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明宰相與糊塗天子】

李泌的離世是德宗的損失，更是帝國的莫大損失。

不過，德宗是幸運的。因為上天除了李泌之外，還給他準備了另一位賢明的宰相。

他就是陸贄。

早在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也就是德宗流亡奉天期間，陸贄就以一個普通翰林學士的身份擔起了一個宰相的職責。當時，朝廷的許多大政方針都出自陸贄的籌劃，德宗也對他言聽計從，《罪己詔》的頒布即是其中典型一例。

所以，當時的陸贄普遍被人譽為“內相”。

但是，諸藩之亂平定後，德宗卻有意無意地疏遠了陸贄。

因為陸贄為人率直，言辭總是過於激切，經常讓德宗很不爽。每次陸贄進言，德宗都會感到寶貴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此外，一幫嫉賢妒能的朝臣也時常在天子耳邊嚶嚶嗡嗡，編排陸贄的不是。因此，即便陸贄德才兼備、人望頗高，卻始終與宰相之位無緣。

李泌去世後，戶部侍郎竇參、太常卿董晉繼任宰相。竇參為人剛愎自用，凡事獨斷專行，而董晉卻是個唯唯諾諾的老好人，朝政大權自然都落到了竇參一個人手裏。竇參不僅專權，而且還縱容一幫親信貪汙納賄。德宗屢屢警告，可他卻置若罔聞。德宗忍無可忍，只好在貞元八年（公元792年）四月將其罷黜。

竇參一貶，朝堂上就只剩下董晉這個形同虛設的宰相了。要想讓帝國朝政盡快回到正軌，清除竇參留下的惡劣影響，就必須物色一個剛正賢明、德高望重的人來當首席宰相。

直到此刻，德宗才想起了與他共過患難的陸贄。

這一年四月，被冷落了十年之久的陸贄終於登上了早該屬於他的宰相之位。

埋藏在心中多年的政治理想和報國熱情終於有了付諸實踐的機會，陸贄自然是全力以赴。就在拜相當月，陸贄便奏請德宗改革中央政府的官員選拔制度，也就是把原來由宰相一手包攬的人事權下放到各個政府機構，由各臺省的長官自行推薦人才擔任下屬官員；但是在任命狀上，要註明推薦人的職務和姓名，以便將來考察被推薦人的政績，從而對推薦人進行相應的獎懲。

陸贄之所以推行這項人事改革，目的就是要避免因宰相權力過度集中而導致任人唯親、專擅朝政、行政效率低下等問題；而讓熟悉本部政務的臺省長官公開推薦下屬官員並承擔相應責任，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做到行政公開化，消除暗箱操作和權力尋租的可能性，盡最大努力做到唯才是舉和量才錄用。

陸贄這麽做，顯然極大地削弱了本來屬於宰相的權力。

而此時此刻，削弱宰相權力就是在削弱他自己的權力。

僅此一點，我們就不難看出陸贄的坦蕩襟懷和無私品格，更不難看出他作為一個執政者的清明理性和廉潔精神。

無論古今中外，要判斷一個執政者（或執政集團）是否合格，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為了維護國家、社會和民眾的利益，這個人（或這個集團）願不願意用權力的右手砍斷權力的左手？或者退一步說，願不願意讓自己手中的權力受到嚴格的制約和監督？

這個要求貌似很高，但是如果我們從現代政治文明的角度來看，這其實只是對執政者最基本的要求。因為，權力的屬性是公有的，從來不是某個人或某個集團的私有財產；無論這個人或這個集團用什麽方式獲得權力，都只是權力的“代理人”，而非“所有者”。

雖然陸贄不懂得現代政治文明，但他本著自己的良知做事，卻在某種程度上暗合了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精神。陸贄之所以願意削弱手中的權力，就是因為他並不把權力視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因此，為了維護朝廷和國家的利益，他當然樂於為權力尋找一種更有效、更合理、更透明、更公正的運作方式。即使這種方式是用自己的右手砍斷左手，即使這麽做傷害了他個人的利益，陸贄也在所不惜。

毫無疑問，這才是一個合格的執政者。

對於陸贄推行上述人事改革的目的，以及陸贄在這件事上表現出的坦蕩和無私，德宗當然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很快就批準了這個改革方案，於這一年五月下詔頒行。

