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感人的故事，可惜的是，編的有點不靠譜兒。

歷史上的曹丕，是個出了名的小心眼，對自己的弟弟從來欲除之而後快，七步成詩的故事人人皆知。曹植被他死死囚禁在封地大半輩子，最後郁郁而亡。其他兄弟如曹彰、曹袞、曹彪等人，處境也是一樣淒慘。曹丕這種防兄弟如防賊的態度，就連陳壽著史時都有點看不下去，評論說“待籓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覆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

這樣一個男人，如果知道弟弟覬覦自己老婆，不怒而殺之已屬難得，怎麽可能還會把老婆遺物拿出來送人呢？——何況送的還不是尋常之物，而是暧昧之極的枕頭。後世李商隱揶揄這段典故，寫了一句詩：“宓妃留枕魏王才”，可見枕頭這東西，是很容易讓人產生不良聯想的。曹丕再缺心眼兒，也不會這麽主動把一頂綠帽子戴在自己頭上。

由此可見，李善這個故事，編的著實離譜，不值一信。所謂曹植與甄妃如何如何，不過是文人的美好想象罷了。我一直堅信這是歷史的真相。可當我再一次讀完《洛神賦》的時候，對這個觀點，卻忽然有些猶豫了。賦中那種蘊藏著情真意切的心緒，那種澎湃浩蕩的感情，一千年之後仍舊讓人感覺到無比震撼。從人性的角度出發，實在無法想象，曹植歌頌的會是一位虛無縹緲的仙子，在現實裏沒有任何寄情。

於是我重新開始尋找關於《洛神賦》的一切，不帶任何偏見地去審視那段歷史。越是尋找，我就越是驚訝，因為這一篇賦背後隱藏的東西，似乎遠遠超乎想象。

挖掘真相是一項龐大、覆雜的工程，如果沒有一個正確的切入點，就很可能會迷失在史料的迷宮裏。幸運的是，我找到了這把鑰匙，得以開啟了通往那個時代的大門。

這把鑰匙，就是《洛神賦》的原名。

《洛神賦》本來不是叫做《洛神賦》，而是《感鄄賦》。歷代許多研究者認為，曹植在黃初二年被封鄄城候，次年升為鄄城王，因此賦成此篇，以茲紀念。

這看起來言之成理，可惜卻不正確。漢賦之中，以地名為篇名的並不少見，如《二京賦》、《兩都賦》、《上林賦》等等，卻從來沒有任何一篇是以“感+地名+賦”的格式命名。

更深一步分析。鄄城在今山東西南，曹魏時屬袞州濟陰郡；而洛水則是在陜西洛陽附近，兩處相隔十分遙遠。曹植在一篇名字叫《感鄄賦》的文章裏，卻只字不提鄄城，反而大談特談渡過洛水時的經歷。這就好像在《北京游記》裏卻只談黃浦江一樣荒謬。

除非《感鄄賦》醉翁之意不在酒，別有所感。也就是說，這個鄄字另有含義。

心細的人可能會發現。在《三國志》裏，這個地名一律直書“鄄城”，如《程昱傳》“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鄄城、範、東阿不動。”可到了範曄寫《後漢書》的時候，每提到鄄城，卻都寫成了“甄城”，其下還特意標明註解“縣名，屬濟陰郡，今濮州縣也。‘甄’今作‘鄄’，音絹。”如果這個說法正確的話，甄字和鄄字在那個時候是相通的。

這裏稍微要涉及到一點古文字知識。“甄”在當時並不讀“Zhen”，按照許慎《說文解字》的記錄，甄字的古音是居延切，發音為Juan，而“鄄”字讀成絹，兩字發音完全一致。加上“鄄”字與“甄”字形幾乎一樣，從垔部，古人將之混寫一處，實屬平常。

我在《史記》裏也找到了相同的記載。既可以寫成“晉伐阿、甄”（《司馬穰苴傳》），又可以寫成“臏生阿、鄄之間”（《孫臏傳》）。可與《後漢書》同為輔證，證明甄、鄄二字，從兩漢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可以通用互文的。

曹植既然志不在鄄城，“鄄”又和“甄”通用，那麽《感鄄賦》其實等於是《感甄賦》。而這個“甄”字究竟指的是什麽，指的是誰，不言而喻。

黃初元年，甄妃觸怒曹丕，因此失寵；就在同一年，曹植莫名其妙地寫了一篇《出婦賦》，中有“痛一旦而見棄，心忉忉以悲驚……恨無愆而見棄，悼君施之不終”之句，句句暗扣，似乎已有所值。其時曹植本人沒遭遇什麽變故，突然發此感慨，究竟為何，不言而喻。

