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謂胡惟庸“通倭”，“暴露”於他死後六年的林賢案。

林賢案的官方描述是：

“前明州衛指揮林賢帥兵守禦，以備東海防倭。不期指揮林賢當在京隨駕之時，已與胡惟庸交通，結成黨弊。朕責指揮林賢就貶日本。居三年，惟庸暗差私往日本取回，就借日本國王兵，假作進貢來朝，意在作亂。其來者正使如瑤藏主、左副使左門尉、右副使右門尉，率精兵倭人帶甲者四百餘名，倭僧在外。比至，胡惟庸已被誅戮，其日本精兵，就發雲南守禦。洪武十九年朕將本人命法司問出造反情由，族誅了當。”

但這些罪證，在胡惟庸案發之時，並沒有浮出水面，也就是說，這些是不是真的，還很難說。說到這裏有人會說，不是還有一個塗節告密麽？這算是一個證據吧？

……

塗節是胡惟庸的心腹，他的告密應該可信！但記載塗節告密的《明史·胡惟庸傳》說，在塗節上變與商嵩告密以後，朱元璋便逮捕胡惟庸。而據《明太祖實錄》記載，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塗節已經告胡惟庸謀反。但據記載，胡惟庸逮捕後，正月初六，案子居然審明白了，群臣報告，胡惟庸忍受不住酷刑，承認有罪，按照大明律法，要處以死刑！但是，一時找不到罪名，最後的罪名被定為“枉法誣賢”、“蠹害政治”！而陳寧則是胡惟庸的同黨，受到同樣的懲罰。

《明太祖實錄》記載，賜死胡惟庸的第二天（正月初七），朱元璋就迫不及待地召集文武百官，說了一番義正詞嚴的話：

“朕自臨禦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於輔弼，以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統天下之兵政，禦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結於眾舌，朋比逞於群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堤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然，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欲革去中書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壅蔽，卿等以為何如？”這就足以證明，塗節是告密了，但不是告胡惟庸否謀反，而是告胡惟庸毒死劉伯溫。

對於這一點清代夏燮《明通鑒》也有記載，《明通鑒》是夏燮一生精力的結晶。他不滿記載頗失其真的官修《明史》，決意從事明史的研究。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參證群書，考其異同”，乃寫成此書。全書共一百卷，二百萬字，記載明朝一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歷史，另外《明通鑒》一書，還有它自己的一些特點，材料豐富，考訂詳實。夏燮仿照司馬光《通鑒考異》的辦法，另撰“考異”，並按照胡三省註《通鑒》的辦法，收“考異”分註於正文之下。他在《明通鑒》和“考異”中所引用的資料，有的已經散佚了，但在此書中卻保存著，歷代都認為可信度比較高，他考察了明朝各種史書後，在《明通鑒》中說：“三編禦批曰：劉基遇毒及惟庸反狀，皆自塗節發之，及獄成而節亦同戳，且以黨目之。揆之於理，殊未可信。節如果為惟庸謀主，寧不知事敗之必將自累！乃轉以首告希圖幸免，實情事所必無。”“且陳寧奸狀，史傳所載綦詳，未嘗有一語及節，而節亦別無事跡。“其虛實判然可見。”這裏明確說了塗節告胡惟庸謀害劉基及謀反是杜撰出來的。那麽，胡惟庸謀害劉基則不成立。如此一來，所謂胡惟庸謀反不過是後人杜撰出來的。

就連清初谷應泰著《明史紀事本末》說胡、藍之案是明太祖“遂疑尾大之圖”“傅會難明之事”。

再者，胡惟庸案是明朝四大案件之一，案件發生後，牽連甚廣，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等，皆同時坐罪胡黨而死，並且追坐已故的營陽侯楊璟、濟寧侯顧時等若幹人。李善長被朱元璋“知逆謀不發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朱元璋借口星變，當移大臣，賜太師李善長自縊，誅其妻女弟侄全家七十多口。

