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到了趙曙一邊，異口同聲地替趙曙辯解，仿佛母子間的矛盾倒成了曹氏氣量狹小不能容人造成的，在他們看來，既然趙曙有病，無論他怎樣無禮，都是可以原諒的，而曹氏除了一忍再忍，不應有別的什麽選擇。這種態度雖然使曹氏更加憤憤不平，但也使她清醒地意識到，在朝臣們強大的保皇勢力面前，她沒有能力、也沒有膽量冒天下之大不韙，她所能做的只是抹眼淌淚地發發牢騷，排遣一下心中的郁悶煩惱而已，對趙曙是半個指頭也不能動一下的。滿腹的委屈同樣也郁積在趙曙心中，當韓琦等人來看望他時，他二話不說，劈頭就是一句：“太後待我無恩。”韓琦真不愧是職掌調合百味的鹽梅宰相，這時立場又反了過來，從容答道：“自古以來，聖明帝王很多，但獨稱舜為大孝，難道其餘帝王都是不孝的嗎？若父母慈愛而子孫孝敬，此乃常事，不足道，只有在父母不慈愛的情況下，做子孫的仍不失孝敬，才真正值得稱讚，只怕陛下對太後或許有事奉不周之處，天下父母豈有不慈愛的！”趙曙不吭聲了，從此之後人們再也沒有聽見他公開說過曹氏的壞話。

曹氏與趙曙之間，盡管這時已不再像以往那樣公開地互相責難了，但內心的芥蒂依然遠遠沒有解開。趙曙在七月初就已基本痊愈，並開始每天臨朝坐殿聽取中書、樞密奏事。照理說，皇帝恢覆了治國的能力。太後就沒有必要繼續垂簾聽政了，可是曹氏一直不肯還政引退。如果說，她當初答應垂簾主要是迫於客觀條件，不得已而為之的話，那麽這時她賴著不肯還政則主要是因為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對趙曙不放心的緣故。她對趙曙越不放心，就越不肯放棄手中的權力，而她越不放權，趙曙對她就越是反感，兩人的關系一旦陷入了這樣一個怪圈，不但沒有和解的希望，反而埋藏著進一步惡化的危險。為了打破這個怪圈，老謀深算的韓琦親手布下了兩個圈套。

公元1064年，即治平元年四月初，代理禦史中丞王疇上了一道奏疏，說今春以來，幹旱少雨，麥田枯焦，建議趙曙以真宗為榜樣，親自前往寺觀祈雨。韓琦等人立即隨聲附和，齊說應該。趙曙說：“還應與太後商議。”韓琦稟報曹氏，曹氏說：“官家大病初愈，恐怕不宜出宮。”韓琦說：“皇上已經答應出去了。”曹氏說：“素色的儀仗尚未準備就緒，再過些日子吧。”韓琦說：“這是小事，並不難辦。”於是下令有司選擇出行日期。過了十幾天，仍不見動靜，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催促，說：“皇上要出宮祈雨之事，早已流聞四方，但至今未見成行，眾論狐疑，不知又發生了什麽變故。王者四海為家，為民父母，何必拘泥繁文，選擇時日，忘萬民朝夕之急？”曹氏沒有理由再加阻攔，只得放行。趙曙遂出宮祈雨於相國天清寺、醋泉觀。韓琦等人之所以抓住祈雨這件事大作文章，並不在於皇帝能否真正求下雨來，而是有其深意的，因為這樣一則可以向朝廷內外顯示趙曙已完全痊愈，恢覆了治國的能力；二則可以巧妙地把玉璽收回到趙曙手上。玉璽是最高權威的象征，誰掌握玉璽誰就擁有最終決策的大權。宋朝規矩，若皇太後垂簾聽政，那麽符寶玉璽必須歸皇太後收藏，皇帝只有在外出行軍時，玉璽才可以隨駕，回來後仍得交還太後。趙曙出外祈雨，順理成章地把玉璽拿到了手上，回宮後卻不肯交還。他一旦控制了玉璽，也就標志著擁有了發號施令的唯一合法權威，對於曹氏的意見，聽與不聽皆可隨心所欲，曹氏的最終決策之權實際上已被他奪回。這是至關重要的一步。