黃初二年，甄妃在淒慘中去世；就在同一年，曹植的監國謁者灌均給曹丕上了一份奏折，密告“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於是曹植被貶為安鄉侯，次年又被遠遠地攆到了鄄城。到底是什麽事情能讓曹植心神大亂，以致於醉酒鬧事到“劫脅使者”這麽失態，同樣不言而喻。

如果這些證據都還是捕風捉影的話，那麽接下來的事實，卻是明確無疑：曹丕與甄妃的兒子曹睿即位之後，下詔改《感甄賦》為《洛神賦》。若不是怕有瓜田李下之譏，對自己母親名節有損，我想曹睿也不會特意去關註一篇文章的名字。

可見曹植寫賦借洛神之名緬懷甄妃一事，並非捕風捉影。李善之說，有本可據，只不過他加了太多的虛構細節渲染，反而削弱了這個說法的可信程度。

也許這時候會有人要問，你繞了一大圈，除了論證出曹植確實對甄妃懷有感情以外，豈不是一無所得嗎？並不是這樣，這只是一個開始。

現在我們清楚了，《洛神賦》中的洛神，就是甄妃的投影，曹植在賦中表達的，是對甄妃的深切眷戀之情。那麽接下來，一個巨大的矛盾便緩緩浮出水面。

曹丕是識字的，文章寫的極好，與曹操、曹植在文學史上並稱三曹。曹植在甄、鄄二字上玩的這麽一個淺顯的文字游戲，根本瞞不過曹丕的眼睛。前面說了，曹魏對藩王的限制，是極其嚴苛的，稍有舉動就會被無情打擊。面對這麽一個小心眼的哥哥，曹植還敢寫這種調戲嫂子的東西，莫非他不要腦袋了麽？

事實比猜測更為離奇。《感甄賦》面世之後，史書上沒有記載曹丕對此有任何反應，也沒曹植采取任何措施。要知道，在前一年，明明曹植喝醉酒了，監國謁者都要打小報告給曹丕。曹植這次公然調戲到了自己媳婦頭上，曹丕居然無動於衷，實在太不符合邏輯。

當兩段史料產生矛盾時，要麽是其中一段史料是錯誤的，要麽是兩者之間缺乏一個合理的解釋。

《三國志》的記載是可信的，而《感甄賦》也是真實的。既然兩者都沒問題，那麽只能是解釋方法的錯誤。也就是說，圍繞著《感甄賦》，甄妃和曹丕、曹植之間的關系，並不是夫妻二人加一個精神第三者這麽簡單。

簡單介紹一下甄妃的生平。她是中山無極人，名字不詳，後人因為《洛神賦》裏洛神別名宓妃的緣故，把她叫做甄宓。嚴格來說，甄宓這個名字是不存在的，不過為了行文方便，下文姑且如此稱之。

甄宓生得極為漂亮，十幾歲就嫁給了袁熙。袁紹失敗後，曹丕闖進鄴城袁氏宅邸，一眼就看中了甄宓，欣然納入房中。甄宓為曹丕生下一兒一女，即曹睿和東河公主。後來曹丕稱帝之後，寵幸郭氏，甄宓年老色衰備受冷落，屢生怨滂，竟被賜死。死時被發覆面，以糠塞口。後來曹睿即位之後，殺郭氏以報母仇。

表面來看，甄宓與曹植之間沒什麽糾葛，最多是後者單相思罷了。好在曹植是個文人，文人總喜歡發言議論，所謂言多必失，總會在不經意間流露出一些訊息。憑借這些訊息，我們才有機會揭開迷霧。

在反覆查閱中，我終於在曹植寫給曹睿的一封書信中，發現了一條微弱的線索。這條線索非常晦澀，可當它從歷史塵埃裏被拎起來以後，我卻發現它所牽連出來的，卻是一連串令人瞠目驚舌的真相。

曹植是一個有雄心的人，他對自己被軟禁而無所作為的境況，感覺到非常郁悶。史書上說他“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意思是曹植覺得自己的才幹沒有得到發揮，經常上書希望能為朝廷做點事。

哥哥曹丕沒給他這個機會，但侄子曹睿也許還有的商量。於是，在曹睿即位後的第二年，曹植給曹睿上了一道疏。在他的這份疏裏，曹植揮斥方遒，慷慨激昂，嚷嚷著要殺身靖難，以功報主，實在是一篇文采斐然的好文章。其中有這麽一句：

