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4 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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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不能讓領導等你。這兩天有一個華東師大的代表團來學校考察訪問,晚上孫校長就陪率團的華師大黨委書記來看演出。孫校長就是從華東師大調過來的。
幹事屁滾尿流地下了臺,大幕終於拉起。合唱隊和樂隊在端木的指揮下,順利地完成了“組歌”的演出。大概是因為有樂隊,端木指揮用上了指揮棒,而平時他只是徒手指揮。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一次排練。那是為了迎接1961年7月1日中共建黨40周年準備的四部合唱,端木千挑萬選找來的還算好聽的曲子。一開始是女高音聲部:“你是暴風雨中的海燕……”接下來女低音聲部:什麽青松……男高音聲部:什麽江河……到了男低音聲部就是大海了,然後是合唱……
曹抱說:“海燕怎麽就變成大海了?再變鳥也不會變成水呀?太不符合進化論了。”
端木畢業後留校搞宣傳工作,不是因為他的音樂才能,而是他會畫宣傳畫、會寫大字標語。他很想當教師,系裏卻不讓。也不讓他來合唱隊了——他已經不是學生。
曹抱被分配到一個小縣城去當中學教師,走的時候很感傷地和大家告別。
自1961年秋天端木、曹抱離開以後,合唱隊的日子變得沒有勁了,我就不大去參加了。
饑餓年代·1
最艱難的日子是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
早餐的粥越來越稀,以至於能在2分鐘內喝完——不需要嚼,只是由於鹹菜還得咬,才使早餐還需要一點時間。在上完第二節課以後,大家就盼望午餐那頓幹飯。也有同學宣稱:剛剛吃罷稀粥、肚子還發脹的時候就懷念午飯了。老師也是這樣,上到第四節課上不動了,11點鐘無論如何要下課了。在實驗室上課做實驗更自由,10點半不到就回宿舍準備上食堂。確實有不少如顏回一般堅毅的同學認真聽課記筆記——真是賢人啊!而吾輩庸碌之徒老想著吃。
平心而論,我不用功倒不能怪饑餓。從小學到大學我都不是一個用功學習的好學生,上課基本不聽,作業大都不做,喜歡讀閑書,在自己的想象中打發日子。現在倒找到了一個理由:因為饑餓,所以不好好學習是理所當然的。也正是饑餓,1960年暑假之前和1961年寒假之前都沒有舉行真正意義上的考試,到了1961年暑假之前算總賬了,好些人補考甚至留級,1962年又有人被淘汰。說來慚愧,這些同學比我用功。
那時食堂加強了保衛,也經常抓到一些“偷飯”吃的學生。所謂偷飯就是有的同學沒到開飯時間去把自己的飯吃了——實在餓得撐不住。小題大做的食堂保衛人員會把這些倒黴同學“押送”到班級,還要求班級批鬥他們。我們班有一位品學兼優的馬傳喜同學就是這樣被送到班上,老曹沒法子,只能開班會讓馬傳喜作檢查。結果,大家都同情馬傳喜,都罵食堂保衛飽漢不知餓漢饑。傻子也知道,那個年頭吃得飽的人就是食堂工作人員。
我們寢室的大李,大哥是省軍區的幹部。他經常下午去省軍區大哥那裏“改善夥食”,走的時候總是豪氣十足地說:“你們把我的一份飯分了吧!”
有哥哥在軍區真好。
饑餓年代·2
有同學告訴我們:朱文熙敢吃皮蟲。皮蟲是樹上毛毛蟲的蛹還是毛毛蟲的幼蟲我弄不清楚,反正是吊在樹上幹樹葉裹著的。你想想:朱文熙1米80的高個,肯定比小個子更需要能量,皮蟲肯定含豐富的蛋白質,大家表示很理解。可能還有人效仿,以至於第二年春天沒有發生過討厭的毛毛蟲落到人身上的事。
到衛生科去看病的人越來越多。除了得肝炎、肺結核之外,幾乎人人都得了浮腫病——一種當時特有的營養缺乏引起的病:臉腫、腳腫、全身腫。有人危言聳聽:如果全身浮腫了,那就意味著快了,快要和那些長眠在江淮大地的農民兄弟做伴去了。
我到衛生科去看病,正巧碰上在羅集給我藥片的醫生,他按一按我的腿:“浮腫病!”立即給我兩個盛有黃色液體的玻璃瓶——小球藻合劑。我早知道這個治浮腫的“特效藥”小球藻,我們班級、我們寢室都有人服過,醫生還開給我3天病假單——到底是熟人。但我還是賴著不走:“醫生,我聽說有一種專治浮腫的藥叫‘八珍散’,能不能開給我?”
