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炒米。炒米吃完了，幸虧還帶了生米，怎麽吃呢？他們隨身帶著課本、鉛筆盒，把米放在鐵皮鉛筆盒裏，添點水，撿幹樹枝點火做飯吃。既怕撞到日軍又怕碰到野獸，他們如驚弓之鳥，聽到一點可疑的聲音就鉆進樹叢草叢躲起來。走到南豐，才知日軍剛剛占了南城縣。他們與日軍幾乎同時走在兩條平行線上，日軍行進的大路與他們相距不過十公裏！

因為連續趕路，日曬雨淋，吃不好睡不好，除了查良鏞，另外七個人都病倒了。他們住進一戶人家，房東老大娘收留了他們，讓男生睡堂前，女生睡裏面房間。八個人商議接下來怎麽走，查良鏞說要去湖南找老同學，王浩然、朱卿雲提出去投靠親戚。他們一行分開了。①

① 程正迦《程正迦回憶錄》自印本，5—9頁。

他們大約在贛州分手。蔣經國時任贛南行署專員，查良鏞讀中學時就對蔣經國的“蔣青天”大名聽之已久，經贛州時，他還到專員公署去看了一看，並不覺得有什麽特異之處，唯一印象深刻的，是贛南人的發音，讀專員公署四字時，聽起來就是“轉運公司”。很多年後，他還記起此事。①

1942年冬天，查良鏞輾轉到達湘西。偏僻的湘西，戰時成了進入四川的重要通道，西南公路由此通過，貫穿四川、貴州、雲南、廣西的交通。

這時，查良鏞帶的盤纏已用得所剩無幾，有一個同學家在這裏，可以暫時借住。離考期尚遠，他決定在同學哥哥開辦的私人農場一邊幹活，一邊覆習功課。美麗、貧困而神秘的湘西成為他臨時的棲息地。直到1943年初夏，聯考的考期將臨，他才負笈前往重慶。

處於長江與嘉陵江匯合處的重慶，“是一個風雲際會之點，是一個具有誇張的地理意義的臨時宿營地，像慕尼黑和凡爾賽一樣。重慶是一個成千上萬人分享過的插曲……”②

1943年，查良鏞也匯入了這支“插曲”之中。王浩然、江文煥也先後到了重慶，三人都考取了西南聯大外文系，這是查良鏞的第一志願。這所由北大、清華和南開組成的戰時臨時大學，成為千萬學子向往的神聖學府。他雖然有幸被錄取了，卻因為沒有錢，西南聯大遠在昆明，路途遙遠，最後放棄了。他同時考取中央大學、四川大學的外文系，也覺得經濟上負擔不起，他和王浩然選擇了不收費的中央政治學校，江文煥獨自到西南聯大入學，還替他倆辦理了保留一年學籍的手續。③

查良鏞在中央政治學校讀的是外交系，他自稱從小愛看外國名著，對英文很有興趣。他想做外交官，主要是想周游世界。那時許多中國人都很想到外面去看看，而做普通工作很少有機會出國，外交人員卻不同，即使普通職員也有機會出國。雖然這所學校的外交系很難考，他卻偏喜歡向困難挑戰，所幸中英文都考得不錯，考上了。那時，很多有出國夢的學子都有相似的想法，與他同齡的紹興中學學生陳橋驛看到大學招生簡章，對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最有興趣，後來輾轉到江西投考，就是沖著這個系去的。①

① 《明報》1972年6月9日社評。

② [美]白修德、[美]賈安娜《中國的驚雷》，端納譯，新華出版社1988年版，1頁。

③ 王浩然《難忘金庸在衢州中學的日子》，《衢州日報》2004年11月2日。

查良鏞自嘲在中央政治學校讀書的唯一好處就是方便，免受家庭的約束。學校是國民黨訓練幹部的地方，衣食住行樣樣供應，以至於他跟家庭幾乎斷絕聯系了。當然，他完全依靠公費生活，手頭還是拮據的，他常常想去成都玩玩，也因沒有旅費而始終沒有去成。②

