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共產黨人有關，那是抗戰期間在重慶辦的新華日報，因為皖南事變被迫開的天窗，不過天窗上並非一個字沒有，那上面有周恩來手書的一首詩：“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的確，由於國民黨時期才有新聞檢查這回事，所以，報紙通不過檢查，才可能開天窗。辦報紙，是需要成本的，版面，尤其是有影響的大報，版面就是錢，開天窗空著，意味著錢就沒了，如果不是故意表示抗議，斷然不會這麽幹。在國民黨當家之前，北洋的武人們，對於報紙大抵管不了。實在被罵得受不了了，就派警察把報館封了。人家換個地方接著開，罵得更兇，武夫們一點招兒都沒有。最蠻橫的，像張作霖、張宗昌這樣的胡子，就抓記者殺頭。好像也不怎樣頂事。記者躲到你管不到的地方，大不了進租界，罵街依舊。這是晚清以來的傳統，報界有個說法，報館跟監獄是隔壁。當年沈藎被杖斃，章太炎和鄒容進了監獄，清政府聲譽大壞，然後清政府改革，制訂了報律，但對於報人就也就基本沒轍了，不止對躲進租界的報人沒轍，對租界外的報人也沒轍，頂多封人報紙，人家換個名字，換個地方再開，政府只好一任報人一天天囂張。

國民黨剛上臺的時候，報人還是習慣硬頂，蔣介石說，他有一百萬軍隊。申報老板史量才說，他有不止一百萬的讀者。後來，史老板莫名其妙地在滬杭路上遭遇了槍子，被打成了篩子。此後的報人乖了，新聞檢查官也上任了，無論書報，檢查不通過，就不準出。報人偶爾有點脾氣，就開天窗。當年的大公報，文匯報都開過天窗，共產黨人辦的新華日報，也開過天窗。

不過，開天窗這種事，細究起來，在中國，其實是國民黨人開的頭。晚清那陣兒，國民黨人曾經有過很多別的名字，但人們都叫他們為革命黨。當年的革命黨人，自打辦《蘇報》的章太炎和鄒容起，就是辦報的好手。南方的朱執信、胡漢民、汪精衛、戴季陶、詹大悲，還有成了蔣介石文膽的陳布雷，北方的於右任、景梅九，都是行家裏手。隨著清政府對報業的管制越來越松，他們辦的報紙越來越多。一直把報紙辦到了天子腳下，北京城裏，一度很有名的《國風日報》，就是革命黨人辦的。

那個時候辦報紙的人，都是從寫稿、采新聞、編輯，到印刷、發行一把抓。革命黨人尤其窮，雇不起人。就那麽幾個人，所有的事都包辦了。實在采不到新聞，就自己編“獨家電訊”，再不就連夜通宵趕一篇稿子填上。最極端的如陳獨秀當年（也是一個革命黨），辦《安徽俗話報》，一個人包攬從寫到發行所有事情，忙到虱子多到從腦袋上往下掉。《國風日報》在開始的時候，也是這樣一份報紙，經常窮得揭不開鍋，需要敲朋友的竹杠，才能辦下去，可是辦著辦著，也許是由於原先在日本學軍事的革命黨人，如吳祿貞、藍天蔚、閻錫山等人，都在新軍裏做了高官，革命黨人可以去打秋風，也許是報紙的銷路有了改進，進賬多了。反正辦報的人，有錢了。寫稿子也好，開編輯會議也好，都進了八大胡同，可以叫局，讓美人陪著，一邊高談闊論，一邊鶯鶯燕燕。那個時候，革命黨人沒有禁欲的意思，在日本的時候，就經常在妓寮裏混。有醇酒婦人，革命才更有幹勁。在上海辦報的革命黨人，只要口袋裏有錢，個個都有相好的校書、長三、幺二（妓女等級），在北京，則換成了蘇妓（當年北京最好的妓女是蘇州來）。寫稿也好，編輯也罷，泡在“蘇鄉”裏不肯出來。

辛亥年廣州起義失敗，革命黨人都很灰，幾個月報紙都沒有生氣，可是冷不丁武昌起義爆發，大家一下子跟打了嗎啡似的，陡然興奮起來。《國風日報》馬上把這消息用二號字排出來，用號外推出。逼得大清國北京的警察，不得不出來幹涉，不準報紙刊登跟武昌有關的消息。第二天，《國風日報》開了頭版一整版的天窗，只印了一行字：“本報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幹涉，一律削去，閱者恕之。”這一下，京城更亂，人心惶惶。都以為肯定革命黨人大勝，清軍完了，否則怎麽可能空了一整版。警察沒辦法，只好央求報館，該登什麽登什麽吧，只要不是明顯的謠言就行。於是辦報的革命黨人左一封前線快電，右一個武昌消息，字裏行間，總是在張揚革命黨的勝利，京城依舊人心惶惶。

