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人緩步向後山上行去。那山也不甚高，四周樹木蔥翠，四下裏輕煙薄霧，出沒於枝葉之間。良夜寂寂，兩人足踏軟草，竟連腳步也是悄無聲息。將到山頂，轉了兩個彎，一陣清風，四周全是花香。月色如霜，放眼望去，滿坡盡是紅色、白色、黃色的玫瑰。

他當年所見的也許不是玫瑰，只是滿山五顏六色的山花。

《碧血劍》的歷史感很強，政治性極濃厚，崇禎皇帝、李自成、皇太極都出現了，只是主角袁承志的形象有點單薄，人物性格的挖掘和感情的刻畫都不夠，文學性不如前一部作品。金庸對此很不滿意，隨後作過兩次大的修改，增加了五分之一左右的篇幅。

許多平民在亂世中流離的情節，無疑有金庸自己的人生經歷、生命體驗。到1956年12月31日，《碧血劍》連載了整整一年，袁承志面對易代的大動蕩、大變化，最終選擇到南洋一個海島開始新生活，有人說，這是對千千萬萬人逃入香港的隱喻。袁是從護送大炮進京的葡萄牙士兵那裏得知有這個島，他們給了他南洋島嶼的地圖，“你們與其在這裏辛辛苦苦地打仗，不如帶了中國沒飯吃的受苦百姓到那島上去”。袁承志心想，你這外國人心地倒好，只是不知我們中國地有多大，億萬之眾，憑你再大的島也居住不下。這個情節出現在1956年9月5日那一段。當時許多香港人與袁承志有著相似的命運，小說中歐洲人幫助這些流亡者找到這個島，似乎也暗示了香港的處境。1945年二戰結束時，香港不足60萬人口，1949年前後，政局劇變之際，大批移民進入，到1950年春天人口已猛漲到230萬。《碧血劍》的很多讀者就是在這期間來香港的。①

四、《三劍樓隨筆》

1956年9月5日，《書劍恩仇錄》在《新晚報》連載結束，當天預告：“我們已約得武俠小說名家百劍堂主為撰《風虎雲龍傳》，日內開始連載。”

“百劍堂主”是陳凡的筆名，他給梁羽生的《草莽龍蛇傳》題詩，為金庸的《書劍恩仇錄》單行本賦詞時則署名“中宵看劍樓主”。金庸也在當天的“天方夜譚”致各位讀者，說“百劍堂主是一位著名作家的筆名，《書劍恩仇錄》單行本第一集的那首《滿庭芳》詞就出於他的手筆。堂主文采風流……”

陳凡生於1915年，比金庸、梁羽生年長，早在1941年春天，他們還在高中求學時代，陳凡就已進入《大公報》，先後做過記者、采訪主任、副總編輯等，決心以《大公報》為終身事業。1947年5月31日，他在廣州采訪中山大學學生罷課游行的新聞而被捕。同事唐振常說他是《大公報》當年的名記者，走南闖北，寫下了許多受人歡迎的通訊。他早年熱衷新詩，中年以後改寫舊詩詞，“嬉笑怒罵，哀思激烈，亦莊亦諧，可歌可泣”，錢鐘書罕見地為他的《壯歲集》作序。②

陳凡詩詞、書法、文章都好，但他把詩詞格律、國文的“之乎者也”用到武俠小說上就不大合適。《風虎雲龍傳》從1956年9月9日開始連載（一直到1957年7月29日），大概沒引起什麽反響，從此不見他再寫武俠，卻和金庸、梁羽生一起被報館同事戲稱為“三劍客”。

10月22日，《大公報》的“大公園”副刊刊登一則預告：

① 韓倚松《淺談金庸早期小說與五十年代的香港》，何鯉譯，《明報月刊》1998年8月號。

② 轉引自王芝琛《百年滄桑》，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263—264頁。

陳凡為《書劍恩仇錄》題寫的詞

《三劍樓隨筆》：自梁羽生先生的《龍虎鬥京華》《草莽龍蛇傳》《七劍下天山》，金庸先生的《書劍恩仇錄》《碧血劍》，百劍堂主的《風虎雲龍傳》等武俠小說在本港各報連載後，大受讀者歡迎，成為武俠小說中一個新的流派。現在我們約得這三位作者給“大公園”用另一種筆法撰寫散文隨筆，日內刊出，敬請讀者們註意。——編者

