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張氏

生卒年：？～1442年

籍貫：明朝永城（今河南永城市）

婚配：明仁宗朱高熾

封號：皇後

封後時間：公元1424年

一子：朱瞻基（即明宣宗）

謚號：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啟聖昭皇後

張氏，兵馬副指揮張麟之女，張氏行為端莊、謹守婦道，深得成祖及仁孝皇後的喜歡。

公元1387年，燕王朱棣的長子朱高熾被封為燕王世子。其妻張氏被封為世子妃。時朱高熾18歲，張氏年約18歲。

公元1398年，張氏生兒子朱瞻基，即後來的明宣宗。據說，瞻基出生前夕，皇祖父成祖夜間夢見太祖朱元璋，太祖親授之大圭一個，上面鐫刻著“傳之子孫，永世其昌”八個字。成祖醒來，聽說張妃為他生了一個嫡長孫，聯想夜間做的夢，認為這是一個吉祥的征兆，頗為高興，等到小孫兒滿月，成祖爭先恐後地搶著先睹小孫兒的真面目。這一看不覺喜出望外：“孫兒英氣溢面，正符我夢中所見。”遂視孫兒為掌上明珠，愛護備至。及至成祖考慮由哪個兒子繼承皇位時，成祖左思右想都有意於朱高煦。但又怕遭到大臣的反對，事先他秘密召見閣臣解縉，問他有何高見，當時解縉說：“皇長子朱高熾仁孝，一定會使天下歸心的。”成祖一聽沒有應允。解縉靈機一動似自語：“好一個聖賢的孫子啊！”成祖知道“聖孫”指的是那位受他寵愛的朱瞻基，果然為之所動，馬上決定立朱瞻基的父親朱高熾為皇太子，封朱高煦為漢王、朱高燧為趙王。

公元1404年，朱高熾被立為太子，張氏被封為太子妃。太子雖立地位卻並不鞏固，“靖難”之時，成祖曾令世子朱高熾與朱高燧協守北京，朱高煦隨己征戰，高熾有守城之功，曾以萬人拒李景隆五十萬大軍於堅城之下，為成祖解除後顧之憂。但是，居守不如從征功顯，高煦兇悍善戰幾次救成祖於危急之中，成祖平日就有寵於他，曾對高煦說：“吾病矣，汝努力，世子多疾。”（《明史紀事本末·高煦之叛》）此時以權位相許，高煦認為自己將被立為皇位的繼承人是確定無疑的了。沒想到卻因一個女人和小兒就立朱高熾為太子，封他為漢王，而且封國遠在雲南。朱高煦因此心中怏怏。埋怨說：“我何罪之有？斥於萬裏之外？”賴在南京不去就藩。成祖也感到自己食言有負於高煦，故改封於青州（今山東益都），又托故不肯離去。且不惜設構離間加害太子，陰謀奪嫡。

永樂三年之後，成祖多次巡幸北京、親征漠北，幾次命皇太子朱高熾監國，裁決政務。監國期間，他註意愛護臣下，關心黎民百姓的疾苦，樹立了一個仁厚君主形象。其間雖歷盡艱阻，但朝無廢事。特別是當高煦、高燧與其同黨伺隙讒構覬覦皇位時，有人問皇太子是否知道有讒人相間，朱高熾嚴詞道：“不知也，吾知盡子職而已。”可是，高煦圖謀不軌，聯結宦官、酷吏讒言太子，加深了成祖對太子的猜疑，幾欲廢皇太子之位。他召集朝臣商議此事，朝臣以為：朱高熾為世子是太祖朱元璋所立，今為皇太子又是按“祖訓”嫡長之議按序而立，如果廢除就等於破壞祖宗之法。也必然引發皇權再紛爭。於是，朝臣紛紛奏請皇上保留原議，勿輕信讒言。成祖勃然大怒，遂將這些竟敢違忤其本意的大臣一個個下獄治罪。原為寵臣的解縉因上諫漢王“禮制逾嫡”而成罪囚，不久致死，受牽連的大臣多人也死於獄中；以敢言著稱的大理寺丞耿通也因屢諫成祖“太子事無大過誤，可無更改”（《明史·耿通傳》）被置於極刑。閣臣黃淮、楊溥皆因親近太子，設由獲罪下獄。一時誰也不敢再為太子求情了，太子的地位岌岌可危。

成祖懲治了這麽多親近太子的大臣，為高煦、高燧奪嫡陰謀敞開方便之門，他們的活動更加頻繁。這又引起成祖的警覺，他聯想到最近圍繞著太子發生的一系列事情，總覺得有些蹊蹺，為萬無一失，他想先命侍郎胡濙暗中調查清楚，再來決斷皇位繼承人的歸屬還為時不晚。胡濙奉命明察暗訪之後，密奏成祖說：“太子誠敬孝謹”。正好此時高煦、高燧的陰謀先後被揭穿敗露，成祖方幡然醒悟，太子之地位始安。

