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出售《明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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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而且那種神奇的力量你都很難想象。”他完全是無心插柳,既然沒有機會做“帝王師”,他便將滿腔的抱負寄托在報紙和小說中。①
① 冷夏《文壇俠聖:金庸傳》,401頁。
②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295、323頁。
③ 《明報主席查良鏞昨退休,改任名譽主席及非執行董事》,《明報》1993年4月1日。
經歷過國民黨統治的那些歲月,他沒有成為激進青年,這是一個值得關註的點。他從來無意做革命家。1972年1月29日,他在《作讀者的耳目和喉舌》社評中自白:
我們在香港辦報,只是經營一家企業,並無做革命家的大志,自知無此本事,也沒有雄心或野心去反對任何中國政府。但因為我們的讀者都是中國人,人人關心中國的事務,而《明報》的讀者又是比較關心政治的,因此我們有義務作為讀者的耳目和喉舌,一方面將中國的消息向讀者報道,另一方面又對中國的各種情形表示意見。
當他有機會參與起草香港基本法,他也視為牛刀小試,聊勝於無。他說:“我一直存了這個‘報恩思想’來做這件事。香港人待我極好,我除了寫幾部小說、辦一張報紙和幾份雜志之外,報答遠遠不夠,在我晚年退休之前,盡力協助起草一部好好的基本法,雖仍不足以報答,總之是多出了一分力。”
金庸家裏掛著一副從浙江海寧老家帶出來的對聯,出自他先祖查昇的手筆:
竹裏坐消無事福,花間補讀未完書。
① 陳朝華主編《最後的文化貴族——文化大家訪談錄(第一輯)》,116頁。參見劉國重新浪博客《金庸的德行?》。
金庸自稱一直向往這樣的境界,但因辦報日夜辛勞,即使休息日也不免事事關心。從1946年起,他做了四十六年的新聞工作,總盼望能卸下重擔。至此才得閑居,他大感愉悅。
金庸忘不了《明報》初創的艱難,三十多年來,他們以10萬元的資本起家,創造了一個龐大的明報集團。1948年他離開內地時,尚有《大公報》《新民報》《世界日報》這些民間報紙,等他在香港辦報,內地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和《明報》都是香港的產物,是香港造就了他。他多次說,《大公報》原來是派另一個同事來的,如果當初他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報》幹下去,以他的出身和中央政治學校學習的經歷,就算逃得過反右,也很難逃過“文革”。即使都安然無恙,也沒有機會寫武俠小說,更不可能辦報。
1993年12月,金庸再將一成多股份售給於品海的“智才”,套現約2.6億元。剩下的《明報》股份,他決定分五期全部出手,與《明報》完全脫離關系。12月31日,他辭去名譽主席職位。當天《明報》刊登董事局啟事:
……今年12月初,查先生致函董事局,希望自1994年1月1日辭去名譽主席及非執行董事之職銜,靜心歡度退休後旅游、頤養、講學及著述之生活。董事局再三誠意挽留,查先生懇切表示年近七十,志在“放下、自在”。董事局雖極感遺憾,然必須尊重查先生之心願。
……同人等曾長期追隨查先生者,情兼師友,受其身教言教之惠;新參加明報集團者,亦對查先生素所敬慕。茲值查先生七旬榮休,敬祝查先生健康長壽,逍遙自在。
從1959年起,《明報》將近三十五年的“查良鏞時代”徹底結束。他心裏不無難過,當天他對記者說:“我剛翻看一些《明報》的舊照片,眼淚都流出來了,有些舊同事已經去世了,真是舍不得。對於《明報》的舊同事,我有很深的感情。”一位明報人回憶:“我至今難以忘掉那一天的情景,偌大的辦公室,查先生將自己的日用品裝進紙盒。《明報》不再是查良鏞的《明報》了……”
