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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孤立又清高，對身邊事物漠不關心的柏木，采用暴力言行與被告及其同夥發生激烈沖突。你不覺得震驚嗎？”
“我很震驚。”
“你沒有想過這是為什麽嗎？”
“想過，可是……”
說到這裏，證人開始支支吾吾，檢察官卻窮追不舍。
“可是？可是什麽？”
“我想到，肯定是大出他們為了一些無聊的小事向柏木找茬。”
“柏木會奮起反抗，你覺得震驚嗎？以前還沒有人那樣做過。”
“當然震驚。可我認為，這也在情理之中。”
“情理之中？”
“平時越是老實的人，發起火來就越是厲害嘛。”
“你當時認為，柏木也是這種類型的人，是嗎？”
“是的。當然只是我個人的想象而已。”
藤野檢察官放下抱著的胳膊，一手叉在腰間，嫣然一笑道：“可是，柏木正是以此為契機拒絕上學的。你有沒有想過，他是因為害怕被告一行的報覆，才不來上學的？”
辯護人該提出反對了吧？禮子心中暗想著。可神原和彥仍然是一臉的若無其事。
“想到過。”野田健一直率地回答。
“你是否認為柏木很值得同情？”
“是的。”回答後，野田健一點了點頭，像是要鼓勵一下自己似的，“我想到，我自己應該小心，不要碰到這種倒黴事。”
被告大出俊次不服氣似的撅起了嘴，真是個想什麽都會寫在臉上的沒用家夥。
藤野檢察官放下手，端正姿勢，連語氣都變了：“你現在擔任此次校內審判的辯護人助手，是嗎？”
“是的。”
“是你自己主動要求當助手的嗎？”
“是的。”野田健一毫不遲疑地回答。
“你堅信被告是無辜的，他沒有殺害柏木卓也，對嗎？”
“是的。”
“這份信念，和你是柏木卓也遺體的第一發現人的情況之間，存在關聯嗎？”
大出俊次扭動身體，用胳膊肘捅了捅身邊的辯護人，可神原辯護人依然無動於衷。
“你說的‘關聯’，是什麽意思？”野田健一反問道。
“你發現了柏木卓也的遺體。”藤野檢察官提高嗓門，“你近距離看到了柏木卓也的遺體。在本校所有學生中，恐怕只有你一個看到過柏木死後的臉。看到過連睫毛都結了冰，兩眼睜開的遺體。”
野田證人瘦弱的脊背變得有些僵硬。“是的。我看到了。”
“那是慘不忍睹的景象，不是嗎？”這一句並非詢問，是藤野檢察官說給整個法庭聽的，“那幅景象至今仍深深烙印在你的心中，因為柏木睜開雙眼，望著你這個第一發現人。”
沒等辯護人提出反對，井上法官先開口了：“檢察官，你的詢問意圖不明確。”
藤野檢察官無視法官的提醒，自顧自說了下去：“那具遺體、那雙眼睛，難道不是在向你訴說著什麽嗎？自己不是被殺死的，是自殺的，如果有人被懷疑殺死了自己，那就是一樁冤案。於是，你因此獲得信念，來為被告辯護。”
“藤野檢察官！”井上法官發怒了，或者是表現出自己發怒了，“你這不是在詢問，是在演說。”
“對不起。我收回我的發言。”
井上法官說：“陪審員們，請將檢察官剛才說的話統統忘掉。”
“道歉的話，請不要忘掉。”
陪審員們笑了，旁聽席上也傳出了笑聲。井上法官抓起木槌的柄，但很快又放下了。
“我改變一下詢問方式。身為遺體第一發現人的你主動要求擔任辯護人助手，這兩者間有什麽關聯嗎？”
野田健一明確地回答：“沒有。”
檢察官的詢問結束了。辯護人不作交叉詢問。野田健一回到座位上後，被告大出俊次一臉兇相地盯著他，看得他縮起了頭。辯護人神原和彥見狀，在野田健一背上“砰”地拍了一巴掌。
·
“津崎正男先生，請出庭。”
井上法官一聲喊話，津崎先生便從旁聽席後方現身。前任校長的出庭，為法庭帶來了一陣小小的騷動。
津崎先生宣誓完畢後，神原辯護人站了起來。他朝津崎先生點了點頭，望向法官：“法官，請就本法庭上證人的立場以及詢問證人的規則，向陪審員作一下說明。”
井上法官銀邊眼鏡上方的兩條眉毛動了動。他似乎在想：這倒也是。他的目光首先落在位於腳邊的陪審員們身上，之後又擡起頭來望向旁聽席，向上推了推眼鏡。
“通過檢方或辯護方的申請，證人會被傳喚到法庭隨後由申請方首先詢問證人，這就是所謂的‘主詢問’。”
陪審員們扭著脖子仰視井上法官。
“之後再由另一方詢問該證人，這便是所謂的‘交叉詢問’。請大家記住這個詞。”
旁聽席上的人們也在聚精會神地聆聽。
“但是，本法庭上的證人並非僅僅是申請方的證人。檢方的證人不一定只提供對辯護方不利的證言，反之亦然。”
站在證人席上的津崎先生也在點頭。
“還有，證人不會專屬於某一方。某個人當了檢方的證人並回答問題後，有可能作為辯護方的證人再次出庭。此次校內審判的規則充分體現了公平性，無論檢方還是辯護方，都有權申請傳喚己方所希望的任何證人。也就是說……”他喘了一口氣後繼續說，“請大家不要認為檢方的證人一定會幫檢方，辯護方的證人一定是為辯護方說話的。請大家將註意力集中到每個證人作出的證言上。”
對於通過電視劇一知半解地了解過法庭審判的陪審員，還有那些旁聽席上的大人們，井上法官的解釋相當有耐心且通俗易懂。
“對不起。”井上法官道歉道。這聲道歉來得太突然，包括佐佐木禮子在內的所有人都有些吃驚。“這些都是本該在最初的法庭陳述中說明的基本事項。藤野檢察官、神原辯護人，除此之外本法官還忘記交代什麽事項嗎？”
“沒有，法官。”
“應該沒有了。”
聽著他們一本正經的對話，禮子也跟著旁聽者們一起笑了起來。這種時候笑一笑，應該不至於冒犯這些孩子。
等到法庭平靜下來，神原辯護人重新面對津崎先生，開始提問。
“下面對津崎先生展開我方的主詢問。有勞先生出庭，我在此表示感謝。”
“得益於法官的解釋，對話更容易了。對此，我要表示感謝。”
津崎先生的聲音平穩中隱含笑意。他一定很自豪吧。禮子心中暗忖著，如果自己是津崎先生，必然會感到自豪。雖說在滿懷希望的同時也不免感到慚愧：居然給這些孩子留下了“弄清真相”的作業。
“請教津崎先生案發當時在本校擔任的職務。”
“我當時擔任校長之職。”
“是本校管理運營方面的最高職務，對嗎？”
“是的。”
“那現在呢？”
“我已於今年四月辭職，現在無業。”
“沒有去別的學校擔任教職嗎？”
“沒有，我決定不做教師了。”
茂木悅男微微朝前探出身子。
“首先，我要對發現柏木卓也遺體時的校內動態展開詢問。津崎先生，是您報的警嗎？”
“是的。”
“為什麽要報警？”