然而，僅僅數日之後，便一再有人跟德宗打小報告，說各臺省長官舉薦的人都是徇私受賄的產物，並不是真正的人才。德宗一聽，趕緊私下告訴陸贄：“自即日起，各臺省官員的任命和調動，都由你自己做主，不要交給各部門長官。”

陸贄聞言，隨即連上三道奏疏。

第一道奏疏說：“本朝自開國以來便有規定，五品以上官員的選拔由宰相合議，六品以下官員由吏部銓選，然後上奏皇帝批準，下詔任命。但後來佞臣當政，廢除了宰相合議制度和公開推舉制度，單獨行使權力，用以撈取個人利益，因此即便是品行才學出眾者，若沒有當時宰相同意，也得不到提拔和任用。這就是一直以來的弊政。”

第二道奏疏說：“自從陛下頒布人事改革詔書，被推薦的人才不過十幾個，評議他們的資歷和人望，並不遜色於同僚；考察他們的德行和才能，也沒有發現什麽汙點和敗績。可是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卻隨口抨擊，誤導皇上的判斷。由此可見，要讓用人制度公正透明何其困難！臣建議，讓那些抨擊者提出具體的指控，何人受賄，何人徇私，然後交給有關部門嚴加審查，判斷虛實。若確有其事，就對推薦人進行懲罰；若純屬誣告，就對誣告者實行反坐法。再者說，宰相不過才幾個人，怎麽可能了解所有的人才？如果所有官員都由宰相親自遴選，宰相勢必也要輾轉向各臺省長官征求意見。如此一來，公開推選就變成了私下舉薦，陽光政務就變成了暗箱操作（易明揚以暗投），任人唯親的現象就會更多，流弊也會越來越嚴重。所以自古以來，只要是實行人事改革，就會觸及很多人的利益，因此不可能不遭到毀謗。”

第三道奏疏說：“今日之宰相，必是往日之臺省長官；今日之臺省長官，必是將來之宰相，只是官職有所變化，做事情的方式不會馬上改變。既然如此，哪有當臺省長官時沒有能力推舉一兩個下屬，一旦居宰相之位，便有能力遴選千百個官員？所以，若要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就要由最高領袖選拔宰輔大臣，宰輔大臣選拔中層官員，中層官員選拔下級官吏——沒有比這種層層負責的辦法更好。總之，選拔人才的時候，接觸面越廣越好；考核他們的能力和績效時，標準則越精細越好。這才是正確的用人之道。”

陸贄這三道奏疏，擺事實講道理，把用人制度方方面面的得失利弊都分析得十分透徹，相信只要是腦袋清醒的皇帝，一定會采納他的建議，把人事制度改革繼續推行下去。

然而，德宗的腦袋並不清醒。

無論陸贄如何苦口婆心、據理力爭，他還是執意追回前詔，罷廢了這項新政。

德宗雖然迫於時勢，不得不提拔陸贄為相，但是心裏還是很不喜歡這個人。在德宗看來，陸贄身上的種種閃光點似乎都太過刺眼了。

就拿“清廉”這個品質來說，按理說是個不折不扣的優點，沒有哪個領導不喜歡自己的手下清廉，可德宗偏偏就是看不慣陸贄的清廉。

貞元九年（公元793年）春，德宗讓人轉告陸贄，說：“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資治通鑒》卷二三四）

你做人太過清廉和謹慎了！各道饋贈的禮物，你一概拒絕，恐怕不通人情，像馬鞭和靴子之類的小東西，就算接受也沒什麽大不了的。

陸贄聞言，頓時哭笑不得。

面對這樣的糊塗天子，他也只能再次不厭其煩地擺事實講道理：“官員接受賄賂，就算只有一尺布，也算犯罪，必須懲處（根據唐朝律法，監守自盜者，一尺布打四十棍；受賄枉法者，一尺布打一百棍）。即便是低級官吏，也要嚴禁受賄，何況是身為百僚之長的宰相，豈可開此方便之門？受賄之門一開，欲望一定膨脹，一開始是馬鞭和靴子，接下來就是黃金和美玉；眼前有種種誘惑，內心又豈能不亂！既然與人私下收受結交，就不能不滿足他的請求，於是涓涓細流匯成江河，江河泛濫遂至成災！再者說，若接受某甲的東西而拒收某乙的東西，則某乙必定會有怨言；若無論何人概不接受，大家便習以為常，又怎麽會對宰相生出猜嫌之心？”

