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伍公平法記》，上海北京到處送人。陳其美這個流氓都督的名聲一下便打響了。

這時光覆會有了利好：章太炎、陶成章分別自日本、南洋來滬。光覆會人心大振，錢基博後來作《辛亥江南光覆實錄》，對二人有如下評騭：

“炳麟徒以文學有高名，領袖光覆會，而書生呆不曉事；成章智而能得眾，實左右之。光覆會之有陶成章，猶同盟會之有黃興也。炳麟不足當孫文之恢廓有大略，而成章則勝於黃興之輕發多敗事；黃興未必推心於孫文，而成章則實竭誠於炳麟……起義諸公，各擅一地以組織政府，號令不統於一。成章憂其渙散無紀，而說炳麟以統一為天下號，與黎元洪、程德全、湯壽潛及宋教仁、張謇、熊希齡諸人，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旋改為統一黨。”

如果陶成章的計劃成功，恐怕不僅是陳其美在上海的地位有問題，就連整個同盟會在中國革命中的領袖位置都要發生動搖。因此一直有人說陳其美刺陶是孫文、黃興指使或至少默許的。尤其是浙江都督一職，杭州光覆時已有人提議陶成章出任，同盟會力量在浙江較之江蘇更弱，但陳其美力挺立憲派的湯壽潛以遏制陶成章。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湯壽潛出任交通總長，浙方又提出陶成章出任，且有電文公開曰：“吾浙倚先生如長城，經理浙事，非先生其誰任？”意存仰慕，卻變成催命符。電文見報之日，即陶成章被刺之時。

陳其美指使蔣介石於1912年1月14日淩晨二時刺殺陶成章於廣慈醫院。當時上海已經謠傳多日，說“陳英士要刺殺陶煥卿”。陶成章因此換了幾間旅館，養病也挑了一間很僻靜的醫院。而據章太炎追述，陶成章確實收到過輾轉傳遞的警告：“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駿保為例。”

陶駿保是光覆會會員，鎮軍軍官。中華民國成立前八天，此陶被陳其美以“在九鎮進攻雨花臺時，中途截留由滬運往械彈”的罪名，未經軍法會審，槍殺於都督府大堂。光覆會事後提出種種質詢，陳其美拒不回答。

陶成章被刺後，孫、黃分別致電陳其美，要求“嚴速究緝”，黃興並要求陳其美“設法保護章太炎君為幸”，而同盟會的機關報《民立報》則稱“盛傳滿洲暗殺黨南下，謀刺民國要人，公或其一也”。

章太炎明顯將這些說法認為是居心不良的煙幕彈。他立即寫公共信發表於《大共和日報》，直斥黃興“自陶之死，黃興即電致陳其美，屬保護章太炎。仆見斯電，知二豎之朋比為奸，已發上沖冠矣”，並說這種鬼域伎倆“但可於南洋土生間行之，何能施諸楊子江流域耶？暗殺本與盜賊同科，假令同盟會人誠有此志，則始終不脫鼠竊狗偷之域。克強以此恐人，而反令己黨陷於下流卑汙之名”。有人說，這封撕破臉的公共信讓章太炎逃脫了成為下一個陶成章的危險。

蔣介石替拜兄陳其美完成這樁大事後，遭到光覆會的追殺，在刺陶同伴王竹卿被光覆會的覆仇之火燒死後，被迫逃往日本躲避。後來蔣介石得正大位，禦用文人寫及辛亥史，往往稱陶成章為“假革命”。

同盟會光覆會從此勢不兩立，章太炎後來在川軍烈士悼念會上寫的一副挽聯：“群盜鼠竊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虎踞龍蟠，古人之虛言！”意向所指，明白無誤。

不過，正如錢基博所言：“成章死，而炳麟失其謀主，燮和無與提挈，光覆會於是無能為役矣！江浙各地之光覆，光覆會之功為多；而同盟會嫉其掩己，陰賊險狠，命刺客交於衢路。炳麟貽書告孫文，置不理也！……炳麟徒托空言，光覆會浸衰浸微，而同盟會獨盛於世。”

上海光覆，是商團、光覆會、同盟會協力達成，到頭來卻變成陳其美獨享其成。這位爺叔行事太霸道，上海人對他也很不滿意。眾口騰傳陳其美當日攻打制造局時輕易被抓，仿前清官員資格“兩榜進士”的說法，稱他為“一榜（綁）都督”，又因為陳其美喜歡逛妓院，當都督後不改英雄本色，據說還得過楊梅大瘡哩！又稱為“楊梅都督”。