自信佛以來,金庸自認看透世界事物都有始有終,人的生命也是一樣,每個階段都有終結,在適當的時候完成自己的任務,便是最滿意的。辦了幾十年《明報》,他相信他和《明報》的關系到最後仍要分開。在精力還好時離開,對自己、對報館都比較有益。他假設自己突然死了,報館沒有人領導的話,同事都會很仿徨。
在我這個年紀,《明報》是一個負擔。從佛教的講法,有負擔總是不好的。佛教希望人的欲望能盡量減低,最高境界是什麽也拋棄掉,連生命也覺得沒什麽所謂。我離開這境界實在太遠了。要我財產完全不要,我做不到;要妻子兒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那我只有減少自己的負擔。①
盡管有那麽多的“做不到”,金庸還是依依不舍地離開了《明報》。
此時離“九七”越來越近,他對外解釋:“這樣的安排和政治絕對無關。我的住宅正在翻新重建,花費不少,如果我對‘九七’不樂觀的話,就肯定不會重建我的舊房子了,花一大筆重建費用就很蠢了。”他告別一生事業所系的《明報》還有一些不能忽略的因素,“1991年《明報》上市後,股價長期在每股2.9元的價格靜止不動,且成交甚少”。這次出售股份他實際上賺了錢,而且甩掉了80年代以來在香港未來政制安排等問題上造成的巨大心理、政治負擔,雖然負面的影響未必甩得掉。《明報》出售以後,除了明河社出版公司,他還擁有股票、債券、辦公大樓等財產。
六、《明報》再度易主
在金庸全面引退前,《明報》的“於品海時代”實際上已開始,雷偉坡及一些重要骨幹相繼離開。1993年11月8日,於品海以明報集團名義創辦《現代日報》,因虧損太多,他以3000萬元價格獨資購回,撐到第二年11月26日停刊,共虧損了1億。他又投入巨資創辦第一個全球24小時的中文新聞電視網,也以失敗告終。為此,於品海將明報企業18%的股權賣給中策集團的黃鴻年和馬來西亞富商張曉卿。
1994年5月20日,《明報》三十五周年報慶,於品海發表《勇敢順應大環境,積極面對不明朗》時,躊躇滿志地說:“《明報》的成就有目共睹,查良鏞先生的貢獻最大。有人因而說我的負擔很大,歷史包袱重,試想又有什麽人能與查先生比較?但我並不覺得這是負擔,反之,我感到鼓舞,因為查先生幫助我提高了自己的要求。”
① 轉引白楊莉歌《金庸傳說》,307—308頁。
當年10月10日,香港《經濟日報》披露於品海曾在加拿大有過犯罪記錄,與他上市公司主席的身份有抵觸,一時間香港輿論沸沸揚揚,對《明報》產生較大負面影響,於品海只得辭去明報企業董事局主席及香港報業公會主席的職務。1995年10月,他將明報企業35.9%的股權售予張曉卿。加上年初購進的10.1%的股份,張曉卿持有明報集團46%的控股權,於10月20日出任明報企業董事局主席。明報轉入“張曉卿時代”,這一天離於品海接手《明報》僅兩年多。
當年59歲的張曉卿祖籍福建,出身貧寒,早年以伐木業起家,成為馬來西亞最大的伐木商及夾板出口商,1988年將伐木生意擴至巴布亞新幾內亞、新西蘭等國。他在澳大利亞擁有大型養牛場,在上海有鋸木廠,而且經營新聞出版業務,業務包括馬來西亞最暢銷的華文報《星洲日報》《光明日報》,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英文報TheNational,以及大連的一家合資出版社。①
金庸千挑萬選才選定於品海,他做夢也想不到,《明報》這麽快就會被轉手賣掉。
《明報》再度易主後,他又對張曉卿寄予很大期望:“他(張曉卿)來管理《明報》,我很感激他。《明報》是我的孩子,就好比我的兒女離開家庭後,處境不佳,在外頭流浪,沒有人收留他,前途茫茫的時候,有個好心人肯收留他、培養他,拿錢出來給他念書,受好的教育,變作一個很有用、很好的人。”“希望張先生來了之後,能夠重振《明報》的聲威,恢覆穩固、健全的財政狀態。”
金庸雖退出了《明報》,但《明報》為他一手創立,畢生心血所系,這種血濃於水的感情,豈能輕易割舍。“生命中充滿著意料不到的事情。”這一年,他心臟病發作,做了大手術,經過八九個小時,心臟拿出來修修補補,又放回去。香港新聞界都在傳說,一輩子精明的金庸是不是被氣出病來了。②
① 陳昌風《香港報業縱橫》,222頁。
