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代琉球國陸續派遣來華學習的官生有20餘次，80餘人。根據琉球派遣來華學生的身份，可分作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明洪武五年至明成化十八年（1482），派遣官生10次25人，來華者多為王族和高官子弟；第二階段，從明成化十八年至清嘉慶七年（1802），派遣官生10次40人，來華者為世居久米村閩人後裔；第三階段從清嘉慶七年至清同治八年（1869），派遣官生4次16人。久米村人和王族高官居住的首裏村人各占一半。這些數據表明，閩人三十六姓後裔在琉球來華留學生中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

琉球向中國派遣留學生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以備朝貢和應受封典的需要；二是為了發展本地生產技術和科學文化的需要。不過這留學生也不是隨隨便便來，隨隨便便學的，也得面試，當然那時候不用筆試，面試主要是了解這些人的漢語水平、學習目的，還有要學的專業，以便進行有針對性的培養，你看這個待遇是相當高的，就是我們對研究生的培養，人家一過來就讀研究生；我們知道讀研究生也有個公費自費，那時候也一樣，這些留學生也分個公費自費的。公費的是到北京、南京的國子監，最高學府，他們叫做“唐監生”，他們學習和生活的費用由朝廷來支付，明太祖朱元璋就說：“遠方慕中國禮儀，故遣子弟入學，必足於衣食，然後樂學。”就是說我得先讓他們吃飽喝足，然後才能安心學習，中國有句古話就是“倉廩實而知禮節”，所以就規定一切費用全由朝廷承擔了，當然這些人大多也是些貴族子弟。另外，朝廷不但承擔他們的費用，負責把他們培養成才，教會他們文化和技藝，還鼓勵他們回去建設家鄉，《明太宗實錄》就記載：“遠人來學，誠美事，思親而歸，亦人情，宜厚賜以榮之。”中國真是禮儀之邦，他們回去還能得到皇帝的賞賜，那真是榮歸故裏，真是好啊。再一種就是自費的了，這些人是在福州學習，在福州的琉球館裏，人數也比較多，大多數也是久米村裏的人，他們學習儒學、天文、地理、氣象、音樂和繪畫，還有農業生產技術等。比如說，番薯就是由這些人在中國學會了栽培技術然後回到琉球種植推廣的，甘蔗也是。另外，還有學醫的，清康熙二十七年，琉球有個叫魏士哲的留學生就拜師學習兔唇縫合手術，拜的師傅是人家祖傳的手藝，這個技術在人家家族裏有規定，不是傳男不傳女，這倒沒什麽，因為琉球留學生也有女的，人家是“此藥方一世一傳，雖親友不敢傳之。”就是一代只能傳一個人，這是祖訓，可是在魏士哲真誠的打動下，中國這位老醫生還是傳了給他，這魏士哲學會後回到琉球也成為了一代名醫。還有學繪畫的，學中國的山水花鳥畫，他們在琉球也成為了著名的畫師；學音樂的，學習中華歌樂、琵琶、三弦、雜戲等等，也都成為了音樂家；還有學習中國詩歌的，我們下面專門講琉球的詩歌和音樂，深受中國影響。除了這些，主要是學習儒學經典。

琉球來華官生所學的課程與國子監所設的大致相同，大多是儒家經典。學習內容由淺及深，先學《小學》以啟蒙，次學《近思錄》，再正式學習主要課程《四書》、《五經》，即《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書》、《易》、《禮》、《春秋》以及律令、書、數、禦制大浩、性理、習字等科目。每日琉球官生須“早起、沐浴、正衣冠。到講堂聽講《小學》數條；《小學》完畢，講《近思錄》。飯後講經數條，監帖。燈下，講四六、古文各一篇，詩一首，次日背誦。”“聽講之後，各歸本位肄習”，然後“逢三日，作詩一首，不拘古律；逢八日作四六一篇，或論序等類一篇。”除了這些課業要求，琉球來華官生與中國學生一樣必須參加月考、季考和歲考，考試內容規定要考四書文一篇，五言八韻詩一首或五言律詩一首。清代國子監的教習還註重對琉球來華官生進行人生觀、道德觀教育以及學習方法的引導。比如在入學教育之際，就要求學生端正入學目的，不能“以取利祿為急務”，要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目標，讀書要循序漸進，去故求新，專精之至，要辨正偽，“有本原，有次序，有綱領，有要法。”在學行俱優的教習們認真教學下，大部分琉球官生勤學好問，認真刻苦，尊師親友，不少人取得了優異的學習成績，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入學的鄭孝德牢記教習潘相的教誨，“晝夜刻厲，孜孜問學不怠”，手抄《四書》、《五經》，儒先語，一衷於子朱子，尤玩味《小學》、《近思錄》等書，對經書鉆研至深，而且寫得一手好詩文。同治七年（1868）琉球官生林世功師從教習徐幹，在漢詩創作上天分頗高，其詩“詳雅有中朝館閣氣象”。在學期間，他與林世忠等人合集教習徐幹輯評的《琉球詩課》，時人公認為國子監琉球官生習作的上品，徐幹點評：“清麗綿芊”，“氣魄沈雄”，“格律高渾氣象崢嶸”，常被作為試帖詩的樣本。另出版的課餘詩作《琉球詩錄》，更是被譽為琉球漢詩的精品。

