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局的議員具有生員（秀才）以上功名者占將近九成，資政院議員有功名者的比列類似。而且其中十分之一強的人，受過新式教育，多數為留學生。因此，當時試行的代議制，實際上成立的是紳權機構，不是民權機構。不過，在當時整體上民眾對於西方代議制極度陌生，完全不了解，對於投票甚至感到害怕的背景下，這種由士紳主導的立憲預備，無疑是合適的。畢竟，中國社會的特點，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是以士紳為代表的精英主導，有著長期的士紳自治的傳統。民眾雖然習慣於在皇權治下生活，但他們真正信任的，卻是身邊的士紳。他們已習慣於讓士紳代表他們的發言，同時也讓士紳主導文化和社會生活，不僅由士紳出頭辦公益，而且由士紳出面保護他們的安全。如果立憲意味著分權的話，那麽朝廷也只能把權力分給士紳，無論如何分不到普通民眾那裏。事實上，如果我們仔細剖析一下傳統鄉村社會就會發現，中國的鄉裏社會，不僅存在著血緣倫理上的等差結構，人的發言權，也同樣存在著等差結構。即使宗族議事，發言權的大小也是不均等的。小人物需要大人物來代表，即使代表不夠充分，也只好如此。士紳由於文化上的絕對優勢，所以，在整個社會沒有發生根本性的現代化和城市化的變革之前，在邁向民主之初，紳權代表制的出現，是必然的。有人比較過諮議局、資政院和民國時期兩屆國會的議員，發現還就數清末這種準議會的議員的素質最高。

『三、準議會的聲音』

我們看到，無論諮議局還是資政院，都還不是議會。即使連日本那種二元君主制的議會也不如。因為，它們既不能選舉行政機構人員，或者議會多數黨組閣，同時也不能真正制定憲法。但是，它們也不是以往教科書所說的，僅僅是一種朝廷的咨詢機構，橡皮圖章。盡管諮議局和資政院存在的時間不長，但在清朝的政壇上，卻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出現了來自民間的聲音。士紳集團在現代政黨政治尚未出現的情況下，很好地利用了這個平臺，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改變了中國政治傳統的模式和走向。

諮議局的運作效果存在著梯度的效應，江浙一帶最好，其次是兩湖，廣東也不錯，直隸雖然在北方，但由於袁世凱當年督直的時候就有力地推動了地方自治，所以直隸諮議局運作也不錯。江浙一帶，由於士紳權力一直比較大，地方官員早就習慣了遇事咨詢士紳領袖的意見，現在只不過是把從前的幕後運作改到臺前，所以，督撫和諮議局，大體合作不錯。兩湖由於士紳勢力也比較大，所以，督撫盡管不情願，雙方總還不至於撕破臉皮。但如果趕上個不大曉事的督撫，也會有摩擦。總的來說，原來的帝制垂直行政架構，突然冒出一個諮議局來，從上到下，都有點不便。督撫與諮議局之間，單就能否平等行文這點小事，就鬧個不休。各省諮議局費了好大的力氣，才爭取到跟督撫的公文往來能夠大體平行。諮議局和督撫之間，爭執最多的，是預算問題。督撫方面原來根本沒有預算意識，現在要提交審議，當然處處扞格。此外，四川的諮議局跟督撫在四川鐵路控制權上有摩擦，江西諮議局跟巡撫在統稅改征銀元上有摩擦，廣東諮議局則在禁賭期限上有摩擦，雲南的諮議局則在增加鹽價上有摩擦。這些摩擦和爭鬥，互有勝負，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自打有了諮議局之後，官員的行為，總體上說，收斂了許多，從前所謂的督撫專權，在地方政治意義上，正在被削弱。諮議局的出現，對於中國政治而言，最大的熱鬧，是發動了三次立憲請願，一次比一次規模大，聲勢高。各地諮議局為此組織了諮議局聯合會，已經接近議會政黨了。

如果說，地方上的政治，原本就有士紳參與的傳統的話，那麽，作為中央政府的朝廷，可是從來沒有這種傳統。自明清以來，一直都是中央集權，極端的王權。尤其是清朝，所有的權力都掌握在皇帝一個人手裏，即使軍機處，也無非是皇帝的秘書班子。正因為如此，清廷對於資政院，在設計上，就力圖使之無害化，欽選議員占多數，為的就是要資政院不給皇帝的中央決策制造麻煩。但是，這個如意算盤，從一開始就打錯了。