趙曙親政的關鍵一步順利成功，韓琦緊接著布下了第二個圈套，這次的獵物便輪到曹氏了。此時趙曙雖早已禦前殿視朝聽政，但兩府大臣仍像往常一樣每天退朝後，到內東門小殿再向曹氏覆奏。五月戊申早朝時，韓琦一下子向趙曙奏報了十餘件事，趙曙裁決如流，悉皆允當。退朝後，韓琦對曾公亮等人說：“仁宗安葬完畢時，我就該求退，只因皇上禦體未平，所以才遷延至今，現今皇上聽斷已如此不倦，誠乃天下大幸，我準備先稟明太後，請求安置一處地方，告老求退了。希望能得到諸公的讚成。”曾公亮等趕忙說：“朝廷怎能沒有您？您千萬別提這樣的請求。”韓琦陰陰地笑了笑。於是一起來到內東門小殿，覆奏趙曙已裁決的十幾件事，曹氏每事都稱善同意。眾人退去後，韓琦單獨留下來，把方才向曾公亮等說的那些話又覆述了一番。曹氏說：“相公怎可求退？老身才真正應該退居深宮呢，每天在此，實在迫不得已，還是容老身先退吧。”韓琦正等著這句話哩！立即眉飛色舞大談起來，說前代馬氏、鄧氏皇後如何如何賢明，尚且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後若能急流勇退，還政覆辟，比馬氏、鄧氏更是強了許多倍，再拜稱賀。接著便抖出了包袱，說臺諫官員也有章疏請求太後還政了，不知太後決定在哪一天撤簾？曹氏這時才明白了韓琦口口聲聲求退的真實意圖，原來是在以退為攻，逼著自己讓位，真是太詭詐啦！但自己話既然說了出去，反悔是不可能了，她強烈地感到被人愚弄了，雖然氣惱卻也無可奈何。

曹氏被迫退居深宮，趙曙正式親政，怪圈打破，避免了兩人關系進一步惡化的危險，趙曙緊接著把曹氏的住所定名為慈壽宮，意思是希望這位慈愛的母後能夠永遠長壽，並且把曹氏的弟弟已官任宣徵北院使、保平節度使的曹佾，加封為同平章事兼中書令，使他享有“使相”這一極其榮耀的官銜。可是長期形成的感情裂痕僅靠這一二個虛名是不能完全彌合的。事實上，趙曙仍對曹氏心存餘恨，就連曹氏所應享受的物質待遇，他都要施加這樣那樣的限制。在此之前，皇太後若需要什麽物品，包括日用器具，只須憑事先加蓋了皇帝禦用之寶的空白文書直接到諸司庫務索要，諸司庫務就會立即供應，過後再由三司覆奏皇帝就可以了。但如今臨到曹氏時，趙曙卻偏偏明文規定，必須首先由曹氏宮中的使臣把她需要的物品項目記錄下來，送到有關諸司庫務，再由這些部門另外書寫榜文奏報皇帝，等到皇帝同意，蓋上禦寶之後，才可供應實物，平白使手續變得繁瑣起來。這條規定雖經司馬光上書反對，但趙曙一直維持不改。事實證明曹氏以往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凡此種種不能不使她更加憤懣心煩。兩人的感情依舊冰凍三尺，碰到一些重大問題時，還會很自然地出現新的裂痕。

趙曙是作為趙禎的過繼兒子被立為皇子的，論理只有趙禎和曹氏才是他的皇父母，而對於他的生父淄安朗王趙允讓，只能按宗族輩分稱皇伯。然而對趙曙來說，真正有感情的還是其親生父母，他認為自己當了皇帝，就該父因子貴，生父不應仍然處在皇伯和王的地位上。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詔令禮官及待制以上的官員討論應如何尊奉淄王。此詔一下，朝廷之上立刻紛爭鼎沸，掀起了一場轟動一時的政治風波。宰執大臣韓琦、歐陽修認為自古無稱父為伯之理，趙允讓應稱“皇考”，持此觀點的人我們可稱之為“皇考派”；司馬光、王珪等人則以“為人後者為人子，不得顧私親”為理由，認為趙允讓只能稱“皇伯”，形成了“皇伯派”。兩派爭論激烈，聲震九重。曹氏聞知，也坐不住了，她想：稱趙允讓為皇考，這不是明擺著要排斥先帝和我獨一無二的地位嗎？果真這樣，那自己更無容身之處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她當即寫了一封手書，痛斥韓琦、歐陽修。太後的懿旨畢竟還是有相當分量的，趙曙迫於壓力，只得宣布暫停討論。

