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與“刻骨的真實”

《對照記》裏有一張張茂淵和她兩個哥哥的照片，異母兄張志潛最大，站在中間，張志沂和張茂淵分立左右，張愛玲都說這張照片像爺兒仨。

李菊耦去世後，遺產由張志潛代管，直到張志沂娶妻生子後才交割清楚。據說分得頗不公平，張志沂和張茂淵聯手跟那位哥哥打起了析產官司，關鍵時刻，張志沂丟下妹妹倒戈，張愛玲說是她繼母趨炎附勢從中拉攏。張茂淵吃了個大大的悶虧，從此便不大與哥哥往來，聲稱不喜歡“張家的人”，只對張愛玲好一點兒，因為是她自己貼上來的。

張茂淵跟她家族的關系，讓我想起《紅樓夢》裏的惜春，都是被生活的汙穢所傷，而心灰意冷，張茂淵受到的傷害，可能比惜春還要大。惜春自小在賈母這邊長大，與她那荒唐的哥哥往來不多，感情上沒有太多牽扯，張茂淵是在哥哥的照管下長大的，很可能存有許多溫情的記憶，就像那張“父子仨”的照片上呈現的那樣，當親情陡然轉身，露出猙獰的面目，那種坍塌帶來的幻滅感，比惜春以及張愛玲所經受的更甚。

如果是曹七巧式的女人，可能會暗中恨得咬牙切齒，卻仍不妨照常走動，無他，慣性使然，交際欲望使然，為了避免將自己邊緣化，她寧可在汙垢中跌爬滾打。但張茂淵不然，精神潔癖讓她不惜“對自己狠一點”，與虛偽的情意一刀兩斷，要“刻骨的真實”和“刀截般的分明”。

但水至清則無魚，真實到極處，可能就會缺乏人情味—人情味常常是由半真半假的寒暄成就的。我們並不一定需要別人實打實地付出，我們只是需要對方呼應照顧我們的情緒，那些噓寒問暖，那些唏噓感觸，即便口不對心，我們還是願意被它打動，起碼會覺得對方比較親切。活在這個世界上，誰都有脆弱怕冷的一面，若真實的關心不可得，我們願意退而求其次，以那些即使缺乏誠意的語言取暖。

另一方面，每個人也都有表現善心的需要，有時候顯得冷酷，是因為成本太高，若是可以低成本高回報，比如說，只要費上些唾沫星，就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好人、善心人，大多數人還是會趨之若鶩的。別的不說，就看網絡上，有多少人在貌似激憤實則興奮地表現正義，就知道，有多少人會迷戀這種一本萬利的道德消費，以自己為觀眾主體的道德演出。

但張茂淵明顯不屬於上面說的這些人，後面會說到，她對張子靜的冷淡，她知道那是一個可憐的孩子，對他“吧達吧達”眨動的潮濕的眼睛，有著深刻的印象，在這種情況下，她只要隨口關心他幾句，或者陪著掉幾滴眼淚，就能完成一次圓滿的道德消費，但張茂淵就是沒這個心思，趕到飯點，也會翻臉攆他走。張愛玲一走，她就沒商量地對他關上了自己家的大門。之後的數十年，他們彼此不通音問，張子靜倒是想過問候她，卻沒有這個勇氣。

張茂淵固然顯得不近人情，不過也情有可原，對張子靜，她也沒這個責任，又不是她把他生出來的，憑什麽要強迫自己喜歡他？但對於還比較喜歡的張愛玲，她似乎也不怎麽流露感情。

張愛玲說起這位姑姑，親熱裏又有一點兒距離感，她認同姑姑的真實，認同中，又帶點兒似笑非笑的不習慣。當年她從父親那裏逃出來，投奔母親，母親和姑姑住在一起，張愛玲跟這兩位同住，心裏是非常緊張的。

母親總在挑剔她，姑姑心情也不好，“可是有一天忽然高興，因為我想吃包子，用現成的芝麻醬作餡，捏了四只小小的包子，蒸了出來。包子上面縐著，看了它，使我的心也縐了起來，一把抓似的，喉嚨裏一陣陣哽咽著，東西吃了下去也不知道是什麽滋味。好像我還是笑著說‘好吃’的。這件事我不忍想起，又願意想起。”

