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5 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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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類,大抵也是樣子貨。而由淮軍改編的巡防營,雖然仗打得不怎麽樣,但畢竟打過很多。在那個時代,武器的進步還相當有限,軍隊就是這樣,打過仗,老兵多,就比較能打,沒打過仗,老兵少,初上戰場,難免露怯。論戰鬥力,新軍的確不如一些訓練不錯的巡防營,比如張勳的部隊,就相當能打。新軍一對一,實際上打不過他們。所以,自從1907年改制之後,新舊兩軍的裂痕就擺在那兒了,兩下互相看不起。比較而言,舊軍的酸勁更大些。
可是,隨著新軍的規模日益擴大,安徽和廣州新軍的叛亂,使得新軍忠誠問題開始凸顯。朝野的保守勢力,開始誇大新軍的“異動”,一些的地方大員,也加緊了對新軍的防範。在清末最後兩三年裏,各地新軍普遍遭遇歧視。地方督撫寧可依賴巡防營,也不肯相信新軍。原本作為國家覆興希望的新軍被冷落、歧視,而計劃要整改淘汰的舊軍,卻成了救命的稻草。中國的改革,在最早進行的軍事領域,進入了吊詭區域:統治者擔心原本救急的變革利器,居然化為要自己命的兇器。
但是,這種擔心和防範,卻極大地激化了新軍的“異動”。辛亥革命各地新軍的造反,幾乎都是在彈藥被控制的情況下展開的。武昌起義,最先開槍用的彈藥,是革命黨事先偷運進來的。雲南起義,西安起義,新軍所用彈藥,都是早先借打靶的名義藏起來的。駐守南京的第九鎮新軍,武昌起義之後,彈藥供應全被切斷,全軍只剩下歷次演習所餘,每人不足五發,還被借故調離城區。而張勳的江防營(巡防營的一種)和其他防營,卻彈藥充足,要多少有多少,被兩江總督張人駿和江寧將軍鐵良調到身邊擔任城防主力。藩司樊增祥屢次勸諫,擔心如此輕此厚彼,會激成變亂,但張人駿就是不放心。厚此薄彼的對待,使得原本就勢同水火的新舊兩軍,矛盾迅速激化。
受到信任的舊軍,氣焰高漲,屢次挑釁新軍,有事沒事,就在新軍營地周圍放槍。新軍士兵外出,屢屢被舊軍刁難尋釁。第九鎮留守南京的士兵,外出被舊軍逮捕。江防營還派出間諜,化裝成小販,偵查新軍軍情。新軍還沒“叛變”,就已經領到了叛軍的待遇。
說實在的,當時的第九鎮鎮統徐紹楨,其實並非革命黨,是否傾向革命,都很難說。但是,這樣的歧視和防範,卻生生把他推到了革命黨一邊。他屢次通過樊增祥疏通,要求取消歧視,但均無結果。正如他說的那樣,他所在的部隊,不僅被當道以路人視之,而且以亂黨視之。他還沒叛,刺殺他的人都派出來了。所以,他是不得不叛了。雖然說,在當時的情形下,第九鎮早晚得有所動作,但未必會成建制地起義,個別部隊的造反,跟整個師一起動作,還是有區別的。
當然,決心反叛的徐紹楨和他的部下,顯然低估了張勳江防營的戰鬥力,居然在上海方面接濟的彈藥未到之時,就貿然發動對雨花臺的進攻,結果大敗虧輸。幸虧革命的浙軍、滬軍和鎮軍(鎮江)齊聚南京,局勢才轉危為安。革命方面總有好消息,而守城的張勳,卻一點救援也得不到,南京當然守不住。即便如此,最後南京城雖然拿下,棄城而走的張勳部隊,卻基本完好地撤到了江北,為他日後的東山再起,留了本錢。