此後朱元璋以肅清逆黨為名，大規模地屠殺，坐誅者三萬餘人，株連蔓引，十幾年未靖，並作《昭示奸黨錄》，布告天下。這樣大的一個案件，清修的《明史》也只是說胡惟庸被誅時“反狀未盡露”，這不免讓人生疑。

要知道，《明史》是二十四史最後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傳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記載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至朱由檢崇禎十七年二百多年的歷史。其卷數在二十四史中僅次於《宋史》，但其修纂時間之久，用力之勤卻大大超過了以前諸史。修成之後，得到後代史家的好評。

經過三次改稿，費時幾十年。《明史》的確有不少長處。首先，它體例嚴謹，敘事清晰，文字簡明，編排得當。史評家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曾將遼宋、金、元諸史和《明史》作了比較，認為“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其次，《明史》的史料較為豐富。當時可資的第一手史料很多，除一套完整的明朝各帝“實錄”而外，尚有邸報、方志、文集和大量私家史乘。朱彜尊修史時《上總裁第二書》中說，僅各地的方志藏於國家圖書館者，即達三千餘冊之多。可見《明史》可信度還是比較高的。

《明史》是清朝的張廷玉的繼承前人的成果編寫的，張廷玉是什麽人是康熙朝大學士張英次子，康、雍、乾三朝元老。康熙時以進士官刑部、吏部侍郎，雍正年間受到重用，任順天鄉試主考官、入值南書房、《明史》總載官、禮部及戶部尚書，後又相繼升他為文淵閣、文華殿和保和殿大學士，並令其改兼吏部尚書，居官五十多年，這樣一個忠實的清朝大官，編撰前朝史書自然不會幫著前朝皇帝去刻意隱瞞這樣一個實情了，再說了，清朝皇帝當時入關，很需要人心，編纂些前朝的皇帝的惡習才好證明他的統治是合法的，像胡惟庸這樣大案子，若當真有謀反之心，豈能不大書特書，但《明史》卻留下了一句“反狀未盡露”。這足以說明胡惟庸並非謀反，而是被朱元璋的冤殺的。因為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在於胡惟庸謀反，而是趁機廢除丞相，肅清權臣，為子孫後代鋪路。

……

《明實錄》記載：“罷丞相不設，析中書省改歸六部，以尚書任天下事，侍郎貳之，而殿閣大學士久備顧問。帝方字操威柄。。。

《明史稿》載：“先是，太祖承前制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以統領眾職，置屬官參議，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都事，中書舍人，分錢糧禮儀刑名營造四部，以條理管轄。十三年，正月誅胡惟庸，遂罷中書省。。。。。。。二十八年敕諭群臣：‘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務，立法至為詳善，以後嗣君，其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

《明太祖實錄》載，癸卯，大祀天地於南郊。罷中書省，升六部，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布告天下。詔曰：“朕膺天命，君主華夷，當即位之初，召集群臣，講求官制，遠稽漢、唐，略有損益，亦參以宋朝之典。所以內置中書省、都督府、禦史臺、六部；外列都指揮使司、承宣布政使司、都轉運鹽使司、提刑按察司和府、州、縣，綱維庶務，以安兆民。朕嘗發施號令，責任中書，使刑賞務當。不期任非其人，丞相汪廣洋、禦史大夫陳寧晝夜淫昏，酣歌肆樂，各不率職，坐視興廢，以致胡惟庸私構群小，夤緣為奸，或枉法以惠罪，或撓政以誣賢，因是發露，人各伏誅。特詔天下罷中書，廣都府，升六部，使知更官之制，行移各有所歸，庶不口煩。於戲！周職六卿，康庶民於宇內，漢命肖、曹，肇四百年之洪業，今命五府六部詳審其事，務稱厥職，故茲詔諭。”

《明太祖實錄》卷129載，洪武十三年正月已亥，胡惟庸等既誅，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禦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於輔弼，以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統天下之兵政，禦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期之蔽，嘉言結於眾舌，朋比逞於群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欲革去中書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壅蔽，卿等以為如何？”