“我認為，有學生死在本校內，這本身便說明事件的性質十分嚴重。”
“您是在什麽時候知道死者是柏木卓也的？”
“遺體發現後不久，我就知道了。”
“是誰向您匯報的？”
“我記得最早告訴我的是高木老師，我馬上親自去確認了死者的遺容。”
“在現場嗎？”
“是的。在等待救護車和警車前來的時候。”
“您觸碰過遺體嗎？”這次輪到辯護人提出這個問題了。
“觸碰過。我將他從積雪中抱出來，清除他臉上和身上的雪。”
“在場的老師只有您一位？”
“當時周圍還有其他老師。但到底有誰，我記不清了。”
眼下是盛夏，津崎先生沒穿那件標志性的毛線背心。但他會時不時伸手摸一下腰部，像是要去拉那件並不在身上的毛線背心。
“津崎先生，您認識生前的柏木卓也嗎？”
“認識。”
“跟他說過話嗎？”
“說過。在他拒絕上學後，我沒能跟他面對面直接交談。但我隔著房門聽過他的說話聲。”
“柏木不來上學後，您去他家家訪過？”
“去過。”
“去過幾次？”
“我記得是四次。”
“是您一個人去的嗎？”
“不，是和年級主任高木老師以及森內老師一起去的。”
禮子以為辯護人會問老師們與柏木卓也隔著房門對話的內容，可辯護人回到了前面的話題。
“是誰通知柏木的雙親他死在學校裏的？”
“是我。”
“電話通知的嗎？”
“先打的電話，隨後我和森內老師兩人登門拜訪了。”
“當天是結業典禮，對嗎？”
“是的，是第二學期的結業典禮。”
“由於發生墜樓案，事實上並沒有舉辦結業典禮，對吧？”
“是的。我們將學生留在教室，通過校內廣播通報發生的事件，然後就放學了。”
“校內廣播時公開過柏木的姓名嗎？”
“沒有。”津崎先生用手掌摸了一下額頭，脖子上也有亮晶晶的汗水，“我只說過，本校一名二年級的學生去世了。柏木死去的消息只在他的班級公開。”
“之後，您是否利用職權，向本校的學生及家長公布柏木的死訊呢？”
“是在第二天的緊急家長會上正式公布的。在此之前，報紙和電視巳經作了報道，只是沒有提及柏木的姓名，所以我想，不了解具體情況的家長應該很多。”
辯護人和津崎先生的問答進行得相當順暢，像事先排練過似的。
“判明柏木的死因，是在什麽時候？”
“明確斷定，是在三天後。經法醫解剖，得知他是從高處墜落而死的。”
“在此之前完全不清楚他的死因嗎？”
“不是。城東警察署的警察在見到屍體時，就指出有可能是墜落而死。”
神原辯護人用平淡的口吻繼續提問：“査看屋頂，是在什麽時候？”
“在受到警方的提示後……應該是正午過後。那時，學生們已經放學離校了。”津崎先生說著，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塊白色手帕，擦了擦額頭，“在學生們離校前，根本沒時間上教學樓樓頂查看。”
“為什麽要上教學樓樓頂呢？”
“因為那裏是校內最高的地方。”
辯護人用一只手輕輕劃了個圓弧。
“可是，屋項是用鐵絲網圍起來的吧？”
“是的。但鐵絲網不高，能夠跨越。”
“警方給過這方面的提示嗎？”
“給過。”
“具體怎麽說？”
坐在旁聽席上的禮子不由得屏住了呼吸。津崎先生在回答之前好像也屏住了呼吸。
“他們說，學生在自己的學校裏跳樓自殺，往往是從教室窗戶或教學樓樓頂上往下跳的。”
當津崎先生不動色聲地說出“自殺”這個詞時，旁聽席上出現了—陣小小的騷動。
“這便說明在當天午後，城東警察署的警察們提示了‘自殺’的可能性，是這樣嗎？”
“是的。”
“您是怎麽認為的？”
“我當時也是這麽認為的。”
“請您說明原因。”
“最大的原因，”他又用手帕擦了擦汗，“就是柏木拒絕上學的情況。”
“問題在他拒絕上學？”
“準確地說，他拒絕上學後總是悶在家，心理狀態極不穩定。”
“那是一種怎樣的心理狀態？”
“我沒有跟他好好地交談過。他不歡迎我們的訪問。應該說，他討厭和教師以及學校相關人員對話。”
津崎先生將白手帕按在額頭，思考了一會兒。他在選擇措辭。
辯護人等著他。法庭也等待著他。
“尤其是第四次去家訪的時候。那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幾乎是他出事的近前，我和森內老師向他搭話後，他就說，‘你們來多少次也沒用，我不會去上學。請老師們死了這條心。’”
辯護人一字一句緩緩重覆道：“‘你們來多少次也沒用，我不會去上學。請老師們死了這條心。’他確實是這樣說的嗎？”
“沒錯。我聽了十分傷心，高木老師和森內老師也很沮喪，所以記得相當清楚。他非常排斥我們。”津崎先生繼續說，“我們和柏木的母親交談過。她說，由於怕麻煩，他連飯都不吃。夜裏不睡覺，白天才睡，還常常一個人出門。生活弄得一團糟，還不跟父母交流。”
“反對。”藤野檢察官抽空插到兩人的問答中，“柏木的母親柏木功子提到的柏木的狀況屬於傳聞，並非證人親自確認過的事實。”
“我這麽問，是為了確認津崎證人當時的想法。”神原辯護人抗辯道。
“反對無效。”井上法官說，“不過陪審員們註意，津崎證人的證言中含有傳聞的成分。”
津崎先生終於收起了手帕。
“學生不願上學的原因多種多樣。”他對陪審員們點了點頭，繼續說，“柏木的情況對我而言並非首例。學生有時由於自身的原因，脫離學校的集體生活，在家放松休息一段時間也並不一定是壞事。我從不千篇一律地否定拒絕上學的現象。我擔心的是學生在家的狀態，有時會從中看出問題來。”
“柏木的情況屬於這一類嗎？”
“是的，我很擔心。我覺得他有嚴重的厭世傾向。”
“您認為柏木的父母也同樣擔心嗎？”
“是的。我有這樣的感覺。”
辯護人深入詢問：“當時，他父母的某一方，或者雙方，說過柏木有自殺可能的話嗎？”
藤野檢察官的目光霎時淩厲起來。
津崎先生左手輕輕握拳，抵在嘴邊。“他父親明確地在他的葬禮上這樣說過。在此之前，我沒有聽說過類似的話，可是……”
他考慮了幾秒。
“出事當天我去他家時，他母親曾哭著說道，‘我一直擔心著哪天會出這樣的事。’”
法庭內鴉雀無聲。大家都聽得入了神，沒人講話。
辯護人並沒有就這一話題深人詢問下去。他拿起桌上的文件，說道下面，我要就十二月二十四日深夜本校的狀況展開提問。當時，總務巖崎住在校內，對吧？”
“是的。”
“現在已經廢除了總務制度，夜裏改由保安公司派人巡視。這一變更是您在任時作出的嗎？”
“不是。那是在我辭職之後，聽說是岡野代理校長向教育委員會申請的。”
