交握放在大腿上，一動不動地盯著桌布上的茶漬。列車員關上門，拿著茶壺回到桌子旁邊，重重地在彼得對面落座，椅子嘎吱一響。

“冷得厲害，是吧。”列車員往旅客鼻子底下推了一只缺了把手的茶杯，把熱騰騰的茶倒進去，“糖？”

“不用，謝謝。”

列車員往自己的茶裏加了兩勺糖，把杯子攏在手心裏，放到下巴下面，像是要用蒸汽給灰白的胡茬澆水。風拍打著窗戶，聲音比在外面小得多。墻角有個帶著長通風管的老式燒煤暖爐，散發出強烈的暖意，像厚毛毯一樣把人裹在裏面。彼得碰了碰杯子，檢查自己的手有沒有完全恢覆知覺。

“您是在等從布達佩斯來的車嗎？”列車員問。

“不知道。”

“不知道？”列車員反問，放下杯子，“那您在這裏幹什麽？”

彼得聳聳肩，沒有說話。

“在等人嗎？”

“也不算。”彼得回答，眼睛看著窗戶，從布簾的縫隙裏能看見站臺上的燈，“說賭博可能更適合，而且瓦西裏可不是個容易預測的人。”

“‘瓦西裏’是朋友還是債主？”

彼得看著列車員，笑了笑，藍眼睛裏有一點愛莫能助的神色，仿佛不是他不願意回答，而是真的不知道答案。列車員垂眼看向他放在桌子上的手，衣袖沾著的汙漬在明亮的燈光下看起來更像血了，列車員決定什麽都不問，彼得留意到了他的視線，但什麽都沒有說，也沒有把手收回去。

“如果您不介意的話，我想我還是要一點糖吧。”

列車員把糖罐放到旅客面前，站起來，從櫥櫃裏取出一盒餅幹，順手擰開了放在櫥櫃頂上的收音機，一陣刺耳的電流噪音傾瀉而出，列車員趕緊把音量扭到最小，耳朵貼到喇叭旁邊，皺著眉頭，仔細地調整波段，總算從白噪音裏打撈出一個蘇黎世本地的德語電臺，他扭頭看了彼得一眼，可能是想問他介不介意，但還沒開口就被收音機打斷了。列車員調高音量，全神貫註地盯著收音機。

“天哪，您聽見了嗎？”

“我不會德語。”彼得回答。

列車員繼續聽了一會，一只手扶著收音機天線。新聞結束了，被音樂取而代之。列車員關上收音機。

“人們在墻上鑿了個開口……墻已經攔不住任何人了。”

沒必要說明是什麽墻，世界上只有一堵值得提起的墻。彼得瞪著那個頭發花白的鐵路公司雇員，張了張嘴，沒能說出話來，彎下腰去，手肘支在大腿上，捂著嘴。列車員以為他要吐了，兩步跨到彼得旁邊，輕輕拍打他的背。年輕人擋開他的手，直起腰來，臉上因為暖意而恢覆的一點血色又消失了。過了好久，他忽然開口了。

“您知道嗎？我爸爸親眼看著柏林墻建起來的，1961年8月12日深夜，要不就是13日淩晨，他在東柏林這一邊，就在大街上，看著鐵絲網拉起來——那天晚上還只有鐵絲網，墻是後來才建起來的。我總是在想，爸爸有沒有那麽一秒考慮過要沖過去。”他沈默了幾秒，想了想，“肯定是有的，任何人要是被墻和鐵絲網圈起來，都會有這樣的想法，我猜。”

“可是您的父親為什麽會出現在東柏林呢？”

沒有回答，列車員又問了一遍，彼得像是沒聽見一樣。從他的眼神看來，旅客已經離開這間窄小的車站辦公室，躲進自己腦海中那片風暴頻發的黑暗之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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