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對蘇友好的何雋抓住這個機會，馬上當庭開釋鮑羅廷娜，然後棄官跑到天津租界避難。就在宣判結束僅兩小時後，醒悟過來的張作霖又下令搜捕，但“夫人已不知去向”。對被釋放也感到疑惑的鮑羅廷娜躲進東交民巷一個外籍人士家中，幾天後經蒙古返回蘇聯。不久，武漢國民政府背叛大革命，鮑羅廷遭到驅逐。7月27日，鮑羅廷離開武漢，取道西北返回蘇聯。至於“列寧紀念”號的船員，後來由蘇聯政府支付了25萬美元贖金，才被允許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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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宗昌的最大愛好，那就是聽京劇，這在當時是出了名的。

張宗昌與當時著名的京劇演員關系十分密切、融洽。1925年4月，北洋政府明令發表他任蘇、魯、皖、豫四省剿匪督辦，繼又任命為山東省軍務善後督辦，彼時恰值其母60大壽，張宗昌大宴賓客，祝壽三天。餘叔巖、楊小樓、梅蘭芳、尚小雲、程硯秋、荀慧生等名伶，均應邀至徐州演唱堂會，生、旦、凈、末、醜各行名角薈萃一堂，盛極一時。其後督魯時期，張宗昌在督署裏建有戲樓一處，曾先後在濟南、北京、掖縣老家演唱堂會。“九·一八”事變後，他回歸北京，仍不時在東城鐵獅子胡同和西城石老娘胡同私邸以及奉天會館(即後來的西單哈爾飛劇院)舉辦堂會演出。應邀演出的仍然是這些名伶。

堂會演出的戲，有的在外面劇院是無法聽到的，例如餘叔巖與梅蘭芳同臺演出《打漁殺家》。在西城石老娘胡同私邸小戲臺，還曾演出《六五花洞》，飾潘金蓮者除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外，尚有筱翠花(於連泉)、王幼卿，名醜如蕭長華、慈瑞泉、曹二庚等均參加演出。旦角是一流旦角，醜角是一流醜角，如此眾多一流名角在當時能同臺演出，實屬難能可貴。若非張宗昌倡議，並出資置辦行頭，恐難實現。

1927年春節期間，張宗昌曾在濟南督辦公署東大樓慶壽唱堂戲。

正月十五日是正壽。壽堂設在珍珠泉前大廳，大廳內懸燈結彩，掛滿了壽屏、壽幛，還陳列著許多金壽星、金麻姑上壽、金鑲玉翠、珍珠瑪瑙，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到上午10點開始拜壽。張宗昌將他父親請到壽堂正中坐下，他自己穿上將大禮服，在軍樂聲中進入壽堂，首先向他父親行三跪九叩大禮，來賓也依次拜壽，有的叩頭，有的鞠躬。拜壽畢，中午舉行盛大宴會，山珍海味應有盡有，宴後即到劇場看戲。白天劇目均由濟南各劇院上演，故來賓看戲者甚少；晚上全是北京名伶演出，一直演到深夜兩點多鐘。這天晚場由少將副官李文征親自把門，憑請柬入場。臺前的池座均設方桌鋪臺布，放有煙、茶、糖果、糕點等，就座的均是貴賓，如當時知名的前清遺老康有為，下臺的大總統曹錕，號稱大帥的吳佩孚，名為聯帥的孫傳芳等。只見他們都穿著長袍馬褂，康有為身軀矮小，須眉皆白。