《明史”職官志1”序》載：“明官制，沿漢、唐之舊而損益之。自洪武十三年罷丞相不設，析中書省之政歸六部，以尚書任天下事，侍郎貳之。而殿閣大學士只備顧問，帝方自操威柄，學士鮮所參決。

從這些不難看出，朱元璋大力制造了胡惟庸案件真正緣由不是胡惟庸有謀反的跡象，而是認為丞相容易“張君之威福”，而作惡多端，又認為元亡的原因在於“政專中書”、“委任權臣”。因為這些認識再加上李善長，汪廣洋，胡惟庸等人多事專橫跋扈，大權淩駕百官之上，讓他心生不安，才決意廢相，這一點在早在洪武十一年就看出了跡象，當初朱元璋就命令以後臣下上奏書，不許“關白”中書省（大臣奏事時，中書省不必知道）。洪武十三年廢除丞相制度之舉，只是不許“關白”中書省的延續，意思是大權獨欖，集自古以來皇權、相權於一身，從此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太祖禦奉天殿，敕諭文武群臣說：“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事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很顯然這一切朱元璋早有準備，否則不會在胡惟庸死了那麽幾年的功夫，就有了這樣的大手筆，說到這兒，我們可以回過頭來看一下整個胡惟庸案，胡惟庸做了相國後，益驕橫跋扈，擅自決定官員人等的生殺升降，先閱內外諸司奏章，對己不利者，輒匿不上報。各地喜好鉆營、熱衷仕進之徒與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送金帛、名馬、玩物不可勝數。要說他獨斷專行確有其事，但謀反其實是子虛烏有，這不過是朱元璋的一個借口，這一點從他誅殺，告發的塗節，第一任錦衣衛指揮使毛驤等人就足以看出，以及後來以此誅殺李善長一家就更加明顯，擺明了是朱元璋想借胡案興起大獄來誅殺文武功臣，以防功臣們日後威脅朱姓子孫。所以胡惟庸案說穿了並不是胡惟庸有謀反之心，而是朱元璋有了借他整肅功臣的借口，凡是對他朱家子孫有威脅的大臣，都可以扣上“胡黨”的罪名，處死抄家，一並殺了。

這一點在李善長一家被殺後一年，郎中王國用為其鳴冤，由禦史解縉起草《論韓國公冤事狀》，最有說服力。

疏中論道：李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又何必為胡惟庸謀事，況且他已經年邁，根本沒有精力再折騰，何苦如此！當時正值胡黨株連，氣氛異常恐怖，很多人擔心會招來禍事。但朱元璋看了以後，讀了如此冒犯的話，心知理虧，竟然不予追究，足見李善長死得有多冤枉，這反過來也可以說，胡惟庸案的的確確是朱元璋一手炮制的冤案！

最後的冤案②

朱元璋的所謂洪武功臣的下場無外乎三種，第一是獲罪被殺；第二是無罪賜死；第三是僥幸逃脫。而第三種在洪武一朝為數極少，僅僅限於湯和、鄧愈、郭英、沐英、耿炳文等幾人而已。其中，鄧愈早死，兒子還是沒有逃過，沐英遠鎮雲南，郭英則因寧妃的緣故，耿炳文雖則逃過暫時，可是，永樂時終難免橫死。所以，包裏歸堆，也只有湯和一個人罷了。

朱元璋若是以功業和規模來論，在宋太祖之上，他之後的兩位號稱是一時的雄才大略的人物康熙和毛爺爺對朱元璋的評價都不低，康熙本人盡管有借朱元璋緩和民族矛盾的政治意圖，但是，如果不是敬佩有加的話，也沒有必要對這位開國太祖說出“治隆唐宋”一類標語口號式的評語，而毛爺爺一向目無餘子，唯獨對朱元璋情有獨衷，想來也不是沒有原因的盲目崇拜。