當曹氏與趙曙的關系雪上加霜的時候，曹氏與趙頊之間卻嫌隙盡釋，春風和煦。在受到韓維教訓之後，趙頊就經常到慈壽宮看望曹氏，也許只有在這時，慈愛的微笑才會回到曹氏的臉上。一次，趙頊身著全副盔甲，英姿颯爽來到慈壽宮，問曹氏：“娘娘，我穿這副盔甲好不？”曹氏笑著說：“你穿戎裝確實好看，可是，假若連你都要披掛上陣，那國家豈不危險了嗎？”趙頊乖乖地把盔甲脫下，祖孫倆又有說有笑談起了別的。

公元1067年，即治平四年正月初八日，趙曙因病逝世，20歲的趙頊繼位，是為神宗。孫兒當皇帝，曹氏得到的不僅僅是地位更加崇高，更重要的是心境出現了根本性的好轉。初十日，她被尊為太皇太後，居住的慈壽宮也改名為慶壽宮。趙頊仿佛是在用自己的溫情去彌補父親的冷漠似的，對待曹氏極其孝敬，凡是能讓曹氏愉悅的事，他無所不做。曹氏對趙頊的慈愛也是無微不至，有時趙頊退朝稍晚，她都要站在寢宮門外等候，甚至親手端飯給趙頊吃。有一年清明節，趙頊陪曹氏閑聊，偶爾說起好像無人能制做珠子鞍轡了。趙頊雖是言者無意，曹氏卻銘記在心，不幾天就私下令人繪成圖樣，從內庫中要來一副玉飾鞍轡送到後苑加工，裝飾上珠璣，送給了趙頊。趙頊非常感動，立即喚人牽來心愛的坐騎小烏馬，在福寧殿前親試。為了答謝曹氏，他親手設計了一乘小轎，制做得極其精致小巧，通體用珠玉黃金裝飾，進呈給曹氏說：“娘娘試乘此小轎，去涼殿散心。”

於是載著曹氏前往涼殿，他與高太後步行著攙扶左右，曹氏下轎後，感慨萬千，動情地說：“官家、太後親自扶輦，當初我在曹家做女兒時，哪敢想到會有今天的盛事！”滿面春風，心裏比炎熱的天氣還要溫暖。她去世後，大臣王存獻的挽詞中說的“珠镕錫禦恩猶在，玉輦空扶事已空”，就是指的這兩件事。

按照宋朝傳統的禮制，外戚家的男子是不能進內宮謁見太後或者皇後的，隨著曹氏年事日高，她的弟弟曹佾也成了老人，趙頊多次提出讓曹佾進宮與曹氏敘敘親情，曹氏都不肯答應。一天，曹佾向趙頊奏事，趙頊又提出這一要求，曹氏才勉強應允，趙頊便領著曹佾來到了慶壽宮。陪著坐了一會兒，寒暄幾句，趙頊想讓他姐弟倆單獨在一塊好好聊聊，便先站起身來，曹氏卻對曹佾說：“這不是你應該逗留的地方。”忙不疊地把他打發出去。曹氏這樣做並不是不念弟弟的親情，而是不想讓自己破壞祖宗確立的任何一項規矩。正由於她始終抱定“祖宗之法不可輕改”的政治信條，也就決定了她對趙頊的所作所為並不是事事都滿意、時時都愉悅的。

年輕的趙頊在渴望改革方面比父親趙曙氣性更急，當皇子時，他就多次與老師韓維等人談論天下大事和變法圖強、改變國家貧弱不振局面的抱負，即位不久就著手裁減宗室冗費，開始了局部的改革，熙寧二年（1069年）任命享有盛名的變法派大臣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翌年升為宰相。在熙寧二年至元豐八年（1085年）這16年間，趙頊和王安石對財政、經濟、軍事和官僚機構諸方面，進行了全面的整頓和改革，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與歷史上的所有改革一樣，這次變法也不是一帆風順而是在驚濤駭浪沖擊下進行的。自改革之日起，主張和支持變法者形成了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史冊上稱之為“新黨”；反對改革者則結合成反變法派，亦即史冊上所謂的“舊黨”。在熙寧二年至九年（1076年）王安石主持變法期間，新舊兩黨圍繞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等，先後掀起了兩次鬥爭浪潮，變法派雖然勉強擋住了反對派的猛烈進攻，維持了改革的繼續進行，但力量卻遭到嚴重削弱，使得王安石兩次被罷相，最終離開了朝廷。而每次驚心動魄的鬥爭浪潮中，無不閃現曹氏的身影。