“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

這句話不太好理解，裏面一共用了四個典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典出秦將孟明視和魯將曹子，這兩個人屢次打了敗仗，卻始終受到主君信賴，後來發憤圖強，一戰雪恥。“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其中盜馬典出秦穆公。秦穆公的一匹馬被山賊偷走，他非但沒生氣，反而說吃馬肉不喝酒容易傷身體，於是送了壇酒給這些偷馬人。山賊們很受感動，在秦、晉交戰中救了秦穆公一命。因為前句已經用了秦，而秦君為趙姓，所以這裏用了趙字互文。

以上三個典故，都是古籍裏常見的。真正有意思的，是第四個典故：“絕纓。”

絕纓這個典故出自楚莊王。據《說苑》記載，楚莊王有一次宴請眾將，日落不及掌燈，席間漆黑一片。有人趁機對楚莊王的姬妾動手動腳，姬妾急切下扯下他的冠纓，告訴楚莊王說只要點起燈來，看哪個頭上無纓的，就是壞人。楚莊王卻吩咐眾將把冠纓都扯下來，然後再點起火把。數年後，楚莊王表彰一位殺敵極其勇敢的將軍，將軍坦誠就是當年絕纓之人，為了報答主君寬厚之恩，方舍身殺敵。

臣子給主君上書的時候，這個典故是不能隨便亂用的，否則就是諸葛亮所說的“引喻失義”，讓人懷疑你對主君老婆起了不良念頭。曹植忽然拋出這個典故，本意是想向曹睿表明自己上陣殺敵的強烈意願，可也等於是堂而皇之地向曹睿表明，他曾經和皇帝的妃子發生過類似“絕纓”一樣的關系。這位妃子，只能是他一直迷戀著的甄宓。

緊接著這個典故，曹植又寫道：“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這句話就近乎赤裸裸的威脅了：“我兄弟曹丕已經死了，曹彰也掛了，我算什麽人，居然能茍活到現在。”重點就在於“臣獨何人”四個字的正話反說，明明是在向曹睿強調：我是因為有特殊理由，才能活到現在。而這個理由，曹睿應該是十分清楚的。

曹植怕自己這份奏章不被通過（原文：植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不忘最後補了一句：“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也。”這句話表面上是遞進關系，其實是一個偽裝了的虛擬語態。不是“就算我的奏章沒被采用，也好歹能讓別人知道我的心意”，而是“如果我的奏章未被采用，那麽別人可就會知道我的心意了。”

在這封信裏，曹植用“絕纓”這個典故來提醒曹睿：我和甄宓之間發生過類似“絕纓”的事情。對照接下來那兩句語帶威脅的口吻，所謂“絕纓”事件恐怕不是什麽兒女私情，而是不能宣諸於口的極秘之事，這件事不僅牽扯到曹丕、曹彰之死，而且還是曹植這麽多年來的保命符。

所以曹植才在最後來向曹睿開出條件：如果“言之未用”那麽我可就要“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

曹植不愧是一代文豪，這封信是一個相當有技巧性的隱晦暗示。在其他任何人眼中，它不過是篇言辭懇切辭藻雅馴的文章，惟獨曹睿才能讀中其中的微言大義。

而曹睿是如何回答的呢？他的回信沒有記錄，不過曹睿很快就下詔，把曹植從雍丘徙封到了東阿。用曹植自己著作裏的描述，雍丘是“下濕少桑”，而東阿則是“田則一州之膏腴，桑則天下之甲第”。可見這一次的徙封，不是出於猜忌，而是破格優待。

面對一位藩王的威脅，皇帝非但沒有采取報覆手段，反而下詔優容待之，這在曹魏時代簡直不可想象。如果曹睿不是心胸寬廣的聖人，那只能說明他是心虛了。這樣一來，也能夠解釋為何曹植寫成《感甄賦》之後，曹丕明知其情，卻毫無反應。他是不敢反應，因為他和自己兒子一樣心虛。

曹植一提甄宓的名字，這兩位帝王就諱莫如深。可見曹植和甄宓之間，絕非毫無交集，這個交集，就是奏章裏所謂“絕纓”之事。

史書上沒有曹植和甄宓接觸的記錄，不過卻可以通過兩人的履歷來加以印證。

建安二十一年年底，曹操東征孫權，當時隨他去的有卞夫人、曹丕，還有甄後的兩個孩子曹睿與東鄉公主。甄後卻因為生病，留在了鄴城。而同時留在鄴城的，還有曹植。

本來這也沒什麽，你住你住的太子府，我住我的藩王邸，兩不相涉。可曹植卻並非優哉游哉地過日子。在建安二十年，曹操在出征救援合肥時，對曹植說：“我當年作頓邱令的時候，是二十三歲，回想起當時的所作所為，現在無愧於心。你今年也二十三了，可要自己加油啊。”（吾昔為頓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