朱元璋出身草莽，當於亂世，適時，群雄並起，情形並不下隋末，朱元璋沒有門蔭可依，也沒有背景可靠，空以徒手奪取天下，所以，他後來以此自驕並非虛誇。朱元璋親手創立的一些重要的制度以致於影響到近現代，長達五六百年之久，不能不說其人的能力出類拔萃。朱元璋在歷代開國帝王中也是以勵精圖治著稱的，他精於政治、目光深邃，在治理國家方面力矯元朝之失，贏得斯民小康的局面，在他執政的三十一年中，百姓得以粗安，誠屬難得。然而，很多史家並不以此來買朱元璋的帳，朱元璋雖敬業勞著，可是，獲得的評價實在是低的很，至少和他的個人努力不成正比。即使在毛爺爺時代，上層一再拔高朱元璋，但是，仍然可以聽到許多來自不同層面的對這位明太祖的冷嘲熱諷，毛爺爺死後，大罵朱元璋的作品接連上市，時至今日，朱元璋在人們心目中依舊是面目可憎。為什麽呢？除了臭名昭著的八股等封建桎梏以外，就是他晚年的肆意屠殺功臣留給後世的陰影，所以，研究一下洪武功臣的下場對於整體了解朱元璋的為人行政也是一個很好的輔助。

眾所周知，朱元璋為了鞏固一姓之天下，興起了兩次大規模的政治屠殺，也就是著名的胡藍黨獄，經過這兩次集中殺戮之後，活躍在十四世紀中國政壇長達三十年的淮西政治集團土崩瓦解、不覆存在。然而，這兩次屠殺也只不過是朱元璋殺戮功臣的龐大計劃中的一個重要章節，並非全部，其實，如果細細讀來，朱元璋早在洪武七年就開始有計劃的清洗功臣了，只是因為那時候數量較少、手段比較隱蔽、方法比較柔和，所以，並不引人矚目。

……

洪武十年之前，朱元璋前後一共殺害了兩名功臣，如果把死因不明的劉伯溫算上，則有三個。他們是：淮安侯華雲龍、德慶侯廖永忠。他們兩個人的罪名都是違制。華雲龍是因為“據元相脫脫第宅，僭用故元宮中物”得罪，《明史》上沒有說明華雲龍的死因，只是含糊的說他“未至京，道卒”，但是，也語焉不詳的道出了一點細節－－“召（華雲龍）還，命何文輝往代。”，何文輝是何許人也呢？只要看一下他的在明史的本傳就知道了，這是一個和李文忠等人齊名的軍事特務，是朱元璋的義子，長年負責代替朱元璋監臨統軍諸將的類似於後來的錦衣衛頭子似的人物，以他這樣的身份被派到北平顯然是特別具有深意的。據談遷考證，華雲龍是被賜死的，死的也還算是體面，因為隨後朱元璋讓他的兒子華中接替了侯爵，功臣沒有除爵，應該是洪武朝的“善終”。

德慶侯廖永忠是兄弟共同輔佐朱元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廖永忠為朱元璋辦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奉命鑿沈小明王韓林兒的坐船，給朱元璋解除了後顧之憂，然而，朱元璋為了掩蓋自己的真實意圖，居然沒有封給廖永忠上賞，當然，理由還是老一套，就是親近儒生、窺測朕意等。曾幾何時，廖永忠幾乎殺身於鄱陽湖，朱元璋手書：“功超群將，智邁雄師”賜給廖永忠，而後平蜀，以永忠軍功最高，呼之為“傅一廖二”（意為傅友德第一、廖永忠第二），洪武八年，永忠因“僭用龍鳳諸不法事，賜死”，五年之後，兒子廖權才被允許襲爵，而廖永忠的孫子廖鏞兄弟是方孝孺的弟子，後來奉命勸降方孝孺，不果被殺（理由居然是給方孝孺收屍）。

同參軍國事右禦史大夫領臺事兼太子諭德衛國公鄧愈（洪武十年，討吐番還。道病，至壽春卒，年四十一。追封寧河王，謚武順。長子鎮嗣，改封申國公，其妻，李善長外孫也，善長敗，坐奸黨誅。）

右丞相忠勤伯汪廣洋（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丞塗節言劉基為惟庸毒死，廣洋宜知狀。帝問之，對曰：“無有。”帝怒，責廣洋朋欺，貶廣南。舟次太平，帝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奸，賜敕誅之。）