公元1411年，即永樂九年，成祖又立“聖孫”朱瞻基為皇太孫，也就是皇位的第二位繼承人。自此之後，成祖有心專門培養瞻基，每當巡幸征討之時，也皆令瞻基相從，還特命學士在軍中為皇太孫講經論史。如果有誰一提起這位皇太孫，成祖總是情不自禁誇道：“這個孫兒，他日必定是個太平盛世天子！”所以說，朱高熾太子地位的保全，除靠他的努力及誠敬獲全外，也有賴於其妃張氏和長子朱瞻基。有史為證：《明史·張皇後傳》載：成祖恨太子太胖，甚至減削太子膳食，“瀕易者屢矣，卒以後故得不廢”。這“後”即張氏。而《明史·宣宗紀》又說：“仁宗為太子，失愛於成祖，其危而覆安，太孫蓋有力焉！”這太孫就是朱瞻基。

公元1424年，成祖駕崩。太子朱高熾即位，即仁宗。冊立張氏為皇後，立長子朱瞻基為太子。

仁宗審時度勢，勤於國政，信任內閣，重用能臣“三楊”（楊溥——仁宗老師，楊榮——多謀善斷，楊士奇——剛正不阿）輔政，大有開創“太平盛世”之勢。可惜他僅僅做了十個月的皇帝，就溘然長逝了。終年48歲。

仁宗死，由太子朱瞻基即位為宣宗，尊張氏為皇太後。宣宗年輕，張太後為皇兒理政十分擔憂。她仿效太祖帝馬皇後，恪守馬皇後所制誡諭，參政而不亂政，有權絕不弄權，整頓機構，裁減冗員，重才納賢，同心輔政。宣宗對母親十分欽敬，軍國大事皆稟太後裁決。

在張太後的輔佐之下，階級矛盾有所緩解，社會大有進步，史稱此時為“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廩充羨”。又與仁宗並稱為“宣仁之治”。

公元1435年，也就是宣宗在位統治的第十個年頭，因遭疾病襲擊，不幸英年早逝。朝臣們悲憾之中，一邊料理他的後事，一邊又期待著新君臨位。五、六天過去了，仍不見太子登基，朝廷內外不由得紛紛攘攘，謠言四起。甚至有人說：太子年幼，張太後將召立遠在長沙的襄王進京為新皇帝。襄王是張太後生育的第三子朱瞻墡，諸王中除早逝的數他最年長，且為人莊重，賢德有禮，眾望頗屬。但是，張太後不願看到歷史上驚心動魄的骨肉相殘之事再發生。按照傳統宣宗有子即應是法定的繼承者，她立即召請大臣到乾清宮，指著太子哭著說：“這就是當今的新天子呀！”眾朝臣慌忙叩頭高呼：萬歲！人心安定下來，謠言隨之平息。

新皇帝朱祁鎮即英宗，嗣位一個月後尊張太後為太皇太後。鑒於皇帝只有9歲，宣宗彌留之際，遺詔國家重務必須稟報張太後。朝臣們也因為張氏自仁宗、宣宗兩朝參政以來的政治威望及高尚的美德，聯合奏請太皇太後“垂簾聽政”。張太皇太後義正詞嚴拒絕說：“我不能壞了祖宗的法規。”朝臣更加敬重太皇太後的人品，盡管沒有垂簾之形式，眾臣仍將軍國大政一一啟奏於太皇太後，太皇太後也不讓眾臣失望，下令將奏疏悉交內閣，由“三楊”議決，然後施行。

張太後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宮廷喋血事件，又繼續保持與“三楊”之間默契配合，使仁、宣之治在英宗初年還能閃其餘輝。

張太後在參決國家大事時，始終不忘“治天下者，治家為先”的古訓，她把入宮以來所遵從的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等一系列告誡婦女的諭條，用以治理好皇家諸事上。

仁宗除立張皇後外，按照帝王生活的慣制，他還可以有成群的嬪妃。據《明會典》記載，冊封為妃的就有7位，仁宗死時有5人為之殉葬。這些後妃為仁宗生養了10子、7女。其中生有3子的皇庶母恭肅淑妃郭氏，也在殉葬之列。仁宗皇帝在位不及一年，統治地位還未鞏固就匆匆而去，又留下這十幾個年幼子女，對張太後說來，既有國家這個大“家”待她裁決政務，又有皇室小“家”等待她來主持。她默默地承受著，以其賢德表率兩宮，治平家事。她對仁宗的子女一視同仁，教養得法。當政的宣宗皇帝就是一例，另外史書頗有稱道的還有賢妃李氏所生朱瞻竣，即鄭王。張太後所生另一子朱瞻墡，即襄王。仁宗死後，張太後曾命兄弟二人同時監國，以待宣宗從南京返回就位。