中央政治學校是國民黨“黨立的最高學府”，前身為中央黨務學校，1927年成立於南京，蔣介石親任校長。1929年，改名為中央政治學校（1946年，與“三青團”的中央幹部學校合並，改名為國立政治大學），實際主持學校工作的是權勢顯赫的陳果夫。這所學校的教育方法、課程配置都很特殊，強調軍事訓練、軍事管理制度，第一學期即以軍訓為主。在“文派學堂武派辦”的中央政校，學生見到教官要立正敬禮，敬禮時，腳要用力蹬一下，雙腳合攏，挺起胸膛，對此學生們無不牢騷滿腹。查出來不到課要受罰，如果不是為了點名，查良鏞寧可去圖書館鉆一整天，也不願去受冤枉的苦。

那時，國民黨政府中不乏有向日本求和之想的人，經常宣傳“岳飛不懂政治，秦檜能顧大局”的思想。有一次陶希聖到學校演講，語氣間就有這樣的一些意思，學生聽得很氣憤，等到他第二次演講前，一些同學就先在黑板上寫了“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這副對聯。陶希聖見了這副對聯，心裏有數，就不再提這個話題了。③

查良鏞課餘也讀共產黨在重慶公開發行的《新華日報》，喜歡喬冠華以“於懷”的筆名所寫的那些國際述評。1944年，他在重慶寫過一篇短篇小說，題材是泰國華僑的生活，采用新文學的形式，題為《白象之戀》，參加重慶市政府的征文比賽，獲得二等獎，署的是真名。

在半軍事化管理的環境下，查良鏞讀完了一年級。放假前，教育長程天放在全校師生參加的“總理紀念周”上宣布，這一學年查良鏞的成績名列第一，予以嘉獎。暑假裏，同學們大都回家去了，他和一些無家可歸的同學住在學校。天氣炎熱，大太陽下除了游泳不能做其他運動，他就在教室裏埋頭讀書，讀了大部頭的《資治通鑒》和威爾斯的《世界史綱》。《資治通鑒》是中華書局出的線裝本，字體很大，薄薄的書本拿在手裏頗有古典之樂。《世界史綱》是大開本的插圖本，既厚且重，必須攤在桌上，他邊欣賞書中的圖畫，邊享受威爾斯以漂亮的文筆敘述世界史事。讀得倦了，他便大汗淋漓地蜷曲在窄窄的長凳上睡覺，醒來再讀。長凳只有半尺來寬，就是《阿Q正傳》裏所說的那種條凳，他睡了一個暑假，居然從來沒有在夢中掉下來過。多年後回想，他說，《神雕俠侶》中寫小龍女在一條懸空的繩子上睡覺，靈感或許由此而來。那個暑假，他以中西兩部精彩的歷史書為伴，過得充實而快樂。①

① 陳橋驛《八十逆旅》，中華書局2011年版，149、256頁。

② 《明報月刊》1981年9月號，12頁。

③ 金庸等《三劍樓隨筆》，116頁。

在碧湖，一篇《阿麗絲漫游記》幾乎使查良鏞失學；在石梁，他又因反對訓育主任的學潮上了“黑名單”。這些教訓他沒有忘記，到了重慶，他只想埋頭讀書，盡管中央政治學校的派系鬥爭很激烈，他從不介入，“我是很個人主義化的，我對校政雖有不滿，但卻沒有興趣加入對抗校方的政治活動。我只抱著現時西方學生的那種心態，希望多點個人發揮的自由。讀書歸讀書，不要有太多的管束”。

最終查良鏞還是闖了禍。“在這所訓練幹部的學校裏，學生多對國民黨很忠心，有些守舊的同學甚至會把一些思想比較開明的同學拉到臺上去打。我看了很氣憤，就去找訓導主任辯理，主任反把我罵一頓，說我多管閑事，還說這些打人的同學是見義勇為，打的是異己分子。我說就算不喜歡異己分子，要打人也要講證據，況且不能這樣侮辱同學。但是我人微言輕，終究說不通，就離開了（退學）。”當時，他激動地對訓導主任說：“好的領袖，好的三民主義是值得我們去擁護的，但是不能說不容他人懷疑、討論。”“離開”不是他自願的選擇，他是被勒令退學。②

同學餘兆文則提供了不同的說法。1944年6月長沙淪陷，8月衡陽失守，接著日軍進占獨山，窺伺貴陽，重慶震動，國民黨一度打算遷都西康。10月，蔣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發起史無前例的青年從軍運動，招募大、中學生組織“青年軍”。中央政治學校規定，所有學生，不管哪個年級，哪個系科，都要有投筆從戎的壯志和為國捐軀的決心，自己先報名，校方再審批。查良鏞不想參軍，拒絕報名。“你不參軍，他們並不勉強，只是另請高就，滾出學校。”①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7—8頁。