曹操二十三歲做了什麽事情呢？史無明載，不過他在當頓丘令之前是洛陽北部尉，“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不避豪強，皆棒殺之。”想來在頓丘做的事也差不多。

可見當曹操出征的時候，他希望曹植能夠坐鎮鄴城，維護大後方的穩定，所以拿自己在頓丘令任上的所作所為做例子，勉勵曹植拿出狠勁來，該出手時就出手。曹植在此時所扮演的角色，相當於內務部或者安全局的最高領導，在曹操和曹丕遠征期間確保大後方許都、鄴等幾個重鎮的安全。

而這時候甄宓在做什麽呢？《魏略》記下了這樣一件小事：曹操在這一次東征時，不光帶著自己老婆卞夫人，還帶走了甄宓的一兒一女。曹操三月份回鄴城，而曹軍主力一直到次年的九月才回來。卞夫人回來以後看到甄宓光彩照人，就很奇怪，問她說你跟你兒女離別這麽久，應該很掛念才對啊，怎麽反而容光煥發更勝從前呢？甄宓回答說：“有您照顧他們，我還擔憂什麽呢？”（自隨夫人，我當何憂！）

這個心態是很可疑的。兒行千裏母擔憂，兒女隨軍出征，就算是有可靠的人照顧，當母親的最多是“不擔心”罷了。可史書上描述此時甄宓的狀態，用的詞是“顏色更盛。”註意這個“更”字，說明甄宓的面色，比與兒女離別時更加光彩照人。換句話說，自從建安二十一年她公公婆婆丈夫兒女離開以後，甄宓非但毫不擔憂，反而一直很高興。

人逢喜事精神爽，人的心理狀態會如實地反映在生理狀況上。本該“不擔心”的甄宓，卻變得“很高興”，說明甄宓高興的，並不是兒女出征一事。那麽她到底在高興些什麽呢？

在這之前，曾經有一次卞夫人隨軍出征得了小病，甄宓聽說後徹夜哭泣，別人告訴她只是小病已經痊愈了，甄宓繼續哭，不相信，說這是卞夫人安慰自己。一直到卞夫人返回鄴城，甄宓望著她的座位哇哇大哭，說這回我可放心了，把卞夫人感動壞了，連連稱讚她是孝婦。

這兩件事都是相當高明的馬屁，高明到有些肉麻和做作，很有些王莽式的謙恭。就連裴松之都質疑說：“甄後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因此這些行為說明不了甄宓是孝婦，只能證明她有智慧，工於心計。她越是處心積慮地討好卞夫人，越證明她是在掩飾些什麽，圖謀些什麽。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太醫令吉本、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人在許都發動叛亂，殺死了長史王必，最後被嚴匡平定。這起叛亂規模不大，影響卻不小。它發生在劉備與曹操在漢中大戰之時，關乎曹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這已經不能用警衛疏失來解釋。

這種叛亂，必然是經過了長期醞釀、籌備和組織。所以它們爆發在建安二十三年初，策劃卻應該是在更早時候的建安二十二年。

恰好在二十一年底到二十二年這段時間，鄴城的太子妃恰好正因為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即將完成而變得特別高興。這兩者之間，很難說沒有什麽因果聯系。

這等規模的叛亂發生在肘腋之間而官府全無覺察，內務安全的最高負責人曹植難辭其咎。可是，曹植雖然貪杯，卻並非庸碌之徒，手底下還有楊修、丁儀、丁廙兄弟這樣的幹才，為什麽還是讓這起叛亂發生了？

回想起曹植在給曹睿的奏章裏說的“絕纓”事件，這個事件恰好可以把這一切疑問都串起來。

甄宓很清楚曹植對自己的感情，並且敏銳地覺察到這種感情是可以利用的——還有什麽比控制安全事務最高負責人更有效的叛亂策謀呢？

當時的鄴城，曹操卞夫人曹丕都不在，為甄宓提供了絕好的環境。她只需要略施手段，曹植這個多情種子就會不顧一切地鉆入彀中。於是“絕纓”事件發生了，誰絕誰的纓，這很難講，我們也無從揣測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麽。我們看到的只是結果。結果就是曹植玩忽職守，鄴城與許都的治安變得漏洞百出。讓吉本等人從容鉆了空子，以致釀成大禍。

這個貫穿建安二十一到二十三年的陰謀，就是絕纓事件的真實面貌。那麽一個大致結論便可以得出來了：甄宓，應該就是這起叛亂的幕後推手，因為只有她，才能讓曹植棄父王的囑托於不顧。