“您在任時，對巖崎總務的工作是否感到過不滿或擔心呢？”
“沒有過。”
“法官，”神原辯護人揚起視線，舉起手中的文件，“很遺憾，我們沒能請到巖崎總務出庭作證，也沒有他的陳述書。我們只能將城東警察署的相關人員做成的，當時詢問巖崎總務後獲得的資料作為證據提交法庭。”
這份文件正是禮子為校內審判撰寫的資料之一，沒想到會被辯護方提交出來。不過就其內容而言，無論哪一方提交都沒什麽問題。
“好的。本法庭會將其作為辯護方的第一號證據加以采用。檢方確認過這份證據的內容嗎？”
“確認過，沒有異議。”藤野檢察官答道。她的視線依然停留在津崎先生臉上。
“警方詢問巖崎總務時，津崎先生也在場嗎？”
“是的。”
禮子也記得。當時，巖崎總務很害怕，他擔心這起深夜學生入校墜樓的重大事件的全部責任會落在自己頭上。
“根據辯護方的一號證據，在二十四日夜晚到二十五日學生到校的這段時間內，巖崎總務曾於晚間九點和淩晨零點兩次在校內巡視，還在二十五日上午七點左右檢査過校內設施並做了除雪工作。他並沒有發現校內有任何異常，也不知道柏木卓也的遺體躺在邊門附近。是這樣嗎？”
“是的。我也在一旁聽說了。”
“這份記錄中寫道，本校一樓北側男廁所窗戶的鎖扣壞了，修理後依舊不管用，事實上處於無法上鎖的狀態。”
“是的。它被稱為‘遲到窗’，在學生中相當出名。”
“是叫‘遲到窗’？”
“是的。學生上學遲到時，就通過那扇窗進入教學樓。那兒離教師辦公室比較遠，從那裏進來不會被老師看到並受到呵斥。”津崎先生微微一笑，也許是想緩和場內的氣氛，可他笑得並不自然，“事實上，只要遲到了，無論從什麽地方入校，結果都一樣。學生們或許覺得，有這樣一扇窗會比較有趣。學生們想偷偷溜出學校時，也會利用這扇窗。”
“他們為什麽要溜出去？”
“為了蹺課吧。”
旁聽席上有人笑了起來。
“津崎先生您知道這扇窗戶的存在？”
“知道。”
“知道了也沒釆取根本性的對策，是嗎？”
“是的。”
“為什麽？”
“本校校舍相當陳舊，壞掉的窗戶在別處也有很多。所謂根本性對策只能是翻新重建，可僅僅依靠本校自身的力量是無法完成的。”
“可是，更換一下窗框還是能做到的吧？”
津崎先生又笑了。這次笑得比較自然。
“是的。可我並沒有那樣做。我覺得，像‘遲到窗’這樣的逃離出口，對學校而言也是有必要的。”
“您是說，學校有必要設置‘逃離出口’嗎？”
“是的。不然學校就跟監獄差不多了。我認為，有一個老師不知道，或者假裝不知道的逃離出口，對學生而言相當重要。”
“如今，您的這種想法依然沒有改變嗎？”
“基本沒有改變。我只不過覺得，那天晚上要是那扇窗戶關上了就好了。”
“簡直毫無責任心！”旁聽席的後方傳來一個男人嚴厲的聲音。
“肅靜！”井上法官喊道。
“各位陪審員，”神原辯護人提高音量，“城東警察署的偵查員根據巖崎總務的證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才知曉了‘遲到窗’的事。”
他將目光掃向津崎先生。
“關於這扇窗，您是如何向城東警察署的偵查員解釋的呢？”
“我說，學生想進入已經關了門的教學樓，只能利用那扇窗。”
“所以，柏木也是從那扇窗進去的？”
“是的。”
“反對。”藤野檢察官站了起來，“我們也認同‘遲到窗’作為進入途徑被利用了，但在是誰進入這一點上，我們有不同的看法。”
“等等。”辯護人略帶慌張地糾正道，“對不起，我收回剛才的提問。”
旁聽席上又響起了笑聲。禮子也微笑起來，但當她看到茂木悅男—副樂滋滋的模樣後，就覺得很不是滋味，趕緊收斂起臉上的笑容，重新端正坐姿。
“下面，我要詢問十二月二十五日午後您查看教學褸樓頂時的情況。教學樓通往樓頂的門有幾處？”
“只有一處。”
“那扇門平時處於什麽狀態？”
“是上鎖的。上的是掛鎖。我們禁止學生上樓頂。”
“您去査看時，那把掛鎖怎樣了？”
“被打開了。”
“被打開了。”辯護人緩緩重覆了一遍，“是什麽狀態下被打開的？被弄壞了嗎？”
“沒有。掛鎖本身沒有異常。是被正常打開後掛在鎖扣上的。”“那把鎖的鑰匙共有幾把？平時是如何保管的？”
“鑰匙只有一把，保管在總務室的鑰匙箱裏。”
“知道屋頂的掛鎖被打開後，您確認過鑰匙箱裏的鑰匙嗎？”
“確認過。鑰匙還在裏面。”
神原辯護人依次看向九名陪審員的臉，似乎在確認他們的理解能力是否跟得上。
“對此，您是如何理解的？”
津崎先生輕輕幹咳一聲：“由於掛鎖已經很舊、很松了，即使不用鑰匙也能打開。”
旁聽席又掀起一陣騷動。
“掛鎖處於不用鑰匙箱裏的那把鑰匙也能打開的狀態？”
“是的。”
“對此，您確認過嗎？您用什麽工具試過嗎？”
津崎前任校長動了動身子，似乎有些坐立不安。
“沒有特意試過。”
“即使如此，您還是認為，不用那把鑰匙也能開鎖，而事實也確實是如此，對嗎？”
“是的。”
“您有沒有這樣想過：二十四日深夜上到樓頂的人先從總務室盜取鑰匙，用完後又悄悄還了過去。”
“沒有。”津崎先生看著辯護人的臉，“巖崎總務明確否定說，這種情況絕不可能發生。”
“就是說，在當天夜裏的幾個小時內，如果鑰匙被盜又還回去，巖崎總務肯定會發覺，是嗎？”
“是的。除巡視時間之外，巖崎總務一直待在總務室裏。”
辯護人對陪審員們說：“關於這一點，書面證據中也有巖崎總務的證言。”
陪審團裏有幾個人點了點頭。
“掛鎖如何被打開的問題，當時被束之高閣了，對嗎？”
津崎先生苦澀地點頭道：“因為二十五日那天，柏木是從屋頂跳樓自殺的看法占了上風。”
“只考慮到柏木用某種方法打開了掛鎖，沒有進一步加以懷疑，是嗎？”
“是的。就是這樣的。”
辯護人瞄了一眼手頭的文件。
“有誰知道掛鎖處於那種狀態呢？”
巖崎總務知道掛鎖已經很舊了吧……”
“學生呢？”
“也有可能知道。”
“您有沒有想過，比起總是使用鑰匙的巖崎總務和老師們，總想避開老師的耳目偷偷上樓頂的學生們，會更清楚掛鎖的狀態呢？”
“反對。”藤野檢察官迅速做出反應，“辯護人在聽取證人的意見。”
“收回剛才的提問。”辯護人也快速回應道，“那麽，呃……在過去的一年中，有沒有學生在未取得老師許可的前提下上過樓頂？
輕輕吐了口氣後，津崎先生點了點頭。“有的。去年的三年級學生中有幾個人，在第二學期剛開始時上去過。”
“那些三年級學生有沒有說過，他們是如何打開掛鎖的？”
“追問過，他們說掛鎖正好開著。”