“三劍樓隨筆”專欄誕生。10月24日，喜歡電影的金庸為“三劍樓隨筆”開篇寫的是《與小說》：

你或許是我寫的《書劍恩仇錄》或《碧血劍》的讀者，你或許也看過正在皇後與平安戲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這部影片是講一位美國歌唱家的故事，和我們的武俠小說沒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們這個專欄卻是上天下地無所不談的，所以今天我談的是一部電影。也許，百劍堂主明天談的是廣東魚翅，而梁羽生談的是變態心理。這一切相互之間似乎完全沒有聯系，作為一個隨筆與散文的專欄，越是沒有拘束的漫談，或許越是輕松可喜。

後來他們也是這樣做的。金庸談電影、書畫、音樂、舞蹈，也談圍棋、象棋、民謠、謎語，談文學、歷史、宗教，也談京戲、攝影，甚至圓周率，信筆所至，範圍很廣，顯示了廣泛的興趣。

談電影是金庸的家常便飯。香港當時上映一部美國電影《無比敵》，根據美國作家赫爾曼·麥爾維爾同名小說（一譯《白鯨》）改編，原作曾被英國作家毛姆推為十部最偉大的小說之一。觀眾看了電影卻覺得並無出色之處，表示失望與困惑。12月1日、5日，金庸接連發表《有什麽意義？》《有什麽好處？》，分析電影只是有小說的情節，卻失去了小說的精神，關鍵是沒有深入小說主角亞海勃船長的靈魂深處，而要深入他的靈魂深處，首先得走進作者麥爾維爾的靈魂深處。

有關棋藝的話題為金庸和梁羽生津津樂道，幾乎占了“三劍樓隨筆”八分之一的篇目。酷愛圍棋的金庸在《書劍恩仇錄》中就有對棋局的描寫，《碧血劍》也有弈棋的情節。1956年12月8日，他發表《歷史性的一局棋》，以白描手法勾勒了1933年在日本舉行的一場中日圍棋賽，一方是19歲的中國棋手吳清源，另一方是60歲的日本頂級高手本因坊秀哉。這局棋斷續下了三個半月，一局既終，秀哉好不容易勝了一子（兩目）。他字字平實，卻以短短一千多字將這驚心動魄的一幕寫出來了。董橋讚許他“對文字的運用，已到極純熟的地步”，此時即已初露端倪。

有些話題是三人都談，嗜聯的梁羽生寫了一篇《閑話怪聯》，百劍堂主寫了一篇《吟詩作對之類》，金庸接著寫了一篇《也談對聯》，從許多熟悉的對聯談起，還談到百劍堂主的一聯：“偏多熱血偏多骨，不悔情真不悔癡。”金庸很喜歡這聯，百劍堂主用宣紙寫好，金庸請荷裏活道一家裝裱店裱好，掛在他當時租住的鬥室中，不覺雅氣驟增。①梁羽生發表《數學與邏輯》，幾天後，金庸發表《圓周率的推算》。

三人輪流執筆，每天一篇，從文史掌故、名人逸事到琴棋書畫、詩詞聯謎、神話武俠、歌舞影劇，上下古今，無所不談。專欄持續了三個多月，到1957年1月30日，共寫了84個題目，大約14萬字。如果不計百劍堂主寫的“結語”，三人各寫了28篇，每篇之後，都有作者的手寫體簽名。

在這些並不高深的隨筆中，蘊藏了三個讀書人的中國情結。他們脫離故土，在香港這個小小的避風港，驚魂未定，心懷故國，文化成為一種安慰。當年5月，香港文宗出版社出了《三劍樓隨筆》單行本，和報紙上首發時有所不同，篇目次序有所變化，百劍堂主刪去了他認為已失去價值的一篇，一些讀者來信作為附錄收入，標題偶有改動，每篇篇末原來的手書簽名則改為（百）、（羽）、（庸）字樣。單行本前面有百劍堂主執筆的《“正傳”之前的“閑話”》：