不知道陸贄的這番道理有沒有說服德宗，反正僅從“鼓勵宰相受賄”這一點來看，說德宗是糊塗天子就不算冤枉他。暫且不說大唐的律法對貪汙受賄的懲罰是何等嚴厲，就算沒有這些律法，一個皇帝也應該深深懂得“千裏之堤，毀於蟻穴”的道理。

當年太宗李世民得知一個官員受賄一匹絹，就大發雷霆，打算砍掉那個人的腦袋，沒想到如今的德宗皇帝卻反其道而行之，主動勸說宰相受賄。太宗皇帝倘若地下有知，不知會作何感想？

雖然德宗只是勸宰相收一些馬鞭、靴子之類的小東西，可就像陸贄說的那樣，方便之門一開，誰的欲望不會膨脹？馬鞭、靴子既然“奉旨”可收，黃金美玉憑什麽不能“奉旨”而收？

正所謂窺一斑可知全豹。有德宗李適這樣的天子，大唐帝國重回太平盛世的可能性即便不說是零，恐怕也是微乎其微了。

陸贄很不幸。他懷抱的是輔佐聖主的理想，可遭遇的卻是糊塗天子的現實。在德宗手下當宰相，陸贄註定不可能有什麽作為。

在陸贄前後不到三年的宰相生涯中，大多數針砭時弊的建言獻策都得不到德宗的采納。陸贄的滿腔熱忱和宏大抱負，最終只能化為一摞摞厚厚的奏章堆積在天子的禦案上，旋即又被塞進年深日久、汗牛充棟的宮廷檔案庫裏，等待灰塵的覆蓋和白蟻的蛀蝕。

一直到許多年後，有心人把陸贄的奏稿輯為一冊，命名為《陸宣公奏議》，從而流傳於世，後人才得以從那些發黃的書稿中，窺見一種清明透亮的政治智慧，並且感受到一種超邁高潔的人格力量。

在暗如長夜的貞元年間，在混沌不堪的中唐歷史上，這樣的智慧和人格力量雖然不曾照亮那個時代，但它們所發出的光芒卻足以擦亮後人回望歷史的目光。雖然諫言多數不被采納，但陸贄卻始終不肯放棄原則去迎合皇帝。左右親信勸他不要總是犯顏直諫，而且進諫的言辭也不宜太過尖銳。陸贄淡然一笑，說：“我只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其他的事情在所不計！”

陸贄可以不計較個人得失，可德宗卻不能不計較他的天子尊嚴。

對李適來說，陸贄無異於一面讓人纖毫畢現的鏡子，他總是在這面鏡子前一而再、再而三地照見自己的缺點和醜陋，這就使得皇帝到最後不僅是覺得丟了面子，而甚至於是感到憤怒了。相形之下，時任戶部侍郎、判度支的裴延齡就讓皇帝很有好感，李適跟他在一起總是覺得自在，就像他當年跟盧杞在一起時一樣。

而這個裴延齡，正是盧杞當年在位時引薦的。

【官場鐵律：劣幣驅逐良幣】

常言道名師出高徒，當初的盧杞最善逢迎，如今的裴延齡自然也是精於拍馬。有一次，德宗打算重修京師的神龍寺，需要五十尺長的松木，卻遍尋不獲，結果裴延齡馬上說：“臣最近在同州（今陜西大荔縣）的山谷裏，發現了幾千棵大松樹，高達八十尺！”

德宗很詫異，說：“開元、天寶年間，千方百計在京師附近尋找大型木材，卻一直找不到，為何現在忽然有了呢？”

裴延齡答：“天生珍材，往往要等到聖明天子在位時才會出現，開元、天寶年間，怎麽可能找得到！”言下之意，如今的天子比締造了開元盛世的玄宗還要聖明。

德宗聞言，表面上雖不動聲色，實際上卻渾身酥麻，受用無比。

當然，德宗之所以喜歡裴延齡，不僅是因為他很會說話，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裴延齡很會幫朝廷搞錢，尤其是幫皇帝的小金庫搞錢。

貞元九年七月，剛剛當了一年財政大臣的裴延齡奏稱：“臣自從就任判度支以來，查出天下各州欠繳的賦稅多達八百餘萬緡，此外，已征收各州的交易稅三百萬緡，收繳的各種貢物折合現錢三十萬緡。臣建議，在左藏庫中另行設立一個‘季庫’，對欠繳、耗損和盈餘的賬目每三個月清查一次；另外設立一個‘月庫’，專門管理各種絹帛貢物，並每月核查。”