這怎麽可能？禮子心想。他們肯定是用工具撬開的，只不過不肯老老實實坦白罷了。
“出了那樣的事之後，有沒有考慮過換一把掛鎖，或把鎖換成更結實的類型？”
“沒有。只是吩咐巖崎總務一定好好上鎖。”津崎先生低下了頭，“現在想來，當時真是太輕率了。”
“所以說你們毫無責任心！”同一個聲音再次響起。沒有其他旁聽者接他的話。
“肅靜！”井上法官機械性地喊道。辯護人則顯得毫不介意。
“關於掛鎖的問題，已經很清楚了。”辯護人翻過幾頁文件，將手指放在帶有附錄的一頁上，停頓片刻後看著津崎證人說，“下面，我將詢問森內老師的情況。請問您如何評價森內老師的工作？”
禮子稍感驚訝。有關當天夜裏進人現場的途徑，這就算問完了？不再深入追究一下嗎？如果願意，誰都能從“遲到窗”入校，也完全有可能打開通往樓頂的門上的掛鎖，僅僅揭示這一點就可以了嗎？
“要說怎麽評價……”
“森內老師是一名年輕教師，是吧？去年是首次擔當班主任。”
“是的。不過她熱情很高，工作盡心盡力。”
“去年十一月十四日，柏木與被告等人發生沖突，之後又拒絕上學，我想這些事件對森內老師而言都比較棘手。那森內老師對這些事件的應對處理，您是否擔心過呢？”
“我並不怎麽擔心，不過，對於該如何處理好這些事件，她似乎相當煩惱。我們會一起商量對策，她也會聽聽年級主任高木老師的建議。總之我覺得，她在這方面相當努力。”
“您是否曾因森內老師還不成熟，責任心不夠，或者作為教育工作者自我意識不足而感到不滿呢。”
津崎先生回答之前停頓了一秒。“沒有。”
神原辯護人稍稍探出身子。“可森內老師是有過重大失策的嫌疑，不是嗎？在舉報信的事上。”辯護人提高了音量，“就是一月七日寄給時任校長的津崎先生您，以及本校二年級學生藤野涼子的那封舉報信。都是快信。”
“是的。”
“同樣的舉報信在同一天用相同的方式寄給了森內老師。然而不知為何，這封舉報信卻經由他人之手寄到了HBS的《新聞探秘》節目組。”
對於今天來到法庭上的人們，這是一樁眾所周知的事件。不過辯護人還是簡明扼要地闡述了一遍事件經過。
“森內老師從一開始就主張自己沒有收到這封舉報信，更沒有將其撕毀後丟棄。對此，您應該相當清楚吧？”
“是的，我很清楚。”
“您是否覺得森內老師在撒謊？也許森內老師沒有重視這封舉報信並將其毀棄。當事態變得越發嚴重時，為了保全面子，她就更不願意承認了。”
“沒有。”
“那麽，森內老師為了證明自己的主張，采取過什麽行動嗎？”
在一問一答中，津崎先生的身子不知不覺間越來越前傾。這時，他重新挺直了腰背。“是的。她委托專家進行了調查。”
旁聽席又騷動起來了。
“那是怎樣的調査？”
通過回答辯護人的詢間，津崎先生對事情經過作出了說明。作為一名老師，他的陳述駕輕就熟。他沒有直接說出核心人物的名字，只是稱其為“森內老師的鄰居”，並將她憎恨森內老師的理由歸結為“莫名其妙的偏執”，只對事實本身作出簡要說明。
旁聽席越來越嘈雜。禮子也相當驚訝。她完全沒想到，森內惠美子遭受的橫禍會以這樣的方式與本案產生關聯。
這事確實不能事先張揚。但從法官和陪審員絲毫不感到驚訝的情況來看，校內審判的相關人員應該都了解此事。
“正因為這一內情，所以森內老師沒有收到舉報信，更沒有將其毀棄。”解釋完畢後，津崎先生放低了聲音，“本來此事應該由森內老師親自出庭說明，她自己也提出過這樣的要求。但現在森內老師身受重傷，正在住院治療。”
“在此，我表示深切慰問。”辯護人說。
“通過我向大家作出說明也一樣。我想，森內老師也會為證明自身清白而感到高興。”
“這份調查報告將作為書面證據之一提交法庭。”辯護人說道。
神原辯護人特意將其作為證據提交法庭，是為了幫助森內惠美子吧？行啊，挺會照顧人的嘛。
禮子的解讀恐怕太過樂觀了。聽了津崎先生的回答，辯護人繼續說道：“森內老師辭職之前，作為本校教師一員的她強調自己沒有收到舉報信的時候，您以及其他教師有沒有想到要調查此事呢？”
“沒有想到。”
那又是為什麽呢？”
津崎先生不知該如何回答。“啊？”
“為什麽在當時，老師們沒能冷靜地想到要驗證這一情況呢？”
津崎先生思考了一會兒，回答道：“是由於當時校內的氛圍。”
“氛圍？”
“可以說是一種氣氛。我們當時全都亂了方寸。”
“亂了方寸？”辯護人重覆道。
“是的。”
“在那種狀態下，比起費心費力地調査真相，認為森內老師在撒謊會比較輕松，是嗎？”
“輕松？那倒不是。”
“好吧，我糾正一下。是比較現實，對吧？”
“是的。”
“在當時的城東第三中學，這樣的想法相當普遍。不僅限於森內老師的事件，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無論出現多麽惡劣的傳聞，也不管當事人的內心如何痛苦，只要表面上風平浪靜就會感到放心。是這樣嗎？”
前任校長津崎垂下頭。“確實可以這麽說。”
“謝謝！我的詢問結束了。下面開始交叉詢問。”
真是毫不留情啊。禮子身上直冒冷汗。
·
“早上好！”面對津崎先生，藤野涼子表現出一名優等生應有的恭敬姿態，“下面，我們將展示掛圖。津崎先生，您請坐。”
津崎先生在證人席上坐下後，兩名檢察事務官拖來一塊帶滑輪的黑板，放在陪審員們容易看清的位置。他們從放在檢察官席的大紙袋中取出幾張折疊好的白紙，展開後用磁鐵固定在黑板上。
掛圖共有三張。左側起第一張是城東三中教學樓一樓的示意圖，用紅色記號筆在四個位置標出編號：①標在掛圖邊沿，表示邊門的位置；②是教師辦公室；③是總務室；④是北側男廁所的“遲到窗”。柏木卓也遺體所在的位置，則畫了個簡單的人形標記。
貼在中央的是教學樓四樓的簡圖，貼在右側的第三張是樓頂的示意圖，帶掛鎖的門的位置畫著一個紅星標志。三張圖都是手工繪制的，極其簡潔，但樓梯和窗戶等要點都標記得很清晰。畫圖用的紙並非整張，而是用六張B4紙拼貼而成，接縫處的透明膠帶在日光燈下閃閃發亮。
“這些圖也附在了剛才辯護方提交的一號證據中。”藤野檢察官面對旁聽席說道，“我們將其放大後給大家觀看。這些圖是我們檢方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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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震驚。”