同參軍國事加太子太師宋國公馮勝（數以細故失帝意。藍玉誅之月，召還京。洪武二十七，賜死，諸子皆不得嗣。）

同知大都督府事加太子太師穎國公傅友德（洪武二十五年，友德請懷遠田千畝。帝不悅。尋副宋國公勝分行山西，屯田於大同、東勝，立十六衛。是冬再練軍山西、河南。明年，偕召還。又明年賜死。子忠不得嗣。嘉靖元年，雲南巡撫都禦史何孟春請立祠祀友德。詔可，名曰“報功”。）

參知政事兼太子副詹事南雄侯趙庸（洪武二十三年，以左副將軍從燕王出古北口，降乃兒不花。還，坐胡惟庸黨死。爵除。）

湖廣行省平章營陽侯楊璟（鎮北平，練兵遼東。洪武十五年八月卒，追封芮國公，謚武信。子通嗣，二十年帥降軍戍雲南，多道亡，降普定指揮使。二十三年，詔書坐璟胡惟庸黨。）

中書平章同知詹事院事臨川侯胡美（洪武十七年坐法死。二十三年，李善長敗，帝手詔條列奸黨，言美因長女為貴妃，偕其子婿入亂宮禁，事覺，子婿刑死，美賜自盡雲。）

山東行省平章政事東平侯韓政（洪武十一年二月卒，帝親臨其喪。追封鄆國公。子勳襲。二十六年坐藍黨誅，爵除）註：病薨。兒子跑不了

大都督同知濟寧侯顧時（洪武十二年卒，年四十六。葬鐘山。追封滕國公，謚襄靖，祔祭功臣廟。子敬嗣侯。二十三年追論胡惟庸黨，榜列諸臣，以時為首。）

吳王左相兼僉大都督府事靖海侯吳禎（洪武十一年，奉詔出定遼，得疾，輿還京師。明年卒。追封海國公，謚襄毅，與良俱肖像功臣廟。子忠嗣侯。二十三年追論禎胡惟庸黨，爵除。）

秦王武傅兼陜西行都督府僉事鞏昌侯郭興（洪武十六年巡北邊。召還，逾年卒。贈陜國公，謚宣武。二十三年追坐胡惟庸黨，爵除。）

署河南行都督府府事臨江侯陳德（洪武十一年卒。追封杞國公，謚定襄。子鏞襲封。二十三年，追坐德胡惟庸黨，爵除。）註：病薨，兒子跑不了。

雲南布政司事汝南侯梅思祖（洪武十五年卒，賜葬鐘山之陰。二十三年追坐思祖胡惟庸黨，滅其家。）

…………就不一一列舉了。

朱元璋本人出身微寒，深知民間疾苦，所以，比較痛恨官吏違反的事情，他執政期間處分貪汙、挪用、空印、盜餉等罪行最重，不惜以駭人聽聞的剝皮實草置之。因而，即使功臣如傅友德、周德興等人以功亂法也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朱元璋自己的駙馬因為亂法而被處死，因此，其他人更加不在話下。可是，唯獨像所謂的僭越龍鳳這一類的事情最為模糊，類似於莫須有，比如後來明成祖嫉恨耿炳文，就指使陳瑛以這樣的罪名揭發耿炳文，以致於炳文自殺，可見，這種罪名其實完全可以說是欲加之罪，和朱亮祖等人的罪過有本質的區別。不過，聯系到華雲龍賜死當年朱元璋頒發的《資世通訓》中警告臣僚，“勿欺、勿蔽”的話語時也就不難理解廖永忠和華雲龍的取死之道了。