裴延齡這道奏疏相當於他上任一年來的工作報告，裏頭既發現了前任遺留下的問題，又總結了自己上任以來的工作成績，並且對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合理化建議，看起來確實是個精明能幹的理財高手。德宗看了奏疏後非常滿意，馬上照準。

然而，裴延齡真的是理財高手嗎？

不，他是個冒牌貨。

他所發現的巨額欠稅問題，事實上並不是什麽新聞。歷屆財政大臣都知道這回事，可沒人能把這筆款收上來。因為欠稅的對象均為赤貧或破產的農民，所以這筆巨額欠款早就成了呆賬壞賬（徒存其數）。此事財政部門盡人皆知，可裴延齡卻像發現了新大陸一樣大肆鼓吹，把它當做上任後的一大政績。這件事除了忽悠一下外行人德宗李適之外，只能讓內行人視為笑柄。

再來就是三百萬緡的交易稅。這筆錢其實左手收進來右手就花出去了（給用旋盡），到裴延齡匯報政績時，這筆錢估計已經一文不剩，可他卻還煞有介事地設立什麽“季庫”，好像國庫裏頭的錢多得管理不過來似的。

最後就是管理貢物的所謂“月庫”。這也純屬脫褲子放屁的無聊之舉。因為絹帛貢品本來就是左藏庫中的經常項目（皆左藏正物），何必多此一舉，另立管理部門呢？

很明顯，裴延齡之所以要脫褲子放屁，目的就是“虛張名數以惑上（德宗）”。這就像一個頭發快掉光了的人去拍相親照，為了掩飾謝頂的尷尬，只好先把僅有的頭發梳到左邊拍張左側照，再把頭發全部梳到右邊拍張右側照，這樣不管左看右看就都很帥了，其實他的秀發梳來梳去也就那麽幾根。

裴延齡就是拿著這樣的“相親照”博得了德宗的青睞和寵幸。“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資治通鑒》卷二三四）

裴延齡為了報答德宗的知遇之恩，除了盡力“充實”國庫之外，當然也要盡力充實德宗的小金庫。

可裴延齡實際上是太常博士出身，寫幾篇歌功頌德的文章還算湊合，要說擴大稅源、增收財政，他壓根就一竅不通，怎麽才能讓德宗的腰包鼓起來呢？

很簡單，把國庫的錢挪到天子的腰包裏就行了。

怎麽挪？

當然不能明目張膽地挪，要有恰當的理由和說法。

作為一個擅長挪移大法的“半禿頭”，裴延齡絕不會說右邊的頭發是左邊梳過去的，而會說左邊的頭發非常富餘，反正閑著也是閑著，幹脆梳一些過去給右邊。再說了，就算是三毛，人家理發的時候也能理個“三七開”，即使再掉一根，人家還可以理個“中分”嘛，所以裴延齡頭上的毛雖然不多，但也足夠他左右倒騰了。

貞元十年（公元794年）秋，裴延齡向德宗奏稱：“左藏庫過去管理混亂，財物遺失很多，臣最近清倉核查，重新造冊登記，居然在塵土中找出銀子十三萬兩，另外還有綢緞、布匹等大量雜貨，粗略估算，價值應該一百萬錢有餘。這些錢物本來已經遺失了，現在找出來，當然屬於富餘物資（羨餘），應悉數撥入宮中內庫，專供陛下使用。”

德宗笑了。

看來裴延齡果真是個理財高手！

然而，說左藏庫的塵土裏居然能找出十三萬兩銀子和一百餘萬財物，基本上是無稽之談。換言之，裴延齡這種行為跟明火執仗的搶劫毫無差別！有朝臣忍無可忍，立即上疏抗辯，說：“這些都是正式登記在冊的國家財產，每月都列表呈報，豈能說是‘羨餘’錢物？請皇上即刻派人核查。”