事實上，即便是欽選議員，選上的大部分也是士紳出身，屬於社會中有身份的精英。他們的出身和做派，決定了他們即使是皇帝欽選的，也不可能無原則地成為投票機器，更不可能毫無原則地按明明沒有道理的官方意圖說話。因為他們是中國的紳士，紳士有紳士的風度，即使是強權，也不可能輕易讓他們逾出自己的本分，更何況，當時的皇權，遠遠沒那麽強勢。毫無疑義，凡是民選議員執意要爭的事情，按道理都是他們比較有理的。紳士討論問題，明顯有理的事情，說起來就理直氣壯，反之，就話拙氣短。所以，每逢資政院起爭議的時候，欽選議員往往默不做聲，有的，甚至“助紂為虐”，為民選議員幫腔說話。所以，欽選方面靠議長多出來的三票的微弱多數，根本不起作用。不僅議會辯論，民選議員占壓倒優勢，就是表決，官方也占不了便宜。顯然，若要操縱議員，皇帝欽選部分還是太少，人員也過於精英化，如果他們把議會擴大到一千人，欽選八百，塞進大量只知表決方便操控的傻子，多少還有點戲。

1910年資政院彈劾軍機處案，非常典型。此案的起因是這樣的，該年湖南巡撫楊文鼎開辦地方公債，未交本省諮議局議決，擅自開始發行。湖南諮議局議長譚延闿抗議無效，憤而將該案提交資政院核議。自然，資政院對於這樣明顯的侵權案件，馬上核議上奏。然而，朝廷調查此案之後，說未交諮議局議決，僅僅屬於疏漏，而公債照發。這樣的處理，無論如何都讓議員們難以服氣，在議會裏吵翻了天。幾位議員中的“大嘴”，比如江蘇的雷奮、湖南的易宗夔、羅傑，直隸的劉春霖（最後一任狀元），先後發言，據理力爭，會場上掌聲雷動，連欽選議員，也紛紛附和。但是，如果資政院是議會，那所對應的行政機構，應該是內閣，即使像日本的體制，內閣也要對議會負責。可是當時沒有內閣，軍機處不是內閣，僅僅是皇帝的秘書班子。而皇帝（實際上是攝政王）是事實上的行政首腦，可是這個行政首腦，卻又是握有最後決定權的國家元首。資政院上奏之後，朝廷如此處理，雖然經手者是軍機處，但卻是以皇帝名義處理的。議員們這口氣咽不下去，但要抗爭，卻不好沖著皇帝。所以，就以政務玩忽為由，要軍機處到資政院來答覆質詢。軍機處一向是口銜天憲的，根本不予理睬。資政院改由咨文質問，軍機處答覆，只有內閣才能對議會負責。這個案件還沒了，雲南和廣西又接連發生兩起巡撫侵權事件。這下沒等朝廷拿出處理意見，資政院就決議彈劾軍機處。軍機處一見鬧大了，而且自己這邊沒理，趕緊妥協，答應對違規的巡撫加以處理。但是已經晚了，這邊資政院不依不饒，討論了半晌，堅決不肯撤銷彈劾。事實上，按當時不倫不類的體制，資政院應該是沒有彈劾軍機處的權限的，因為按憲法大綱，皇帝握有最後決定權，而軍機處僅僅是皇帝的秘書班子，不是什麽弼輔，而皇帝是不能彈劾的。只有體制變了，成立責任內閣，才可以彈劾。但是，資政院卻不管這套，經過討論，雖然個別欽選議員琵琶半抱地為朝廷說了幾句話，但彈劾案依舊以多數通過上奏。皇帝將此案打回來，議員們再次抗命，批評皇帝的朱諭不符合憲政精神。有人甚至說，如果皇帝不答應，幹脆解散資政院算了。最後，資政院居然依然以一百零二人的多數票支持繼續彈劾軍機處。議案進呈之後，攝政王只好留中不發。事實上，這樣的議案，早就超出了資政院的權限，可是朝中卻沒有人指出這一點。

必須要一提的是，諮議局和資政院的聲音，往往會經過報界的放大，形成巨大的輿論壓力。載灃這樣的少年親貴當家之後，雖然辦事遠不及西太後老練，但媒體的開放程度，卻大了很多。不僅上海租界內外的報紙囂張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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