張愛玲的那種感覺，叫作委屈，她以前跟母親姑姑走得很近，現在投奔她們，盡管不是慷慨激昂著來的，多少也有點兒悲情的色彩，她們應該想方設法安慰她受傷的心才對。可是，母親總在懷疑自己為這女兒所做的犧牲有沒有意義，姑姑亦沒有想象中的溫情表現，現在，吃著她一時心情好捏出來的芝麻醬包子，怎能沒有因為委屈衍生出來的酸楚。張愛玲的“不忍想”，為這姑姑算是自己最親的人了，仍然有隔膜芥蒂；又“願意想起”，則是，面對了它，才算逼近人生的最真實處。

當然，更真實的是姑姑，她從不表達內心沒有感覺到的東西。

張愛玲著急到陽臺上收衣服，膝蓋磕到玻璃門上，流下血來，直濺到腳面上，塗上紅藥水，更是渲染得可怖，她給姑姑看，姑姑彎下腰，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關切地問起玻璃，張愛玲趕緊去配了一塊。

張愛玲說，姑姑的家對於我一直是一個精致完全的體系，無論如何不能讓它稍有破損，所以她打碎了桌面上的一塊玻璃後，急急地把木匠找來，花了六百大元重新配了一塊。

“精致完全的體系”，點明了和姑姑之間的距離感，只有對外人，才會那樣深刻地感受到對方的完整性，時時處處留心自律，不要冒犯了那樣一種完整，對此，張愛玲也不是不惆悵的，她又說，現在的家（姑姑家）於它本身是細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裏面撞來撞去地打碎東西，而真的家應當是合身的，隨著我生長的，我想起我從前的家了。

這從前的家，就是父親的家，她已經將它拋棄了，知道它有這樣那樣的不好，但起碼，它讓她不那麽緊張。

張茂淵經常抱怨張愛玲：“和你住在一起，使人變得非常嘮叨（因為需要嘀嘀咕咕）而且自大（因為對方太低能）。”低能倒也罷了，這是天才的特征，張愛玲似乎也樂於以此自詡，嘮叨和嘀咕，不但使人顯得瑣碎，還因需要傾聽者，顯得太主動，太需要別人。這對於張愛玲是一種禁忌，她說，若是別人說我聽，我會很愉快，若是我說別人聽，過後想想就會覺得很不安。她後來愛上胡蘭成，和這種禁忌不無關系—她終於遇上了有耐心聽她講話的人。

但張茂淵不在乎，她不把這種“受不了”看得多重，多麽值得同情。真的勇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彪悍的狠角色，從來都不怕與真相劈面相逢，她自己習慣直面現實，就不大想得起來去照顧別人的情緒。

堅持真實，不但需要勇氣，同時還需要能力，有能力判斷，哪些是真情實感，哪些是不由自主地將自己套進了情感或情緒的公式，否則，很容易將模仿來的身段，當成自己的獨特風姿，獨自玩賞不已。

張茂淵擅長自嘲，自嘲是自戀的天敵。有一回，她生了病，很久都沒有痊愈，換一個嘰嘰歪歪的人，黯然神傷在所難免，更高級的是把自己當成一個病西施式的薄命紅顏，張茂淵卻帶一點兒嘲笑，說道：“又是這樣的懨懨的天氣，又這樣的虛弱，一個人整個地象（像）一首詞了。”就那點兒抒情的氣氛，被她這一點兒自嘲破壞光光，讓人想起某些矯情的形象，跟著心領神會地笑起來。

她說她不喜歡文人，不知道是否跟文人身段太足有關，動不動就聲稱自己是多愁多病的身，“哎呀呀我要死了”的忸怩口吻，這些裝飾性的東西她全部不喜歡，她手裏的珠寶，大多都被她賣掉，就剩一塊披霞，因為不夠好，實在賣不上價錢。

她經常把這塊披霞拿出來，這裏比比，那裏比比，總想派個用場，可是：襟上掛著做個裝飾品吧，襯著什麽底子都不好看；放在同樣的顏色上，倒是不錯，可是看不見，等於沒有了；放在白的上，那比較出色了，可是白的也顯得臟相了；還是放在黑緞子上頂相宜—可是為那黑色衣服本身想，不放，又還要好些……

她於是感嘆：看著這塊披霞，使人覺得生命沒有意義。是啊，這正是人生的真實寫照：說起來是很珍貴的，但放在哪裏都不合適，沒有反而更好。她的悟性使得她能夠直擊要害，去掉無謂的裝飾，將人生看得不那麽隆重。

佛教裏強調不執著：有言說而不執著言說，有名相而不執著、不分別名相，有心緣也不執著、不分別心緣，方是無礙智慧。張茂淵為人處事，貌似就有這麽一種“不執著”，這麽一種無礙智慧。

她的燃點有點兒高：

我心中的張茂淵，她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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