於是甄宓在建安二十二年安排好了一切，親手種下這些叛亂的果實，然後興致昂揚地看著它們發芽、結果。

可是，我們現在知道的，只是一些發生過的事實，而這些事實背後隱藏的東西，始終還遮蓋著重重的迷霧。每一個陰謀，都會有它的動機和目的。甄宓不是瘋子，她如此處心積慮，究竟意欲何為呢？

要厘清這個問題，我們須得從“絕纓”事件的後果開始說起。

曹丕和曹植對於太子之位的爭奪相當激烈，原本曹操更傾向於曹植，好幾次差點就定了他當太子，可曹植的不修行檢始終讓他心存猶豫。在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出征前對叛亂有所預感，所以有意把鎮守後方的重任交給了曹植，算是對他的一次重要考驗。如果曹植順利通過，那麽太子之位的爭奪將會對他極其有利。

結果呢？自從甄宓與曹植“絕纓”之後，曹植整個人變得非常不正常，二十二年成了他的災難年。先是司馬門事件讓他失去了曹操的信任，然後是自己的親密副手楊修被曹操殺死，更讓他打擊得是，曹操最終立曹丕為嗣。

本來曹丕立嗣未穩，曹植尚有翻盤的機會。但二十三年初吉本的叛亂，徹底斷送了曹植的最後希望。曹操在吉本叛亂後，十分暴怒，殺掉了漢獻帝身旁一半的大臣。這種心態，也是對曹植失望的一種現實反映。

可吉本這起叛亂本身，卻透著蹊蹺。我們可以看到，這次叛亂有兩個共同點：第一，規模非常小，參與不過雜役家仆千人和幾個文人；第二，政治影響非常大，天下為之騷動。

叛亂規模越小，對國家影響越微弱；政治影響越大，對於責任人的壓力就越大。這次叛亂選擇的地點也很有講究，在漢天子所在的許都，而不是鄴城，可以用最小的混亂撬動最大的政治影響。就象是一捆精心設置好爆炸當量和爆破方向的炸藥。讓人簡直要懷疑，這起叛亂的策動者，根本就沒指望叛亂成功，只是為了引發對某些特定人物的致命批評。

曹植作為內務安全最高負責人，對此責無旁貸。在二十二年，他已經失去了太多分數，二十三年的這起叛亂，成了壓斷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經此一役，徹底一蹶不振。

“絕纓”之後，曹植的每一次不正常與失招，都緊緊地與立嗣聯系到一起。於是整起事件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出現了。

他就是甄宓的丈夫，曹丕。

他似乎一直都置身事外，但又都無處不在。甄宓一手策劃的這一起叛亂，最大的受害者是曹植，而最大的獲利者，正是曹丕。這忍不住讓人聯想，這起叛亂和之前的一連串小動作，莫非是曹丕故意派甄宓策動，用來打擊曹植的？

這本該是個猜想，不過，在建安二十四年發生的一件小事，讓這個猜想變成了事實。

當時曹操對於曹植仍舊抱有一點點希望，所以當曹仁被關羽包圍，他給了曹植最後一次機會，任命他為南中朗將行征虜將軍，派去救援曹仁。可誰知道曹植這個不知長進的東西，竟喝了一個酩酊大醉，醉到連將令都無法接。從此，曹操對這不肖子徹底失望。

以上是出於《三國志》的記載。可《魏略》卻給了另外一個不同的說法：“植將行，太子飲焉，偪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偪”是“逼”的舊體寫法。可見曹植的失態，並非出於本意，而是被太子曹丕所陷害。這次出征醉酒，並非一次孤立事件，而是證明了曹丕一直在緊緊盯著曹植，從來沒有放松過警惕，也不放過任何一個使壞的機會——這當然也包括了司馬門、楊修之死和甄宓策動的那次叛亂。

曹丕很清楚，對付曹植，最有效的人選就是甄宓。只要甄宓出現，曹植就會因過度興奮而喪失判斷力。對於他這種權勢熏心的人來說，只要能夠害掉曹植，犧牲個把老婆也並非不可接受——他不會接受自己戴綠帽子，除非對上位有好處。

而且派甄宓去做這件事，會非常安全。曹植是個至情至性之人，就算他發現了真相，也絕不會去告發甄宓，因為那會將他所愛之人置於死地。曹丕算準了自己弟弟這種幼稚的性格，才會肆無忌憚地利用甄宓一次又一次傷害他——甚至我有一個更大膽的猜想，在那次臨出征前的對飲中，也許曹丕在席間只需輕輕透露說，甄宓是在利用你，曹植就會心緒大亂，借酒澆愁。

沒有什麽比自己愛人傷害自己更痛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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