“你這個小同學消息倒蠻靈通的。我告訴你,‘八珍散’一般人是不開的。好了好了,回去好好休息吧。”
“八珍散”的事是一個患病同學告訴我的。據說“八珍散”內有山藥、胡桃、茯苓、芝麻8種成分,全是營養品。不肯開,沒有法子,我也只好加入了喝小球藻的大隊。
這一個時期,有大批同學退學、休學,像朱文熙就休學回家了。五八級、五九級有許多上海同學退學了,他們回上海後的路走的也很艱難:先是報戶口要漫長地等待,在一年、兩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是沒有糧、油什麽的,全得靠自家親人嘴裏省下來!此外工作也只能幹臨時工,什麽勞保醫療福利全無。
本地同學尤其農村同學休學退學的人很少——回家去餓死嗎?但也有例外。
饑餓年代·3
開學以後許多天,一個農村同學才在學校露面——大家都以為他退學了。他是鳳陽人,同學們平時都不叫他名字,都叫他“鳳陽”。
“鳳陽”在宿舍裏興高采烈地講他的傳奇:他假期回鄉後第二天,就和家鄉的父老鄉親一起去逃荒,一直逃到新疆。新疆是個好地方:“在那裏只要肯幹活就讓你吃飽!”“鳳陽”還大講特講逃荒的驚險故事:如何上火車、如何弄到吃食。原來鳳陽從明朝以來就有逃荒要飯的傳統,那裏的幹部、武裝民兵不像別的地方不許農民外出。而鳳陽人猶如吉蔔賽人,在惡劣環境下的生存能力特強。想想“鳳陽”和他的老鄉,一無糧票二無鈔票,居然大隊人馬開到了千裏之外的新疆。
打那以後,“鳳陽”就不安心過學生生活了,逃荒的經歷喚醒了他身上祖傳的野性,沒過多久他又不見了。我們猜十有八九他去新疆了。他說過:“新疆的瓜啊,你們這一輩子都沒吃過,太好吃了。”
直到我畢業,“鳳陽”沒回學校來過。
按理說,老蔡應該管管“鳳陽”的事。自從老韓不當學生調到校報當主編之後(老韓原來是蚌埠市文聯的幹部、來學物理真是莫名其妙),老蔡作為學生黨支部委員是年級“最高學生領導”,應該幫助“鳳陽”樹立革命理想,安心學習。老蔡對“鳳陽”的動態應該一清二楚——自會有人向他報告,例如老徐這樣經常打小報告、經常“靠攏組織”的人,老徐後來被老蔡大力幫助入了黨。
蔡委員(老蔡很愛聽別人這麽叫他)此時不像以前那樣愛訓人了,畢竟他也在挨餓。1961年上半年他因身體不好休學,1962年回學校後就到比我們低一年的六零級去了。我懷疑這位家庭出身“三代貧農”的同學沒有到農村去養病,因為他回校以後穿上了軍用皮鞋,披上了軍棉大衣。他用錢也闊綽起來,我有一回到學校小賣部去,碰上老蔡在買高級糖——那是相當昂貴的、論顆論粒賣的糖!
“小國慶,來一顆。”老蔡大方地塞到我嘴裏。
我把糖吃了——瞧我那點出息!