種因必得果。上海光覆這鍋夾生飯，過得一兩年，便讓人嘗出了滋味。李燮和在吳淞軍分府撤銷後，北上謀職，很快被袁世凱網羅，成為“籌安會六君子”之一。而二次革命，陳其美再攻制造局，“商團、商會和地方上的人都不參加。第一次攻制造局，大家不逃難；第二次攻制造局，大家知道要失敗，紛紛逃難。陳其美一打就失敗。”此次陳其美能動用的力量豈辛亥可比？但是沒辦法，辛亥年由李平書聯系伍廷芳，即能說服租界當局一概不管革命黨行動；1913年在陳其美攻制造局失敗後，租界當局立即將陳部繳械。商會在上海的力量，實在舉足輕重啊。

要共和，不要革命

【“我輩看起義似甚簡單”】

十七歲的草橋中學五年級學生葉聖陶（這是他剛給自己取的號），隔了兩天才知道武昌事變的消息。蘇州本地沒有大的報紙，《申報》、《新聞報》、《時報》從上海送到蘇州，總要晚上那麽半天一天。

而且他得到的消息也不那麽準確，比如“武昌已為革黨所據，新軍亦起而相應”（其實是反過來的），“無恥兇惡之官吏亦殺去無數”（完全沒影兒的事），“此事也，甚為迅速與機密，出其不意，遂以成事”（事實是倉促得很，也談不上機密）。然而不管怎樣，少年的興奮欣喜是真實的：“從此而萬惡之政府即以推倒亦未可知也。自由之魂其返，吾民之氣當昌，其在此舉矣。望之望之。”

這位喜讀《民立報》、為蹈海英倫的楊篤生寫過挽詩的中學生，家裏很清苦，“無半畝田一間屋”，父親給別人當賬房，下鄉收租。然而少年熱血，不因家境而改變，同班同學顧頡剛回憶當時他們怎樣地愛讀於右任主編的革命系“三民報”（《民呼日報》、《民籲日報》、《民立報》）：“我們非常的愛它能給與我們一種新血液……使我們甘為國家犧牲”，前兩張報紙被封之後，“怪不得跟滿清政府和租界上的工部局拼命”。（《十四年前的印象》）

江蘇是立憲派大本營，蘇州尤其平靜。蘇州少年的熱愛革命，甘為犧牲，更多是出自對國家的憂慮，因此“三民報”是他們擁戴的，而《國粹學報》、《東方雜志》也是他們喜愛的讀物。葉聖陶非常渴望能自己辦一份報紙。他在1911年3月10日的日記中寫道：“如吾等者，居此似乎稍安之地，邊虞之危難實不得知，全賴報紙為之探聽，為之警醒，使吾人得有以為之備，有以為之挽回。”至於如何挽回，未必有什麽定見，所以革命黨的報紙也愛看，立憲派的雜志也受落，1910年11月中旬蘇州開提燈大會，慶祝朝廷下詔“宣統五年開國會”，葉聖陶和顧頡剛也晚晚列隊參加。

後來葉聖陶重看自己辛亥日記，感慨“我輩看起義似甚簡單，而關心殊甚”，而顧頡剛的回憶更為形象：“我們在學校裏再也無心讀書了，天大的一個任務是看報。上海各報，每天下午一時車運到蘇州，我們就推定同學，在下午二時下課休息的十分鐘裏，趕快跑到宮巷桂芳閣茶館裏，向賣報人買了幾份報紙，飛步回到學校，高聲宣讀。”（《辛亥觀感》）

上海報界，當時大都傾向革命，受眾亦是如此，《申報》曾登載武昌革命軍失敗消息，被讀者堵門質問，直到編輯拿出電文原稿才解釋清楚。從上海報紙得來的消息，自然會在原本就傾心革命的少年人心中，構建一出“想象的革命”，如“各國對此事頗讚美之，謂少年之中國方勃勃而萌芽也。此語餘頗深信之……茍一改革，則我至勇至慧至有能力之同胞，皆即為少年中國之分子。而今果改革矣，樂又何如！”（10月14日日記）對照在清華園惶惶不安的吳宓，葉聖陶實在要樂觀得多。

基於這種樂觀，他對江蘇革命黨人行動遲緩非常不滿，在葉聖陶的想象中，江南是開化之地，應當是黨人一呼，應者雲集才對，“獨恨吳地兵士亦曾少受教育，智識既開，見解當正，而何以絕無動靜也？”（10月19日日記）

在葉聖陶看來，革命軍勝利是理所當然的事，“蓋如此正正堂堂之師，本當勝也”，一聽到不利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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