“你沒有想過這是為什麽嗎？”
“想過，可是……”
說到這裏，證人開始支支吾吾，檢察官卻窮追不舍。
“可是？可是什麽？”
“我想到，肯定是大出他們為了一些無聊的小事向柏木找茬。”
“柏木會奮起反抗，你覺得震驚嗎？以前還沒有人那樣做過。”
“當然震驚。可我認為，這也在情理之中。”
“情理之中？”
“平時越是老實的人，發起火來就越是厲害嘛。”
“你當時認為，柏木也是這種類型的人，是嗎？”
“是的。當然只是我個人的想象而已。”
藤野檢察官放下抱著的胳膊，一手叉在腰間，嫣然一笑道：“可是，柏木正是以此為契機拒絕上學的。你有沒有想過，他是因為害怕被告一行的報覆，才不來上學的？”
辯護人該提出反對了吧？禮子心中暗想著。可神原和彥仍然是一臉的若無其事。
“想到過。”野田健一直率地回答。
“你是否認為柏木很值得同情？”
“是的。”回答後，野田健一點了點頭，像是要鼓勵一下自己似的，“我想到，我自己應該小心，不要碰到這種倒黴事。”
被告大出俊次不服氣似的撅起了嘴，真是個想什麽都會寫在臉上的沒用家夥。
藤野檢察官放下手，端正姿勢，連語氣都變了：“你現在擔任此次校內審判的辯護人助手，是嗎？”
“是的。”
“是你自己主動要求當助手的嗎？”
“是的。”野田健一毫不遲疑地回答。
“你堅信被告是無辜的，他沒有殺害柏木卓也，對嗎？”
“是的。”
“這份信念，和你是柏木卓也遺體的第一發現人的情況之間，存在關聯嗎？”
大出俊次扭動身體，用胳膊肘捅了捅身邊的辯護人，可神原辯護人依然無動於衷。
“你說的‘關聯’，是什麽意思？”野田健一反問道。
“你發現了柏木卓也的遺體。”藤野檢察官提高嗓門，“你近距離看到了柏木卓也的遺體。在本校所有學生中，恐怕只有你一個看到過柏木死後的臉。看到過連睫毛都結了冰，兩眼睜開的遺體。”
野田證人瘦弱的脊背變得有些僵硬。“是的。我看到了。”
“那是慘不忍睹的景象，不是嗎？”這一句並非詢問，是藤野檢察官說給整個法庭聽的，“那幅景象至今仍深深烙印在你的心中，因為柏木睜開雙眼，望著你這個第一發現人。”
沒等辯護人提出反對，井上法官先開口了：“檢察官，你的詢問意圖不明確。”
藤野檢察官無視法官的提醒，自顧自說了下去：“那具遺體、那雙眼睛，難道不是在向你訴說著什麽嗎？自己不是被殺死的，是自殺的，如果有人被懷疑殺死了自己，那就是一樁冤案。於是，你因此獲得信念，來為被告辯護。”
“藤野檢察官！”井上法官發怒了，或者是表現出自己發怒了，“你這不是在詢問，是在演說。”
“對不起。我收回我的發言。”
井上法官說：“陪審員們，請將檢察官剛才說的話統統忘掉。”
“道歉的話，請不要忘掉。”
陪審員們笑了，旁聽席上也傳出了笑聲。井上法官抓起木槌的柄，但很快又放下了。
“我改變一下詢問方式。身為遺體第一發現人的你主動要求擔任辯護人助手，這兩者間有什麽關聯嗎？”
野田健一明確地回答：“沒有。”
檢察官的詢問結束了。辯護人不作交叉詢問。野田健一回到座位上後，被告大出俊次一臉兇相地盯著他，看得他縮起了頭。辯護人神原和彥見狀，在野田健一背上“砰”地拍了一巴掌。
·
“津崎正男先生，請出庭。”
井上法官一聲喊話，津崎先生便從旁聽席後方現身。前任校長的出庭，為法庭帶來了一陣小小的騷動。
津崎先生宣誓完畢後，神原辯護人站了起來。他朝津崎先生點了點頭，望向法官：“法官，請就本法庭上證人的立場以及詢問證人的規則，向陪審員作一下說明。”
井上法官銀邊眼鏡上方的兩條眉毛動了動。他似乎在想：這倒也是。他的目光首先落在位於腳邊的陪審員們身上，之後又擡起頭來望向旁聽席，向上推了推眼鏡。
“通過檢方或辯護方的申請，證人會被傳喚到法庭隨後由申請方首先詢問證人，這就是所謂的‘主詢問’。”
陪審員們扭著脖子仰視井上法官。
“之後再由另一方詢問該證人，這便是所謂的‘交叉詢問’。請大家記住這個詞。”
旁聽席上的人們也在聚精會神地聆聽。
“但是，本法庭上的證人並非僅僅是申請方的證人。檢方的證人不一定只提供對辯護方不利的證言，反之亦然。”
站在證人席上的津崎先生也在點頭。
“還有，證人不會專屬於某一方。某個人當了檢方的證人並回答問題後，有可能作為辯護方的證人再次出庭。此次校內審判的規則充分體現了公平性，無論檢方還是辯護方，都有權申請傳喚己方所希望的任何證人。也就是說……”他喘了一口氣後繼續說，“請大家不要認為檢方的證人一定會幫檢方，辯護方的證人一定是為辯護方說話的。請大家將註意力集中到每個證人作出的證言上。”
對於通過電視劇一知半解地了解過法庭審判的陪審員，還有那些旁聽席上的大人們，井上法官的解釋相當有耐心且通俗易懂。
“對不起。”井上法官道歉道。這聲道歉來得太突然，包括佐佐木禮子在內的所有人都有些吃驚。“這些都是本該在最初的法庭陳述中說明的基本事項。藤野檢察官、神原辯護人，除此之外本法官還忘記交代什麽事項嗎？”
“沒有，法官。”
“應該沒有了。”
聽著他們一本正經的對話，禮子也跟著旁聽者們一起笑了起來。這種時候笑一笑，應該不至於冒犯這些孩子。
等到法庭平靜下來，神原辯護人重新面對津崎先生，開始提問。
“下面對津崎先生展開我方的主詢問。有勞先生出庭，我在此表示感謝。”
“得益於法官的解釋，對話更容易了。對此，我要表示感謝。”
津崎先生的聲音平穩中隱含笑意。他一定很自豪吧。禮子心中暗忖著，如果自己是津崎先生，必然會感到自豪。雖說在滿懷希望的同時也不免感到慚愧：居然給這些孩子留下了“弄清真相”的作業。
“請教津崎先生案發當時在本校擔任的職務。”
“我當時擔任校長之職。”
“是本校管理運營方面的最高職務，對嗎？”
“是的。”
“那現在呢？”
“我已於今年四月辭職，現在無業。”
“沒有去別的學校擔任教職嗎？”
“沒有，我決定不做教師了。”
茂木悅男微微朝前探出身子。
“首先，我要對發現柏木卓也遺體時的校內動態展開詢問。津崎先生，是您報的警嗎？”
“是的。”
“為什麽要報警？”
“我認為，有學生死在本校內，這本身便說明事件的性質十分嚴重。”
“您是在什麽時候知道死者是柏木卓也的？”
“遺體發現後不久，我就知道了。”
“是誰向您匯報的？”
“我記得最早告訴我的是高木老師，我馬上親自去確認了死者的遺容。”
“在現場嗎？”