改革的產物,危及改革者自身,這似乎是西方政治學者探討後發國家改革的一個結論。其實,這個結論是不存在的。改革產物的“叛變”,情況非常覆雜,但普遍的叛變,則大多是因為發動改革的統治者過於滯後,成了改革的障礙,轉而威脅改革產物的生存。清朝的新軍,不見得必然會成為推翻王朝的動力。在清政府親貴上臺之前,幾次新軍造反,都是小規模的,沒有得到新軍普遍的響應。即使武昌起義之後,南方新軍普遍不穩,但同樣作為改革產物的北洋軍,依然沒有動。而一向被視為可靠的巡防營,也有反叛的,湖南和陜西的防營,幾乎全數參加了起義。看起來很落後的軍隊,很容易被幫會滲透,只要形勢有利,誘惑足夠,這些嗜利的黨徒,也一樣會背叛朝廷。其實,在武昌起義前,革命黨人的數次起義中,也有防營被策動參與叛亂的事例。只是防營的不忠,往往被朝廷中聲音頗大的保守勢力視而不見,他們就是喜歡盯著新事物,挑這些事物的錯處,甚至不惜把螞蟻說成大象。對於清政府而言,改革當然有風險,但不改就是死路一條。對改革風險的掌控,最關鍵的,在於自身的同步進化。具體對於當時的清政府來說,就是早一點實行憲政,真正的憲政,而不是借憲政之名把權力收到滿人親貴手裏。如果清政府能聽從立憲請願的呼聲,早點立憲,跟地方士紳分享權力,那麽新軍中的穩健派就會得勢,革命黨就算活動,也無機可乘。如是,新軍不僅不會成為埋葬王朝的那把鐵鍬,反而會成為支撐王朝的柱子。
【啊,海軍】
在辛亥革命發生的那個年代,世界上的主要兵種,除了陸軍就是海軍。雖然已經有了飛機,但空軍還沒有成形,也沒有多大用處。像德國和日本這樣走向現代化的帝制國家,皇帝的第一個身份,就是海陸軍大統帥。一般來說,陸相的國家比較重視陸軍,而海相的國家重視海軍。但歐美列強都是殖民強國,殖民離不開海軍,所以對於海軍是越來越看重。馬漢的海權思想,在這個時代,受到國際強國的一致重視。
傳統的中國,是個內陸導向的帝國,沒有海軍,有水師。在西方海軍突飛猛進之際,清朝的水師,依然保持在中世紀的水準。自打收覆臺灣之後,水師等於廢了,被邊緣化了,頂多可以用來緝私捕盜。後來在軍事現代化過程中,雖然起步不晚,投入也不少,建成的海軍,無論早一點的福建海軍,還是後來的北洋海軍,雖然都頗具規模,論噸位和火炮,足以稱雄亞洲。但是,缺陷也是明顯的:一沒有海權思想,二訓練不足,三還是陸軍的附庸,有強烈的陸地意識。這樣的海軍,再加上一點傳統的舊軍積習,在跟法國和日本海軍較量過程中,自然是一敗塗地。甲午戰後,龐大的北洋海軍艦隊,沒有沈到海底的,都變成了日本海軍的一部分。
跟辛亥革命發生關系的清朝海軍,已經是甲午後重建的。跟當年的規模已經沒法比,但如果用在內戰裏,還是不可小覷的力量。有海圻,以及海琛、海容、海籌等四艘重巡洋艦,其中海圻排水量達四千三百噸,屬於二等巡洋艦,這樣巡洋艦當時還有一艘海天號,但1905年觸礁沈沒。海琛、海容和海籌三艦,排水量將近三千噸,裝備一五○毫米火炮三門,一○五毫米火炮八門。武昌事變當口,海圻號出訪,剩下三艘巡洋艦,海琛、海容、海籌號都被派到了武漢江面,再加上其他軍艦,幾乎所有的海軍家底都被拿出來了,艦隊由海軍大臣薩鎮冰親自率領。前來鎮壓武昌起義的海軍陣容,不可謂不雄壯,清政府真是下了本錢。
黎元洪是海軍出身,武漢瀕臨江邊,他知道起義發生,海軍肯定會來鎮壓。當他被起義士兵逼出來的時候,曾經嚇唬士兵,說是海容、海琛艦上的巨炮,一炮就可以轟平武昌。當然,黎元洪的話,也許是誇張,但就火力而論,起義軍的火炮絕對抵不過海軍,多數火炮口徑僅及海軍的一半,如果海軍玩命炮擊的話,武昌肯定會遭致重大的損失。但是,海軍來了,這種情況卻沒有發生。在最初幾天裏,海軍的炮,東一榔頭西一響,根本沒有瞄準目標打,反倒是起義軍的火炮,打到了軍艦上,造成了一些傷亡。
