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打後，宇成哥基本上恢覆了原狀，正如媽媽所說的，那道彎轉過去，便一如往常了。他抽煙的量少了，不再酗酒，告別了低靡，雖算不上精神抖擻，卻是正常，對我不再躲避，這就足夠了。至於一些殘留的男女感情，逗留在他心裏一道隱形的情感創口，有待時間去消磨去愈合。

未做好醜媳婦見婆媳的準備，閑得無聊之際，打電話跟蘇亞妹聊天，欣喜地告訴她，我宇成哥明確地聲明，他絕不可能是世俗與偏見的奴隸，更不會是第二個安琪·克萊爾。

“放膽子下手吧，我的好姐妹。”我說。

蘇亞妹一段時間保持沈默，我在電話一端餵了半天，她若再不說話，我可不會為了等她而讓時間白白流逝，花去沒有意義的話費。

“親愛的，聽到你這麽說，我真的真的非常高興，我喜極而泣了，哽咽得說不出話來。可是，哽咽過去，考慮到我現在的狀況，我實在沒法將我的興奮表現出來，憤怒的激動把我整個人都覆蓋住了，你不打電話來，我也會打電話去，我需要與其說傾訴，毋寧說抱怨，抱怨這令人沮喪的工作。”

我回D市之前，已經知道蘇亞妹有去打暑假工的打算，我當初建議她去我宇成哥的廠裏工作，一方面可以聯絡她和我哥的感情，一方面我有個消遣無聊的伴兒。蘇亞妹當時也十分樂意，可是，建議提出之後，電話咨詢宇成哥，卻得知他所在工廠今年不招暑假工，我倆深受打擊。

蘇亞妹不得已找上了勞務派遣公司，納了介紹費，勞務派遣公司為她在E市市郊一家食品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原本說好是坐辦公室的，職位是文員，以實習生的身份進去，誰知，去到公司才知道，不是坐辦公室，充其量是寄生於辦公室，職位不是文員，而是一個打雜的，專門為在辦公室裏工作的人員跑腿，斟茶遞水，沖咖啡，打印文件，整理文件，配送文件，包攬所有雜活。

“並不比清掃廁所的阿姨好很多，在這裏，我發現了我的另外一個天賦，跑得快，趕得及，耐得勞。以後失業，說不定能找個送快遞的差事頂替頂替。”蘇亞妹自嘲。

事實上，蘇亞妹生氣的真正原因不在於工作的辛苦與乏味，再辛苦再乏味，對於她——這個從大山裏走出來的農村姑娘來說，遠遠不比在烈日下、風雨中，幹農活來得勞苦來得艱辛，不在於勞資待遇，因為那家公司所給的待遇還過得去。促使她生氣並怒不可遏的真正原因，當屬那家收人錢財說大話的勞務派遣公司，沒有什麽比欺騙來得更教人痛心疾首的。

“事實已經形成，不可改寫，當是花錢買個教訓，吃一點長一智，以後多加註意便好。所謂，吃虧吃得早，以後路好走。”我安慰她，壓抑住被她激起來的同仇敵愾的私人感情。

電話粥不能經常煲，不然，話費一天之中完全可能透支。

無聊之際，沒有電話的解悶，無處消遣，邂逅了一回離開了一年多的母校，雖然家距K中學不遠，偶爾也會回家一趟——回家的次數最多的，當屬剛剛結束的第二學期——沒有一次想到過要重游母校，尋找當年那個為高考而努力拼搏鬥、志昂然的自己，尋覓那些業已成為回憶的學生年代。

我趁周末，學校對外開放的時段溜了進去，游覽了熟悉的圖書館以及曾經上過課的教室，徘徊在亭臺樓閣之間，漫步於湖畔，唯一的感慨便是時間的飛逝，景依舊是原來的景，人已經不再是原來的人了。此情此景，添加了時間的效用，不免叫人傷感。

我以為我可以像現代浪漫詩人徐志摩的《再別康橋》中寫的那樣：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其實不然，當我準備要離開的時候，在林蔭道口碰見任了我高中三年班主任的高老師，他剛從外頭辦事回來，一眼便認出了我。

他盛情邀請我去家裏做客，我不好推脫，去了。

高老師頭發花白，熱情卻不減當年，如今擔任高一某班的班主任。高老師的妻子到女兒那住去了，家裏只他一個人。他如以往一樣健談，侃侃談起了當年帶我們時的那些個快樂中苦澀並存的教書日子，談到了成績超群的韋卓越，談到了調皮搗蛋的歐陽樂天，談到了花季早逝的林美英，這時，高老師的熱情減淡了，取而代之的是悲傷與不勝惋惜，我也好過不到哪裏去。