“是的。在等待救護車和警車前來的時候。”
“您觸碰過遺體嗎？”這次輪到辯護人提出這個問題了。
“觸碰過。我將他從積雪中抱出來，清除他臉上和身上的雪。”
“在場的老師只有您一位？”
“當時周圍還有其他老師。但到底有誰，我記不清了。”
眼下是盛夏，津崎先生沒穿那件標志性的毛線背心。但他會時不時伸手摸一下腰部，像是要去拉那件並不在身上的毛線背心。
“津崎先生，您認識生前的柏木卓也嗎？”
“認識。”
“跟他說過話嗎？”
“說過。在他拒絕上學後，我沒能跟他面對面直接交談。但我隔著房門聽過他的說話聲。”
“柏木不來上學後，您去他家家訪過？”
“去過。”
“去過幾次？”
“我記得是四次。”
“是您一個人去的嗎？”
“不，是和年級主任高木老師以及森內老師一起去的。”
禮子以為辯護人會問老師們與柏木卓也隔著房門對話的內容，可辯護人回到了前面的話題。
“是誰通知柏木的雙親他死在學校裏的？”
“是我。”
“電話通知的嗎？”
“先打的電話，隨後我和森內老師兩人登門拜訪了。”
“當天是結業典禮，對嗎？”
“是的，是第二學期的結業典禮。”
“由於發生墜樓案，事實上並沒有舉辦結業典禮，對吧？”
“是的。我們將學生留在教室，通過校內廣播通報發生的事件，然後就放學了。”
“校內廣播時公開過柏木的姓名嗎？”
“沒有。”津崎先生用手掌摸了一下額頭，脖子上也有亮晶晶的汗水，“我只說過，本校一名二年級的學生去世了。柏木死去的消息只在他的班級公開。”
“之後，您是否利用職權，向本校的學生及家長公布柏木的死訊呢？”
“是在第二天的緊急家長會上正式公布的。在此之前，報紙和電視巳經作了報道，只是沒有提及柏木的姓名，所以我想，不了解具體情況的家長應該很多。”
辯護人和津崎先生的問答進行得相當順暢，像事先排練過似的。
“判明柏木的死因，是在什麽時候？”
“明確斷定，是在三天後。經法醫解剖，得知他是從高處墜落而死的。”
“在此之前完全不清楚他的死因嗎？”
“不是。城東警察署的警察在見到屍體時，就指出有可能是墜落而死。”
神原辯護人用平淡的口吻繼續提問：“査看屋頂，是在什麽時候？”
“在受到警方的提示後……應該是正午過後。那時，學生們已經放學離校了。”津崎先生說著，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塊白色手帕，擦了擦額頭，“在學生們離校前，根本沒時間上教學樓樓頂查看。”
“為什麽要上教學樓樓頂呢？”
“因為那裏是校內最高的地方。”
辯護人用一只手輕輕劃了個圓弧。
“可是，屋項是用鐵絲網圍起來的吧？”
“是的。但鐵絲網不高，能夠跨越。”
“警方給過這方面的提示嗎？”
“給過。”
“具體怎麽說？”
坐在旁聽席上的禮子不由得屏住了呼吸。津崎先生在回答之前好像也屏住了呼吸。
“他們說，學生在自己的學校裏跳樓自殺，往往是從教室窗戶或教學樓樓頂上往下跳的。”
當津崎先生不動色聲地說出“自殺”這個詞時，旁聽席上出現了—陣小小的騷動。
“這便說明在當天午後，城東警察署的警察們提示了‘自殺’的可能性，是這樣嗎？”
“是的。”
“您是怎麽認為的？”
“我當時也是這麽認為的。”
“請您說明原因。”
“最大的原因，”他又用手帕擦了擦汗，“就是柏木拒絕上學的情況。”
“問題在他拒絕上學？”
“準確地說，他拒絕上學後總是悶在家，心理狀態極不穩定。”
“那是一種怎樣的心理狀態？”
“我沒有跟他好好地交談過。他不歡迎我們的訪問。應該說，他討厭和教師以及學校相關人員對話。”
津崎先生將白手帕按在額頭，思考了一會兒。他在選擇措辭。
辯護人等著他。法庭也等待著他。
“尤其是第四次去家訪的時候。那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幾乎是他出事的近前，我和森內老師向他搭話後，他就說，‘你們來多少次也沒用，我不會去上學。請老師們死了這條心。’”
辯護人一字一句緩緩重覆道：“‘你們來多少次也沒用，我不會去上學。請老師們死了這條心。’他確實是這樣說的嗎？”
“沒錯。我聽了十分傷心，高木老師和森內老師也很沮喪，所以記得相當清楚。他非常排斥我們。”津崎先生繼續說，“我們和柏木的母親交談過。她說，由於怕麻煩，他連飯都不吃。夜裏不睡覺，白天才睡，還常常一個人出門。生活弄得一團糟，還不跟父母交流。”
“反對。”藤野檢察官抽空插到兩人的問答中，“柏木的母親柏木功子提到的柏木的狀況屬於傳聞，並非證人親自確認過的事實。”
“我這麽問，是為了確認津崎證人當時的想法。”神原辯護人抗辯道。
“反對無效。”井上法官說，“不過陪審員們註意，津崎證人的證言中含有傳聞的成分。”
津崎先生終於收起了手帕。
“學生不願上學的原因多種多樣。”他對陪審員們點了點頭，繼續說，“柏木的情況對我而言並非首例。學生有時由於自身的原因，脫離學校的集體生活，在家放松休息一段時間也並不一定是壞事。我從不千篇一律地否定拒絕上學的現象。我擔心的是學生在家的狀態，有時會從中看出問題來。”
“柏木的情況屬於這一類嗎？”
“是的，我很擔心。我覺得他有嚴重的厭世傾向。”
“您認為柏木的父母也同樣擔心嗎？”
“是的。我有這樣的感覺。”
辯護人深入詢問：“當時，他父母的某一方，或者雙方，說過柏木有自殺可能的話嗎？”
藤野檢察官的目光霎時淩厲起來。
津崎先生左手輕輕握拳，抵在嘴邊。“他父親明確地在他的葬禮上這樣說過。在此之前，我沒有聽說過類似的話，可是……”
他考慮了幾秒。
“出事當天我去他家時，他母親曾哭著說道，‘我一直擔心著哪天會出這樣的事。’”
法庭內鴉雀無聲。大家都聽得入了神，沒人講話。
辯護人並沒有就這一話題深人詢問下去。他拿起桌上的文件，說道下面，我要就十二月二十四日深夜本校的狀況展開提問。當時，總務巖崎住在校內，對吧？”
“是的。”
“現在已經廢除了總務制度，夜裏改由保安公司派人巡視。這一變更是您在任時作出的嗎？”
“不是。那是在我辭職之後，聽說是岡野代理校長向教育委員會申請的。”
“您在任時，對巖崎總務的工作是否感到過不滿或擔心呢？”
“沒有過。”
“法官，”神原辯護人揚起視線，舉起手中的文件，“很遺憾，我們沒能請到巖崎總務出庭作證，也沒有他的陳述書。我們只能將城東警察署的相關人員做成的，當時詢問巖崎總務後獲得的資料作為證據提交法庭。”