② 金庸告訴嚴家炎：“那個學校國民黨控制很嚴，國民黨特務學生把很多人看作‘異黨分子’，甚至還亂打人。我因為不滿意這種狀況，學校當局就勒令我退學。”《明報月刊》1998年12月號，34頁。他對記者說：“蔣介石是我們的校長，一聽到蔣介石的名字要立正敬禮，我就說：‘對校長當然要尊敬了，可是這樣子就像對希特勒一樣。’那些學生就打我：‘你為什麽把我們校長比作希特勒，怎麽可以比呢？’後來學校就把我開除了，說：‘你汙辱校長。’我說：‘我對校長很尊敬的。’”《時代周報》2009年1月12日。

他在重慶中央政治學校只讀了一年兩個月，1944年11月又一次失學。

十二、中央圖書館

離開校園，年輕的查良鏞前路茫茫，他想到了表兄蔣覆璁，當時正好在國立中央圖書館任館長。他進了中央圖書館，具體工作是登記借書和還書，每天的工作時間從下午兩點到晚上十點。

圖書館的工作，薪水不高，僅足以糊口，卻給了他大量讀書的機會。查良鏞在圖書館裏一邊管理圖書，一邊讀書。一年時間裏，集中讀了大量西方文學作品，有一部分讀的還是英文原版。他比較喜歡大仲馬、司各特、斯蒂文森、雨果的小說。②雨果的長篇小說《巴黎聖母院》，他讀的中譯本名為《鐘樓駝俠》。在他看來，這些18、19世紀的作家，他們的作品有共同點是“故事性”，但也不限於此：

以“偉大文學”而論，大仲馬與雨果的作品正是實至名歸。大仲馬能在世界文學史中占一席地，自然並非由於他的小說中情節的離奇，而是由於書中人物的生動。能創造一個活生生的人物，是小說家極高的文學才能。③

當時，一本以時事譯作為主的《時與潮》半月刊在重慶風行一時，這是幾個東北青年1938年5月在武漢創辦的，以齊世英為發行人，後遷到重慶。因為及時把國際上關於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方面的文章翻譯過來，受到許多讀者歡迎，每期銷到兩萬多份，又增出了副刊、文藝雙月刊，合在一起總銷量有三萬五到四萬份。①

① 彭華、趙敬立《揮戈魯陽：金庸傳》，30—31頁。

② 嚴家炎《金庸小說論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216頁。

③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196—197頁。

查良鏞是《時與潮》的熱心讀者，看到這個刊物受歡迎，也想模仿《時與潮》辦一份刊物。他找了幾個老同學，合計辦一份《太平洋雜志》，刊登從國外翻譯過來的作品。他充分利用圖書館豐富的藏書、資料，每天上班時，一有空就著手編他的雜志。下了班，他就帶著英漢字典，匆匆忙忙趕到離中央圖書館不遠的美軍俱樂部，搶譯新到的外國報紙雜志，這些報刊由美軍飛機直接帶來，都是最近出版的。幾個窮學生四處借錢，也沒有籌到印刷費，好不容易找到重慶大東書局，勉強賒賬給他們印了一期，創刊號印了三千冊，很快就銷完了。但由於紙價飛漲，當他找大東書局印第二期時，他們說什麽也不答應賒欠，《太平洋雜志》只出一期就停刊了，創刊號成了終刊號。

在圖書館管圖書不是長久之計。第一次辦刊的失敗對查良鏞打擊不小，正當他失落、仿徨的時候，湘西那個同學的哥哥有事到了重慶，懇切邀請他再度去湘西，幫助經營農場，並承諾只要等農場開墾出來種上油桐樹，就送他出國讀書。留學何嘗不是他的夢，如此誘人的條件足以令他動心。想到湘西地處偏僻，時間長了，未免寂寞，他向農場主提出一個條件，要帶同學餘兆文一起去，待遇必須和他一樣。農場主爽快地答應了。雙方當時交談的情景，餘兆文親眼所見：