陸贄也提出，應該讓三法司（禦史臺、刑部、大理寺）對此展開調查。可是，德宗會同意覆查嗎？

肯定不會。已經落進口袋裏的錢，哪個傻瓜會把它再吐出來？事情明擺著，雖然德宗不會傻到真相信塵土裏會長出錢來，但他絕不可能去追查真相。

因為真相對他沒好處。

裴延齡很清楚這一點，所以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炮制這樣一個彌天大謊。

其實，早在幾年前，當德宗準備起用裴延齡為財政大臣的時候，陸贄就曾指斥裴延齡為“誕妄小人”，堅決反對，可德宗卻充耳不聞，執意任命了裴延齡。

現在，滿朝文武雖然也都知道裴延齡是個小人，但大夥更清楚他是天子跟前的紅人，所以幾乎沒人敢去惹他。只有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等少數幾個大臣，因職務關系經常跟裴延齡打交道，很清楚他玩的那些貓膩，因而時常向德宗舉報。

然而，張滂等人也只是私下舉報而已，從不敢公開彈劾。滿朝文武中，唯一一個屢屢上疏彈劾裴延齡的人，就只有陸贄了。

貞元十年十一月，陸贄連續上疏，歷數裴延齡的罪惡，痛斥其為奸詐小人，同時還把矛頭直指德宗。他說：“陛下為了保護裴延齡，對他的罪狀連問都不問，他勢必以為什麽事都可以瞞天過海，所以把東邊的東西挪到西邊，就當成他的政績；把這裏的財物轉移到那裏，就膽敢稱為‘羨餘’。愚弄朝廷，如同兒戲！從前趙高指鹿為馬，鹿和馬尚且是同類；如今裴延齡變有為無，指無為有，如此兇險虛妄，天下皆知。上至公卿大臣，下至小吏百姓，無不對此議論紛紛，但是億萬官民，能向陛下進言者又有幾人？臣雖不才，但備位宰相，即便不願開口，最後還是不能保持沈默。”奏疏呈上，德宗大為不悅，從此日漸疏遠陸贄，卻愈發寵幸裴延齡。

裴延齡當初被提拔時遭遇陸贄阻撓，早就對他恨之入骨，如今又屢屢遭其彈劾，這口惡氣更是咽不下去，於是很快就發起反擊，頻頻向德宗施加影響，慫恿他罷黜陸贄。

在陸贄與裴延齡的這場較量中，陸贄顯然是居於劣勢的，因為德宗並不站在他這一邊。

貞元十年十二月，德宗終於下決心罷免了陸贄的宰相職務，把他貶為太子賓客。

陸贄其實早就料到有這一天了。他唯一沒有料到的是——自己居然會栽在裴延齡這種小人的手裏。

經濟學中有一條著名定律，叫“劣幣驅逐良幣”，意思是當那些低於法定重量或成色的劣幣進入流通領域後，人們就傾向於將良幣（足值貨幣）收藏起來，用劣幣去交易。最後，劣幣的流通量越來越大，就會把良幣驅逐出流通領域。

在政治領域中，這個定律其實同樣適用。當君子和小人同在官場上時，君子凡事只考慮公共利益，因此必然不善於自我保護，並且容易得罪人，最要命的是得罪領導；而小人不管幹什麽都一意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更谙熟利益交換的原則，自然就容易討人喜歡，尤其是討領導的喜歡。久而久之，小人的勢力就會越來越大，君子的空間則會越來越小。最後，君子只能被小人驅逐。

成功扳倒陸贄後，裴延齡再接再厲，又把目標轉向張滂、李充、李銛，準備把這些告過他禦狀的人全部搞掉。他對德宗說，這三個人都跟陸贄結黨，應該把他們一網打盡。

德宗雖然寵幸裴延齡，但他也不想把打擊面搞得太大，所以聽過也就算了，並沒當一回事。

裴延齡當然不會善罷甘休。

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春，關中大旱，朝廷的財政收入驟然緊張起來，一些開支不得不縮減。裴延齡趁機縮減了軍隊的糧草，然後對德宗說：“陸贄、張滂等人失勢以後，心懷怨恨，最近在大庭廣眾中宣稱：‘天下大旱，百姓流亡，度支使克扣諸軍糧草，軍中的士兵和馬匹都沒有吃的，這事該怎麽辦？’陸贄等人散播這種言論，不僅是中傷朝臣，還想動搖士氣和民心啊！”

德宗聞言，將信將疑。幾天後，德宗到禁苑中打獵，護駕的神策軍士兵恰好向他訴苦，說：“度支使最近一直沒有撥發糧草。”德宗一聽，確信陸贄等人肯定散播了蠱惑人心的言論，頓時勃然大怒。