當初，編者叫我們每人來一個專欄，輪流刊登，但金庸說，不如三劍俠一齊出馬，更可以互相壯膽。大家不待商議，立表同意。後來對鏡自熱，竟發現除各自手中有一支筆之外，“俠”氣實在並不頂多，乃在定這個欄目名字的時候，還我“樓”來，送將“俠”去。至於那個“劍”字，則只作為對自己的一種鼓勵，因為報紙為正義事業而前趨，我們也希望自己的一支拙筆，能夠略效微勞罷了。①

① 金庸等《三劍樓隨筆》，117頁。

1997年9月30日，百劍堂主因心臟病猝發在香港去世，1987年移居澳大利亞的梁羽生在萬裏之外寄詩哀悼，刊登在他們當年共寫《三劍樓隨筆》的《大公報》“大公園”副刊：

三劍樓足證平生，亦狂亦俠真名士。

卌年事何堪回首，能哭能歌邁俗流。

五、告別《大公報》

金庸從《新晚報》調回《大公報》，不再做國際電訊翻譯，而是做“大公園”副刊編輯（梁羽生接替他編“下午茶座”），以“姚嘉衣”等筆名發表影評。當年給“大公園”投稿的子禎回憶：“我真是有眼不識泰山，原來當時主編‘大公園’的，是影評高手‘姚嘉衣’，也即是後來鼎鼎有名的武俠小說家金庸。我當時只知道他的名字叫查良鏞。我跟查先生見過面，他叫我多寫些有關影劇的短評給‘大公園’。”②

1947年出生的《大公報》子弟高潔（父親是金庸在《大公報》的同事高學逵，主編娛樂版）回憶起“上海口音的查良鏞叔叔——金庸”和“廣西口音的陳文統叔叔——梁羽生”：

小學三四年級，揣了薄薄的勸捐簿，為旺角勞工子弟學校籌款。二位大俠統統被我這孖辮小女孩打過秋風，掏出一元幾塊來。盡管金大俠聲威煊赫，我還是不避“我的朋友胡適之”之嫌，喊一聲“叔叔”。腦海中他一定比我父親年輕，皆因喊他“小查”。……

① 金庸等《三劍樓隨筆》，1—2頁。

② 《既是良師，又是益友》，原載《大公報》2001年11月22日，《我與大公報》，覆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90頁。

五樓設有小賣部，餓了，可以來一杯熱奶茶，吃件牛油多士。我妹妹最愛吃櫻桃紅果凍，淋上煉奶，香甜無比。查叔叔走過，逗她：“媽咪請吃啫喱呀！”①

從1947年起，金庸在《大公報》（包括《新晚報》）前後度過了十年，從上海到香港，從電訊翻譯到副刊編輯，幾乎跨越了整個青春時代。他在這裏開始武俠小說創作生涯，《大公報》給他提供了一個舞臺，他一生事業的根基都在這裏奠定。提攜、教導過他的幾位《大公報》前輩楊歷樵、胡政之、許君遠，令他一生懷念。每次說起《大公報》，他總帶著許多感慨——

當時在中國它是最有地位（但銷數不算很多）的報紙，對輿論也很有影響力。我從學生時代起就很喜歡這樣一份報紙。後來到香港，我也在《大公報》服務。但後來它改變路線，和過去的傳統完全斷絕。②

從金庸後來辦《明報》的價值取向看，他顯然認同胡政之時代《大公報》的文人論政作風。香港《大公報》已不是當年獨立的民間報，而是一張不折不扣的左派報紙，政治色彩越來越濃，生性自由、喜歡獨來獨往的他感到格格不入，工作熱情漸漸消失。

1957年夏天起，內地形勢驟變，反右運動呼嘯而來，千千萬萬知識分子落入“陽謀”陷阱，並波及香港，《大公報》的言論尺度也跟著內地局勢的變化而變化，思想控制明顯比過去加強，報館的氣氛和金庸的個性越來越不合拍。

當年冬天，“大躍進”波瀾初起，在《大公報》版面上就有體現。12月3日，頭條大字標題報道，在十年至十五年內主要工業生產力超過英國。12月18日報道，根據近年增產速度，我國煤、鋼產量十五年內定超英國。同時報道，“全國六十五縣市糧食增產指標提前十年到達”。金庸覺得《大公報》老講假話，畝產多少萬斤都是假的，他到廣東看過。