這天晚上，北京名伶演的是全本《穆桂英》，由四大名旦(梅、尚、程、荀)輪換飾演穆桂英，梅蘭芳演的是穆桂英掛帥一段。直到深夜全劇將演完時，只見由張宗昌陪著出去的曹錕又回來了，隨著又加演一出《游龍戲鳳》，餘叔巖飾正德皇帝，梅蘭芳飾李鳳姐，珠聯璧合，堪稱絕佳。當劇演至中場時，忽然剎住鑼鼓，出來“天官賜福”，為曹大總統“加官”，接著一個人高舉現鈔兩千元(當時可購面粉1200袋、豬肉1.25萬斤)高唱“謝曹大總統的賞”，同時餘、梅二人並肩到臺前深深一鞠躬，然後繼續演唱起來。這時人們才知道是曹錕點的戲。這臺祝壽戲到此也就演完了。

張宗昌後來最喜歡聽的一出戲是《霸王別姬》。虞姬自然是由梅蘭芳扮演，霸王則由楊小樓扮演。張宗昌後來之所以偏愛這出戲，可能是與他失敗的切身經歷密切相關。楚霸王項羽起兵江東，征戰四方，盛極一時，然而最終被困垓下，陷入窮途末路，發出無可奈何的淒涼悲蒼感慨。正是這種感慨喚起張宗昌在思想感情上的共鳴。每當自家堂會演唱這出戲時，往往是先擺好酒席，正如戲裏常說的“酒宴侍候”，鑼鼓一響，他便如劇中人楚霸王一樣，舉杯暢飲，一邊聽戲，一邊有姬妾把盞進酒。此時此刻，他或許恍如劇中人，而與之融成一體。

張宗昌一向揮金如土，對這些名伶的精彩演出自然要重金酬報。不僅如此，而且敬如上賓，禮貌周到。在徐州演唱堂會時，除贈酬金外，還贈送煙土，50兩一包，根據角色等級不同，數量也有所不同，最多者15包，依次有12包、10包、8包等等。

這些名伶是很講義氣的。張宗昌下臺以後，特別是閑居在北京時，無錢又無勢，還要唱堂會。這些名角依然如故，招之即來，不僅如此，往往還隨便派戲，從未同臺演出的，一經提出，就能合作演出，餘叔巖與梅蘭芳合作演出《打漁殺家》，便是突出的例子。李藻麟在這方面是深有體會的，因為那時唱堂會，李經常擔任安排劇目的任務，有時考慮不周，他們還主動想方設法出主意，為李補臺。

有一次，李藻麟想提攜年輕演員李萬春，就派了一出戲，由餘叔巖與李萬春合演《八大錘》，事前也忽略了征求餘叔巖的意見，便脫口而出。由於輩分與水平的差異，餘叔巖面有難色，楊小樓在一旁立即看出問題，便主動向李提出：“還是由我和叔巖合作演出，您看好不好?”李藻麟立刻醒悟。向餘表示歉意，是自己考慮不周。這些堪稱泰鬥的演員能如此屈己從人，實屬難能可貴，若不是看在張宗昌的分上，萬難辦到。餘叔巖就曾對李藻麟說過：“當初，人家(指張宗昌)有錢時，我們花過人家的；現在不能因為人家沒錢了，就不侍候了。”

餘也曾當面對張宗昌說過：“您什麽時候想聽，您自管說話，我隨叫隨到。”

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餘叔巖每次堂會演出，不僅自己分文不取，而且連場面也由他自理。梅蘭芳自己也是分文不取，只要腦門錢80元，用以支付琴師、鼓師等伴奏人員的費用。

張宗昌在位時舉辦堂會，為每位名演員確定演出酬金數額，是一個頗感棘手的問題，因為它涉及到對每位演員的評價及其在梨園界的聲望和地位等諸多方面。處理得當，皆大歡喜；處理不當，就會產生意見。因此，他請餘叔巖全權處理，由餘提出名單，規定酬金數額，令有關人員照此支付。最高者，一次可得一萬元。

張宗昌對京劇的喜愛，對我國京劇史產生了巨大影響，四大名旦這一稱謂的出臺，就與之有關。在1925年左右，梅、尚、程、荀四人在張宗昌府中演出堂會戲《四五花洞》，因四人旗鼓相當，難分軒輊，故而始有四大名旦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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