金庸也不是一個計較一時報酬的人，只求有個陪伴，要帶我同去，待遇也和他一樣，這也是有待農場有了出息以後的事，算不上苛求……所以雙方毋須討價還價，也不必立據定約，只是君子協定，開誠布公幾句話就談妥了。我們又沒有什麽細軟或大包大件要打點的。兩人只帶了一卷鋪蓋一只箱，說走就走。②

1945年，他向圖書館辦完離職手續，就和餘兆文匆匆離開重慶，告別了一年中有半年被霧和雨籠罩的霧都。

① 《齊世英口述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年版，161—162頁。

② 彭華、趙敬立《揮戈魯陽：金庸傳》，35頁。

十三、湘西的民歌

在湘西農場，查良鏞還是保持著閱讀的習慣。離開重慶時，他帶了一箱書，有許多外文書，有空時，他便嘗試著翻譯。1942年，他就想動筆將《詩經》譯成英文，只譯了一部分就作罷了。初來湘西，他計劃編譯一本《牛津袖珍字典》，最終也沒有完成。

在湘西種油桐樹的時光是寂寞的，也是值得回味的，那是沈從文小說《邊城》中翠翠的故鄉，那裏的山山水水，熱乎乎的烤紅薯，悠揚的民歌，淳樸的民風都留在了他記憶的深處。

當地漢人苗人沒一個不會唱歌，幾乎沒一個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對於他們，唱歌就是言語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們一齊圍著從地下挖起來的大樹根烤火，一面從火堆裏撿起烤熱了的紅薯吃，一面聽他們你歌我和地唱著，我就用鉛筆一首首地記錄下來，一共記了厚厚的三大冊，總數有一千餘首。這些歌中談情的數量固然最多，但也頗有相當數量的歌曲是詛咒當時政治的，然而在一般印行的民歌集子中，卻很難看到這些東西，那當然是因為怕犯當政者之所忌的關系。①

不知那三大冊、上千首鉛筆記下的民歌而今安在？

在這個民歌蕩漾的世界，查良鏞先後兩次共生活了約兩年時光。難怪他會一次次地想起湘西，《射雕英雄傳》中一燈大師、瑛姑隱居的地方都在湘西，“鐵掌山”在洞庭湖向西，“經常德、辰州，溯沅江而上，瀘溪與辰溪之間有座形如五指向天的高山”。這些地名不是來自書本、地圖，而是他足跡到過的地方，是他生命中所熟悉的。《連城訣》中忠厚純樸的狄雲就出自這片土地——“那是湘西沅陵南郊的麻溪鄉下”。小說中有個細節，狄雲在獄中五年終於出來時，“剝了蘿蔔皮，大大咬了一口。生蘿蔔甜美而辛辣的汁液流入咽喉。五年多沒嘗到了，想到了湖南的鄉下，不知有多少次，曾和戚師妹一起拔了生蘿蔔，在田野間漫步剝食……”

① 金庸等《三劍樓隨筆》，174頁。

他說：“我的小說中，最好的女人是湖南人，最好的男人也是湖南人。……最好的男主角是很忠厚、老實、樸素，受了委屈也不怪人家，武功不是很好，對人很體貼的狄雲，湘西沅陵一帶人……我從小就聽桃花江的歌，我想象到湖南來可以見到很多漂亮的小姐。實際上當然還是見到了，不過見到了，也只是看看罷了，沒有下文。”①

湖南的風俗習慣在查良鏞的生命中也留下了烙印。《飛狐外傳》寫到胡斐過五嶺入湖南，在衡陽的飯館吃飯——

少停酒菜送上，湖南人吃飯，筷極長，碗極大，無菜不辣，每味皆濃，頗有豪邁之風……

這當中就有查良鏞自身的體驗。《射雕英雄傳》中描述的沅江的纖夫，正是他熟悉的——

眼見日將當午，沅江兩旁群山愈來愈是險峻……只見上行的船只都由人拉纖，大船的纖夫多至數十人，最小的小船也有三四人。每名纖夫躬身彎腰，一步步地往上挨著，額頭幾和地面相觸，在急流沖激之下，船只竟似釘住不動一般。眾纖夫都是頭纏白布，上身赤膊，古銅色的皮膚上滿是汗珠，在烈日下閃閃發光，口中大聲吆喝，數裏長的河谷問呼聲此伏彼起，綿綿不絕。

① 江堤、楊暉編選《金庸：中國歷史大勢》，21、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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