按說,海軍士兵文化素質比較高,加上多為福建和廣東人,應該比較傾向革命才是。但事實上,海軍裏的革命黨一直都不多,革命黨人也不大在海軍裏開展工作。也許,是由於在海軍裏開展活動,不夠立竿見影,沒法起義造反,所以不肯下本錢。但是,武昌起義發生,海軍士兵卻普遍同情革命,不樂意替清朝賣命。盡管革命軍一直向海軍打炮,但海軍的回擊,卻有一搭無一搭的,即使開炮,也根本不瞄準,炮都打到革命軍炮兵陣地後面去了。在場的外國人觀察說,是清軍的炮打得太不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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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隨著新軍的規模日益擴大,安徽和廣州新軍的叛亂,使得新軍忠誠問題開始凸顯。朝野的保守勢力,開始誇大新軍的“異動”,一些的地方大員,也加緊了對新軍的防範。在清末最後兩三年裏,各地新軍普遍遭遇歧視。地方督撫寧可依賴巡防營,也不肯相信新軍。原本作為國家覆興希望的新軍被冷落、歧視,而計劃要整改淘汰的舊軍,卻成了救命的稻草。中國的改革,在最早進行的軍事領域,進入了吊詭區域:統治者擔心原本救急的變革利器,居然化為要自己命的兇器。
但是,這種擔心和防範,卻極大地激化了新軍的“異動”。辛亥革命各地新軍的造反,幾乎都是在彈藥被控制的情況下展開的。武昌起義,最先開槍用的彈藥,是革命黨事先偷運進來的。雲南起義,西安起義,新軍所用彈藥,都是早先借打靶的名義藏起來的。駐守南京的第九鎮新軍,武昌起義之後,彈藥供應全被切斷,全軍只剩下歷次演習所餘,每人不足五發,還被借故調離城區。而張勳的江防營(巡防營的一種)和其他防營,卻彈藥充足,要多少有多少,被兩江總督張人駿和江寧將軍鐵良調到身邊擔任城防主力。藩司樊增祥屢次勸諫,擔心如此輕此厚彼,會激成變亂,但張人駿就是不放心。厚此薄彼的對待,使得原本就勢同水火的新舊兩軍,矛盾迅速激化。
受到信任的舊軍,氣焰高漲,屢次挑釁新軍,有事沒事,就在新軍營地周圍放槍。新軍士兵外出,屢屢被舊軍刁難尋釁。第九鎮留守南京的士兵,外出被舊軍逮捕。江防營還派出間諜,化裝成小販,偵查新軍軍情。新軍還沒“叛變”,就已經領到了叛軍的待遇。
說實在的,當時的第九鎮鎮統徐紹楨,其實並非革命黨,是否傾向革命,都很難說。但是,這樣的歧視和防範,卻生生把他推到了革命黨一邊。他屢次通過樊增祥疏通,要求取消歧視,但均無結果。正如他說的那樣,他所在的部隊,不僅被當道以路人視之,而且以亂黨視之。他還沒叛,刺殺他的人都派出來了。所以,他是不得不叛了。雖然說,在當時的情形下,第九鎮早晚得有所動作,但未必會成建制地起義,個別部隊的造反,跟整個師一起動作,還是有區別的。
當然,決心反叛的徐紹楨和他的部下,顯然低估了張勳江防營的戰鬥力,居然在上海方面接濟的彈藥未到之時,就貿然發動對雨花臺的進攻,結果大敗虧輸。幸虧革命的浙軍、滬軍和鎮軍(鎮江)齊聚南京,局勢才轉危為安。革命方面總有好消息,而守城的張勳,卻一點救援也得不到,南京當然守不住。即便如此,最後南京城雖然拿下,棄城而走的張勳部隊,卻基本完好地撤到了江北,為他日後的東山再起,留了本錢。
改革的產物,危及改革者自身,這似乎是西方政治學者探討後發國家改革的一個結論。其實,這個結論是不存在的。改革產物的“叛變”,情況非常覆雜,但普遍的叛變,則大多是因為發動改革的統治者過於滯後,成了改革的障礙,轉而威脅改革產物的生存。清朝的新軍,不見得必然會成為推翻王朝的動力。在清政府親貴上臺之前,幾次新軍造反,都是小規模的,沒有得到新軍普遍的響應。即使武昌起義之後,南方新軍普遍不穩,但同樣作為改革產物的北洋軍,依然沒有動。而一向被視為可靠的巡防營,也有反叛的,湖南和陜西的防營,幾乎全數參加了起義。看起來很落後的軍隊,很容易被幫會滲透,只要形勢有利,誘惑足夠,這些嗜利的黨徒,也一樣會背叛朝廷。其實,在武昌起義前,革命黨人的數次起義中,也有防營被策動參與叛亂的事例。只是防營的不忠,往往被朝廷中聲音頗大的保守勢力視而不見,他們就是喜歡盯著新事物,挑這些事物的錯處,甚至不惜把螞蟻說成大象。對於清政府而言,改革當然有風險,但不改就是死路一條。