① 《子弟醉書香》，原載《大公報》2002年2月28日，《我與大公報》，179—180頁。

② 江堤、楊暉編選《金庸：中國歷史大勢》，56頁。

10月5日，《新晚報》七周年報慶時，金庸發表《談批評武俠小說的標準》，就引用了偉大的思想家恩格斯的話，“現實主義除了細節的真實之外，還要正確地表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他受當時內地意識形態影響頗深，對那套流行話語並不陌生。他說：

我在《大公報》前後十年，馬列主義的書也看了很多，也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我屬於工作上有些成績的人，開小組會討論時，我是組長。但我覺得他們的管理方式與我格格不入。

我們只能從他簡單的話中體會他當年的心境，“我離開左派報紙，是因為那裏不能發表反對當時‘大躍進’錯誤路線的意見，這實在太違反我作為新聞工作者的本意”。①

金庸感到很難再留在《大公報》。董千裏與他相識、相交多年，對他十分了解，在董眼中，“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是可以和而不同的謙謙君子”。②他多次自稱個人主義者：“所謂個人主義，是相對於集權主義或國家主義而言。在某些政治制度中，當權者假借國家的名義，宣稱為了國家或公眾的利益，肆行侵犯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他們認為國家高於一切，個人必須為國家而犧牲。所謂國家高於一切，就是政府高於一切，也就是掌握政權之人高於一切，生殺予奪，為所欲為。個人主義者某種意義上，其實便等於是人權主義，也就是民權主義。”這是他對“個人主義”的理解。

1957年冬天，他辭職離開《大公報》，他記得離職前支的是“四等十三級（或四等十四級）”的薪水，並不是高級職員。③

在金庸決定離開之前，在迷惑與苦悶中，同事周榆瑞對他也不無影響。周榆瑞畢業於北平師範大學，在西南聯大做過英文老師，在英國、美國駐華情報機構做過翻譯，1946年進入上海《大公報》，采寫過國共和談、馬歇爾七上廬山、胡宗南攻占延安等重要新聞，受到周恩來賞識。1949年他南下香港，繼續在《大公報》做記者，並以“宋喬”的筆名在《新晚報》連載《侍衛官雜記》，因揭露蔣介石而受到讀者關註。在左派眼中，周卻是“外紅裏白的紅蘿蔔”。1952年1月10日，港英當局將司馬文森、馬國亮等八人押解出境，這八人都是中共香港地下黨的骨幹，他們的政治身份在內地也是不公開的，連同事都不了解。上海、廣東公安部門偵查認定是周提供的情報線索，報經公安部決定清除隱患，由上海大公報社發出通知：“本社在港人員輪流回上海學習。”周榆瑞一回到上海即被收審，以“英國間諜”罪名兩度關押，出獄後任北京外語學院教授，仍受公安部門監管，到1957年才獲準回到香港《大公報》。①

① 轉引自艾濤《金庸新傳》，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年版，112頁。

② 翁靈文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三，113頁。

③ 《明報》1964年12月18日。

他倆過去就相處得很好，這次周榆瑞回來，兩人幾乎無話不談。周的遭遇對金庸選擇離開不無影響。他提出辭職後，《大公報》負責人數次挽留，但他去意已決。②

當時，繼《碧血劍》之後，金庸的《射雕英雄傳》正在《香港商報》連載。武俠小說雖然給他帶來了一定的名聲和收入，但他從未想過要做一個職業作家。

① 周榆瑞《仿徨與抉擇》，香港時報出報社1963年版。

② 金庸自辦《明報》，周榆瑞幫了不少忙。1961年9月中旬周榆瑞突然“失蹤”，《明報》在頭條位置作了報道，幾天後得知周已秘密前往英國倫敦。1963年，周出版英文回憶錄《仿徨與抉擇》，在香港引起很大反應，2月24日《明報》頭版報道《周榆瑞發表內幕》，引周的話，“在《大公報》時寫了許多使自己良心極感不安的謊話”。4月23日，他在《明報》連載發表《談》的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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