這份文件正是禮子為校內審判撰寫的資料之一，沒想到會被辯護方提交出來。不過就其內容而言，無論哪一方提交都沒什麽問題。
“好的。本法庭會將其作為辯護方的第一號證據加以采用。檢方確認過這份證據的內容嗎？”
“確認過，沒有異議。”藤野檢察官答道。她的視線依然停留在津崎先生臉上。
“警方詢問巖崎總務時，津崎先生也在場嗎？”
“是的。”
禮子也記得。當時，巖崎總務很害怕，他擔心這起深夜學生入校墜樓的重大事件的全部責任會落在自己頭上。
“根據辯護方的一號證據，在二十四日夜晚到二十五日學生到校的這段時間內，巖崎總務曾於晚間九點和淩晨零點兩次在校內巡視，還在二十五日上午七點左右檢査過校內設施並做了除雪工作。他並沒有發現校內有任何異常，也不知道柏木卓也的遺體躺在邊門附近。是這樣嗎？”
“是的。我也在一旁聽說了。”
“這份記錄中寫道，本校一樓北側男廁所窗戶的鎖扣壞了，修理後依舊不管用，事實上處於無法上鎖的狀態。”
“是的。它被稱為‘遲到窗’，在學生中相當出名。”
“是叫‘遲到窗’？”
“是的。學生上學遲到時，就通過那扇窗進入教學樓。那兒離教師辦公室比較遠，從那裏進來不會被老師看到並受到呵斥。”津崎先生微微一笑，也許是想緩和場內的氣氛，可他笑得並不自然，“事實上，只要遲到了，無論從什麽地方入校，結果都一樣。學生們或許覺得，有這樣一扇窗會比較有趣。學生們想偷偷溜出學校時，也會利用這扇窗。”
“他們為什麽要溜出去？”
“為了蹺課吧。”
旁聽席上有人笑了起來。
“津崎先生您知道這扇窗戶的存在？”
“知道。”
“知道了也沒釆取根本性的對策，是嗎？”
“是的。”
“為什麽？”
“本校校舍相當陳舊，壞掉的窗戶在別處也有很多。所謂根本性對策只能是翻新重建，可僅僅依靠本校自身的力量是無法完成的。”
“可是，更換一下窗框還是能做到的吧？”
津崎先生又笑了。這次笑得比較自然。
“是的。可我並沒有那樣做。我覺得，像‘遲到窗’這樣的逃離出口，對學校而言也是有必要的。”
“您是說，學校有必要設置‘逃離出口’嗎？”
“是的。不然學校就跟監獄差不多了。我認為，有一個老師不知道，或者假裝不知道的逃離出口，對學生而言相當重要。”
“如今，您的這種想法依然沒有改變嗎？”
“基本沒有改變。我只不過覺得，那天晚上要是那扇窗戶關上了就好了。”
“簡直毫無責任心！”旁聽席的後方傳來一個男人嚴厲的聲音。
“肅靜！”井上法官喊道。
“各位陪審員，”神原辯護人提高音量，“城東警察署的偵查員根據巖崎總務的證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才知曉了‘遲到窗’的事。”
他將目光掃向津崎先生。
“關於這扇窗，您是如何向城東警察署的偵查員解釋的呢？”
“我說，學生想進入已經關了門的教學樓，只能利用那扇窗。”
“所以，柏木也是從那扇窗進去的？”
“是的。”
“反對。”藤野檢察官站了起來，“我們也認同‘遲到窗’作為進入途徑被利用了，但在是誰進入這一點上，我們有不同的看法。”
“等等。”辯護人略帶慌張地糾正道，“對不起，我收回剛才的提問。”
旁聽席上又響起了笑聲。禮子也微笑起來，但當她看到茂木悅男—副樂滋滋的模樣後，就覺得很不是滋味，趕緊收斂起臉上的笑容，重新端正坐姿。
“下面，我要詢問十二月二十五日午後您查看教學褸樓頂時的情況。教學樓通往樓頂的門有幾處？”
“只有一處。”
“那扇門平時處於什麽狀態？”
“是上鎖的。上的是掛鎖。我們禁止學生上樓頂。”
“您去査看時，那把掛鎖怎樣了？”
“被打開了。”
“被打開了。”辯護人緩緩重覆了一遍，“是什麽狀態下被打開的？被弄壞了嗎？”
“沒有。掛鎖本身沒有異常。是被正常打開後掛在鎖扣上的。”“那把鎖的鑰匙共有幾把？平時是如何保管的？”
“鑰匙只有一把，保管在總務室的鑰匙箱裏。”
“知道屋頂的掛鎖被打開後，您確認過鑰匙箱裏的鑰匙嗎？”
“確認過。鑰匙還在裏面。”
神原辯護人依次看向九名陪審員的臉，似乎在確認他們的理解能力是否跟得上。
“對此，您是如何理解的？”
津崎先生輕輕幹咳一聲：“由於掛鎖已經很舊、很松了，即使不用鑰匙也能打開。”
旁聽席又掀起一陣騷動。
“掛鎖處於不用鑰匙箱裏的那把鑰匙也能打開的狀態？”
“是的。”
“對此，您確認過嗎？您用什麽工具試過嗎？”
津崎前任校長動了動身子，似乎有些坐立不安。
“沒有特意試過。”
“即使如此，您還是認為，不用那把鑰匙也能開鎖，而事實也確實是如此，對嗎？”
“是的。”
“您有沒有這樣想過：二十四日深夜上到樓頂的人先從總務室盜取鑰匙，用完後又悄悄還了過去。”
“沒有。”津崎先生看著辯護人的臉，“巖崎總務明確否定說，這種情況絕不可能發生。”
“就是說，在當天夜裏的幾個小時內，如果鑰匙被盜又還回去，巖崎總務肯定會發覺，是嗎？”
“是的。除巡視時間之外，巖崎總務一直待在總務室裏。”
辯護人對陪審員們說：“關於這一點，書面證據中也有巖崎總務的證言。”
陪審團裏有幾個人點了點頭。
“掛鎖如何被打開的問題，當時被束之高閣了，對嗎？”
津崎先生苦澀地點頭道：“因為二十五日那天，柏木是從屋頂跳樓自殺的看法占了上風。”
“只考慮到柏木用某種方法打開了掛鎖，沒有進一步加以懷疑，是嗎？”
“是的。就是這樣的。”
辯護人瞄了一眼手頭的文件。
“有誰知道掛鎖處於那種狀態呢？”
巖崎總務知道掛鎖已經很舊了吧……”
“學生呢？”
“也有可能知道。”
“您有沒有想過，比起總是使用鑰匙的巖崎總務和老師們，總想避開老師的耳目偷偷上樓頂的學生們，會更清楚掛鎖的狀態呢？”
“反對。”藤野檢察官迅速做出反應，“辯護人在聽取證人的意見。”
“收回剛才的提問。”辯護人也快速回應道，“那麽，呃……在過去的一年中，有沒有學生在未取得老師許可的前提下上過樓頂？
輕輕吐了口氣後，津崎先生點了點頭。“有的。去年的三年級學生中有幾個人，在第二學期剛開始時上去過。”
“那些三年級學生有沒有說過，他們是如何打開掛鎖的？”
“追問過，他們說掛鎖正好開著。”
這怎麽可能？禮子心想。他們肯定是用工具撬開的，只不過不肯老老實實坦白罷了。
“出了那樣的事之後，有沒有考慮過換一把掛鎖，或把鎖換成更結實的類型？”
“沒有。只是吩咐巖崎總務一定好好上鎖。”津崎先生低下了頭，“現在想來，當時真是太輕率了。”