饑餓年代·4
學校為了讓學生“提高思想覺悟”,安排了一次報告會,由一位經歷過延安艱苦革命生活的“老革命”來講講延安的艱苦奮鬥精神。效果卻適得其反。
“老革命”名叫李凡夫,原來在中央黨校,後來被貶到本省當一個理論刊物主編,最後又被貶到我們學校馬列主義教研室當教授。李凡夫是7級幹部,就是在冠蓋雲集的北京,他也屬於高官的範疇。
李教授講了自己如何到延安匯報工作、如何留在抗大當教員、反掃蕩以後延安如何艱苦、中央如何開展大生產運動,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等等。當講到延安的供給標準時,臺下開始躁動起來。原來李教授說再怎麽困難,一人一天1斤4兩小米、2斤菜,一個月4兩油、半斤肉總是有保證的,更不用說大生產運動之後的豐衣足食了。
我們當時的夥食標準比艱苦奮鬥的延安低多了,一個月只有一兩油,沒有肉。報告會就在大家的紛紛議論中結束。
看來李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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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屁滾尿流地下了臺,大幕終於拉起。合唱隊和樂隊在端木的指揮下,順利地完成了“組歌”的演出。大概是因為有樂隊,端木指揮用上了指揮棒,而平時他只是徒手指揮。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一次排練。那是為了迎接1961年7月1日中共建黨40周年準備的四部合唱,端木千挑萬選找來的還算好聽的曲子。一開始是女高音聲部:“你是暴風雨中的海燕……”接下來女低音聲部:什麽青松……男高音聲部:什麽江河……到了男低音聲部就是大海了,然後是合唱……
曹抱說:“海燕怎麽就變成大海了?再變鳥也不會變成水呀?太不符合進化論了。”
端木畢業後留校搞宣傳工作,不是因為他的音樂才能,而是他會畫宣傳畫、會寫大字標語。他很想當教師,系裏卻不讓。也不讓他來合唱隊了——他已經不是學生。
曹抱被分配到一個小縣城去當中學教師,走的時候很感傷地和大家告別。
自1961年秋天端木、曹抱離開以後,合唱隊的日子變得沒有勁了,我就不大去參加了。
饑餓年代·1
最艱難的日子是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
早餐的粥越來越稀,以至於能在2分鐘內喝完——不需要嚼,只是由於鹹菜還得咬,才使早餐還需要一點時間。在上完第二節課以後,大家就盼望午餐那頓幹飯。也有同學宣稱:剛剛吃罷稀粥、肚子還發脹的時候就懷念午飯了。老師也是這樣,上到第四節課上不動了,11點鐘無論如何要下課了。在實驗室上課做實驗更自由,10點半不到就回宿舍準備上食堂。確實有不少如顏回一般堅毅的同學認真聽課記筆記——真是賢人啊!而吾輩庸碌之徒老想著吃。
平心而論,我不用功倒不能怪饑餓。從小學到大學我都不是一個用功學習的好學生,上課基本不聽,作業大都不做,喜歡讀閑書,在自己的想象中打發日子。現在倒找到了一個理由:因為饑餓,所以不好好學習是理所當然的。也正是饑餓,1960年暑假之前和1961年寒假之前都沒有舉行真正意義上的考試,到了1961年暑假之前算總賬了,好些人補考甚至留級,1962年又有人被淘汰。說來慚愧,這些同學比我用功。
那時食堂加強了保衛,也經常抓到一些“偷飯”吃的學生。所謂偷飯就是有的同學沒到開飯時間去把自己的飯吃了——實在餓得撐不住。小題大做的食堂保衛人員會把這些倒黴同學“押送”到班級,還要求班級批鬥他們。我們班有一位品學兼優的馬傳喜同學就是這樣被送到班上,老曹沒法子,只能開班會讓馬傳喜作檢查。結果,大家都同情馬傳喜,都罵食堂保衛飽漢不知餓漢饑。傻子也知道,那個年頭吃得飽的人就是食堂工作人員。
我們寢室的大李,大哥是省軍區的幹部。他經常下午去省軍區大哥那裏“改善夥食”,走的時候總是豪氣十足地說:“你們把我的一份飯分了吧!”
有哥哥在軍區真好。
饑餓年代·2
有同學告訴我們:朱文熙敢吃皮蟲。皮蟲是樹上毛毛蟲的蛹還是毛毛蟲的幼蟲我弄不清楚,反正是吊在樹上幹樹葉裹著的。你想想:朱文熙1米80的高個,肯定比小個子更需要能量,皮蟲肯定含豐富的蛋白質,大家表示很理解。可能還有人效仿,以至於第二年春天沒有發生過討厭的毛毛蟲落到人身上的事。
到衛生科去看病的人越來越多。除了得肝炎、肺結核之外,幾乎人人都得了浮腫病——一種當時特有的營養缺乏引起的病:臉腫、腳腫、全身腫。有人危言聳聽:如果全身浮腫了,那就意味著快了,快要和那些長眠在江淮大地的農民兄弟做伴去了。
我到衛生科去看病,正巧碰上在羅集給我藥片的醫生,他按一按我的腿:“浮腫病!”立即給我兩個盛有黃色液體的玻璃瓶——小球藻合劑。我早知道這個治浮腫的“特效藥”小球藻,我們班級、我們寢室都有人服過,醫生還開給我3天病假單——到底是熟人。但我還是賴著不走:“醫生,我聽說有一種專治浮腫的藥叫‘八珍散’,能不能開給我?”