這一年四月，德宗下詔，將陸贄貶為忠州（今四川忠縣）別駕，張滂貶為汀州（今福建長汀縣）長史，李充貶為涪州（今重慶涪陵區）長史，李銛貶為邵州（今湖南邵陽市）長史，把裴延齡痛恨的這些人全部逐出了朝廷。

陸贄從此遠離朝堂，在偏遠的蜀地度過了他的餘生，再也沒有回到長安。

裴延齡大為得意。他覺得如此一來，宰相之位肯定非他莫屬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盡管裴延齡處心積慮想搏出位，可多行不義必自斃，第二年秋天就身染重病，嗚呼哀哉了。

裴延齡一死，朝野上下爭相慶賀，唯獨德宗一人哀傷不已。

毫無疑問，如果裴延齡不死，肯定會繼盧杞之後成為德宗最寵幸的宰相。所幸老天爺開眼，早早就把這個壞得掉渣的極品小人收了，否則此人必定會像盧杞那樣，把帝國朝堂搞得烏煙瘴氣、雞犬不寧，並最終禍及四方、貽害天下。

從這個意義上說，德宗實在是很幸運。

其實，就算把德宗李適放在整個唐朝歷史上來看，說他是個幸運的皇帝也並不為過。盡管從他即位的那一刻起，大唐帝國早已深陷藩鎮割據的泥沼，他面臨的是一個綱紀廢弛、山河裂變的歷史困局，但事實上，德宗李適並不缺乏與歷史博弈的資本。進而言之，他所擁有的資本完全有可能使他成為大唐帝國的中興之主。

他的資本就是人才——文臣如李泌和陸贄，武將如李晟、馬燧、渾瑊。然而，李適終究沒能中興李唐。

問題當然出在他自己身上。

李適一生中唯一值得稱道的地方，就是他登基之初的那一番雄心壯志，可如此心志之所以橫遭挫折並且迅速偃旗息鼓，除了藩鎮問題積重難返之外，主觀原因就是他的促狹、猜忌、所用非人而又執迷不悟。比如重用盧杞便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失敗，可直到諸藩之亂早已平定的貞元四年（公元788年），當曾經的用人得失和成敗利鈍都已相對明朗的時候，李適有一次和李泌談話，卻仍然在強調：“盧杞忠貞清廉、剛強耿介，人人都說他奸，朕卻不這麽認為。”

李泌當時的回答是：“人人都說盧杞奸，只有陛下不覺得他奸，這正是盧杞所以奸邪的證明。假如陛下早發現他奸，何至於有建中年間的諸藩之亂？盧杞傾洩私憤，誣殺楊炎，將顏真卿排擠到死地，最後又激怒李懷光，迫使他叛變，幸虧陛下把盧杞流放到遠方，否則大禍如何能止！”

李適不以為然地說：“建中之亂，術士早有預言，說起來也是天命，盧杞哪有那麽大的力量招致禍亂！”

李泌毫不客氣地說：“要是把一切都歸於天命，那教育、行政、司法，就全都沒用了。”

這場談話顯然並未扭轉李適對盧杞的看法，否則李適後來也不會重用跟盧杞同屬一丘之貉的裴延齡，更不會把公忠體國、德才兼備的賢相陸贄逐出朝廷。

一個人偶然被石頭絆倒，那是運氣不好，只要爬起來繞道走就可以了。可如果這個人堅持認為絆倒他的不是石頭，而是老天爺，那他就會在這塊石頭上絆倒第二次、第三次……

像這種人，只能用四個字來形容——無可救藥。

一個無可救藥的皇帝，縱然身邊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又能有什麽作為呢？再多的猛將和謀臣，最終也只能一一成為被驅逐的“良幣”。

【藩鎮：瘋狂奔馳的烈馬（上）】

從歷史的兩頭往中間看，德宗在位的整個貞元二十年，大唐帝國就像是一駕行走在混沌黑夜中的馬車，看上去顯得了無生氣而且疲憊不堪。雖然天下再也不像建中年間那麽混亂，但是帝國的方方面面都看不出絲毫起色。人到中年的德宗李適就像歷史上的每一個守成之君那樣，渾渾噩噩、得過且過地守著祖宗留下的江山，既沒有智慧和能力讓它重綻盛唐時代的光芒，也不至於昏庸到把它失手打翻。

