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毛先生和蔣先生都把權力交給較年青的政治家，讓中國有更迅速的改革和進步，讓廣大的中國人民能共享這六十年來由於全世界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心智的開明，因而達成的物質和精神上的文明。”

1975年4月5日，87歲的蔣介石病故。4月7日、8日，金庸接連在《明報》社評中判斷，臺灣政局不會因蔣的逝世發生重大變化，兩年多來，軍政大權已掌握在蔣經國手裏。他1972年訪臺時就充分感覺到，“不論是軍隊、政府人員，以及一般人民，都已接受蔣經國的領導，極少有人對新一代的能力表示懷疑”。所以，他判斷“臺灣局勢不致因蔣逝世而有所變動，但當然不是說永遠不變，任何事情都會有變化的，但臺局之變，當是出於其他的因素”。他還樂觀地預期：“對於臺灣今後最大的影響，我們相信在於各種革新和現代化的措施，將以遠為迅速的步調推行。”①

老蔣在世，受元老們的保守影響，小蔣放不開手腳。金庸的預測是準確的，他目睹了老蔣去世之後一步步的變化。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發生，軍法大審，《明報》社評的基調是節制、溫和的，批評並不尖銳。他對蔣經國有好感，也敏銳地感受到了臺灣一步步的變化。

① 《蔣介石逝世與臺灣局勢》，《明報》1975年4月7日；《臺灣局勢不致劇變》，《明報》1975年4月8日。

1981年10月1日，金庸發表社評《和平統一是共同願望》。1982年中秋節，他在《明報》發表社評《和平統一與條件成熟》說：

海峽東西兩個政權，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劍拔弩張、兵戎相見；到近年對峙形勢逐漸緩和，怨毒敵意漸漸消減。雖然雙方立場仍舊大有距離，但至少已共同肯定“和平統一”為全國人民願望，也就是雙方所要共同致力的目標。這已經與一兩年前大不相同，更比一二十年前的對抗情勢好得多了。

這是蔣經國全面主政的時代，“行政院長”孫運璇這年6月10日說，只要雙方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差距不斷縮小，中國和平統一的條件就會漸趨成熟。金庸對此評論，雖然雙方對於“條件成熟”的看法不同，但“條件成熟”為事所必需，那是大家都同意的。①他當面對蔣經國說：

我年輕識淺，不敢對國家大事亂發議論，但愛國之心，和蔣先生並無二致，盼望蔣先生保重健康、適當節勞，學一學諸葛亮，偏安一隅，建設臺灣，發展經濟和社會，千載之後，遺愛在人，不要學諸葛亮六出祁山，大耗資源和民力兵力。②

1984年1月10日，在論及香港問題的社評中，金庸再度談到兩岸統一：

至於中國大陸與臺灣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改革演變，香港人基本上無力予以影響，我們只欣賞與讚揚他們積極地努力，或許偶爾提一些善意的批評建議，真誠地希望雙方在各方面不斷進步，相信每一方面任何進步都有利於國家民族，有利於和平統一。因為當中國大陸和臺灣各方面都充分現代化之時，雙方思想與制度上的差距自然會縮小，疑忌會減少，和平統一也不是難事了。①

① 《明報》1982年10月1日。

② 《深切悼念餘紀忠先生》，《中國時報》2002年4月13日。

1986年臺灣解除“戒嚴”，先後開放報禁、黨禁，《明報》對此沒有表現出任何驚訝。1987年2月14日的社評《臺北當局將開放報禁》，標題是楷體，不一定是金庸執筆，但可以代表他與《明報》的意見。臺北不久前解除戒嚴令，開放黨禁——

使民間反對派有權正式組黨參政，這是國民黨促進民主政治的一個重大步驟，大得人心。又解除維持了二十多年的報禁，事實上並不威脅到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只不過逐漸改變其“領導方式”，因而使其領導地位可以由“專政”的基礎轉移到“民主”的基礎，因而有機會更加鞏固。

早在1973年訪臺時金庸就察覺，臺灣力圖成為中國的模範省。他希望臺灣的各種設施都能成為全中國的榜樣，最重要的榜樣，“是要確立一種長期性的制度，使得人民有權選擇政治領袖，有權力監督政府”。“應當由人民叫政府做什麽不做什麽，而不是由政府叫人民做什麽不做什麽。”他說，在這方面，臺灣還有一條漫長的道路要走，當時還說不上已經起步。島上後來的變化與他的思路吻合。

出於對兩岸統一的心願，金庸始終想在兩岸之間尋找平衡，力圖做到不偏不倚，他不僅是臺灣的常客，也曾三度成為中南海的座上客，“在海峽兩岸吃得開”。1993年12月31日，《明報》董事局啟事說：

查先生與《明報》對兩岸執政者一向抱持和而不流，乃至《中庸》所謂“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之態度。1973年查先生訪問臺灣後所撰長文《在臺所見·所聞·所思》，對臺灣偏安與圖強之各種現象作深入生動之勾勒，傳誦一時。

① 《利國利港，利人利己》，《明報》1984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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