劉伯溫的死是比較離奇的，劉伯溫和楊憲都是淮西集團的眼中釘，所以，劉伯溫雖以大功，止封伯爵，而且，在洪武初年就致仕還鄉了。按照朱元璋和劉伯溫的次子劉璟的對話，劉伯溫是死在胡惟庸的手中，但是，洪武八年，劉伯溫死的時候，胡惟庸正是寵信正隆、如日中天，劉伯溫之入京的原因按照明史的說法是胡惟庸離間朱元璋造成的，但是，明史作者張廷玉同時比較晦澀的指出：“帝雖不罪基（劉伯溫），然頗為所動，遂奪基祿。基懼入謝，乃留京，不敢歸。”劉伯溫活著的時候就被奪取爵位，處分顯然相當嚴重，劉伯溫佐命朱元璋，屢出奇謀，朱元璋當然不能不考慮他的存在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的比例。而劉伯溫能夠受之胡惟庸推薦的醫生之藥而不疑，自然是醫生來的有背景。這點，劉伯溫自己有過預見：“我欲為遺表，惟庸在，無益也。惟庸敗後，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是密奏之。”所以，劉伯溫的後人見到朱元璋從來只提胡惟庸的毛病，一語不及朱元璋，聯系到後來的徐達、李文忠的死因之蹊蹺，得證劉伯溫之死也應該不是胡惟庸這一層面人物能夠下手解決的了的。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後，一直以元朝的弊政作為提醒自己的名言，他多次表態說：“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明太祖實錄》卷五九）從朱元璋稱吳王時期，李善長、徐達就是中書省的右左丞相，但是，到了開國後的洪武四年，朱元璋讓李善長致仕，徐達雖然還一直兼任著中書省的丞相，但是，徐長年領兵在外，並不參與朝政，這時，朱元璋的親信是汪廣洋、楊憲這幾個人，隨後，楊憲被淮西集團構陷遭殺頭，汪廣洋成為朱元璋的實際辦事的丞相，朱元璋把他比作張良一流的人物。此時，胡惟庸進入了宰執的行列。

胡惟庸是在朱元璋起兵後的第三年投靠的朱元璋，他是安徽定遠人，是淮西集團核心的籍貫，李善長也是定遠人，沐英也是定遠人，當時有人寫詩比喻淮西集團是：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胡惟庸在朱元璋手下混了十二年也才做到縣主簿，但是，後來由於李善長的援引，很快被提拔到了中書省參知政事，而後又代替汪廣洋出任中書省左丞，楊憲死後，胡惟庸逐步得寵，朱元璋問策於劉伯溫關於宰相的人選時已經把胡惟庸列在其中，這還是洪武三年之前的事情，可見，胡惟庸當時在朱元璋的眼中的地位了。

但是，包括胡惟庸、李善長在內都不明白朱元璋的本意，朱元璋其實早就不想設置宰相了，他之所以讓李善長罷相，貶逐汪廣洋，並不是為了給胡惟庸騰出空間，而是給自己兼任宰相制造口實，這點只有聰明的汪廣洋讀懂了，所以，朱元璋讓他回來做右丞相以鉗制胡惟庸的時候，汪廣洋只是喝酒，不問政務，聯系到汪廣洋之前的“屢獻忠謀”，幾乎很難令人理解，而實際上，汪廣洋看透了朱元璋的本意，也正為此，朱元璋後來才下決心整死汪廣洋。

胡惟庸之所以被提拔重用，並不完全是李善長的功勞，朱元璋在用人行政上從來都是不肯假手與人的，何況像宰相這樣重要的位置，朱元璋雖然依靠淮西集團起家，但是，一旦大功告成，這個羽翼豐滿的政治軍事集團就成為朱元璋在背的芒刺，必欲除之而後快。李善長是淮西集團的文臣的頭子，經年經營地盤，已經形成了獨特的政治勢力，所以，朱元璋雖然口頭上說善長“功甚大，宜進封大國。”而暗中則指使汪廣洋、陳寧彈劾李善長，敗壞李善長的政治聲譽。胡惟庸不過是朱元璋原來帳下的一個文書，朱元璋正是看中了胡惟庸並無黨羽而且又是李善長陣營的力量，才決定把胡惟庸擡起來以制約善長的，然而，他沒有想到胡惟庸居然不能體會皇帝的本意不過是想把宰相變成高級秘書、幫辦的宏偉戰略意圖，反而加緊和李善長搞好個人關系，這讓朱元璋不能不緊張，不能不惱火，不能不重視了。史稱胡惟庸“嘗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輒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胡惟庸的所作所為和朱元璋的骨子裏的的指導思想“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權，賞罰予奪，得以自專”已經完全南轅北轍了，皇帝不殺他已經不行了，有點時不我待的感覺。