大唐帝國的馬車就這樣搖搖晃晃地依靠慣性在黑夜中前行。

如果說帝國是一駕馬車，那麽桀驁不馴的藩鎮就是一群拉著帝國瘋狂奔馳的烈馬。盡管頭上套著馬韁、身上拴著車軛，可它們還是經常亂蹦亂跳，把老大帝國搞得險象環生、幾欲傾覆。進入貞元年間，雖然相當多的藩鎮還是野性未馴、我行我素，但畢竟沒有鬧出太大的亂子，只有“宣武”和“彰義”這兩匹烈馬最為瘋狂，在相當一段時期內讓德宗朝廷疲於應付，傷透了腦筋。

宣武鎮（治所汴州，今河南開封市）的亂子是從貞元八年（公元792年）開始鬧起來的。這一年四月，宣武節度使劉玄佐病卒，德宗小心翼翼地征求宣武軍方的意見，說：“調陜虢觀察使吳湊過去接任，可不可以？”

宣武軍方說可以，德宗松了一口氣，趕緊命吳湊走馬上任。

不料，吳湊剛剛走到半路，劉玄佐的女婿和侍衛親軍就突然發動兵變，擁立劉玄佐之子劉士寧為留後，並磔殺數名傾向朝廷的文武將吏，劫持了朝廷派駐宣武的監軍宦官，脅迫朝廷發布正式任命狀。

德宗慌忙問計於宰相。當時的宰相竇參說：“宣武將領大多暗中依附平盧（淄青）節度使李納，如果朝廷拒絕，恐怕宣武就會和平盧連成一氣了。”

德宗擔心建中年間的諸藩之亂重演，只好息事寧人，正式任命劉士寧為宣武節度使。

然而，即便德宗想要息事寧人，可宣武並沒有從此太平。

因為，依靠兵變上臺的劉士寧根本就不能服眾。劉士寧是個典型的“官二代”，昏庸淫亂，生性殘暴，行為乖張。據說每次出門打獵都要帶上好幾萬人，比別人打仗帶的兵還多，而且總要跑到很遠的地方去打，往返一次就要好幾天，把隨從的將士搞得苦不堪言。

劉士寧很清楚，很多將領心裏不服他，尤其是都知兵馬使李萬榮。此人向來深得將士擁戴，對他始終是個威脅。所以，劉士寧上臺沒多久就剝奪了李萬榮的兵權。

李萬榮當然不會坐以待斃。

貞元九年（公元793年）十二月十日，劉士寧一大早就帶著兩萬多人出城打獵，李萬榮意識到機會來了，馬上進入節度使府，召集留守的劉士寧親兵一千多人，宣稱朝廷已經敕令劉士寧入朝，並任命他李萬榮為留後，即日起接管宣武軍權。

就在士兵們半信半疑的時候，李萬榮又說：“凡執行敕令者，每人賞錢三十緡。”士兵們一聽，立刻納頭便拜。緊接著，李萬榮又以相同手法接管了整個宣武軍隊，然後下令關閉城門，並派人去對劉士寧說：“朝廷命你前往京師，最好馬上動身，若稍有拖延，即刻砍下你的人頭，傳首京師。”

劉士寧頓時傻眼。

他早知道這個李萬榮是個禍害，可沒想到他這麽快就動手了。

劉士寧恨得咬牙切齒，卻一點辦法也沒有。雖說他現在手底下還有兩萬多人，可這些人是跟他出來打獵的，不是打仗的。真要打起仗來，這些人十有八九不會聽他的。況且劉士寧也有自知之明，真要跟李萬榮過招，他還是太嫩了，壓根沒半點勝算。

沒轍了，劉士寧只好帶著五百名親信騎兵乖乖入朝，另外那二萬將士立刻掉頭奔回汴州。劉士寧走到東都時，所有親信騎兵全跑光了，身邊只剩下幾個奴仆和侍妾。到達京師後，德宗馬上給他下了道敕令，命他老老實實在京師的宅邸裏待著，給他父親服喪，並嚴禁他自由出入。

宣武剛剛消停了一年多就又鬧起來了，讓德宗實在頭大。他問當時還在朝中的陸贄該怎麽辦。陸贄認為，雖然劉士寧被逐是宣武人心所向，但李萬榮驅逐節度使並未得到朝廷批準；為了嚴肅綱紀，應該立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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