“你這個小同學消息倒蠻靈通的。我告訴你,‘八珍散’一般人是不開的。好了好了,回去好好休息吧。”
“八珍散”的事是一個患病同學告訴我的。據說“八珍散”內有山藥、胡桃、茯苓、芝麻8種成分,全是營養品。不肯開,沒有法子,我也只好加入了喝小球藻的大隊。
這一個時期,有大批同學退學、休學,像朱文熙就休學回家了。五八級、五九級有許多上海同學退學了,他們回上海後的路走的也很艱難:先是報戶口要漫長地等待,在一年、兩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是沒有糧、油什麽的,全得靠自家親人嘴裏省下來!此外工作也只能幹臨時工,什麽勞保醫療福利全無。
本地同學尤其農村同學休學退學的人很少——回家去餓死嗎?但也有例外。
饑餓年代·3
開學以後許多天,一個農村同學才在學校露面——大家都以為他退學了。他是鳳陽人,同學們平時都不叫他名字,都叫他“鳳陽”。
“鳳陽”在宿舍裏興高采烈地講他的傳奇:他假期回鄉後第二天,就和家鄉的父老鄉親一起去逃荒,一直逃到新疆。新疆是個好地方:“在那裏只要肯幹活就讓你吃飽!”“鳳陽”還大講特講逃荒的驚險故事:如何上火車、如何弄到吃食。原來鳳陽從明朝以來就有逃荒要飯的傳統,那裏的幹部、武裝民兵不像別的地方不許農民外出。而鳳陽人猶如吉蔔賽人,在惡劣環境下的生存能力特強。想想“鳳陽”和他的老鄉,一無糧票二無鈔票,居然大隊人馬開到了千裏之外的新疆。
打那以後,“鳳陽”就不安心過學生生活了,逃荒的經歷喚醒了他身上祖傳的野性,沒過多久他又不見了。我們猜十有八九他去新疆了。他說過:“新疆的瓜啊,你們這一輩子都沒吃過,太好吃了。”
直到我畢業,“鳳陽”沒回學校來過。
按理說,老蔡應該管管“鳳陽”的事。自從老韓不當學生調到校報當主編之後(老韓原來是蚌埠市文聯的幹部、來學物理真是莫名其妙),老蔡作為學生黨支部委員是年級“最高學生領導”,應該幫助“鳳陽”樹立革命理想,安心學習。老蔡對“鳳陽”的動態應該一清二楚——自會有人向他報告,例如老徐這樣經常打小報告、經常“靠攏組織”的人,老徐後來被老蔡大力幫助入了黨。
蔡委員(老蔡很愛聽別人這麽叫他)此時不像以前那樣愛訓人了,畢竟他也在挨餓。1961年上半年他因身體不好休學,1962年回學校後就到比我們低一年的六零級去了。我懷疑這位家庭出身“三代貧農”的同學沒有到農村去養病,因為他回校以後穿上了軍用皮鞋,披上了軍棉大衣。他用錢也闊綽起來,我有一回到學校小賣部去,碰上老蔡在買高級糖——那是相當昂貴的、論顆論粒賣的糖!
“小國慶,來一顆。”老蔡大方地塞到我嘴裏。
我把糖吃了——瞧我那點出息!
饑餓年代·4
學校為了讓學生“提高思想覺悟”,安排了一次報告會,由一位經歷過延安艱苦革命生活的“老革命”來講講延安的艱苦奮鬥精神。效果卻適得其反。
“老革命”名叫李凡夫,原來在中央黨校,後來被貶到本省當一個理論刊物主編,最後又被貶到我們學校馬列主義教研室當教授。李凡夫是7級幹部,就是在冠蓋雲集的北京,他也屬於高官的範疇。
李教授講了自己如何到延安匯報工作、如何留在抗大當教員、反掃蕩以後延安如何艱苦、中央如何開展大生產運動,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等等。當講到延安的供給標準時,臺下開始躁動起來。原來李教授說再怎麽困難,一人一天1斤4兩小米、2斤菜,一個月4兩油、半斤肉總是有保證的,更不用說大生產運動之後的豐衣足食了。
我們當時的夥食標準比艱苦奮鬥的延安低多了,一個月只有一兩油,沒有肉。報告會就在大家的紛紛議論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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