②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200—2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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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冷夏《文壇俠聖:金庸傳》,401頁。
②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295、323頁。
③ 《明報主席查良鏞昨退休,改任名譽主席及非執行董事》,《明報》1993年4月1日。
經歷過國民黨統治的那些歲月,他沒有成為激進青年,這是一個值得關註的點。他從來無意做革命家。1972年1月29日,他在《作讀者的耳目和喉舌》社評中自白:
我們在香港辦報,只是經營一家企業,並無做革命家的大志,自知無此本事,也沒有雄心或野心去反對任何中國政府。但因為我們的讀者都是中國人,人人關心中國的事務,而《明報》的讀者又是比較關心政治的,因此我們有義務作為讀者的耳目和喉舌,一方面將中國的消息向讀者報道,另一方面又對中國的各種情形表示意見。
當他有機會參與起草香港基本法,他也視為牛刀小試,聊勝於無。他說:“我一直存了這個‘報恩思想’來做這件事。香港人待我極好,我除了寫幾部小說、辦一張報紙和幾份雜志之外,報答遠遠不夠,在我晚年退休之前,盡力協助起草一部好好的基本法,雖仍不足以報答,總之是多出了一分力。”
金庸家裏掛著一副從浙江海寧老家帶出來的對聯,出自他先祖查昇的手筆:
竹裏坐消無事福,花間補讀未完書。
① 陳朝華主編《最後的文化貴族——文化大家訪談錄(第一輯)》,116頁。參見劉國重新浪博客《金庸的德行?》。
金庸自稱一直向往這樣的境界,但因辦報日夜辛勞,即使休息日也不免事事關心。從1946年起,他做了四十六年的新聞工作,總盼望能卸下重擔。至此才得閑居,他大感愉悅。
金庸忘不了《明報》初創的艱難,三十多年來,他們以10萬元的資本起家,創造了一個龐大的明報集團。1948年他離開內地時,尚有《大公報》《新民報》《世界日報》這些民間報紙,等他在香港辦報,內地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和《明報》都是香港的產物,是香港造就了他。他多次說,《大公報》原來是派另一個同事來的,如果當初他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報》幹下去,以他的出身和中央政治學校學習的經歷,就算逃得過反右,也很難逃過“文革”。即使都安然無恙,也沒有機會寫武俠小說,更不可能辦報。
1993年12月,金庸再將一成多股份售給於品海的“智才”,套現約2.6億元。剩下的《明報》股份,他決定分五期全部出手,與《明報》完全脫離關系。12月31日,他辭去名譽主席職位。當天《明報》刊登董事局啟事:
……今年12月初,查先生致函董事局,希望自1994年1月1日辭去名譽主席及非執行董事之職銜,靜心歡度退休後旅游、頤養、講學及著述之生活。董事局再三誠意挽留,查先生懇切表示年近七十,志在“放下、自在”。董事局雖極感遺憾,然必須尊重查先生之心願。
……同人等曾長期追隨查先生者,情兼師友,受其身教言教之惠;新參加明報集團者,亦對查先生素所敬慕。茲值查先生七旬榮休,敬祝查先生健康長壽,逍遙自在。
從1959年起,《明報》將近三十五年的“查良鏞時代”徹底結束。他心裏不無難過,當天他對記者說:“我剛翻看一些《明報》的舊照片,眼淚都流出來了,有些舊同事已經去世了,真是舍不得。對於《明報》的舊同事,我有很深的感情。”一位明報人回憶:“我至今難以忘掉那一天的情景,偌大的辦公室,查先生將自己的日用品裝進紙盒。《明報》不再是查良鏞的《明報》了……”
自信佛以來,金庸自認看透世界事物都有始有終,人的生命也是一樣,每個階段都有終結,在適當的時候完成自己的任務,便是最滿意的。辦了幾十年《明報》,他相信他和《明報》的關系到最後仍要分開。在精力還好時離開,對自己、對報館都比較有益。他假設自己突然死了,報館沒有人領導的話,同事都會很仿徨。