對改革風險的掌控,最關鍵的,在於自身的同步進化。具體對於當時的清政府來說,就是早一點實行憲政,真正的憲政,而不是借憲政之名把權力收到滿人親貴手裏。如果清政府能聽從立憲請願的呼聲,早點立憲,跟地方士紳分享權力,那麽新軍中的穩健派就會得勢,革命黨就算活動,也無機可乘。如是,新軍不僅不會成為埋葬王朝的那把鐵鍬,反而會成為支撐王朝的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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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發生的那個年代,世界上的主要兵種,除了陸軍就是海軍。雖然已經有了飛機,但空軍還沒有成形,也沒有多大用處。像德國和日本這樣走向現代化的帝制國家,皇帝的第一個身份,就是海陸軍大統帥。一般來說,陸相的國家比較重視陸軍,而海相的國家重視海軍。但歐美列強都是殖民強國,殖民離不開海軍,所以對於海軍是越來越看重。馬漢的海權思想,在這個時代,受到國際強國的一致重視。
傳統的中國,是個內陸導向的帝國,沒有海軍,有水師。在西方海軍突飛猛進之際,清朝的水師,依然保持在中世紀的水準。自打收覆臺灣之後,水師等於廢了,被邊緣化了,頂多可以用來緝私捕盜。後來在軍事現代化過程中,雖然起步不晚,投入也不少,建成的海軍,無論早一點的福建海軍,還是後來的北洋海軍,雖然都頗具規模,論噸位和火炮,足以稱雄亞洲。但是,缺陷也是明顯的:一沒有海權思想,二訓練不足,三還是陸軍的附庸,有強烈的陸地意識。這樣的海軍,再加上一點傳統的舊軍積習,在跟法國和日本海軍較量過程中,自然是一敗塗地。甲午戰後,龐大的北洋海軍艦隊,沒有沈到海底的,都變成了日本海軍的一部分。
跟辛亥革命發生關系的清朝海軍,已經是甲午後重建的。跟當年的規模已經沒法比,但如果用在內戰裏,還是不可小覷的力量。有海圻,以及海琛、海容、海籌等四艘重巡洋艦,其中海圻排水量達四千三百噸,屬於二等巡洋艦,這樣巡洋艦當時還有一艘海天號,但1905年觸礁沈沒。海琛、海容和海籌三艦,排水量將近三千噸,裝備一五○毫米火炮三門,一○五毫米火炮八門。武昌事變當口,海圻號出訪,剩下三艘巡洋艦,海琛、海容、海籌號都被派到了武漢江面,再加上其他軍艦,幾乎所有的海軍家底都被拿出來了,艦隊由海軍大臣薩鎮冰親自率領。前來鎮壓武昌起義的海軍陣容,不可謂不雄壯,清政府真是下了本錢。
黎元洪是海軍出身,武漢瀕臨江邊,他知道起義發生,海軍肯定會來鎮壓。當他被起義士兵逼出來的時候,曾經嚇唬士兵,說是海容、海琛艦上的巨炮,一炮就可以轟平武昌。當然,黎元洪的話,也許是誇張,但就火力而論,起義軍的火炮絕對抵不過海軍,多數火炮口徑僅及海軍的一半,如果海軍玩命炮擊的話,武昌肯定會遭致重大的損失。但是,海軍來了,這種情況卻沒有發生。在最初幾天裏,海軍的炮,東一榔頭西一響,根本沒有瞄準目標打,反倒是起義軍的火炮,打到了軍艦上,造成了一些傷亡。
按說,海軍士兵文化素質比較高,加上多為福建和廣東人,應該比較傾向革命才是。但事實上,海軍裏的革命黨一直都不多,革命黨人也不大在海軍裏開展工作。也許,是由於在海軍裏開展活動,不夠立竿見影,沒法起義造反,所以不肯下本錢。但是,武昌起義發生,海軍士兵卻普遍同情革命,不樂意替清朝賣命。盡管革命軍一直向海軍打炮,但海軍的回擊,卻有一搭無一搭的,即使開炮,也根本不瞄準,炮都打到革命軍炮兵陣地後面去了。在場的外國人觀察說,是清軍的炮打得太不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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