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的應聘者參加筆試。資深的《大公報》翻譯主任楊歷樵擬定試題並親自閱卷，評定分數。試題有英文電報一，社論一，要求將之譯為中文。查良鏞第一個交卷，只用了65分鐘。隨後，他又順利通過楊歷樵、許君遠、李俠文負責的口試。

正是憑著查良鏞的中英文基礎，特別是在杭州《東南日報》工作時所受的正好是這方面的專業訓練，他在109名應聘者中脫穎而出，順利通過嚴格的筆試和口試，第一個被錄用。另外被錄取的是蔣定本和李君維，張契尼、李象偉、程法伋三人名列備取。②

這是查良鏞生命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他從學生時代起就很喜歡《大公報》，1947年10月底，他邁進了《大公報》的大門。當年11月20日出版的《大公報》內刊《大公園地》上有10月份的人事記載簡報，其中“入館職員”一欄有“翻譯查良鏞”。

① 以前都說報名的人多達3000人，查良鏞也這樣說，與事實不合。

② 特約記者《關於招聘翻譯》，載《大公園地》覆刊第13期，1947年11月5日。

《大公報》是滿族的天主教徒英華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創辦的老報紙，以“開風氣，牖民智”為宗旨，在晚清曾贏得敢言的名聲，歷經世變滄桑、幾度易主，一度停刊，自1926年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三人以新記公司名義接辦以來，提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針，為百年報業開辟了一條新路徑。在動蕩的亂世，《大公報》始終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力圖“用輿論的力量糾正這個時代的錯誤、黑暗與罪惡”，不斷發表負責任的評論。《大公報》的作為，實際上就是中國報紙要成為“第四種權力”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嘗試。1941年5月，《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獎章，這是世界性的榮譽，中國報紙獲得國際榮譽獎章的只此一家，只此一次。

吳鼎昌1935年入閣做官，公開辭去《大公報》社長一職，張季鸞於1941年9月6日在重慶辭世，開創《大公報》新局面的三巨頭只有胡政之還在主事，在上海《大公報》執筆政的是總編輯王蕓生。當青年查良鏞踏進《大公報》的門檻時，“文人論政”的傳統猶在，他還有幸近距離領略它的風采，接受那些報業前輩的熏陶。

他在上海《大公報》是上夜班，不影響東吳大學法學院的學業，而且可以在《時與潮》兼職。他對餘兆文說起在《大公報》工作的情形：

《大公報》的要求高得多，有些稿子付印以前，常要幾個編輯過目，經過仔細推敲，方才定稿。報館明確規定：稿子有誤，編輯負責；排印印錯，唯校對是問。職責分明，賞罰有則。寫錯印錯都要按字數扣薪的。如果超過一定字數，那就要除名解職了。

盡管工作壓力大，要求嚴格，但《大公報》有富有人情味的一面。“晚上的夜餐倒是報館免費供應的，說起來，多是吃稀飯，可配稀飯的，不是香腸、叉燒，就是醬雞、烤鴨，或者火腿炒雞蛋、油炸花生米，自然也有醬菜。晚班工作完畢，街上沒車了，報館會派車子把所有的編輯一個個送回家去。”更吸引他的還是《大公報》的那種精神氣質，“《大公報》還有一點蠻有意思的，它上自總編，下至工人，全報館的工作人員對外一律自稱為‘記者’，就是報館的負責人王蕓生也不例外”。①

① 彭華、趙敬立《揮戈魯陽：金庸傳》，48、49頁。

1947年12月5日出版的《大公園地》刊載了查良鏞的一篇短文《自扁其說錄》，他說“自扁其說”是許君遠先生新發明的說法，引經據典以證明自己的錯誤或自我嘲笑。在報言報，做“翻譯”即翻譯，他譯了九則，距“十全”之圓相差一條，以示其“扁”。這些有意思的譯文正是他初入《大公報》時心情愉快的小小見證：

有一張地方報紙對於當地的市議會深覺不滿，於是發表了一篇社論，標題是：“議會中的議員有一半是流氓！”社會人士大嘩，議會要求報紙更正。報紙答允更正，第二天社論的標題是：“議會中的議員有一半不是流氓！”

……

一位記者問總編輯：“什麽是新聞？”

他說：“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

一位記者訪問了一位要人之後，總編輯問他：“他說了些什麽？”“一句話也沒有說。”“嗯！你把他的話寫一個專欄。明天見報。”……

第二篇 南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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