重遇之際，留給雙方的理應是喜而不該有悲，高老師很快跳了過去，然後又一一談到了班上別的同學，最後談到了我。因為我就在面前，所以談話並不著急涉及到我。

高老師詢問我大學的生活，詢問我的學習，我一一簡明扼要地說了。

當他得知我退學時，震驚之程度莫輸於任何一個得知自己引以為傲的學生無緣無故退學的老師的震驚。

我沒有說出我退學的理由，以不想讀為借口搪塞過去了。

其實，連我自己也說不個所以然，我感覺我去教務處辦理退學手續時，頭腦兀自糊裏糊塗的，整個人處於一種虛空的狀態，是因為舍不得，還是因為我這麽做並不見得是對的，不得而知。

高老師扼手嘆惋，垂首頓足，大為悲傷，不厭其煩地做我的思想工作，他可不想他學生的大好前途在意氣用事中大毀，不想以後為自己得知學生自毀前程而不加以勸阻遺憾終身。

“心青，不要那麽死腦筋，”最後，他無奈地說，神情沮喪，為自己沒能讓學生回心轉意深受挫敗，“是不是因為經濟問題，如果是，你大可不必擔心，高老師我雖不富有，資助我的學生上大學還是沒問題的。”

我怎麽能接受，感動之餘，深深地體味到高老師身為一名人民教師的良苦用心及偉大。

他曾經也是昊宸堯的班主任，他在自己的崗位上默默地履行著自己肩負的職責，栽培了一屆又一屆學生，學生們到最後離開學校，各奔東西，只有他依然堅守在那一米寬的講臺上將知識的種子撥給下一屆的學生。

似乎扯遠了。

我跟高老師說，不是經濟上的問題，是我自己的問題，心態變了，十匹馬也拉不回來。

高老師只能唉聲嘆氣，必是被我傷透了心，這不是我所希望的。

對於結婚一事，我閉口不談，覺得沒那個必要，假如我談了，高老師絕對肯定這會是我退學的唯一理由，而且是極其荒謬、愚蠢、欠缺思考的理由。

有時候，我在想，倘若他知道我要結婚的對象就是八年前他教過的且記憶尤深的——高老師對每一屆的優秀生無不記憶深刻——高材生昊宸堯，他會是什麽反應呢？一乍一驚，像初聽我跟他說退學一事的反應一樣？喜悅並祝福？責備或窺勸？想也徒勞，因為他是不會知道的。

談到用餐時間，高老師欲留我吃晚飯，我婉言回拒了，因為我也要回家升起炊煙。

臨走之時，高老師不忘語重心長的問上一句:“心青，你真真想清楚了？”帶著希冀，希冀我回心轉意。

我輕輕點了點頭，摻和著不確定的肯定，心裏不是滋味。

我悄悄地來，卻無法悄悄的走，高老師的一席話，伴隨著話語表現出來的神態舉動，驚擾了我，久久盤旋於腦海，揮之不去，我搞不清楚方向了。

一連幾天，媽媽追問昊宸堯的情況，詢問男方那頭持什麽態度，她亟不可待地盼望我們倆趕緊結婚，誠如她所說的:“越快越好，塵埃落定方可無患。”。

她憂心忡忡地問我，我和昊宸堯之間是不是發生了什麽事，我回來這麽久，其實不過一個星期，怎不見我們兩個通過電話，“吵架了？鬧別扭了？不會是分手了？！”，她杞人憂天罷了。

她一個勁兒催促我給昊宸堯打電話，吵架也好，鬧別扭也好，分手也好，打電話過去，真誠道歉，主動要求覆合。

“不然，我可不會輕易原諒你。”她說，為了一個昊宸堯，給她閨女放狠話來。

“媽，不過是你的渾猜罷了，我們倆好著哩。”我無奈解釋。

應是我害怕接到昊宸堯打來的電話，媽媽卻催我主動打電話給他，我還沒準備好。對於還沒準備好的我來說，媽媽的催促無不是將我往火堆裏推。

我和昊宸堯說好的，事情來的太突然，也顯得太倉促，我需要時間調理，需要時間做好心理準備以保證萬無一失，他答應我絕不叨擾我，等我覺得自己準備好了便給他打電話，這是我和他之間的約定。

我與媽說了，媽開心得幾乎手舞足蹈。

“這叫醜媳婦兒見公婆，心裏沒底，七上八下，常有的事，常有的事，是該好好準備準備。”媽媽興奮地說。

聽了媽的話，一旁的宇成哥不高興了，他道:“如果他們嫌青兒醜，讓他們找別個去！”

我和媽媽均蹙起了眉頭，那不過是一句慣常用語而已，沒有其他的意思。

“你見過比你妹妹更漂亮的姑娘？你將來娶的媳婦兒也要自愧弗如。”媽媽得意地說。

“媽，你說什麽呢。”我漲紅了臉，瞥一眼宇成哥，宇成哥同樣漲紅了臉。

那是風和日麗的一天，我和昊宸堯去民政領了結婚證，當看到結婚證的那一刻，我的心情是極其覆雜的，總感覺什麽東西有了著落，又總感覺有什麽東西被束縛了，還攙和著一種對未來的後怕。

幸福來得太快，不是意味著失去得也快？我想，也許，我的憂患意識過於濃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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