在我這個年紀,《明報》是一個負擔。從佛教的講法,有負擔總是不好的。佛教希望人的欲望能盡量減低,最高境界是什麽也拋棄掉,連生命也覺得沒什麽所謂。我離開這境界實在太遠了。要我財產完全不要,我做不到;要妻子兒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那我只有減少自己的負擔。①
盡管有那麽多的“做不到”,金庸還是依依不舍地離開了《明報》。
此時離“九七”越來越近,他對外解釋:“這樣的安排和政治絕對無關。我的住宅正在翻新重建,花費不少,如果我對‘九七’不樂觀的話,就肯定不會重建我的舊房子了,花一大筆重建費用就很蠢了。”他告別一生事業所系的《明報》還有一些不能忽略的因素,“1991年《明報》上市後,股價長期在每股2.9元的價格靜止不動,且成交甚少”。這次出售股份他實際上賺了錢,而且甩掉了80年代以來在香港未來政制安排等問題上造成的巨大心理、政治負擔,雖然負面的影響未必甩得掉。《明報》出售以後,除了明河社出版公司,他還擁有股票、債券、辦公大樓等財產。
六、《明報》再度易主
在金庸全面引退前,《明報》的“於品海時代”實際上已開始,雷偉坡及一些重要骨幹相繼離開。1993年11月8日,於品海以明報集團名義創辦《現代日報》,因虧損太多,他以3000萬元價格獨資購回,撐到第二年11月26日停刊,共虧損了1億。他又投入巨資創辦第一個全球24小時的中文新聞電視網,也以失敗告終。為此,於品海將明報企業18%的股權賣給中策集團的黃鴻年和馬來西亞富商張曉卿。
1994年5月20日,《明報》三十五周年報慶,於品海發表《勇敢順應大環境,積極面對不明朗》時,躊躇滿志地說:“《明報》的成就有目共睹,查良鏞先生的貢獻最大。有人因而說我的負擔很大,歷史包袱重,試想又有什麽人能與查先生比較?但我並不覺得這是負擔,反之,我感到鼓舞,因為查先生幫助我提高了自己的要求。”
① 轉引白楊莉歌《金庸傳說》,307—308頁。
當年10月10日,香港《經濟日報》披露於品海曾在加拿大有過犯罪記錄,與他上市公司主席的身份有抵觸,一時間香港輿論沸沸揚揚,對《明報》產生較大負面影響,於品海只得辭去明報企業董事局主席及香港報業公會主席的職務。1995年10月,他將明報企業35.9%的股權售予張曉卿。加上年初購進的10.1%的股份,張曉卿持有明報集團46%的控股權,於10月20日出任明報企業董事局主席。明報轉入“張曉卿時代”,這一天離於品海接手《明報》僅兩年多。
當年59歲的張曉卿祖籍福建,出身貧寒,早年以伐木業起家,成為馬來西亞最大的伐木商及夾板出口商,1988年將伐木生意擴至巴布亞新幾內亞、新西蘭等國。他在澳大利亞擁有大型養牛場,在上海有鋸木廠,而且經營新聞出版業務,業務包括馬來西亞最暢銷的華文報《星洲日報》《光明日報》,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英文報TheNational,以及大連的一家合資出版社。①
金庸千挑萬選才選定於品海,他做夢也想不到,《明報》這麽快就會被轉手賣掉。
《明報》再度易主後,他又對張曉卿寄予很大期望:“他(張曉卿)來管理《明報》,我很感激他。《明報》是我的孩子,就好比我的兒女離開家庭後,處境不佳,在外頭流浪,沒有人收留他,前途茫茫的時候,有個好心人肯收留他、培養他,拿錢出來給他念書,受好的教育,變作一個很有用、很好的人。”“希望張先生來了之後,能夠重振《明報》的聲威,恢覆穩固、健全的財政狀態。”
金庸雖退出了《明報》,但《明報》為他一手創立,畢生心血所系,這種血濃於水的感情,豈能輕易割舍。“生命中充滿著意料不到的事情。”這一年,他心臟病發作,做了大手術,經過八九個小時,心臟拿出來修修補補,又放回去。香港新聞界都在傳說,一輩子精明的金庸是不是被氣出病來了。②
① 陳昌風《香港報業縱橫》,222頁。
②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200—2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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