“所以說你們毫無責任心！”同一個聲音再次響起。沒有其他旁聽者接他的話。
“肅靜！”井上法官機械性地喊道。辯護人則顯得毫不介意。
“關於掛鎖的問題，已經很清楚了。”辯護人翻過幾頁文件，將手指放在帶有附錄的一頁上，停頓片刻後看著津崎證人說，“下面，我將詢問森內老師的情況。請問您如何評價森內老師的工作？”
禮子稍感驚訝。有關當天夜裏進人現場的途徑，這就算問完了？不再深入追究一下嗎？如果願意，誰都能從“遲到窗”入校，也完全有可能打開通往樓頂的門上的掛鎖，僅僅揭示這一點就可以了嗎？
“要說怎麽評價……”
“森內老師是一名年輕教師，是吧？去年是首次擔當班主任。”
“是的。不過她熱情很高，工作盡心盡力。”
“去年十一月十四日，柏木與被告等人發生沖突，之後又拒絕上學，我想這些事件對森內老師而言都比較棘手。那森內老師對這些事件的應對處理，您是否擔心過呢？”
“我並不怎麽擔心，不過，對於該如何處理好這些事件，她似乎相當煩惱。我們會一起商量對策，她也會聽聽年級主任高木老師的建議。總之我覺得，她在這方面相當努力。”
“您是否曾因森內老師還不成熟，責任心不夠，或者作為教育工作者自我意識不足而感到不滿呢。”
津崎先生回答之前停頓了一秒。“沒有。”
神原辯護人稍稍探出身子。“可森內老師是有過重大失策的嫌疑，不是嗎？在舉報信的事上。”辯護人提高了音量，“就是一月七日寄給時任校長的津崎先生您，以及本校二年級學生藤野涼子的那封舉報信。都是快信。”
“是的。”
“同樣的舉報信在同一天用相同的方式寄給了森內老師。然而不知為何，這封舉報信卻經由他人之手寄到了HBS的《新聞探秘》節目組。”
對於今天來到法庭上的人們，這是一樁眾所周知的事件。不過辯護人還是簡明扼要地闡述了一遍事件經過。
“森內老師從一開始就主張自己沒有收到這封舉報信，更沒有將其撕毀後丟棄。對此，您應該相當清楚吧？”
“是的，我很清楚。”
“您是否覺得森內老師在撒謊？也許森內老師沒有重視這封舉報信並將其毀棄。當事態變得越發嚴重時，為了保全面子，她就更不願意承認了。”
“沒有。”
“那麽，森內老師為了證明自己的主張，采取過什麽行動嗎？”
在一問一答中，津崎先生的身子不知不覺間越來越前傾。這時，他重新挺直了腰背。“是的。她委托專家進行了調查。”
旁聽席又騷動起來了。
“那是怎樣的調査？”
通過回答辯護人的詢間，津崎先生對事情經過作出了說明。作為一名老師，他的陳述駕輕就熟。他沒有直接說出核心人物的名字，只是稱其為“森內老師的鄰居”，並將她憎恨森內老師的理由歸結為“莫名其妙的偏執”，只對事實本身作出簡要說明。
旁聽席越來越嘈雜。禮子也相當驚訝。她完全沒想到，森內惠美子遭受的橫禍會以這樣的方式與本案產生關聯。
這事確實不能事先張揚。但從法官和陪審員絲毫不感到驚訝的情況來看，校內審判的相關人員應該都了解此事。
“正因為這一內情，所以森內老師沒有收到舉報信，更沒有將其毀棄。”解釋完畢後，津崎先生放低了聲音，“本來此事應該由森內老師親自出庭說明，她自己也提出過這樣的要求。但現在森內老師身受重傷，正在住院治療。”
“在此，我表示深切慰問。”辯護人說。
“通過我向大家作出說明也一樣。我想，森內老師也會為證明自身清白而感到高興。”
“這份調查報告將作為書面證據之一提交法庭。”辯護人說道。
神原辯護人特意將其作為證據提交法庭，是為了幫助森內惠美子吧？行啊，挺會照顧人的嘛。
禮子的解讀恐怕太過樂觀了。聽了津崎先生的回答，辯護人繼續說道：“森內老師辭職之前，作為本校教師一員的她強調自己沒有收到舉報信的時候，您以及其他教師有沒有想到要調查此事呢？”
“沒有想到。”
那又是為什麽呢？”
津崎先生不知該如何回答。“啊？”
“為什麽在當時，老師們沒能冷靜地想到要驗證這一情況呢？”
津崎先生思考了一會兒，回答道：“是由於當時校內的氛圍。”
“氛圍？”
“可以說是一種氣氛。我們當時全都亂了方寸。”
“亂了方寸？”辯護人重覆道。
“是的。”
“在那種狀態下，比起費心費力地調査真相，認為森內老師在撒謊會比較輕松，是嗎？”
“輕松？那倒不是。”
“好吧，我糾正一下。是比較現實，對吧？”
“是的。”
“在當時的城東第三中學，這樣的想法相當普遍。不僅限於森內老師的事件，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無論出現多麽惡劣的傳聞，也不管當事人的內心如何痛苦，只要表面上風平浪靜就會感到放心。是這樣嗎？”
前任校長津崎垂下頭。“確實可以這麽說。”
“謝謝！我的詢問結束了。下面開始交叉詢問。”
真是毫不留情啊。禮子身上直冒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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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好！”面對津崎先生，藤野涼子表現出一名優等生應有的恭敬姿態，“下面，我們將展示掛圖。津崎先生，您請坐。”
津崎先生在證人席上坐下後，兩名檢察事務官拖來一塊帶滑輪的黑板，放在陪審員們容易看清的位置。他們從放在檢察官席的大紙袋中取出幾張折疊好的白紙，展開後用磁鐵固定在黑板上。
掛圖共有三張。左側起第一張是城東三中教學樓一樓的示意圖，用紅色記號筆在四個位置標出編號：①標在掛圖邊沿，表示邊門的位置；②是教師辦公室；③是總務室；④是北側男廁所的“遲到窗”。柏木卓也遺體所在的位置，則畫了個簡單的人形標記。
貼在中央的是教學樓四樓的簡圖，貼在右側的第三張是樓頂的示意圖，帶掛鎖的門的位置畫著一個紅星標志。三張圖都是手工繪制的，極其簡潔，但樓梯和窗戶等要點都標記得很清晰。畫圖用的紙並非整張，而是用六張B4紙拼貼而成，接縫處的透明膠帶在日光燈下閃閃發亮。
“這些圖也附在了剛才辯護方提交的一號證據中。”藤野檢察官面對旁聽席說道，“我們將其放大後給大家觀看。這些圖是我們檢方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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