對於變法，曹氏早就打心眼裏不讚成，但或許一則由於趙頊待她孝敬備至，使她不忍心輕易撕破兩人間的脈脈溫情；二則由於對以往的不幸經歷記憶猶新，創傷未覆，擔心在新的一輪政治鬥爭中再次遭到朝臣的暗算，所以在變法開始的幾年裏，她並沒有將不讚成的態度公開表露出來。然而曹氏終歸是曹氏，敢做敢為、勇於諫諍的性格，決定了她是不會對身邊發生的劇變漠然處之、不聞不問的。當變法的深入開展激起了舊黨們愈益激烈的反對的時候，特別是變法觸犯了與她保持千絲萬縷聯系的豪強和貴族世家們的切身利益的時候，她便本能地卷入了鬥爭的漩渦，扮演了興風作浪、推波助瀾的角色。

公元1071年，即熙寧四年九月，朝廷舉行祭祀明堂大典。這種活動舊例是要實行大赦的，前幾天，趙頊與趙顥來見曹氏，曹氏說：“天氣晴和，在這樣的好日子裏舉行典禮，真是大慶。”趙頊說：“確實。”曹氏突然話題一轉說：“我當年若聽說民間有什麽疾苦，必定告訴仁宗，仁宗常乘大赦之機落實，今天也應該這樣。”趙頊說：“現在民間倒沒有什麽疾苦。”曹氏說：“怎麽沒有？我就聽說百姓苦於青苗、助役錢，何不趁大赦之際罷去？”趙頊回答：“這是為了利民，不是困苦他們。”曹氏不甘心，又把矛頭指向了王安石，企圖采取釜底抽薪的辦法達到廢除新法的目的，便說：“王安石誠然有才學，但怨恨他的人很多，官家若真想保全他，不如暫時把他放為外任，可以過兩年再召回來嘛。”趙頊說：“群臣之中，只有王安石能挺身為國，這樣的人十分難得，怎好趕他出朝？”趙顥從旁插話：“太皇太後說的都是至理名言，陛下不可不思。”方才與曹氏應答之間，趙頊就已寸步不讓，只因礙於情面，不好過分頂撞曹氏，眼下弟弟又來幫腔，他便再也憋不住了，向著趙顥勃然怒道：“難道是我壞了天下嗎？你來管吧！”趙顥嚇得眼淚都流了出來，委屈地說：“何至於這樣說呢？”曹氏碰了一鼻子灰，更是滿臉的不自在，三個人不歡而散。

新黨在第一個回合的鬥爭中取得勝利之後，在商業領域裏實行了市易法，即由政府出資在汴京等城市設置市易司，大量收儲各種滯銷貨物，待市場短缺時賒銷給商人販賣，一年後加息二分收回貸款。同時，取消首都汴京原先實行的宮廷及官府所需物品、人工都向各工商業行戶勒派的辦法，改為工商業行戶根據獲利多少按月或按季繳納“免行錢”，免除他們對官府的供應。市易法、免行法不僅限制了大商人操縱物價壟斷市場，剝奪了官府、宦官恣意勒索的特權，而且觸犯了與曹氏等人有特殊關系的兩個大人物——趙頊向皇後之父向經、曹氏弟弟曹佾的利益。向經一直控制著一批行戶，向他無償供應各種物品，實施免行法後，向經無法從中漁利了，竟厚著臉皮寫信訓斥市易司。曹佾家修建房屋，所需木料也直接向商人索要，分文不給。曹氏慶壽宮的宦官為了挑起事端，居然無中生有地以曹佾家仆人的名義偽造了一份狀文，誣告市易司強買曹佾早已定購的木料。於是，在與大商人有密切聯系的官僚士大夫向變法發起新的進攻的同時，向經、曹佾等人的怨言也在宦官們添油加醋之後傳進了曹氏及高太後、向皇後的耳朵，更激起了她們對變法的憎恨。宮內宮外反對勢力聯合掀起的第二次鬥爭浪潮，也就顯得尤為洶湧澎湃。曹氏和高太後甚至對著趙頊抹眼淌淚，說王安石變亂天下，河北等地的大旱已使百姓流離，喪失民心，市易法的實施更使京城民怨沸騰，可能會釀成暴亂。面對母後的眼淚，趙頊仿徨不安，大大動搖了，不幾天王安石就被解除了宰相職務。