公元1426年，即宣德元年，鄭王親征樂安，仍受命與襄王居守，兄弟二人協同努力，立下了赫赫戰功，而從不居功自傲。鄭王死後，襄王在諸王中居長，宣宗去世，曾有謠傳欲立為皇帝，被母後張太後制止。尤其是侄兒英宗親征瓦剌時，國內無主，宣宗的皇後孫氏見襄王賢德想讓他入宮暫時代理，襄王仍潔身自愛，他寫信讓孫太後請立皇長子朱見浚，讓英宗的弟弟郕王監國。郕王即位後，英宗又回京了，他又寫信給皇上，提醒要尊敬英宗，早晚問安。英宗覆辟成功後，有感於襄王的人品，把他比為周公，特意在宮內設宴招待，為他設襄陽護衛，預築塋墓（一般只有皇帝才可預建墓地），特準他過年時也可以帶兒孫出城獵狩，給他的待遇超過任何一個封王。襄王曾有兩次做皇帝的機會都主動讓賢，毫無怨言，傳為一代佳話。

張太後把皇室這個特殊的家庭治理的井井有條，只有一件事張太後深為遺憾。

宣宗為皇太孫時已完婚，由張太後親自指婚，選錦衣衛胡榮的女兒胡氏為正妃，選孫主簿之女為嬪，及即位，冊立胡妃為後，孫嬪為貴妃。胡皇後靜穆端莊，但體弱多病，不受恩寵；孫貴妃姿色俊俏，且工於心計，一向深受寵愛。可惜，兩人都沒能給宣宗生下龍子，這在帝王之家是最不幸的了。孫貴妃謀取宮女之子為自己的兒子，即英宗朱祁鎮，之後孫貴妃更得幸眷寵，宣宗遂於宣德三年（1428年）廢胡皇後，冊孫貴妃為後。

孫貴妃父親孫主簿，名孫忠，為鄒平人（今山東鄒平），在永城縣任主簿時，與張太後的母親彭城伯夫人相識，見孫忠的女兒長相不同凡響，讓張太後召之進宮，時年尚幼，則由張太後親自撫養。宣宗完婚時，也由張太後做主選為嬪位，又封為貴妃。按情理說，張太後與孫貴妃之間的關系要親於胡皇後，可宣宗之前，明代尚無廢後之事，這等於違了祖例。張太後知道後，非常氣憤，責問宣宗：“胡皇後是當年懿旨指名冊立，既未失德，何以妄行廢立？”宣宗早命輔臣商議舉過失廢之，實在是無什麽失德之處，但宣宗決心已定，故答稱：“皇後身有奇疾，不能生育。”如照此布告天下，豈不有損於一代有德聖君的形象，後楊士奇不得已，建議讓胡皇後辭讓。胡皇後被廢，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張太後看已成事實，只能自責教子無方，她很同情胡氏無過被廢，時常召胡氏到自己住處清寧宮居留，內廷朝宴時的規格仍以皇後等級奉侍，且居孫皇後之上。胡氏無比感激太後的恩德，張太後去世，她悲慟欲絕，第二年就隨太後而去。

公元1435年正月初十，新天子朱祁鎮就是明代第六位皇帝英宗即位，改明年為正統元年。

英宗是明代第一個少年天子，當務之急是培養教育問題。張太皇太後為使小皇帝不忘祖輩立業之艱辛，請出祖訓來，讓英宗每天五鼓時，就披衣起身，由司禮監頂著祖訓來宮門前跪誦，英宗在床上跪聽，完畢再離床梳洗，然後乘輦臨朝。實際上這個規例在宣宗時已經廢除。英宗年小嗣位，讓他自幼培養勤政之良風是大有必要的。

明代初期的幾任皇帝，即位後接受正式教育的形式是開“經筵”。那時，沒有固定場所和明確日期，不十分認真對待。英宗的教育則不同，它包括最起碼的啟蒙教化，稍一疏忽，將誤其終生。正統元年，“三楊”上疏，請求太皇太後早開“經筵”擇老成重厚、識大體之人供侍講之職，太皇太後欣然讚同，令禮部尚書胡濙議定經筵註儀。二月，在英國公張輔和三楊主持下，經筵正式開始。按照註儀，每隔十天以每月之初二、十二、二十二、三日為講期，皇帝要在早朝之後前往文華殿，聽翰林講官授四書五經及歷史，一些重要朝臣也前去參加。經筵之外，還有日講，日講不像經筵那樣禮儀繁瑣，但要求皇帝反覆誦讀規定的功課十數遍之多，故英宗登基後的最初幾年裏，他的主要任務是接受教育，履行皇帝必須躬行的各項禮儀。至於朝廷大事，則由太皇太後撫帝聽政，三楊、胡濙等輔政。他們繼承仁、宣之業，尚保海內之富庶，朝野之清明。可歲月不饒人，轉眼張太皇太後與三楊步入古稀之齡，體衰力竭，已無太多的精力參預朝政了，隨之危機也逐步來臨。