《國風日報》的天窗開的太大，開的好玩，北京有份畫報，為此特意畫了張漫畫，上面四人搓麻，一個人打出一張白板，明晃晃的，下面一行字：你怎麽打出一張白板呢？天窗，開成了白板。不過，誰也沒有想到，過了十幾二十年，當年的白板，居然輪到人家給國民黨人出了。

【章太炎：名士坐西牢】

西牢就是租界裏的洋人辦的監獄。按道理，所謂的租界，不過是洋人在中國租的地，租地之內，怎麽能有監獄？但是，在那個年月，中國國家太弱，明白事的人也少，租界硬是被洋人稀裏糊塗地變成了國中之國，不僅擁有獨享的管理權，而且有司法權。不僅享有治外法權的外國人中國當局管不了，就是租界的中國人，也歸租界當局管，雖然名義上還是中外合審，但實際上是外國人當家。這樣的事，從道理上講屬於侵犯了中國的司法主權，但是，從晚清到民國，這樣的侵犯，對於那些政府反對派而言，卻是不言而喻的好事。最明顯的一件好事，就是1903年的“《蘇報》案”，涉案的章太炎和鄒容，沒有因此被判死刑，也沒有坐中國人的監牢。

章太炎一生坐過兩次牢。一次是因為上門去反對袁世凱，被軟禁在北京。雖然實際上是坐監，但吃得好，住得好，可以隨便見客，還有一堆警察伺候他，供他消遣，嚴格講不算坐牢。真正坐牢，是因“《蘇報》案”的西牢三年。那是正經八本地坐牢，吃牢飯，穿囚衣，還要服勞役，還挨過西人牢子的拳腳。

太炎先生是國學大師，國學功夫，海內沒有不服的。後來北大文史哲諸專業，基本上是章門弟子的天下。太炎先生還是革命家，說起光覆會、同盟會，沒有人能忽略了章炳麟。章門弟子後來說，老師對於政治，比對學問更關心，說起政治，眉飛色舞，說起學問，昏昏欲睡。但是，依我看，太炎先生的本分，其實是名士。在傳統社會，凡是學問大但卻不入仕途的人，大多為名士。這其中，有些人於仕途是進去了之後，由於各種原因出來了，有些則根本就不想進，不能進，章太炎屬於後者。

名士要有名，而且有大名。有名，往往伴隨諸多非常異議可怪之事。太炎先生種種名士的派頭，名流的逸事，都是在有名之後。很多人回憶太炎先生都提到他完全不認路，在日本的時候，但凡出門，就得有人陪，沒有人陪，就走不回來。晚年在上海，自己出門回來的時候坐黃包車，不知道住在哪裏，非說車夫應該認識他，不認識他不應該。於是車夫只好拉著他滿街走，如果不碰上熟人，還真不知道怎麽了結。但是，我們在太炎先生年輕的時候，就沒聽說這樣的事，戊戌維新的時候他在上海跟汪康年他們辦《時務報》，一個小蘿蔔頭而已，事實上沒有人會這樣照顧他，好像也沒聽說他丟了。世家子孫寶瑄在《忘山廬日記》裏也多次提到他的來訪，也未見得次次都有人陪。至於他宣言革命就要有神經病，自己動輒對人發神經。去見袁世凱，用勳章做扇墜，不見就大發雷霆，打爛總統府的家具，被軟禁之後的種種非常異議可怪之舉，逼著警察管他叫老爺，時時請安天天磕頭，更是成名之後的傑作。成名之前，他也活了幾十年，為人子，為人徒，辦報紙，好像從來沒有聽說有什麽怪。他在上海愛國學社給《蘇報》撰稿的時候，人稱他的怪誕，也無非是剪了辮子，半長的頭發分梳兩邊，身穿長袍，外面裹以和服，天天叼著香煙而已，坐洋鬼子監牢的時候，也還正常。後來的怪誕，是後來的事。

上海公共租界的監獄，位於黃浦江邊的提籃橋附近，今天已經找不到了。雖然是洋人的監獄，由於主要用來關押中國人，獄卒主要是印度人，人稱紅頭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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