此後，雖然王安石一度恢覆了相位，新法的基本面也得以維持，但由於趙頊對變法的態度已越來越不如當初堅決，對曹氏的反對意見便開始覺得順耳了。趙頊曾有意發動一場恢覆燕薊故土的戰爭，在與大臣商議之後，又到慶壽宮向曹氏稟報。曹氏問：“糧草、犒餉準備好了嗎？兵馬士卒訓練精了嗎？”趙頊說：“都已布署下去了。”曹氏說：“事關重大，可要慎重考慮。那點疆土，收回來，得到的不過是舉朝慶賀而已；萬一失利，則關系到生靈江山的存亡。切不可輕舉妄動。果真可行，那太祖、太宗早就收覆了，何須等到今天？”趙頊說了句：“敢不受教！”立即取消了開戰的計劃。

政治上的矛盾漸趨緩和，祖孫二人的感情也愈益親密。元豐元年（1078年）正月，年逾花甲的曹氏患上了牙病，牙床鼓得老高，半邊臉龐也腫了許多，根本無法進食。趙頊十分焦急，詔令天下各地訪求牙科名醫進京治療。閏正月十五，為了讓曹氏高興，還特地命令再次在宮中搭設露臺張燈結彩，過第二個元宵節。曹氏心裏歡喜，放開量連飲了數杯。

轉眼到了公元1079年初秋，清爽的西風剛剛開始驅散蒸騰的暑氣，曹氏卻添上了一種稱作“水疾”的新病。年邁的病體更需要靜心調治，然而朝廷上新近發生的一樁案件，卻使她無論如何也靜不下心來。

熙寧九年十月，王安石再度罷相後，圍繞變法在統治集團內部進行的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逐漸演變成了排斥異己相互傾軋的權力鬥爭。元豐二年四月，擔任湖州（今浙江吳興）知州的蘇軾，在一道謝表中對時政發了兩句牢騷，立即招致了部分朝官的彈劾，禦史中丞李定說他包藏禍心，謗訕皇上。監察禦史裏行舒亶則從蘇軾詩詞中摘抄出只言片語，說朝廷每行一項新法，他都寫詩惡毒攻擊，實行青苗法，蘇軾說“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以明法課試群吏，就說“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興修水利，他說“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嚴禁私鹽，他說“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認為蘇軾愚弄朝廷，還把詩詞鏤版刻石，傳播中外，造成很壞影響，應該開刀問斬，以謝天下。趙頊遂命禦史臺派人把蘇軾拘捕入京審問。禦史們來勢洶洶，蘇軾嚇得幾次想自殺，許多大臣也都以為他必死無疑了。享有天下奇才盛名的大文豪，只因發了兩句牢騷，寫了幾首詩詞就被逮捕下獄，眼看要殺，這可是自古以來少有的大冤案，頓時在朝廷上激起了軒然大波。正直朝臣紛紛營救，就連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書說：“哪有盛世而殺才士的？”曹氏聞知，更是萬分焦慮，顧不上老病交加，支撐著找到趙頊說：“我記得當年仁宗皇帝錄取蘇軾兄弟為進士時，曾高興地說：‘我為子孫找到了兩個宰相。’現在卻聽說蘇軾因作詩被逮下獄，會不會是仇人中傷他呢？即使他寫詩真的有罪，其罪過也大不到那裏去。文人詠詩，本是常情，若一定毛舉細故羅織成罪，也不是愛惜人才之道，我已病成這個樣子，不能再因冤濫不慎，有傷中和，你應深思詳察才是。”趙頊聽罷，感動得流下了眼淚。最後，判蘇軾免於死罪，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

蘇軾之案終於得到緩解，而曹氏的病情卻日漸加重。十月初開始，趙頊就停止上朝視事，每天都在慶壽宮伺候曹氏，晚上就睡在那裏，10多天衣不解帶。還派宰相祈禱天地、宗廟、社稷，減天下囚犯死罪等。大做善事，以回天意。至於醫治更是不遺餘力。然而這一切都沒能發揮作用，十月二十日，曹氏去世，終年64歲。次年二月葬於永昭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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