這些琉球來華官生學成歸國後，都受到琉球國王的重用。有的聘為國師，為國王世子、世孫講經論典；有的升任官員，治國安民；有的充當貢使、通事，促進中琉兩國的友好往來。他們充分發揮經邦濟世之才，為琉球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做出重要貢獻。從明洪武五年（1372）以後，琉球王國一直使用中國的年號，奉行中國正朔[直至清光緒五年（1879），日本強行“廢琉置縣”為止]。琉球王國的官方文書、外交條約、正史等，都是用漢文寫的。

有清一代，琉球一如既往“慕效華風”，來華留學生的陸續回歸進一步增強了琉球漢語漢學傳播的力量，不少人以傳授漢學為己任，如康熙年間的琉球官生蔡文溥回國後，就任於琉球官學的講解師及訓詁師，“以其所學，教久米村及國人，人多化之”，他還為琉球國王的世子、世孫講《四書》、《詩經》、《綱鑒》及《唐詩》等，並著有《四本堂集》，深得世人的敬重，授為紫金大夫。琉球留學生的教化遠布，使琉球“各島漸通中國字，購蓄中國書籍，有能讀《上諭十六條》及能詩者矣。”後來，由於漢語漢學在琉球的普及推廣，還出現不少琉球人學漢語的專用教材。現存於世的僅見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收藏的五種：《官話問答便語》、《學官話》、《百姓官話》、《廣應官話》、《琉球官話集》，編者都是閩人後裔久米村人，其中《廣應官話》的作者就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來華留學官生梁允治。從這些課本中可考證，那時大部分漢語根據北方官話，也有不少是南方話甚至閩方言的詞語，所以如今琉球方言還保留許多與閩語發音相似的詞匯。此外，漢字在當時的琉球上流社會幾乎成為通用文字，而且使用中國紀年和公文格式。不只琉球政府與中國朝廷、地方官員的貢表、奏折、咨文都用中文寫作，連寺廟、學校、公祠所立的碑銘也用漢字所刻。歷史流傳下來的琉球史籍、詩文也多用中文書寫。

琉球來華留學生不僅促使琉球社會以禮為本、文教大開、文風大振，使儒家思想文化深入人心，成為建國的指導思想和準則，而且在琉球文學藝術史上他們也留下了光彩奪目的不朽篇章。

對於琉球官生在國子監學習期間的情況，清人潘相著有《琉球入學見聞錄》，專門對此進行論述。此書中的教規如下：一、每月朔、望早起、沐浴、正衣冠，候大人拜廟後，隨班拜廟三跪九叩首，次拜後殿三跪九叩首，次謁文公祠一跪三叩首。已隨詣彜倫堂，上堂打三躬；退，詣講堂打三躬。

二、未領衣冠時，服該國冠服；已領之後，即服所賜冠服。

三、每日早起，沐浴、正衣冠，詣講堂聽講《小學》數條；《小學》完，講《近思錄》。飯後，講經數條，臨帖。燈下，講四六古文各一篇、詩一首，次日背誦。

四、講書之時，諸生以齒序立，專心聽講；或有語言不通、意義未曉者，須再三問明。

五、聽講之後，各歸本位肄習，衣冠必整肅；出入必恭敬、行步必端莊，不得笑語喧嘩。

六、逢三日，作詩一首，不拘古律。逢八日，作四六一篇或論序等類一篇。

七、跟伴須各自約束，不得恣其出入、聽其傲慢，有乖禮法。

由上可知，這些官生每月朔、望要拜謁孔廟和文公祠。他們學習的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典，而開列的教條是非常嚴格的，從禮節、冠服、起床、學習到上課時的態度，下課時的儀表都做了非常詳細的說明。每天的作業以及跟伴的行為都有限制。由規條三知，教習的教學也是用心良苦，為了使琉球官生得到儒家的正統教育，他們制定了循序漸進的學習內容：“先取《小學》立教，明倫敬身；……然後取《近思錄》一書而誦讀之、而踐體之，……由是，可以進究乎《四子》、《六經》而求聖賢之大全。”可見這些官生的學習完全是按照儒家的學習規律設定的，他們在中國接受了嚴格的儒家教育以及儒學的熏陶，回國後大都身居要職，為儒學的傳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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