英宗當太子時，有個名叫王振的太監在東宮伴他讀書，即位後，他便把王振提為司禮監太監。

本來，太祖初年曾制法度，嚴禁宦官預政。不許內臣讀書識字。成祖時，“靖難之役”得宦官協助，即位後授以軍權，宣宗時又設內書室，選小宦官讀書其中，從此宦官通文墨，司禮監成為二十四衙門之首，司禮監秉筆太監則享有“批紅”的權力，代替皇帝批答數量繁多的奏章，不過成祖和宣宗對太監的管制還是很嚴厲的，若有犯法，則置之重典。英宗幼年即位，宦官恃寵，王振又掌握了這樣重要的機構，便利了他逞奸竊權。

王振原為一名儒士，後凈身入宮，為英宗啟蒙老師，王振為人狡黠，善於觀顏察色，迎和皇帝的旨意。他小心翼翼、謙恭自守，以聖賢之道教導約束太子，蒙騙了許多朝內大臣，得到宣宗與三楊的賞識，皆認為王振忠誠可倚。英宗年幼，不辨忠奸，竟視王振為“忠臣”，寵信有加，稱他為“先生”，而不直呼姓名。只有張太皇太後察覺到此人掩藏著不可告人之權謀野心。

一天，太皇太後命王振偕文武大臣在朝陽門外閱兵，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與王振私交甚密，王振竟欺上瞞下，謊報紀廣為騎射第一，並越級提拔他為指揮僉事。有第一次，就有再二、再三……漸漸地，王振有些放肆了，太皇太後命他到內閣問事，有幾次楊士奇尚未決斷，王振便自作主張，楊士奇忍無可忍，一連三日不上朝。太皇太後知道後甚為惱怒，立即命皇帝、五大臣便殿見太皇太後。

太皇太後於便殿正面坐下，英宗立其旁，“三楊”、張輔、胡濙五大臣稍立下，太皇太後諭言：“卿等老臣，嗣君幼，感謝你們同心協力，共安社稷。”五大臣誠慌誠恐連謝太皇太後恩典，轉過來再對英宗說：“此五大臣都是先帝重用俾輔後君之人，是歷經幾朝的重臣，希望皇帝以後所有政策法度必須與他們商議，若非五人讚同便不可實行。”頃刻，又厲聲令召宦官王振，怒責：“你侍奉皇帝飲食起居，不按規矩，應當賜死。”話言剛落，只見幾個武裝的女官應聲而出，遂把刀架在王振的脖子上，王振一驚，嚇得直打哆嗦，連呼：饒命，饒命！這時，英宗和五大臣皆跪下為他求情。太皇太後才改變顏色說：“皇帝年少，豈不知此輩自古禍人國家，今天我看在皇帝和諸大臣的面上就饒他一命。但是，要記住以後不許再幹預國事。”此後，每隔幾天，太皇太後都要派人到內閣查問，了解王振有沒有不通過內閣擅自作主張的事，一旦發現即加痛責。王振畏懼太皇太後的威勢，自此稍收斂了一些。有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難易。王振位居高職，大權在握，日益坐大。正統七年，張太後病故，“三楊”中，楊士奇也於次年病逝，楊榮更早已亡故，僅楊溥在朝，還年老多病，少聞朝事，王振便肆無忌憚，為所欲為，他明目張膽摘去宮門上的那塊“禁止宦官幹預政事”的鐵牌，排斥異己，陷害忠良。英宗對此仍執迷不悟，寵眷如初，形成明代歷史上第一次宦官專權局面，使明朝繼仁宣開明盛世之後，陡然轉向衰敗。清代的乾隆皇帝曾感嘆萬分，他認為太皇太後既然當著諸大臣的面，數次責斥王振，且以刀刃加王振脖頸，不能說沒有必殺之心。時五大臣尚能因勢而讚成，則殺王振易如反掌。可五大臣不但不願揭露其惡行，反而為王振長跪求情……這不能埋怨太皇太後之優柔寡斷。（《禦批通鑑輯覽》）乾隆不可避免地站在統治階級利益上大發感慨，可如果從整個明朝歷史發展的前景看，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公元1442年，太後重病在身，仍然關心國家大事。她曾召內閣大臣來到榻前，詢問朝中還有哪些急事要辦。大臣楊士奇伏身榻前奏道：“尚有三件急事待處。”當楊士奇第三件事將要說出之際，太後即窒息謝世了，終年約65歲。謚為“誠孝昭皇後”，葬於獻陵（為明仁宗朱高熾和張皇後的陵墓，在今北京市昌平縣天壽山西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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