朱元璋的步驟很緊湊，先是殺了他一直覺得不對勁的汪廣洋，然後讓塗節上表告變，說是胡惟庸聯絡陳寧等人準備造反，就此殺掉了一大批功臣宿舊，包括依附胡惟庸的官員和六部官屬。大小官員被處死者多至一萬五千餘人，而後在洪武十九年窮治胡黨，竟然編造出了胡惟庸通倭的證據，就此又殺了唐勝宗、陸仲亨、費聚、趙庸，最後連李善長也成了胡黨最後的黨徒。其中，吉安侯陸仲亨十七歲開始追隨朱元璋起義，朱元璋說他是“此我初起時腹心股肱也”，而後在所謂的謀反審訊過程中，朱元璋明明知道陸仲亨並不是什麽真正意義上的大逆不道，仍然自己編造了一個借口說：“朕每怪其居貴位有憂色”這簡直就是莫須有的罪名了。平涼侯費聚連兒子費超的命都給朱元璋賠進去了，反過頭來還要被朱元璋說是胡黨，朱元璋說費聚是“聚曩使姑蘇不稱旨，朕嘗詈責，遂欲反耶！”陳年的老帳都翻了出來，可見，費聚不死都不行。這點就是《明史》作者都看不過眼去。

在胡惟庸死後，朱元璋毅然廢除了丞相制度，暴露出他蓄謀已久的真實想法。

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雖然和胡惟庸有姻親的關系，但是，並沒有把李善長牽連進來，只是貶斥了李存義而已，但是，李善長不知是什麽緣故居然沒有謝恩，這讓朱元璋老大的不快活，聯系到洪武初年李善長的種種驕橫的做法，朱元璋準備對李善長動手了。

……

對付李善長這樣的功臣第一，自然不能向對付胡惟庸那樣簡單，偏偏李善長因為建造府邸的緣故向湯和借了三百人使用，讓湯和給告發了，善長又給丁斌求情，這讓朱元璋抓住了把柄，用嚴酷的刑訊逼供丁斌，得出了李存義奉了胡惟庸的口信請李善長加入謀反同盟的所謂的證據，還有李善長不舉報胡惟庸勾結倭寇的旁證，總之，一個家奴居然把主人在密室內說的話都舉到了禦前。

朱元璋這樣才從容的下命令說：善長元勳國戚，知逆謀不發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然而，還是不殺善長，直到有司說星變，需要殺大臣消災，於是，善長為了朱元璋做了最後一次貢獻，全家七十多口人同時被殺，李善長時年已經是七十七歲的人了，賜死給予全屍，算是朱元璋對這位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歲祿四千石，子孫世襲。予鐵券，免二死，子免一死的“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的多次稱之為“賽蕭何”的最大的功臣的酬勞。

整個案件看，這一切似乎是因為胡惟庸的謀反案。對於這件案件，《明史》記載，李存義父子是這樣供認的：胡惟庸想造反，便使親家李存義去游說李善長，李善長起初大驚，說這是滅九族的勾當啊。不久胡惟庸又派李善長的老友去勸誘，說事成之後當封其為王，善長“不許，然頗心動”。後來胡惟庸親自出馬，善長“猶不許”。過了一段，胡惟庸又讓李存義去勸說兄長，李善長嘆了一口氣說：“我老了，等我死後，你們想怎麽幹就怎麽幹吧。”僅此似乎還不足定案，很快，在李善長家的幾個奴仆，也紛紛告發李善長和胡惟庸的陰謀。“大逆不道”的罪名終於成立，有意思的是連老天也示意李善長該死了，《明史》上說，李善長剛剛定罪的時候，星相學家“言星變”，蔔了一卦，說上天示意要“移大臣”。須知，因天象的異變殺人，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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